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果园33号
长沙市白果园，是一条著名的文化老街，街口的右侧墙壁上，有一幅巨大的铜雕，分别雕刻着青年毛泽东办湘江评论和国民党湖南省主席程潜谋划和平起义的两个历史场景。这一片老街还包括化龙池、苏家巷、老泉别径、观音井等，有许多名人故居和旧闻轶事，毫无疑问，其中最大的亮点，是上述这两处。一处是程潜公馆旧址，现在成为湖南和平起义历史陈列馆；另外一处是湘江评论印刷厂的旧址，即白果园33号，连同31号，是彭家的老宅，是我伯父、湖南名老中医彭崇让教授的房产。
这个宅子在20世纪50年代门牌号是“白果园8号”，几经更改，才变成了现在的白果园31、33号，占地面积350平方米，分前后两部分，前部分是住家，上下两层，共有一个天井，两个堂屋，十间卧室，一个客厅，一个阳台，一口水井，一个厕所；后部分是一个面积大约100多平方米的厂房，前后有门相通。1916年，章克恭先生创办了湘鄂印刷公司，湘江评论就是在这里印刷的。1938年一场文夕大火，把这个宅子烧成了断壁残垣，后来按照原样恢复重建，只是楼板由木地板改成了水泥板。新的湘鄂印刷厂是伯父的朋友刘士安先生续办的。我们全家住在前部分，进门第一间左边的客房，就是伯父当年看病的诊室。刘士安则在后部分开印刷厂。因为经营艰难，大约1962年左右，湘鄂印刷厂关闭，整栋宅子的产权属于彭家，户主是我的伯父，彭崇让。33号的墙上篆刻着“湘江评论印刷处旧址”的招牌，下刻：“白果园今三十三号，为一九一六年实业家章克恭等创办的湘鄂印刷公司印刷车间旧址，《湘江评论》曾在此印刷。湘江评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湖南学生刊物中影响最大的一种，由湖南学生会主办，毛泽东任主席。创刊号当天即告售罄，第二期加印至五千份。《湘江评论》一九一九年七月份创刊，九月遭封禁，仅出版五期，但对湖南新文化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 然而，大门紧闭，不能进去，因为里面没有陈设文物。在离白果园不远的修业小学内，则是毛泽东创办《湘江评论》的旧址，已经修缮一新，作为红色旅游点，供人学习参观。
我出生在长沙另外一条老街西园北里，两岁时住进白果园31、33号宅院，从上幼儿园，到读小学、中学、大学，在这里生活了20多年。从来没有看到过一颗白果树，更不知道为何叫白果园？也许同比邻的化龙池、苏家巷一样：“哥只是个传说”吧！从小就生活在这个有传说、有故事的优雅环境里，心里多少有一些自豪感。
伯父彭崇让（1902—1978）是湘雅医院教授，中医顾问、祖国医学教研室主任、1959级中西医结合班导师，是一个具有传奇经历的中医名家。但是伯父为人一直很低调，他的往事大部分是母亲告诉我的。我家祖籍是岳阳彭家大院，清朝道光年间，曾祖父彭银樵从岳阳农村来到长沙，成为第一代民间医生，祖父这辈，共有五人行医，以大伯祖父彭韵伯名气最大。伯父彭崇让因为父母早亡，家境贫寒，只读过四年私塾，但聪明过人，悟性很高。他修过钟表，当过会计，做过小学总务，农矿部庶务，曾经跟随彭韵伯伴诊过几年，最后苦读《伤寒论》，走上行医之路，29岁时，即医名鹊起，门庭若市，成为长沙一代名医。表姐郭先岱，在长沙市一中高中毕业，1941年成为他的第一个亲传弟子，跟诊五年，后来成为湘雅附二院教授、中医科主任。我是他的关门弟子，也是1966届长沙一中高中毕业生，从1971起，跟伯父学习五年，1979年考取湖南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期间还有50年代初伯父带的一批中医学徒，以及59级湘雅医学院毕业后即跟他学习中医的“西学中”人员二三十人，他们都曾经是湖南中医、中西医结合队伍中的顶梁柱，目前大部分已经谢世。
