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分到合 由敌变友——黄兴与梁启超】邓江祁[黄兴诞辰140周年纪念专辑]
2015-01-03 11:22:39   来源：   评论：0 点击：

黄兴与梁启超，一个是民主共和的伟大旗手，一个是君主立宪的领袖人物。他们的政治目标都是希望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现状，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但是，他们实现其政治目标的途径不同，方法不同，因而，在清末民初波澜壮阔的政治风云中，他们之间既有斗争，又有联合，经历了一个从分到合，由敌变友的曲折变化过程。这种变化是他们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必然选择。



一

    

黄兴与梁启超的初次交往即为交锋。同盟会成立后，作为执行部庶务的黄兴高度重视舆论宣传工作，亲自提议将他与宋教仁、陈天华等华兴会主要成员在日本创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改名为《民报》，作为同盟会的机关刊物，并为《民报》的编辑、出版和发行煞费苦心。《民报》创刊后，黄兴“总其成”[1]（P95），组织革命党人以该报为阵地，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主持的《新民丛报》在思想理论战线上展开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大论战。在这场大论战中，双方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

第一个问题，也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是要不要以暴力革命推翻清政府的封建专制统治。梁启超认为，满汉两个民族语言文字相同，住所相同，习惯相同，宗教相同，在精神体质方面也没有极其不相似的地方，满族人事实上已通化于汉族。清朝统治者任用一些汉人做大臣，说明满汉已经平等，满洲王公贵族也已经没有多少特权，并以此否认清政府推行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否认实行民族革命的必要性。他把革命派提出的推翻清王朝统治的革命视为“复仇主义”，“革命排满”的口号，是要杀尽满族人。他还以国家主义理论为武器，认定“排满”和“爱国”是不能相容的。他还认为，革命会像义和团一样，导致帝国主义列强的干涉，使国家陷入亡国的境地。革命派对梁启超攻击革命的言论给予了驳斥。他们认为，满族人居中原，在屠杀汉族人民的基础建立起来的政权，是异族政权。异族政权确立，标志中国已亡。革命就是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不用暴力是不行的。他们还指出，满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要他们实行立宪，把权力还给人民是绝不可能的事。所以，欲求立宪共和，亦必须先用暴力推翻清政权。他们指出，革命并非要杀尽五百万满族民众，而是要颠覆满洲专制政府，剥夺极少数反动统治者的地位。他们还指出，中国革命是符合世界潮流的举动，不会招致帝国主义的干涉。

第二个问题是要不要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梁启超认为，中国民众的智力低下，共和政体不适合于中国。因此，与其争取什么民主政体，还不如搞君主立宪；与其搞君主立宪，还不如搞开明专制。革命派一直以民主共和为目标，坚信实现民主共和是大势所趋，中国人完全能争取共和。

第三个问题是中国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梁启超认为，私有制度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基础，是现代社会一切文明的源泉，他尤其反对土地国有，认为土地国有制度违背了“自然法则”，会妨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会阻碍社会文明的进步。在，而革命派对梁启超的观点进行了驳斥。他们认为，土地私有制度流弊很多，它会使贫民无立锥之地，也会阻碍工商业的发展，主张在政治革命的同时进行社会革命，实行平均地权和土地国有，防止贫富悬殊的现象在中国发生。

在这场论战中，革命派以有理有力的批驳压倒了梁启超等改良派，扩大了三民主义思想的影响。梁启超在笔战败溃的窘状下，不得不指使早已投靠保皇党的原华兴会成员徐佛苏，以第三者的身份，公开发表《停止驳论意见书》，调停两报之间的论战。对于梁启超的停战求和的意愿，革命派内部意见不一，有的主张接受，有的不置可否，而黄兴态度明朗，坚决不接受调停，及时制止了同盟会内部的妥协倾向，使《民报》保持了坚定不移的革命立场，坚持和改良派继续论战。[2]（P66）最后，“交战之结果，为《民报》全胜，梁弃甲曳兵，《新民丛报》停版，保皇之旗，遂不复见于留学界”。[3]（P20）这场大论战，划清了孙中山、黄兴等革命派与梁启超改良派的界限，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主张得以广泛传播，为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作了舆论准备。

