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父子的革命之旅】周烨[黄兴诞辰140周年纪念专辑]
2015-01-03 11:36:13   来源：   评论：0 点击：

黄兴，中国伟大的近代民主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辛亥革命元勋，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之一和孙中山并称孙黄。

在黄兴故居纪念馆黄兴平身事迹陈列室内陈列着这样一封家书：“一欧爱儿，努力杀贼。”是黄兴在汉阳督战时，寄书长子黄一欧的家书，时黄一欧任江浙联军先锋队副司令，正挥师进攻南京。这封家书是黄兴“无我”、“笃实”精神的全面诠释。

黄一欧是黄兴的长子，生于1892年10月22日（农历九月初二日），湖南长沙善化县龙喜乡凉塘村（今长沙县黄兴镇凉塘）人。由于他是黄家的长孙，深得父母和爷爷奶奶的喜爱，自幼随祖父学习对句、三字经等。1904年，黄一欧随父亲黄兴在长沙明德学堂小学乙班读书，时名祖焘的陈果夫与黄一欧同班。

1904年华兴会甲辰起义，事泄黄兴家被军警包围。黄一欧飞跑到明德学堂向自己的最亲近的沈迪民老师报告，由沈设法找人解救。从此，黄家一家人在长沙东躲西藏，湘按察使欲捕杀克强之长子黄一欧，后由陈嘉会等秘密营救，于1905年送往日本，才得以免遭杀害。1906年9月黄一欧14岁，黄兴也重返日本，父子两居住在东京梁区林馆。1906年底一天，黄兴郑重地把黄一欧带到《民报》社，带他庄严地填写了誓约。孙中山对一欧甚为喜爱，亲任一欧加入同盟会的介绍人。章太炎这位学问高深、文笔犀利、敢想敢言、脾气古怪的名人也在一欧入盟介绍人的栏目上签下了自己的大名。此时，黄一欧只有十四岁，是当时同盟会年龄最小的会员。从1907年暮春到1911年2月底回国参加革命，一欧在宫崎家居住了近四年，宫崎待一欧如同亲侄子一样。

1910年11月，同盟会在马来西亚开了著名的“槟榔屿会议”。会议决定倾全力发动广州起义。这时黄兴把当时尚在日本东京东斌学校读书的儿子黄一欧召来参战。一欧根据父亲的命令，跟随日本退职炮兵大尉平伍一前来参战，于1910年2月中旬到达香港，因决定暂不采取新的行动，黄一欧在香港等候一个多月后又返回日本。广州起义计划确定后，一欧于1911年正月再次由父亲召回国。这一次，黄一欧随身携带着四大箱行李，里面装着五十支驳壳枪，二十支勃郎宁和一万多发子弹。为了掩护，黄一欧冒名宫崎龙介，穿着和服，讲着日语，摆着日本人的派头，顺利地把武器交给了由父亲任部长的同盟会香港统筹部。当时风声很紧，运送武器是一项艰难而危险的任务。直到4月25日（三月二十七日），也就是起义前两日，广州义军接收到的枪支还只有七十多支，很可能就是黄一欧从日本带来的那批武器。

一欧到香港后，黄兴又派他和陈方度、柳聘农、胡国梁等四人打入广东巡警教练所。因为这个所有百余名学员，两百支枪，如能掌握，对起义有很大帮助，同时还可以通过参加巡警熟悉广州各个方面的情况。临行前黄兴叮嘱黄一欧，“一是要戒骄戒躁，谦虚待人，好好联络同志；二是要听从陈方度的调度，不要各搞一套。”（陈是四人中年龄最大，被指定为负责人）黄兴认为如果能把巡警也运动过来，广州就唾手可得。但对打进巡警中的革命者来说，这就意味着要冒很大的风险。为了革命事业黄兴不但身先士率，而且把儿子也派进了虎穴。