小时候，我看到伯父每年都要抽出几天时间，把《伤寒论》背诵一遍，反省一年来看病的功过得失。我在1970年代跟随他当学徒时，读的第一本书就是《伤寒论》，这种高屋建瓴的教学方法，使得我一开始就懂得了有别于西医的中医方法论，接触到了书中的药物、方剂、大量的临床知识，从而为后来当医生时避免了走许多弯路。我曾经发表过一篇学术论文：“培养中医临床人才的一条捷径”，详细介绍了自己“读伤寒，用经方”的成才之路，文章广为传播，在中医界有一定影响。
伯父没有生育，我的兄弟姐妹共5个，其中二哥、三姐过继给他做儿女。我的父亲是伯父的堂兄弟，母亲是伯妈的亲妹妹，加上大姨妈带着一辈子没有结婚的女儿郭先岱，这一大家子有血缘关系的亲人，再加上还有两个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即黄文进两口子，共13人同住在这个宅子里。黄文进是烈士后裔，据担任过“杨开慧烈士纪念馆”副馆长的刘向上先生介绍：黄文进的母亲郑家奕与杨开慧在同一个党支部，他的母亲与父亲黄则民、杨开慧、李维汉等，于1925年共同创办了“杨柳坡党支部”，这是湖南最早的农村共产党支部之一。1930年9月19日，郑家奕被国民党杀害，牺牲地点在今长沙县开慧镇葛佳山村，比杨开慧烈士牺牲还要早一个多月。就义时极为壮烈，全身骨头被打断，用箩筐装着抬去埋葬在大友桥下。丈夫黄则民被迫外出逃命，留下两男一女三个幼儿。伯父听闻后，立即通过朋友，将他们收养到自己膝下。三个儿女后来都成才，大儿子黄文进从此成为我们的家人。长大后，伯父送他到“怡康堂药店”当店员，当时要交500元保证金，到了1950年代，进行工商业改造时，500元翻成了3000元，达到划工商业者标准了，因为黄文进是烈士后裔，入了党，当了官，伯父为保护他，主动戴上了“资本家”的帽子。伯父还有一顶帽子是“地主”，当年日本侵略军占领长沙时，我们全家逃难到了望城县的黄金乡杨家坳，买了一栋屋，十担谷的田，请了一个长工，伯父为当地乡亲们看病，从不收钱，口碑甚好。光复后，全家回到了长沙。土改时，长工特地来报信，要伯父赶快回去，因为乡里划成分了，按照政策，伯父顶多划成小土地出租，如果不回去，则可能划成地主，没收土地，分给贫农。伯父笑了笑说：“我本来就是城里人，还回乡里去干什么？土地我不要了，送给贫农就是”。他当了半辈子的医生，却戴上了“资本家”“地主”这两顶帽子，但有幸得到湘雅医院领导和职工们的理解和宽容，在往后任公职的几十年中，包括在“文革”中，他本人并没有因此遭多少罪，这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是十分难得的。然而，却让过继给他的二哥建中与姐姐慧中受了许多委屈，因为“出身不好”，在读大学、毕业分配、调回长沙方面，遇到了很大的磨难。
1955年，毛主席提出要让民间有名望的中医进西医院，后来又发出中西医结合的号召，湘雅医院首次聘请彭崇让、郑艺文、谭务权、郭先岱等到医院担任中医教学和临床工作，伯父获得了很高的礼遇，表姐郭先岱其后担任了湘雅附二院教授、中医科主任，而郑艺文、谭务权两位名中医则受到不公正对待，平反改正后，郑老获得了教授职称，撰写了不少论文著作，对湖南中医事业贡献很大，并且享有九十余年高寿。
伯父彭崇让身为湘雅医院中医首席专家，几十年来，与西医同行合作愉快，与普通员工相处融洽，与“西学中”弟子们亲如一家人，与省市领导来往密切，特别是来湘雅住院的中央首长，请中医看病时，多数是找伯父。如徐特立的夫人患有“癔病性昏厥症”，已经40多年，一旦发作，则昏迷不醒，用任何药物都无效，几天后才会自动苏醒。1964年初，老人家在长沙发病，住进湘雅医院，伯父用黄芪一两、防风五钱，浓煎后鼻饲，半小时后就苏醒了。徐特立大为惊讶，问“这是用的什么祖传秘方”？