大论战结束后，黄兴与梁启超像两条道上的跑车，为达到各自的目标而奔走。为了消弥革命思潮，维护和巩固皇权，清政府先是于1906年9月发布诏书，宣示预备立宪，接着又于1908年8月公布《钦定宪法大纲》。这让梁启超看到了实现其君主立宪政治理想的希望，于是投身于这场争取立宪的运动之中。他先是于1907年10月在日本积极组织立宪团体政闻社，积极筹措经费，遣派社员回国联络国内立宪派人物，共同推进立宪运动，并创办其机关报《政论》杂志，积极宣传立宪。政闻社被查禁和《政论》杂志被迫停刊后，他又于1910年2月创办《国风报》，系统宣传宪政理论，为国会请愿运动大造舆论，对立宪运动的发展起了有力的指导和推动作用，从而使《国风报》成为宪政运动中最有影响的一份刊物。然而，梁启超等立宪派努力的结果却是清政府允诺缩短预备立宪期外，组织了一个“皇族内阁”。对此，梁启超感到大失所望。

而黄兴则致力于暴力倒清，先后策动和领导了1906年的萍浏醴起义、1907年的防城起义和镇南关起义、1908年的钦廉上思之役与云南河口起义、1910年的广州新军起义和1911年的黄花岗起义。尽管这些武装起义屡举屡败，但黄兴却屡仆屡起、愈挫愈勇，给清政府一次又一次的沉重打击。



二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28日，在汉口战事最为紧张之际，黄兴抵达武汉，担任民军战时总司令，指挥武汉保卫战。在此期间，各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黄兴出任临时政府陆军总长和参谋总长。

    面对国内形势风云变幻，流居海外的梁启超逐步转向拥护共和，“无日不欲奋飞内渡”[4]（P618），特派汤觉顿先返国，探询一切。而清政府和袁世凯为牵制革命派，也都想拉拢梁启超，希望其回国效力。1911年11月16日，袁世凯组成其“责任内阁”时，为了表示“不遗贤才，共济时艰”的姿态，任命梁启超为司法副大臣。但梁启超由于国内形势未定，加之对袁世凯犹存有戒心，不敢贸然回国，当即电辞。23日，清政府发布明谕，由驻日使馆转梁启超“敦促就道”。 [4]（P569）梁启超则通过使臣汪大燮以病急为由恳请开缺。此后，袁世凯又多次电催梁启超回国，均被梁启超推辞。

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13日，孙中山提出辞职，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梁启超决定利用袁世凯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于是就财政、政党等问题致书袁世凯，为其出谋划策，以为其返国作铺垫。袁世凯即复书，述想念之殷，表倚重之意。[4]（P619－620）

     在袁世凯催促梁启超回国的同时，海内外立宪党人也纷纷致书梁启超，建议梁积极行动，尽快回国与袁联手，因人成事。1912年1月，汤化龙、林长民、孙洪伊、黄可权、向瑞琨、张嘉森等发起共和建设讨论会于上海，他们多与梁启超有旧，所以该会成立后除由孙洪伊介绍梁启超入会外，会中负责人员常与梁书信往还，讨论各种问题，并将梁启超于4月和6月所著之《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财政问题商榷书》两书付印行世，隐然有以梁为该会党魁之意。为了促使梁启超尽快回国并为之营造良好的政治和舆论环境，5月27日，经汤化龙、汤觉顿、孙洪伊等人策划，由梁启超弟子、云南都督蔡锷出面向黎元洪和湘、闽、苏、浙、川、黔、桂、奉、陕等省都督发出征求意见电，请求联名呼吁当局邀请梁启超回国参加国家建设。在得到一致赞同之后，蔡锷又于 6月5日，通电袁世凯、国务院、黎元洪、黄兴和各省都督，历数梁启超自甲午战后宣传启蒙的功绩，并为梁启超以前的一些保皇言论予以辩解，要求袁世凯敦请梁启超回国，并“优予礼遇”。[5]（P648－649）接着，黎元洪等人起而响应，致电袁世凯和参议院，提议应起用梁梁启超，“民国用人应勿拘党派，梁启超系有用之才，弃之可惜，保皇诬说，不应见之民国”。 [4]（P645－646）一时间，迎梁回国即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

