【民主革命家、军事家黄兴及其伟人品格】黄柏禹[黄兴诞辰140周年纪念专辑]
2015-01-03 14:24:19   来源：   评论：0 点击：

黄兴，湖南善化(今属长沙县)人派名仁牧，原名轸，字岳生，号觐五，又号觐吾，曾化名李有庆、李寿芝、张守正、张愚诚、张愚臣、李经田、冈本义一、今村长藏，后改名兴，号竟武，字克强，取“兴我中华，兴我民族，克服强暴”之意。

黄兴自幼聪颖，5岁随父读书。幼年时思想受湖南明末大儒王夫之的影响很深，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座右铭，立志救国救民。1893年，黄兴进入长沙城南书院学习，1896年，黄兴再应县试中秀才。1898年，黄兴由长沙湘水校经堂保送至武昌两湖书院深造，在校期间，考试12次，6次名列第一。但他并不满足于读经颂圣，曾作《笔铭》明志：“朝作书，暮作书，雕虫篆刻胡为乎?投笔方为大丈夫!”又作《咏鹰》一首：“独立雄无敌，长空万里风。可怜此豪杰，岂肯困樊笼?一去渡沧海，高扬摩碧穹。秋深霜气肃，木落万山空。”抒发了自己的雄心壮志。1900年春，湖广总督张之洞从两湖、江汉书院选取派学生30多人到日本东京宏文学院学习，黄兴被选派出国。当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黄兴先生“心甚忧危，思图补救。”他与杨笃生等创办《游学译编》，宣传民主革命和民族独立。他还领导宏文学院的湖南同学组织“土曜会”，鼓励大家“从事用兵，以破坏现状为出路”。1903年4月29日，因沙俄不从我国东北撤军，黄兴组织500多名留学生在东京神田锦辉馆声讨沙俄罪行，并和蓝天蔚组织了拒俄义勇队，准备开赴东北抗击沙俄。同年夏，黄兴受军国民教育会的派遣，回到长沙在明德主持新开办的速成师范班，从事民族革命宣传。在当时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危难时刻，黄兴成为我国最早的民主革命家。

一、 黄兴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具有非凡的组织才能和宣传才能

组织方面才能:

1904年黄兴首创中国国内第一个革命团体——华兴会，拟订“直捣幽燕、驱逐鞑虏”，“雄踞一省，与各省纷起”的方略。另设同仇会联络会党，设黄汉会运动新军，开革命党人有组织、有领导地策动会党，联络新军之先河。

1905年7月孙中山经过宫崎寅藏等友人介绍与黄兴相识。孙中山主张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建立全国性的统一组织，黄兴深表赞成。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召开成立大会，其主要成员多为原华兴会会员和留日学生。大会推孙中山为总理，推黄兴为庶务(相当于协理)。黄兴成为同盟会内仅次于孙中山的重要领袖。从此革命运动进入一个又一个高潮，终于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

    1912年在组建南京临时政府，推翻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帝制，建立亚州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宣传方面才能

1、民主革命前期

黄兴从事革命活动，就重视组织宣传方面的工作。1902年，黄兴东渡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他与湘籍留学生杨笃生等人共同创办了以译文为主的《游学译编》，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传播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思想。同时他又赞助湖北留学生刘成禺、李书城等人创办宣传革命理论的刊物《湖北学生界》。这两个革命刊物的创办有力地推动了两湖地区革命思潮的兴起。故时人称说：“两湖革命思潮多发源于二杂志矣。”1903年冬，黄兴与周震鳞、邹价人等人为鼓吹反清革命，发行宣传小册子《血泪书》，抨击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屈膝媚外的种种丑态，号召炎黄子孙“奋起图存”、“誓驱鞑虏”。此书由华兴会组织人员散发至湖南各地，起到了宣传革命的作用

2、民主革命期间

    1905年夏天，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标志着中国民主革命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的创办发行，则是这个新阶段的革命斗争的重要内容。黄兴对《民报》创办所作了非常大的努力。在同盟会成立前，华兴会宋教仁、程家柽等人创办了一个名叫《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1905年8月20日同盟会成立大会快要结束时，由黄兴提议，将《二十世纪之支那》移交同盟会作为机关刊物，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同。会后，由宋教仁代表《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社移交，黄兴代表同盟会接受。9月中旬，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决定将该杂志改名为《民报》，由黄兴将这一决定通知宋教仁。黄兴、宋教仁先后经理《民报》杂志。自1905年11月创刊发行以后，在宣传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诚如孙中山所说：“《民报》成立，一方为同盟会之喉舌，以宣传主义，一方则力辟当时保皇党们劝告开明专制，要求立宪之谬说，使革命主义，如日中天。”