伯父回答：“这个病古代就有，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晋国大夫赵简子得的就是这个病，扁鹊切脉后，断定他三天后会苏醒，没有开药，并说：‘昔秦穆公尝如此，七日而寤'。可见这个病在古代是常见的。后来在《旧唐书•许胤宗传》中，柳太后患此病，御医许胤宗用黄芪、防风数斛，置于床下，熏蒸而醒。我只不过是'新瓶子装老酒'，改熏蒸疗法为鼻饲而已。”伯父于50年代就是长沙市人大代表，后来担任第三届省政协常委，据说就是徐老推荐的。王震将军从长征以来就落下了肠道疾病，几十年未愈，经伯父治好了。四怡堂药店收银台核价的马二嗲，60年代看到过伯父给王震将军开的一张处方，后来把处方的药物报给我听，原来是补中益气汤合四神丸，这确实是治疗慢性肠炎的两首古方，至今我还常用，并收载在《彭坚汤方实战录》一书中。伯父在湘雅医院主要工作是教1959级“西学中”班学生，给他们上中医课，带他们查房，不上普通门诊，每天下班回家，都要给院内外的患者看病，热情招待，忙得不亦乐乎，但从来不收费。
伯父在十年动乱中，开始也受到冲击，被认作“反动学术权威”，到医院扫地、倒痰盂。不久，林彪下达一号令，叶剑英路过了长沙，要找伯父看病，看管人员即本院的工人，大声呵斥：“快去戴罪立功，以后不要再来上班了！” 伯父来不及回家换衣，就穿着一身搞卫生的“油抹布”衣服，直接去见叶帅了，从此不再受到管制。然而，伯母代他受苦了，因为逃难时在乡里买那块地时，地契上写的是伯母的名字，她受到牵连，被造反派剃了阴阳头，由我母亲陪着，遣送到望城县杨家坳去接受批判。临走前，母亲嘱咐我去给伯父“暖脚”，我也在这时，住到湘雅北院的伯父身边，正式开始了学徒生涯。我至今保留着伯父在这期间亲手记录的600多页病案，有待今后整理出版。
伯父把名利看得很淡薄，对待生死很坦然。他早就是三级教授，湘雅医院两次要评他为二级教授，他都婉言谢绝，认为自己贡献不大，如今已经满足了。作为一名老中医，他只活了76岁，寿命不算长，这与他长期辛劳过度，做事极端认真有关。他去世的那一天是1978年1月17日，春寒料峭，伯父病危，等我赶到他身边时，经过他的学生们的抢救，能坐起来了，面色潮红，精神尚好，大家松了一口气。伯父一会儿招呼伯母，给参加抢救他的学生们煮荷包蛋，一会儿喊我接尿，当我刚把尿壶凑上去时，伯父忽然抓住我的手，叫我摸他背上的汗，连声问：“摸到没有？摸到没有？这就是绝汗，'绝汗如油'啊！”话音刚落，便气绝身亡。不少读者特别是文学家朋友读到《我是铁杆中医》中描绘的这个情节时，不禁潸然泪下。伯父生前交代，骨灰不留，洒在湘江河里。至今没有祭奠他的地方，只有在每年清明节到上善园给父母、伯母上坟时，遥望着静静北去的湘江，以寄托我们的哀思。伯父声称效法孔夫子的“述而不作”，只编写过医圣张仲景的《伤寒论》《金匮要略》等几种讲稿。又说“不留只字在人间”，他没有出版过个人专著，但是在与我朝夕相处的几年中，他给予我的种种教诲和指引，对中医事业的发展和中医后辈的成长有莫大的启示；他的平等待人，急人所难，治学严谨，淡泊名利的人格魅力，以及治病的独到思路和丰富经验，影响了我的一生。我把这些珍贵的言谈、无形的资产，记录在《我是铁杆中医》一书中，书的扉页是我与伯父1976年的合影。
这本由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年11月隆重推出的大型学术著作，共60万字，一经问世，立即受到第一届国医大师邓铁涛、朱良春的高评价，受到基层医生的广泛欢迎，邓老、朱老委托曹东义教授为本书写了一篇书评：“大道不孤，德必有邻”，刊登在2008年2月22日的《中国中医药报》上。这篇文章的标题出自《论语》，主要意思是有道德、有学问的人是不会孤单的，将有许多志同道合者与他相伴。两位大师和曹教授的勉励令我心中既温暖又惭愧，他们看出了我在书中透露出来对中医事业现状的不满，对中医发展前途的忧虑。