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官方档案中的黄兴】邵雍[黄兴诞辰140周年纪念专辑]
2015-01-03 11:27:11   来源：   评论：0 点击：

内容摘要：法国外交部、陆军部中有关黄兴的档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鲜为人知。这些宝贵的资料披露了黄兴的言论行动以及对他本人的即时评价，信息量大，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法国官方档案提供了辛亥革命时期新的历史信息与线索，有些还是相当可靠的，如黄兴在两湖地区及广西等地均享有崇高威望与巨大的号召力与影响力；他一身两任，既被看作是哥老会的首领，又被称为孙中山的左右手；他力谋团结，全力辅佐孙中山，宣传孙中山，维护孙中山等等。不过法国官方档案中的黄兴也有扑朔迷离的一面，有些难题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探究，设法破解。

关键词：黄兴 哥老会 同盟会 孙中山 法国情报人员



黄兴是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的助手，同盟会的第二号人物。有关他的研究，成果颇多，但仍有探索的空间。2006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七册翻译了法国外交部、陆军部的相关档案，其中就有一些是关于黄兴的。这些宝贵的资料包括黄兴的言论行动以及法方人员对黄兴的即时性评价，以前鲜为人知，以前出版的《黄兴集》、《黄兴年谱长编》以及各种黄兴传记等均对此没有记载或语焉不详。因此加以认真解读，对于深化黄兴研究，进一步走近这位革命伟人是有益的。

（一）

1906年1月5日法军中国情报处处长布加卑在给陆军部长的《1905年12月总报告》中首次提及黄兴：“最近的一个事件给予三合会和哥老会的通常是孤立的行动一种复兴的力量：他们的首领，至少是主要首领中的两位缔结了联盟条约，此条约把各个会社的力量联合了起来。磋商是在西贡进行的，两位首领是：三合会的孙逸仙博士和哥老会的黄兴。这一情报是可靠的，因为我是得之于这些人物本人。”在我们看来，这个情报的准确性是有问题的。当时孙中山已经加入了天地会的致公堂，并被尊为最高指挥者“洪棍”。黄兴则与哥老会首领马福益结盟，使之听从华兴会的统一指挥，为革命效力，因此从最宽泛的意义上也可以讲黄兴是哥老会首领。但是众所周知，黄兴与孙中山的初次见面会谈是在1905年7月下旬，正式联盟的历史性标志是同年8月联手共创同盟会，相关的地点均在日本东京，并非越南西贡。再说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第一次离开日本是10月7日，当月下旬抵达西贡。大约半个月后孙中山在堤岸会见了洪门会党首领王芝甫、李亚洪和黎勇锡，使之加入同盟会分会，将以前的内斗消灭与无形。12月孙中山由西贡经新加坡去欧洲。而这一时期黄兴则在东京主持同盟会日常事务包括机关报《民报》的创刊，一直到12月才离开日本经香港去广西桂林策动巡防营统领郭人漳等人反正。也就是说在1905年孙中山与黄兴没有在西贡见过面，其他的所谓“磋商”当然更是子虚乌有。其实法军中国情报处后来在《1906年8月总报告》中已经承认：“孙逸仙和黄兴的第一次见面是在日本，正值秘密会社(哥老会、三合会、大刀会、小刀会等等)以同盟会的名称联合之时。”

必须指出的是黄兴与法国情报人员的接触本身也是孙中山一手安排的。1906年春，孙中山命胡毅生到广西桂林与黄兴接洽并将法军情报人员介绍给黄兴认识。这是黄兴与法国情报人员交往的开端。

法军中国情报处《1905年12月总报告》还称黄兴是“哥老会的黄兴”。“至于袁世凯的军队，黄兴认为他有不止一种方法取得袁的几乎全部的协助(我向他询问了关于这一点的证据)。”不过总报告并没有具体介绍黄兴对付袁世凯的种种办法。