在梁启超回国问题上，革命党内部却意见并不一致。张继、刘揆一等人表示欢迎梁启超归国。5月28日，他们联名致电梁启超：“国体更始，党派胥融，乞君回国，共济时艰。”[4]（P644）而胡汉民则通电表示坚决反对：“梁某生平，小有才，毫无实学，贪鄙狡诈，惟利是视。始则挟窜逐之愤，丑诋清后，继则冀清帝复位，摇尾乞怜。迨明知无可希望，犹复藉行将召用为词，诈取财物，任情挥霍，苍黄反复，小人之尤。……以民国初建，根本未固，断不容此等佥壬窃位其间。”[5]（P650－651）而黄兴此时对于梁启超这个昔日的政敌的态度与张继、刘揆一、胡汉民均为不同。在1912年9月袁、孙、黄北京会谈期间，黄兴曾表示对梁启超所支持的共和建设讨论会甚为推重，并表示“深愿与该会握手” [6]。同时他对梁启超回国一事也极为关注，当旧友杨度希望他出面为梁启超回国做工作时，黄兴并未拒绝，希望借此机会能与梁启超见面。为此，黄兴与张謇10月初在天津等了梁启超三天，但由于要参加10月10日在湖北召开的开国纪念会，不得不在梁启超到达天津的前一天南下赴鄂。[4]（P651）临行前，黄兴给杨度留下一信，托他向梁启超转告其对梁的“忠告”：

皙子我兄大鉴：

顷谈甚慰。已决改乘津浦车，忽促不及走辞，殊深慊仄。惟弟于梁氏甚爱之，足下既为之介绍相见，弟亦甚愿一谈，以尽忠告之义。惜不能相待，特再述鄙意，乞为转达，幸甚！幸甚！

梁氏此次来津，据外界传闻，有谓其欲谋揽政权者，有谓其欲在津组织杂志者。方今国体更张，五族人民皆得享共和幸福，况梁氏久羁海外，至今始能归国，谅我国人当无歧视。但梁氏数年以来，对于改造民国反对最力，当武汉起义之时，全国人民均为共和奔走，独其师康氏，犹复函致其党徐氏极力破坏，不惟见诸言论，并在广东纵其徒党实行扰乱，及南京政府成立之时，梁氏又在日本开会演说，肆意诬蔑，唆使侨民不为民国捐助饷糈，以图破坏。凡此悖谬诸事，国人皆知，虽欲为之掩饰而不能者。

弟意，梁氏如欲有所建树于国民者，当先于言论上自述其从前主张之误点，誓此后以忠心诚意靖献于民国，使国人愤恨之处渐次解释，其对于粤中乡人尤宜亟谋悔过之法，俟此种言论发表有效之后，大好民国何处非其迥翔之地。惟此时返回内地，急欲发摅，时期尚早，即欲以言论洗其污点，弟意仍以不在内地为宜，盖徒增国内之纷扰，于梁氏反所有损爱之，适以误之也。弟即相见，亦当以此忠言相赠。望足下婉达此意为荷。即颂伟安！弟兴上。[7]

    在此信中，黄兴表示“于梁氏甚爱之”、“甚愿一谈”的同时，并未忘记梁启超与革命党为敌时的种种过错，希望梁启超“先于言论上自述其从前主张之误点，誓此后以忠心诚意靖献于民国，使国人愤恨之处渐次解释”之后，再考虑回国的问题。可见，黄兴在梁启超回国的问题上总体上是欢迎的，也愿意与他共同建设民国。但他又是有原则的，既不一味赞同，也不绝对反对，而是设身处地为梁启超考虑，希望他就以前反对革命的言行认个错，以化解革命党人对梁启超的积怨，便于其回国后大显身手。因此，对梁启超而言，这确实是难得的“忠告”。