1908年10月，《民报》第24期出版，日本当局“藉口《民报》文字有激扬暗杀、破坏治安之嫌”，强令停止发行，并将《民报》封禁。当时主持同盟会总部工作的黄兴，立即与《民报》社同人集议谋求续刊办法。身为社长的章太炎却当众辞职，并声称：“此后不再与闻民报之事”。这样一来，《民报》要继续出版，不仅要解决刊物发行所定在何地、续刊经费等问题，还要处理好《民报》负责人的人选问题。为了使《民报》续刊，黄兴和他的同事们四处奔走，多方联系。到1909年夏秋，有关《民报》续刊的经费、印刷、发行等事项得到较为妥善的解决。同时，重组报社工作人员的工作也告完成。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停刊一年多的《民报》采取秘密的方式继续出版。然而，陶成章、章太炎却反对《民报》继续出版。陶成章认为，续刊的《民报》专为孙中山“虚张声势”，不先革除孙中山的总理职务，不能办《民报》，并在《日华新报》上刊登了章太炎的文章《伪<民报>之检举状》。其攻击之词，不一而足。他们反对续刊《民报》，与他们1909年秋，在南洋和日本攻击孙中山，冒同盟会之名致函美洲各埠华字日报诬谤孙中山的事是互为表里，联系在一起的。黄兴不愧为一位有气度、有胆略的领导者，对陶成章和章太炎等人这种危害革命事业的错误行为，一方面“大度包之”，一方面“以身力拒之”，采取恰当的对策。既保证了《民报》出版发行的顺利进行，又使同盟会内部一时出现的混乱局面得以改观。如黄兴把辩正章太炎之《伪<民报>检举状》之告白和《致美洲各埠中文日报同志书》送寄或登诸报端，以效果考察，不失为善法良策。设若在《民报》封禁后，没有黄兴力主续刊，做卓有成效的组织工作，要《民报》续刊问世，恐怕难以实现。《民报》能发挥如此强大的宣传效果，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黄兴之功，实不可没。

黄兴在革命斗争中不仅重视宣传舆论工作，重视抓组织宣传方面工作，同时又身体力行地进行宣传。他的宣传有以下三个显著特点：

1)、有大无畏的宣传勇气。

2)、黄兴深知在组织革命武装和进行武装起义中革命宣传的重要性，密切配合武装起义进行宣传。

3)、善于向不同的宣传对象作宣传。

3、民主革命后期

黄兴在辛亥革命以后，向各界人士的讲话也颇具特色。他向兄弟民族讲话，就大讲加强民族团结，共同努力将中国“造成世界第一等国资格”。他向女界同胞讲话，着重讲“男女平等”，妇女应“与男子同享共和幸福”。向青年人讲话，寄以无限希望，希望青年努力“造成青年的国家，造成青年的世界”。他的这些宣传演说，不拘一格，各有特色，使人受到教育鼓舞。还应该提及的是：黄兴1914年7月至1916年5月在美国近两年的时间里，“全力于革命讨袁事业”，在华侨中鼓吹革命，宣传反袁。他每到一处都必宣传演说，揭露袁世凯背叛民国的事实，鼓励华侨继续奋斗，共同打倒袁世凯。他明确表示：“我们将奋斗到底，使中国成为一个实至名归的共和国”。坚信人民的反袁斗争“必获最后胜利”、“帝制最后终将被推翻。”黄兴的演讲，一般达二、三点钟之久，“听者异常欣慰，毫无倦容”。“历次演讲均获良，好反应，影响远大”，在华侨中激起了“强烈反对袁世凯的情绪。”同时也唤起了“美国民众憎袁之情绪”。可以说，黄兴的宣传，对华侨反对袁世凯的斗争，以及争取美国民众对中国反袁斗争的同情和支持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黄兴不仅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而且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

    孙中山遭到清朝政府的通缉，被迫流亡海外达数年之久。黄兴则主要是10多次直接领导国内革命武装起义在艰难困苦、可歌可泣的革命武装起义斗争中，虽然历经挫折，但黄兴屡败屡起，愈挫愈奋。黄兴10次身临前线指挥作战。他英勇善战，身先士卒，威名震于海内，成为革命党人公认的军事天才。