我选择在2007年出版这部书，是早有“预谋”的，因为这一年，我年届60岁，即将退休，离开讲台，从今以后，可以放下一切，畅所欲言。国家和政府一贯重视中医，中医事业的发展竟然如此艰难，现状如此不堪，究竟是为什么？需要有人讲真话。邓老、朱老以耄耋之年，尚且在执着地为中医事业的振兴大声疾呼，号召学中医的人，要做“铁杆中医”，我们作为后继者和晚辈，难道不应该挺身而出，坚决响应？我把书名叫做《我是铁杆中医》，表达了热爱中医的坚定信念，表达了要与前辈大师并肩战斗捍卫中医的决心！封面设计采用具有强烈视觉冲击感的人物构图，在素以严谨著称的人民卫生出版社历史上，恐怕是前所未有的。
在当今社会，能够在自己所从事的领域，保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能够通过出版的著作，讲出真话，让世人得知真相，何幸如之！岂不快哉！人生有此，何必他求！
伯父去世后，伯母孤苦伶仃一个人生活在湘雅北院，我们找到房管部门，希望接她回白果园与我们同住。当时正好在落实房屋政策，工作人员一查档案，大吃一惊，原来我们这个宅子一直是家人居住，从来没有出租过，当初就不属于房改范围。伯父被湘雅医院聘任后，认为自己是公职人员了，湘雅也安排了他的住房，故他一定要把私房交公，房管局只好“代管”，并且留下了字据。后来伯父、郭先岱、黄文进几家，都陆续搬走，新进了几家住户。根据政策，这个住宅，全部要退还给伯父，房管部门落实政策的工作人员，做了大量的工作，才完成了这个清退、归还、安置的任务。
大约在 2001年初，长沙市政府规划修复几处文化老街，市长来视察时，指出我们家的住宅，是印刷湘江评论的旧址，从前到后，整个宅子，都要保护好，要保持原貌，修旧如旧。我们平民百姓哪有这个能力？幸亏餐饮业“盛世芙蓉”的老板伸出援手，连同隔壁罗家的住舍一起租过来，加以修缮，办成了如今富丽堂皇的“31号餐馆”，而“33号湘江评论印刷处旧址”，成为了餐馆的厨房，虽然显得有些落寂，但回望白果园街口那幅巨大的铜雕像，当年毛泽东在杂志创刊号上发出的豪言壮语似乎就在耳边回响：“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今读起来，仍然觉得新鲜、生动，切中时弊！
2022年，是伯父诞生120周年，恰好在今年，《我是铁杆中医》将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第三版，篇幅超过100万字，同样是医生的儿子、儿媳协助我完成了书的编写工作，侄孙去年考入了吉林中医药大学，彭家代代人薪火相传，继承中医、中西医结合事业，这是献给我伯父寿诞的最好礼物。
第三版序言的标题是“风云十五载，弹指一挥间”，第二句取自毛泽东诗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在拙著出版的十五年间，中医事业经历了无数风云变幻，特别是经过这次新冠肺炎的考验，全国人民见识了中医、中西医结合治病的疗效，看清了捆绑中医事业发展的利益链，对中西医的观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这一切，都发生在“弹指一挥间”；从毛泽东办《湘江评论》，点燃新文化运动的火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今天，不过103年，也在“弹指一挥间”；人生百年，何尝不还在“弹指一挥间”？做人，就要做好人，做有道德底线的人，特别是从事医生这个职业者，应该把名利看淡一些，把患者的生命看重一些。
站在这座名宅前，怀念我的伯父，不禁浮想联翩，写下了这篇感慨万千的文字。
（作者系本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