三



    经充分准备，梁启超于9月28日由神户起程回国，10月8日抵达天津。梁到达天津后，像一位凯旋的英雄，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当晚7时，民主党举行盛大的晚宴欢迎会，由孙洪伊、杨度分别致欢迎辞，随后宾主欢聚一堂，至12时始散。次日晚，共和党又举行宴会欢迎梁启超。除与梁有关的民主、共和两党开欢迎会外，像唐绍仪和前直督张锡銮等官员或前来谒见，或设宴招待。梁到天津最初的三天里，来访宾客即达200余人，各省的欢迎电报，更是络绎不绝。他多次在演说中表示：“在今日，拥护共和国体，实行立宪政体，此自论理上必然之结果。”10月20日，梁启超由津入京，更是受到高规格接待，“京中行馆，一切由总统府供张”，“仆役亦十余人”，“都人士之欢迎，几于举国若狂，每日所赴集会，平均三处，来访之客，平均每日百人”，“视孙、黄过数倍”。除袁世凯之外，梁启超并未主动拜访过别人，而总理赵秉钧和各部总长徐世昌、陆征祥、孙宝琦、沈秉望等人，都是纷纷慕名登门拜访。由于来访者实在太多，与重要人物只能晤谈20分钟，对一般客人，只能谈上五分钟就得送客，其他人只能见面致意而已。对此，梁启超感到既辛苦又兴奋：“应酬之苦，殆绝非言语所能形容，若常常如此，真不复知有生之乐矣。”[4]（P653－654）11月1日，梁启超返回天津，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创办《庸言》上。12月1日，《庸言》杂志在天津出版。此时，梁启超继续他所擅长的舆论鼓吹工作，“想带着袁世凯上政治轨道” [8]（P235），为实现自己立宪政体的前途而奋斗。这样，春风得意的梁启超就把黄兴的忠告抛到了脑后，他积极加入共和党，与孙中山、黄兴等国民党人分庭抗礼，很快又卷入民初的政争之中。

     1912年冬至次年春，各政党展开了竞选国会议员活动，结果国民党获胜，这对梁启超无疑为当头一棒。为对抗势力强大的国民党，争取国会多数，进而谋求组阁，梁启超积极促成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于5月29日合并为进步党，并成为该党的实际领袖。由此，他和进步党更是处处与国民党作对。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被刺后．梁启起极力为袁世凯辩护，声言“宋案确与政府无关”，并捏称“系同盟会人自屠”，“真主使者，陈其美也”。 [4]（P665）宋案真相大白于天下后，国民党议员要求弹劾政府，而梁启超则极力反对，说宋案“本系法律上的事，无政党容喙之余地”，应当“以法律解决之”。[9]在善后大借款问题上，黄兴认为政府违法，希望通过国会弹劾袁世凯并迫其下台；而梁启超却认为袁世凯并未“违法”，说“此项条约，在事实上确为前参议院业经通过之件”，主张只“监督用途” [4]（P671），并指使进步党议员以暗中退席、制造不足法定人数的手段，阻挠国会表决。为推翻袁世凯的独裁统治，革命党人发动二次革命，7月15日，继李烈钧宣布江西独立后，黄兴赴南京成立讨袁军，亲任讨袁军总司令,并发布《讨袁通电》，安徽、上海、广东、福建、湖南、重庆相继宣布独立，共举讨袁旗帜。而梁启超则支持袁世凯对国民党实行武力镇压，攻击国民党发动的“二次革命”是“头脑简单、办事盲动”，并叫嚣“中央政府为举国所公立，临时大总统为人民所公举。叛徒之反抗，非反抗一二私人，乃反对我中华民国。国家对于叛徒，有正当制裁之法”。[10]在进步党所召开的特别会上，梁启超还反复强调，“当此国家多事之秋，本部必须自有以自见，姑不负以国利民福为前提之本意。本党党员务望逐日拨冗至本部互相讨论，共筹良策，以各尽一分子之义务。”[11]同时，他还在国会内指使进步党议员屡次提出拿捕国民党要员的提案，打击国民党，并利用各种手段分化收买国民党议员。最后，由于袁世凯发动内战蓄谋己久，其军力、财力、物力等都远远超过国民党，加之革命党人缺乏统一的指挥和领导，各处各自为政，终被袁世凯一一瓦解，导致二次革命失败，黄兴和孙中山等人被迫流亡日本。

梁启超及进步党支持袁世凯打压国民党后，作为一种回报，袁世凯于7月31日任命进步党人熊希龄为国务总理，9月又任命熊希龄兼财政总长，梁启超、汪大燮、张謇等三位进步党人，分别出任司法总长、教育总长和农商总长。此时，梁启超踌躇满志，似乎感到自己的政党内阁愿望即将实现，于是写了《政府大政方针宣言书》，提出了实行裁军和废省改道，将全国的军队缩减为50镇，同时还在行政、外交、法律、教育方面提出了一些改革设想，希望能做出一番政绩。