黄兴领导的华兴会成立后，即联系湘赣地区会党领袖马福益，试图依靠会党的力量发动反清起义。黄兴计划1904年阴历十月初十日慈禧七十寿辰时起事，预埋炸弹炸死省会官员，占领长沙。黄兴自任主帅，他的朋友刘揆一和马福益分任副帅，发动秘密会党在全省各地同时举义。但由于计划泄密，起义流产，黄兴流亡日本。萍浏醴起义失败后，长江流域的武装起义发生暂时困难。黄兴协同孙中山转向云南、两广沿边沿海地区发动武装斗争。1907年9月钦州、廉州、防城起义爆发，黄兴事先潜入钦州清军统领郭人漳营内，策划内应未成。同年12月镇南关起义爆发，黄兴与孙中山奔赴前线指挥战事，甚至亲自开枪射击。此后孙中山远离国境，在国内策划、领导武装起义的重任主要落到黄兴身上。翌年3月，黄兴募集200余名青年志士组成“中华国民军南路军”，发动钦、廉、上思起义。孙中山后来赞誉说：“克强乃以二百余人出安南横行于钦、廉、上思一带，转战数月，所向无敌，敌人望而生畏，克强之威名因以大著。”5月河口起义爆发，孙中山委黄兴为云南国民军总司令，黄兴即前往河口督师，指挥义军。

1910年春，黄兴应同盟会南方支部之邀，赴香港主持军事，参与策划广州起义：因兵警发生冲突，新军士兵只得提前发难：黄兴拟赴广州指挥，因交通断绝未能成行：由于起义准备不足，起义的直接策动者倪映典中弹牺牲，起义流产。孙中山和黄兴痛感历次起义被清政府镇压，拟“集各省革命党之精英，与彼虏为最后之一搏”。黄兴前往槟榔屿参加孙中山主持的会议。会议决定在香港成立统筹部，黄兴和赵声分任正副部长，负责领导起义。黄兴一面为起义筹款，一面组织起义队伍。从各省募集而来的“选锋”800余人分为10路，陆续到达香港并开始进入广州。1911年4月23日黄兴潜入广州，在两广总督衙门附近设立总指挥部准备起义。他写下“本日驰赴阵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书此以绝笔”的绝命书，表现了视死如归为革命献身的精神。27日下午，他亲率一路“选锋”百余人攻打两广总督署，英勇杀敌。右手被打断两根手指，仍奋不顾身，坚持战斗。这就是著名的黄花岗起义。虽然遭到镇压，但对激荡革命浪潮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孙中山评价这次起义的作用时说：“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捧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成功，成立了全国第一个革命政权——湖北军政府。黄兴得到消息后，迅即由香港赶赴武汉前线。此时北洋军大军压境，形势十分危急。黄兴的到达，犹如给革命军注射了一剂兴奋剂，极大地鼓舞了人心军心。军政府派人手持“黄兴到”的大旗，策马跑遍武昌城和汉口前沿阵地，军民奔走相告，欢呼“革命军的总司令”黄兴到达，士气为之一振。黄兴登台拜将，出任战时总司令，组织了艰苦卓绝的汉口、汉阳保卫战。尽管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及其他种种原因战局失利，汉口、汉阳相继失陷，但保卫战稳住了革命阵营的阵脚，争取了宝贵的时间，促使各省反清独立，最终迎来了清王朝的覆灭和共和国的诞生。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黄兴任陆军总长。但政权很快落人袁世凯手中。袁世凯为达到专制独裁目的，派人刺杀同盟会改组成的国民党的实际领袖宋教仁。黄兴写下挽联：“前年杀吴禄祯，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悼念自己的挚友，揭露袁世凯的狼子野心。李烈钧在湖口发难之后，黄兴迅速促成江苏独立，被推为江苏讨袁军总司令，与袁世凯的北洋军展开了坚决的斗争。“二次革命”失败后黄兴再度流亡日本。

1915年袁世凯称帝，云南护国军起义讨袁。黄兴是这场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他对这场运动提出过总体的、或者说是决定性的战略、策略与规划，有过斗争时机与地点的很好把握，在宏观上聚合、组织、指挥了各种力量而事实又基本上如其意图履践。