（二）

法军中国情报处《1906年8月总报告》援引了该处欧吉罗上尉以及布加卑河内代理人的来信，披露了他们所了解的黄兴言行。

这年7月4日欧吉罗从长沙致信布加卑，信中说：“在得知我到达以后，长沙‘哥老会’分部头目钟晃先生，亦名夏林，费心赶到汉口接我，因此我是与他以及我的向导肖先生一起旅行的。……所有这些正直的人都给了我友谊的表示，这至少说明，只需有黄兴的命令，就足以使我到处受到很好的接待，使大家绝对信赖地和我在一起。”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黄兴这位湖南籍的革命家在家乡深厚的群众基础与崇高威望。7月5日傍晚，欧吉罗上尉与‘同盟会’湖南负责人、长沙本地一所中学教师周先生进行了交谈。据周先生说，同盟会“仅在湖南的人数就不下八百万至一千万人”，周还透露，“黄兴去年冬天在信中向我们谈到过的刘亚昆就是他的学生之一。”7月13日将近晚上十时，欧吉罗上尉在湖北沙市某学校内召开一个秘密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商人、教师和大学生等二十余人，“他们估计在本城和附近村庄里有一百万‘哥老’，属于社会各个阶层，他们生活在满洲人身边，对满洲人深恶痛绝”。欧吉罗还报告说“我所见到的人全部知道孙逸仙博士，还知道他与黄兴的友谊。”这也表明，湖北革命志士对于革命领导人孙中山和黄兴都是认可的，并且熟知他俩的革命情谊，这也反映同盟会的核心领导层是团结的。

《1906年8月总报告》最有价值的一段是7月21日布加卑河内代理人的来信。信中宣称：

    “‘哥老会’的首领黄兴来到了河内。刚刚经过东京到河内后就立即去了龙州。他在龙州的军事学校住了三天，并在夜间与庄道台有两次长时间的会晤，且两次他都持续到凌晨三点。然后他回到河内，并立即派人告诉我他的到达。我见了他三次。

    “这是一个显得年轻的人，三十二岁，生于湖南省府长沙，曾是那里的小官吏，可能是国民卫队的指挥官，并在那里发动过两次失败的起义，一次于1900年，另一次于1903年。黄兴只是他的化名。他的外表不像孙逸仙那样有风度和穿着得体，当人们看到孙逸仙时那坚定的眼神令人吃惊；而这是一个肥胖的人，特别在他考虑答复问题时，眼皮下垂，上须稀拉且短，他也穿着西装，不再有辫子。

    “黄兴对于他的旅行，对于他获得的赞同，对于他的拥护者们作的保证——得到通知的运动时间一到就竭尽全力协作等等，均深感满意。在这个省的每个地方，一切属于‘同盟会’的人(您一定知道，这就是孙逸仙的追随者的组织的名称)都来向这个首脑的左右手致敬，或者派来被任命的代表(那些没有来得及去龙州的人都来到了河内)，我大概是黄兴特别庇护的人，所以看到了后者中的主要人员。

    “在龙州，除道台外，黄兴还见了陆荣廷将军，在此地他叫陆阿宋，指挥边境所有的部队，他与副职陈炳焜上校都属于革命党，两人都决定只要有可能就参加运动。

    “在河内，我在黄兴那里见到了一位姓王的小军官，目前正指挥南关的哨所，另外两名小军官是从太平府来的，还有个名叫何元诚的军官也从太平府来，但他是代表郑永廷中校，后者似乎指挥三个营，即一千五百人，并可能已加入了革命党；孙逸仙在这个地区有很多会员，一位姓吴的人代表陆阿宋而来，另一位姓方的非军方官员来自佳厅所，即南宁府西北方向五天路程的地方；后者并非会员，但却来让自己受教育。人们也向私立学校的学生作宣传，目前此校有九名会员。

    “他们给这些来听说教的人都发给了在本年内已出版了五个月的、在东京印刷的《民报》。

“我与黄兴的会晤非常真诚和有意思。据他看，住在广西的督抚林绍年在等待事件以表态。

“财务部右侍郎唐绍仪是孙逸仙党的加入者；

    “袁世凯和广州的总督（指两广总督岑春煊----引者注）在运动一旦发起时，都将被卷入；但我大胆怀疑两广总督会卷入，因为此人经常血腥地处死他所逮住的革命党人；

    “龙州道台是绝对地被争取到这个党中来了(他对此向我作了保证，我认为他没有骗我，但我不大知道革命发起时他将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行事)。