然而，袁世凯让熊希龄、梁启超等进步党人出来组阁，并非真的是求贤若渴，而只是想继续利用进步党去排斥国民党在国会的势力，进而解散国民党，踢开国会，实行专制独裁。因此，正当进步党人想大干一番的时候，袁世凯指使其秘书长梁士诒组织公民党为其御用打手，以压抑进步党，同时又处处与熊内阁为难。在袁世凯的掣肘下，熊希龄内阁用人用不成，要钱没有钱，只能以走为上策了。1913年底，熊希龄首先提出了辞呈，接着梁启超也递交了辞去司法总长的呈文。而袁世凯也早已于1913年10月当选正式总统，接着又于11月下令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议员资格，1914年1月10 日又下令解散国会。因此，到了1914年2月12日，袁世凯觉得进步党已再无利用价值，终于批准了他们的辞呈。至此，梁启超的政党内阁之幻想也就宣告破灭。

梁启超辞去司法总长后，袁世凯又委给他一个币制局总裁的闲散官职，他只好“污尊屈就”。上任后，梁启超还想发挥才干，对中国的币制改革有所作为。但他又很快发现，袁世凯只是在敷衍他而已，他什么事也无法办成。到年底，梁启超又辞掉了这个职务。后来，梁启超曾对这一段经历进行过反思和总结。他说：“盖数年来政局经数度之翻覆，我国人实领得一种最良而最切之教训。此教训维何?曰：凡政治之作用，当许容异种之势力同时并存，且使各得相当合法之发展机会，此不磨之原则也。若强违反此原则，一种势力伸张过度，而使异己之势力感压迫而起恐慌，甚或滥用势力以图鏖灭异己之势力，则其结果必反动而招自灭。此种教训，当同盟会全盛时代一领得之，当袁世凯全盛时代再领得之。现在国中凡与政治有关系之人，皆饱受此种教训而悟得一原则，若能各方面常常提醒，制其血气之勇，则政治之进入轨道，当不难也。”[12]（P134）

1915年1月，心灰意冷的梁启超在《大中华》杂志上发表《吾今后所以报告者》一文，声称今后脱离政治，专做学问。



四



二次革命后，黄兴与孙中山等一大批国民党人先后流亡日本。尽管二次革命以失败告终，但黄兴革命意志并未削弱，继续从事反袁专制的斗争。然而，孙中山、黄兴等国民党人在总结二次革命失败的教训，谋划今后革命行动方略时发生意见分歧。为了避免革命党内部的纷争，给敌人以挑拨离间的机会。黄兴决定离开日本远走美国。抵美后，黄兴继续高举起反袁的旗帜，揭露袁世凯破坏民主，剥夺民权，实行专制的罪恶行径。

而国内的梁启超经历政党内阁的幻灭之后，对“袁世凯的举动越看越不对了” [8]（P235），因而，对袁世凯政府采取不合作和批评的态度。1915年2月，梁启超拒绝袁世凯委任他为政治顾问和考察沿江各省司法教育。在参政院会议上，梁启超公开号召各参政不能“纯粹作政府一留声机器”，对其“不是之处”，应根据民意“立即纠正”，以利国计民生。[13]当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时，梁启超一面撰文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一面警告袁世凯政府不要承诺日本的侵略要求，呼吁外交当局“勿为祖国罪人，且为全世界罪人也”。 [14]（P108）对于袁世凯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的尊孔复古的反动逆流，梁启超发表《复古思潮平议》，揭露其目的是借旧道德以压新道德，借旧制度以否定民主共和制度，从而为恢复专制主义张本。

8月14日，杨度、孙毓筠、严复、李燮和、胡瑛、刘师培等六人在袁世凯的授意下，联合发起成立“筹安会”。至此，袁世凯帝制自为已公开化。对此，梁启超十分气愤，决定与袁世凯彻底决裂。15日，梁启超即与蔡锷等人在天津汤觉顿家商量对策，决定为了四万万人人格起见，从政治和军事两方面反袁称帝。政治上，由梁启超负责，“必须立刻作文”，“堂堂正正”地揭露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阴谋；军事上，由蔡锷负责，并伺机潜返云南，亲自组织反袁起义。其具体步骤是：“云南于袁氏下令称帝后即独立，贵州则越一月后响应，广西则越两月后响应，然后以云贵之力下四川，以广西之力下广东。约三四月后可以会师湖北，底定中原。”[15]（P114）计划既定，梁启超与蔡锷依计而行。8月21日，梁启超用一夜功夫，写成《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并遵照“古人以道事上之义”，将该文录写呈袁世凯“钧览”。袁世凯先是派人送去20万元，企图收买梁启超，后又以枪弹相威胁。梁启超置袁世凯的利诱威胁于不顾，毅然于9月3日在北京英文《京报》中文版上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驳斥了筹安会、古德诺的复辟滥言，提出在共和制下“君主国体难以规复”的著名论断。文章发表后，京、津各报争相转载梁文，使之传诵一时，在全国各阶层、各派政治力量间引起了强烈的震动。正如蔡锷在《盾鼻集序》中所说：“先生居虎口中，直道危言，大声疾呼，于是已死之人心，乃振荡而昭苏。先生所言全国人人所欲言，全国人人所不敢言。抑非先生言之，固不足以动天下也。”[5]（P1481）