1、时机的把握与战略的提出

黄兴流亡日本和美国后，一直与国内志士声息相通，与蔡锷更有密切的联系。1915年9月，蔡派专人送来一封密信，长达17页，陈述国内局势甚详，并告知拟西南发难，征询他的意见。蔡锷认为黄兴可以引为同道，是德高望重值得信赖的领头人，才敢于把可能遭致杀身之祸的内心，掏给他看，并在事迫时求其指点。黄兴认真而又兴奋地读完信后，经过仔细研究思考，认为“讨袁时机已经成熟”，必须立即行动起来。但是，国内现存各种反袁力量互不统属，如何尽量消除彼此掣肘，把它们凝聚在一起，他颇费踌躇，终于形成了如下高瞻远瞩的战略思想：加紧与国内外同志联系，鼓励同志各就力之所及，分别活动，不论各党派政见如何不同，不论他们以前与国民党有何嫌怨，只要他们现在反对帝制，肯出力打倒袁世凯的，都要与他们合作。      黄兴这一正确战略思想的指导下，运动有序而又顺利地向前推进。   

2、策划蔡锷胜利返滇，结聚西南实力

黄兴认为，把西南实力结聚，摆在第一线，形成一股威慑力量，是联合各派力量的基础。他认为，“凭借松坡先生辛亥前后在云南积蓄的力量，以及他与进步党及一部分国民党人的密切关系，云南发难是较有把握的。”可是，当时蔡锷尚被袁世凯羁縻在京，如何协助他安全去滇，是实现这一谋略的关键。事不宜迟，他立即命其长子一欧动身去日本，“以便与各方面保持密切联系”；还嘱留驻日本的张孝准专门负责协助蔡锷出逃，并司蔡、黄之间的联络。后怕张身单力薄，又派随员石陶钧前往帮办。经黄周密策划，蔡锷顺利实现出京人滇。因为“蔡在滇声望甚高，唐继尧敬而惮之，蔡不敢人”，于是，黄“设机关于日本马关，为美国、北京、昆明三处转信，筹商一切。向唐疏通，蔡只借滇军讨袁，不为都督，不留滇，到即率兵出发”，唐十分敬重黄兴，乃释然欣诺。黄兴还多次函电在南洋筹措饷械的欧事研究会成员李烈钧，促其回国起兵。他偕熊克武、龚振鹏等密抵昆明，实现了唐、蔡、李三虎将的风云际会。

3、策略详尽，指导具体

云南起义前，黄兴于1915年11月26日即已形成了十分完备、周详的策略，透过专司联络的张孝准，“请达同人采择”。在整个护国战争期间，黄兴与护国军各军政头目，以及中华革命军部分重要将领，几乎均有函电往来或派人直接联系。例如，黄从美国返抵日本横滨后两周，一直忙于“与沪、宁、皖、赣、湘、鄂及各处来东代表接洽”，指导具体细致。

4、借重进步党的影响和实力。

蔡锷长信提醒了黄兴，使他敏锐地意识到，在今后的斗争中，借重进步党影响和实力是一个事关成败的大问题。所以，他也特别告诫国民党人要密切注视进步党的动态。1915年11月7日，《进步党反对帝制之通电》公诸报端。在上海创办的欧事研究会(国民党)机关报《中华新报》于9日立即作出友好反应，发表了《对于进步党通电感言》的时评，赞赏该党在关键时刻能挺身而出，维护了“国人真正之民意”。这就为谋求两党；携手合作送去了一个试探讯息。橄榄枝奏效，12月18日，进步党党首梁启超专程由津来沪，与国民党直接联系，“思与提携进行”，党人深感正中下怀，本着黄兴意旨，与之推诚相见，捐弃前嫌，进而具体商议分头或联手筹款、购械、活动外援等问题，气氛融洽。一直到护国运动终了，彼此沟通频繁，配合默契。黄兴还特别注意加强与梁启超、孙洪伊等进步党党首的直接联系，通报政见，求取配合与支持。1916年4月15日，黄兴专电梁等头面人物，指出：“不去袁逆，国难无已!望力阻调停，免贻后累。”当然，进步党的合作，也不是一味迁就，而是做到有理、有节。如7月初黄回国后，针对梁拥段妥协调和论调，直斥“斯乃大谬”，认为“武力之准备，实为不可缺少者”。