    “黄兴对我肯定地说，外国人的财产和人身安全都将受到尊重，由于孙逸仙的纲领中甚互有信仰自由这一条，革命党人将不会触及教堂、新教或天主教的传教团，也不会去触及那些属他们管辖的土著天主教徒。惟一的敌人是满洲人，他们以五千万的人数来压迫四亿汉族人(老一套说法)。

    “黄兴还向我重复道，孙逸仙是惟一的首脑，只有他一人知道全部计划，由他一人确定发起运动的时间，而且他属于共济会，并在那里找到了支持。孙逸仙和黄兴的第一次见面是在日本，正值秘密会社(哥老会、三合会、大刀会、小刀会等等)以同盟会的名称联合之时。这个党的钱存放在香港的上海银行（即汇丰银行——引者注）。”

这段来自越南河内的法国情报信息量大，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在这封信中有关黄兴的简历与史实大相庭径。黄兴1874年生于湖南善化（即长沙），到1906年是32岁了。虽然黄兴不是他最初的原名，但也决非“假名”。他在青少年时代的主要经历就是读书求学，没有担任过地方“小官吏”，也没有当过根本不存在的“国民卫队的指挥官”。至于在长沙“发动过两次失败的起义”云云也是不正确的。1900年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义时，黄兴只是作为朋友有所预闻而已。黄兴真正在长沙策动起义是在1904年华兴会成立之后，而不是在1903年。不过，布加卑在河内代理人对黄兴的第一印象倒是十分逼真传神，与我们看到的黄兴当年照片中的形象是完全吻合的。

信中披露了黄兴的龙州之行特别引人关注。在龙州的短短三天时间里黄兴住在龙州军事学校，确切地说是钮永建任监督的将弁学堂。三天中有两晚与边防督办庄蕴宽道台进行了长时间的会晤，均持续到次日凌晨三点。此外黄兴还秘密会见了指挥边境所有的部队陆荣廷（小名陆阿宋），结果是陆荣廷与他的副职陈炳焜都决定“只要有可能就参加运动。”

在完成了龙州之行后，黄兴返回河内。而某些来不得及去龙州的人都来到了河内与黄兴联系。其中有指挥南关哨所的王姓小军官，有来太平府的两名小军官，还有代表指挥三个营的郑永廷的军官何元诚。此外陆荣廷特派一位姓吴的人作为代表前来河内。

在信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即使在祖国西南边陲黄兴同样有巨大的影响力与号召力。在广西省，凡是同盟会革命同志对黄兴都十分尊重，全力拥护，向他致敬，并且表示“得到通知的运动时间一到就竭尽全力协作”。

黄兴回河内后，与法军中国情报处处长布加卑的代理人见过三次面。在“非常真诚和有意思”的会晤中，黄兴介绍了一些清朝大员的政治动向，宣称财务部右侍郎唐绍仪已经加入了同盟会；袁世凯和两广总督岑春煊在运动一旦发起时都将被卷入；广西巡抚林绍年在等待事件以表态；龙州道台是绝对地被争取到同盟会中来了。黄兴对此向布加卑的代理人作了保证，但对方还是怀疑龙州道台在 “革命发起时他将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行事”。

（三）

现在有必要对这些新史料来一番解读，拨开历史的迷雾。

首先，黄兴关于与庄蕴宽的会谈，庄本人是不承认的。庄蕴宽云：“光绪三十二年（即1906年——引者注），予督办广西边防。有僧张守正求见，予知为克强（黄兴的字——引者注），嘱岳生宏群接待之，未与面也。钮惕生方为教导团团长，夙与之善，告予，以克强将出国而乏川资，因厚赆之，并派兵护送出镇南关。克强固请一见，予不之许。”这段话是庄蕴宽写于1915年以后，当时已经是民国。在这种历史情境下，清末与黄兴秘密会晤是光荣的历史，完全没有必要再加隐瞒或否认。照庄蕴宽的说法，就是这样没有见面，还受到了袁世凯派人前来追查。辛亥武昌起义后，他作为江浙代表前往武汉，这才与黄兴见了面。因此这段历史细节只能暂时存疑，尚待进一步考证。