对于袁世凯的称帝，远在美国的黄兴早有预感。1914年7月，黄兴在檀香山与美国记者谈话时就指出：“袁世凯继孙逸仙为临时总统后，即有帝制自为的野心。”但他坚信：“袁世凯是绝对不会成功的。因为在有思想的中国人的脑海中，仍然充满了强烈的共和意识，对于袁世凯以及任何人想做皇帝，他们绝不会长久的缄默不言。”[16]（P709）1915年8月，“筹安会”成立后，黄兴感到，袁世凯帝制自为的真面目逐步显现。他在愤怒揭露“筹安会”人物的人格“在娼妓下”的同时还指出，他们“可为袁氏之元勋，亦可为制造革命之元勋” [16]（P772）。9月间，蔡锷致一长达17页的密信于黄兴，报告当时国内形势以及袁世凯阴谋称帝的种种活动，并提出自己准备秘密出走和在西南发难的计划。这与黄兴早先武力讨袁从西南地区突破的想法不谋而合。黄兴认为“蔡君军事优长，亦负众望，指挥如意，所可断言。”[16]（P791），并认为凭借蔡锷辛亥前后在云南蓄积的革命力量，以及他与进步党及一部分国民党人的密切关系，在云南发难是较有把握的。他一面嘱在东京的张孝准“速即回国，与（蔡）松坡先生密取联系，相助进行”，“设机关于日本马关，为美国、北京、昆明三处转信，筹商一切”。一面“向唐（继尧）疏通：蔡只借滇军讨袁，不为都督，不留滇，到即率兵出发”，以消除唐继尧可能产生的疑虑,保证蔡锷能顺利入滇举事。[8]（P246－248）1915年11月，蔡锷潜出北京后，黄兴又及时通知在日本的张孝准和石陶钧，要求他们确保蔡锷“安全通过倭地，经香港、安南（越南）达到目的地” [17]（P8）。同时，黄兴还与在南洋的李烈钧等人函电往返，促其回国起兵讨袁。[1]（P457）

值得指出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孤立袁世凯及其死党，壮大反袁势力，取得反袁斗争的胜利，黄兴和梁启超都主张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共同对敌。黄兴强调指出，“此次讨逆，出于全国人心，理无党派意见，更无南北区域之可言” [16]（P796），“不论各党派政见如何不同，不论他们以前与国民党有何种嫌怨，只要他们现在反对帝制，肯出力打倒袁世凯的，都要与他们合作” [18]（P108）。他呼吁各党各派要“同心合力，拥护共和，将袁氏驱除” [16]（P725）。1915年10月，他在致石陶钧的信中说：“梁某（指梁启超——引者）虽不满弟意，然久已示其更好之态度” [16]（P772），及时指示欧事研究会成员注意加强与进步党人的联络，共同进行反袁大业。为此，欧事研究会的主要宣传阵地《中华新报》不但连续发表了进步党反对帝制的有关电文，而且于11月9日发表《对进步党通电感言》，赞扬进步党的正义行动，指出进步党“挟全党之势，大张反对，则影响所及，必能倡明吾国人真正之民意，不使被野心者之妄假民意，以欺天下”。同时“可使倡帝制者，不得授君宪以欺国人”。欧事研究会对进步党反对帝制的赞誉，为双方合作讨袁迈出了第一步。而梁启超为了结成广泛的反袁统一战线，吸取过去的教训，提醒蔡锷不要再抱有党派之见，“当思自辛亥以还，苟非吾侪党派轧轹，意气相陵，何至两败俱伤，使夫已氏（指袁世凯）匿笑而坐大。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昔所作孽，今宜自赎。”[5]（P1485）他还发表《在军中敬告国人》一文，表示接受黄兴几年前的“忠告”，对自己民元以来排斥革命党人的行为进行公开认错：“惟痛念频年以来，颇不免缘党派偏见，误断事理，间接以酿国家隐患。”[19]（P79）为了加强对反袁护国运动的指导，梁启超与唐继尧等致电黄兴，请他早日返国：“公首倡共和，富有方略，各国情势，考察复殷。将来内政外交，诸赖指导。大局所系，唯公图之。”[20]（P233）护国战争爆发一个多月后，梁启超为讨袁南下到达上海后，便与欧事研究会在上海的成员取得联系，“思与提携进行”；欧事研究会诸人本着联合讨袁的宗旨，“壹是推诚结纳”，共商讨袁对策。[21]（P1192）这样，在反对袁世凯帝制自为、维护共和国体的旗帜下，黄兴与梁启超这两个昔日的政治对手终于“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携手同心，共同反袁。