5、争取与孙中山及中华革命党联手。

尽管孙中山过去和黄兴有不同意见，但黄为了团结反袁，愿忍让。早在1914年9月，黄兴就给党人写信，表达了这一博大有事时得与以助力，实为正大稳健之至”。1915年9月，他又主动捎信给孙说：“袁世凯必然称帝，三次革命发难时机已届成熟，如有所命，极愿效力。”语气谦恭，愿为前驱。虽已无组织约束，但凡孙的正确要求，黄兴总能尽心竭力去完成。对中华革命党其他成员，也如谦谦君子。如该党东京本部负责人谢持即将回国时，黄“特设杯茗”，“借聆教言”；他与驻节山东的中华革命军东北总司令居正互通声气；命在天津办报的刘揆一主动联合居正等，“图谋直鲁革命，以响应南方”。

6、争取实权人物及上层人士，扩大护国队伍。

革命还是人越多越好，小圈圈是成不了气候的，这是黄兴投身革命以来的一贯思想。护国战争打响后，竭力争取实权人物投入反袁斗争，并把它坚持到底，是他呕心沥血谋略的一部分。如活动陆荣廷倒袁，黄兴就做了许多具体分析和工作。陆荣廷在洪宪封爵中，由于袁将远比自己年轻、资历较浅、过去在自己之下的龙济光封为一等公，而自己只捞到个一等侯，还因亲子之死对袁不满，离心离德。黄兴认为正好利用这个矛盾，促陆反袁。乃于1915年12月致函，晓以大义，望陆“兴讨贼之师”，“无使时机坐失”；接着又派钮永建、林虎潜入南宁，登门游说；加上蔡锷、梁启超等的影响，桂督陆荣廷随后宣告独立，加入护国战线。又如，黄兴致书浙江都督吕公望等：“望诸公贯彻主张，廓清祸本，依据约法，巩固国基。”致书惠州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等，指出：“巩固共和，至非易事，前途发展，尚赖荩筹。”致书莫伯恒，勉励他：“为根本计，甚愿浙为云南第二，速补充实力，为东南诸同志之指导。”黄兴对护国战起，由美返国，在上海谋划浙江反袁军事的黄郛说：“海军若来，袁势可去其一半，于外人视线，更可改观。”强调请他争取海军起义的重要性。又告以：“浙中款项事，运隆兄(张孝准——引者)已竭力与日磋商，当可有获。弟能力所及，自当尽力援助。”电陕督陈树藩等，“望与各省护国军互相策应，速除袁逆，以定大局”。对“内地将军等，视其尚可与言者，亦致书劝诱”……均收到良好效果。  

黄兴对不掌兵权，但在政治、经济舞台上有较大影响的社会名流，也十分尊重，向他们通报有关情况，争取理解与支持，坚定其反袁信心和立场。如早在1915年12月21日，即致函张謇、汤寿潜、唐绍仪、赵凤昌、伍廷芳和庄蕴宽，指出袁氏称帝必败，动员他们投入即将出台的护国之役。信中说：“今兹共和废绝，国脉将危，泣血椎心，哀何能已!”指出“所以哀恳于诸先生之前者，亦不外世乱思君子之意”，认为“贤者不出，大难终不可平，国之存亡，系于今日”。称誉他们为君子、贤者，希望他们不要“掉心任运，坐视而不一顾”。后又专函赵凤昌，告以何成浚“于宁、皖、赣、鄂均有布置，而鄂事尤有把握”。对湘省独立，“尚望大力一为援手”。……这一系列的工作，对进一步孤立、打击袁世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7、做好国际舆论和外交工作。

黄兴懂得，反袁去袁虽然纯属中国人民的内部事务，但也必须取得国际上的理解、支持和同情，因为，这有利于将反袁斗争进行到底。他在美国寓居时，即通过媒体揭破袁氏“谬论欺蒙世人”，使世人确信“袁世凯垮台的日子已经临近了”。他在美国影响极大的《纽约时报》上撰文指出，美国不向袁氏贷款，“可以保持中国对美国人民的尊敬”；嘱旧金山党人以国民代表名义电告其政府及国会不予承认，托美国友人动员议员对其政府施加压力……终于使美总统下令终止美袁借款谈判。袁世凯宣布承受帝位的第三天，黄兴即致电美国驻华公使及北京外交团，并分电北京、上海西报，“表示人民反对帝制到底”，庄重宣称“吾定返中国，再执干戈”，飞区逐国贼”；黄兴写信“分致某政府及议会并各实业家”，“恳其好意扶助吾国之共和”；1915年底，黄兴在美国《费城新闻》发表长篇论文《辩奸论》，痛揭袁氏悍然称帝，“盗窃政柄之阴谋私意”，指出“袁氏当讨，更何待论”，要求美国人民“予吾人以道义上的协助”。……这些工作，也为防止外来势力给袁氏反动统治输血打气，阻断外国干涉中国内政，发挥了警示的功效。