其次，黄兴关于与广西边防军“荣字营”统领陆荣廷的会谈。以前只知道同盟会在发动镇南关起义前曾经派人秘密策反陆荣廷。1907年11月镇南关都督王和顺致书陆荣廷，劝其反正。陆派帮统陈炳焜秘密赴河内，向胡汉民表示“统领陆公，素有大志，……中国有事，边防之军，必不为天下后”。其实就组织关系而论陆荣廷是在东京上了同盟会名册的。1911年11月广西独立后，陆荣廷先后任广西副都督、都督。从这点推论，1906年陆荣廷与黄兴直接接触，表态“只要有可能就参加运动”，并密派吴某再到河内与黄兴联系是很有可能的。只是孤证不立，此事也需要其他资料的佐证。

第三，从宏观上说，黄兴不计个人名位，真心实意地维护孙中山的革命领袖地位，可敬可佩。他反复对法国情报人员强调：“孙逸仙是惟一的首脑，只有他一人知道全部计划，由他一人确定发起运动的时间”。法国情报人员也认为黄兴是孙中山“这个首脑的左右手”。黄兴还坚决执行孙中山制定的革命方略，肯定地对法国情报人员保证：“外国人的财产和人身安全都将受到尊重，由于孙逸仙的纲领中甚互有信仰自由这一条，革命党人将不会触及教堂、新教或天主教的传教团，也不会去触及那些属他们管辖的土著天主教徒。惟一的敌人是满洲人，他们以五千万的人数来压迫四亿汉族人”。上述表述，无论思想、语言都是孙中山的翻版与复制，宣传口径完全一致，以至于对方认为此类表述是“老一套说法”。

最后，黄兴1906年5月11日回河内后向法国情报人员通报的清朝高官的政治动向也有夸张之嫌：唐绍仪时任外务部而不是财务部的右侍郎，他加入同盟会的时间是1912年春，而不是1906年夏；袁世凯在武昌起义后是积极行动起来了，但并非卷入革命运动，而是旨在乱中夺取国家的最高权力；岑春煊在担任两广总督期间残酷镇压了广西会党大造反，连布加卑的代理人都对他“大胆怀疑”，“因为此人经常血腥地处死他所逮住的革命党人”。广西巡抚林绍年“在等待事件以表态”之说，具有极大的伸缩性、可变性，无论怎么理解均无问题。至于“龙州道台”一职，严格说是没有的，只不过因为当时督办广西边防的庄蕴宽（兼太平顺思考兵备道）驻节龙州，于是法国情报人员就称庄蕴宽为“庄道台”、“龙州道台”了。庄蕴宽虽然思想开明，一贯同情革命，但似乎也没有到“绝对地被争取到”同盟会中来的地步，至少庄蕴宽本人直至1915年以后都没有认可。辛亥年他充任的“江浙两省代表”从上海前往武汉参加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也不是同盟会的真意。我们认为黄兴在与法国情报人员的交谈中之所以言过其实，很可能是为了虚张革命党的声势，为争取可能的外援烘托气氛，创造一些条件。

总之，法国官方档案中的黄兴形象既有清晰真切的一面也有扑朔迷离的一面，有些难题确实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探究，设法破解。我们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全盘否定1905-1906年的法国中国情报处的史料价值，相反这些情报提供了新的历史信息与线索，有些还是相当可靠的。如黄兴在两湖地区及广西等地均享有崇高威望与巨大的号召力与影响力；他一身两任，既被看作是哥老会的首领，又被称为孙中山的左右手；他力谋团结，全力辅佐孙中山，宣传孙中山，维护孙中山等等。认真解读这些宝贵史料，可以大大推进黄兴研究乃至整个辛亥革命史的研究。

注释：

《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七册，第262页，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 参见《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339页、第361-364页，中华书局1991年版。

3 参见《黄兴年谱长编》第83页、第95页，中华书局1991年版。

4 《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七册，第321-322页，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5 参见《黄兴年谱长编》第97页，中华书局1991年版。

6 《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七册，第264-265页，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7 《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七册，第314页，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8 《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七册，第315-316页，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9 《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七册，第320-322页，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10参见邵雍：《论黄兴与会党的关系》，《黄兴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11《黄兴信函并题跋》，《近代史资料》1983年第3期，第50页。

12转引自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85页，国民党中央委员会1978年版。

13《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七册，第321页，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邵雍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