他们一同揭露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闹剧。1915年12月18日，护国战争爆发前夕，黄兴在《致国内友人书》中指出：“今为国家生死存亡之关键，以正气讨昏暴，以公意诛独夫，意正言顺，实洽国内之人心，得世界之同意”，号召国人团结一致，共同讨袁。[16]（P780）护国战争爆发的次日，黄兴又在美国《费城新闻》上发表长文《辨奸论》，对“受袁氏之金钱而为之辩护者”所宣扬的种种谬论逐一加以详尽的批驳，向美国人民揭露袁世凯的反动面目。梁启超也在安排蔡锷离京经天津、日本赴滇发动云南起义，并亲自南下两广，促成两广独立的同时，充分发挥其舆论高手的特长，为云南起义起草了《致各省通电》、《檄告全国文》等重要文电，揭露袁世凯蹂躏国会、诛锄异己、驱策宵小、擅借外债、摧残教育、昌言复古、垄断实业、私为官营等罪行，宣传起兵讨袁、维护共和的正义性，呼吁各省各界“声罪致讨，翦彼叛逆，还我太平”。 [12]（P3－5）

    他们一致迫袁退位。在各地护国军的顽强作战和全国人民强烈声讨下，袁世凯迫于形势，不得不于3月22日宣布撤销了帝制案，但他却仍赖在大总统的位置上，以“本大总统”的名义发号施令，妄图继续维持其专制统治。对此，黄兴与梁启超坚决不答应。4月15日黄兴自纽约致电梁启超、唐绍仪等人，重申反袁到底，指出：“不去袁逆，国难无已。望力阻调停，免贻后累。”[16]（P793）5月9日，黄兴在由美返国途中抵达日本的当日，又直接致电袁世凯指出：“公如负固不即行引退，人民必将诉最后之武力，正公一人叛国之罪。公以一人而敌全国，岂非至愚?牺牲多数生命，以争个人之公职，岂非至酷”，力促袁世凯悔过引退。[16]（P784－795）梁启超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后也认为：今日之事，除袁退位外，更无调停之余地。”[15]（P31）为使中外人士彻底放弃对袁世凯的幻想，梁启超接连发表文章、通电，强调指出：“袁氏最大之罪恶，在专用威迫利诱手段，将全国人民廉耻丧尽。若彼依然掌握政权，则国家元气必至澌灭无余，举国沦为禽兽，将何以立于天地。”[15]（P34）为了从根本上否定袁世凯政权，梁启超根据在天津与蔡锷等人密议的计划，于5月8日在广东肇庆正式成立军务院，并在为军务院起草的宣言中，严正声明：“袁世凯因犯谋叛大罪，自民国四年十二月十三日下令称帝以后，所有民国大总统之资格当然消灭”；依法“恭承现任副总统黎公元洪为中华民国大总统，领海陆军大元帅”。 [5]（P1362－1363）“军务院直隶大总统，指挥全国军事，筹办善后庶政” [22]（P358）。