护国运动是各种力量的合力促成的，黄兴正是这合力的倡导者、组织者和主要领导者。

三、黄兴的为人是一个把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德才兼备的文武全才

黄兴的伟人品格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点：

第一，笃实。   

章士钊早年在《沈荩》一文中说过：“吾闻之，在海外谈革命者万人，不如在本国谈革命者得十人；在租界谈革命者千人，不如在内地实行革命者得一人。”意思是说，在海外、在租界高谈阔论空喊革命的人哪怕成千上万，其作用还不如在内地从事革命实践的一个人作用大。黄兴不善言谈，更不尚空谈，而是一步一个脚印，一件事一件事踏踏实实去做。领导和指挥武装起义，亲冒矢石，百折不回。

第二，无我。

章士钊晚年总结自己一生经历，“交友遍天下，认为最难交者有三人：一陈独秀；一章太炎；一李根源”。章士钊又说，“我敢论定，天下最易交之友，莫如黄克强。又克强盛德大量，固不独对吾为然也，几视天下之人，罔不如是。”章士钊讲我为什么同天下最难相交的三个人都能成为朋友并善始善终呢?因为我同朋友相交的唯一武器就是“无争”二字。所谓“无争”，就是不争权、不争利、不争名、不争位，遇事让三分。但我的这个“无争”武器在黄兴面前就显得“顿失凭依，手无寸铁”。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以‘无争’往，而他的‘无争’尤先于我，大于我，比我还无争。而且他除了无争之外，任劳任怨，在所不辞，这点是我不具有的。”也就是说黄兴的“无争”比自己还彻底得多。

我们认为，“无争”的前提是“无我”，“无我”才能“无争”。这是黄兴的座右铭，也是他一生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无我”即“无私”，公而忘私，国而忘家，人而忘已。他有多次取孙中山而代之的机会，但他始终注意维护孙中山一把手和领袖的地位，自己甘当二把手，配角。

这里还可举一件事：洪宪帝制垮台后，袁世凯的走狗汤芗铭自知湖南人民不会放过他，只好仓促出逃。湖南省议会召集各界人士开会，一致推举黄兴为督军，致电欢迎他回湘任职。黄兴谢绝了家乡人民的盛情厚意。当时各派势力都想控制湖南这块地盘：段棋瑞掌握实权的北京政府、梁启趋为首的进步党人和桂系陆荣廷等都在打湖南的主意。黄兴千方百计排除他议，推荐谭延闾任督军，如果北京不同意，就推荐蔡锷。最后还是谭延闾被任命为省长兼署督军。黎元洪继任总统后两次聘请黄兴为总统府高等顾问，他也坚辞不就。用黄兴自己的话说，这样的高官重位，放在清朝和洪宪时代的人“想九叩首求之而不得，我今则九叩首为谢之，亦所不惜”。他履行了自己的诺言。

“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这与孙中山后来提倡的“要立志做大事，而不愿做大官”是一致的。

第三，宽容。

他待人诚恳，待人宽，责己严，和黄兴多次发生矛盾冲突、性格怪癖的章太炎，在所作《民国五豪赞》中把黄兴列为民国五豪之一，开篇之赞即为“善化温温”。善化是黄兴的籍贯，代指黄兴。温温，为温和、和蔼、宽厚、良善之意。这无疑是黄兴伟人品格中最闪光的东西。谭人凤评价说：“克强于交际间，有一种休休之容，蔼蔼之色，能令人一见倾心。我之所以加入同盟会，也是由于这一点。”这是他生平的最长之处，人格的魅力所在。

第四，稳健。

胡汉民说，黄兴对人，“事无大小，辄曰慢慢细细。”“慢慢细细”是一句地道的长沙土话，意思是慢一点儿，悠着点儿，遇事不要慌慌张张，要从容不迫。

黄兴是中国伟大的近代民主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辛亥革命元勋，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之一和孙中山并称“开国二杰”。

章太炎称“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给予黄兴以极高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