他们一起要求恢复旧约法、召集旧国会。6月6日，在全国人民的唾骂中，袁世凯可耻地死去。自然而然地解决了其退位问题。7日，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但段祺瑞为了继承袁世凯的衣钵，于袁死当天下午以国务院名义将袁世凯所谓“依约法（即袁世凯炮制的《中华民国约法》）第二十九条大总统因故去职或不能视事时，副总统代行其职权，本大总统遵照约法宣告，以副总统黎元洪代行中华民国大总统职权” [22]（P740）的遗言通电全国。言下之意，黎元洪只是代任而不是继任。这就意味着袁世凯倒台之后，段祺瑞依然承认《中华民国约法》具有宪法上之效力。对此，黄兴与梁启超坚决反对，主张恢复孙中山于1912年3月主持制定的《临时约法》。6月10日，即孙中山发表《规复约法宣言》的同日，黄兴通电指出：“我民国根本法，乃元年参议院所定《临时约法》及二年国会所定《大总统选举法》，国民誓生死以守之者，各省举义所争者在此。乃更始之时，不声明恢复元年《约法》及遵照二年《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由副总统继任，而蒙混提出袁氏预备称帝时伪造之《约法》第二十九条，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是仍以伪法乱国法，适与护国军及民意相背，足征逆党势力尚弥漫北京，黎大总统未能回复自由。假名以行，祸机潜伏，大局更危。应请黎大总统以明令规复旧《约法》，除去袁氏一切伪造之法律(与民国抵触者)，从速召集旧国会，组织内阁，严惩祸首，昭大信于天下，以定民志，而奠邦基。”[16]（P821）6月20日，黄兴再电黎元洪指出：“恢复旧《约法》，召集旧国会，按诸法理，及此次起义之民意，实如矢赴的，如水归壑，万无反理。……务望排除莠言，迅速解决，以适法之命令，废去袁氏伪造《约法》。”[16]（P823－824）次日，他又直接致函段祺瑞指出：“近因政局更始，国人于回复元年《约法》，召集旧国会诸事，函电纷驰。盖以根本不决，则新政府之进行无所依据”。要求段祺瑞“迅颁明令，借慰薄海望治之诚”。 [16]（P825）梁启超还在逼袁退位期间，就在为军务院起草的第二号布告中就提出恢复《临时约法》的主张，此时，他一面致电各省都督和总司令要求他们向段祺瑞政府提出恢复旧约法、召集国会、惩治祸首等六项要求[4]（P788），一面通电全国，从法理的角度对段祺瑞的荒谬主张进行反驳。他指出，“三年约法（即袁世凯炮制的《中华民国约法》）绝对不能认为法律，此次宣言规复，绝对不能认为变更，按义辨明，则一切可迎刃而解。凡法必有系，元年约法已经政府公布，前大总统宣誓遵守，欲修改自有其修改之程序，即该法五十五条所规定是也。修改不以此程序，即不能冒约法之名，新者既不能冒此名，则旧者之效力自在。”同时，他还质问段祺瑞：“我公今所长之机关为国务院，国务院者，元年约法之机关，三年约法所未尝有也。三年约法若为法，元年约法定非法，公所长之院何由成立?今公发布院令而中外共许为合法者，无他焉，以三年约法之不成为法也。揆诸法理如彼，征诸事实如此，则三年《约法》之非法，确成铁案。”最后他指出：“今兹规复元年约法，正欲根据该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产生宪法，传诸无穷。”[23]（P687－688）由于孙中山、黄兴、梁启超及社会各界的坚决反对，6月29日，段祺瑞慑于压力，同意由黎元洪宣布恢复《临时约法》，并决定于8月1日召集国会复会。黄兴与梁启超等人的努力最终取得成功。

最后，经过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革命党和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的共同奋斗，护国战争取得胜利，民国得以再造。黄兴、梁启超与蔡锷、唐继尧、陆荣廷、岑春煊一道被北京政府授以勋一位。在总结护国战争胜利的经验时，孙中山说：袁世凯称帝后，“所幸革命之元气未消，两派皆争相反对帝制自为者，而民国乃得中兴” [24]（P237）。梁启超也不无感慨地地说：“两派合作，是当时成功主因。”[25]（P335）

10月31日，黄兴因病在上海逝世。梁启超闻噩耗后，极为悲痛，含泪为黄兴写下了挽联：

        道不同，初未相谋，逢此百凶，岂料造车终合辙；

      天下溺，援之以手，殁而犹视，应怜并世几愚公。[26]

    在此联中，梁启超回忆了他俩相互呼应、共同讨袁的战斗历程，总结了他俩从分到合、由敌变友的曲折关系，表达了对黄兴的崇敬之情。应当说，此联是为黄兴与梁启超之间十年关系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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