陈方度、黄一欧等四人在督练公所负责内应。他们从下午14时左右开始行动，首先找到督练公所所长夏寿华（湖南益阳人），出示手枪对夏寿华说：“我们就是革命党，今天下午五点半钟就要发难了。”夏寿华表示同情革命，并坚决挽留他们四人喝酒。吃完后，黄一欧飞奔小东营五号机关。当时，黄兴的队伍在整装待发。听完汇报，黄兴命令陈方度率领他们赶回去，待机行事，没有和儿子说什么话。黄一欧等人立即赶回，等候陈炯明前来攻打督练公所。等候之中，陈炯明早已不知去向。广州起义的失败，黄一欧被迫回到日本。

1911年暑假期间，受到国内革命形势的影响，黄一欧再次从日本回国参加革命，这一次，他化名为黄祖光，回到阔别六年的长沙。和一起从东京回国的刘大辉、刘况、陈嘉立、陈嘉任、罗应坤（广东人）陈模、石磊（均为湖北人）等集体住在母校明德学堂。随即，他们与在长沙的谭心休、曾杰、唐蟒等人取得联系。在长期间，黄一欧广招昔日明德学堂的同学与好友。前来参加“野球（棒球）会”，以练习棒球的方式集结同志，并学习投掷炸弹。当时已放暑假，大多数学生已经回家，但参加的人仍很踊跃，经常来活动的有八十人左右。“野球会”成立不到一个月，黄一欧等人受到官府通辑，在通辑名单中，唐蟒（唐才常之子）列第一，黄一欧列第二。在湖南咨义局副议长陈树藩（陈嘉任的父亲）的维护下，他们逃离了长沙，黄一欧返回日本。

黄一欧此次虽然无功而返，但却是他在没有得到父亲指令下首次自主活动，并且成为他们那些伙伴们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当时黄一欧还只是19岁（虚岁）有这种主动性和积极性是非常可贵的。

武昌首义爆发后，黄兴急电在东京的黄一欧回国参加革命，一欧遵父命回国，先是到香港，根据胡汉民的安排留在香港等候广州起义。后因陈其美两次来电要求在港同志前往上海相助，黄一欧就和赵光（赵声的弟弟）、洪承点七八个人从香港来到上海。

黄一欧一行到达上海后，陈其美正在上海组建军队，发动起义。其中，以原新军第九镇部分官兵，上海警察以及巡防营士兵为基础，组成沪军先锋队，洪承点（曾往香港统筹部总务课课长）任司令。黄一欧任副司令。1911年11月6日，上海起义成功，陈其美任都督。

在上海起义期间，黄一欧参加了攻打江南制造局的战斗，他奋不顾身，冲杀在前，退出战场时血溅衣衫，疲惫不堪，稍微休息，又荷枪上阵。目睹这一切的日本人北一辉对黄兴说：“一欧在上海表现出男儿气概，没有给你丢脸。”

黄兴曾经希望黄一欧前往武汉参战。11月1日张竹君因感染细菌手肿大并发烧，从汉口启程返沪治疗并“备办冬衣药料”。临行前黄兴写了一封信托张竹君带给黄一欧，要求黄一欧去武汉参战。当时，黄一欧为了筹组江浙联军攻打南京而奉命前往镇江、杭州等地联络，还在吴淞炮台卸运炮弹为攻打南京提供弹药，因而没有遵父命赴汉。

黄兴对儿子参加南京之役感到很高兴。11月21日，南京之役即将开始之际，黄兴在北洋军全面攻打汉阳的危急时刻给南京前线的黄一欧寄来一封信，黄一欧收信后拆开一看，信上仅八个字“努力杀贼！一欧爱儿。”落款处盖有黄兴常用的一个小章“灭此朝食”。黄一欧在战场上接到父亲的来信，深受鼓舞，“辄有中宵起舞，灭敌朝食之慨”！

黄一欧在南京之役中，他带领了先锋队首先进攻，占领了天堡城，而将功劳让给别人，诚不愧为其父黄兴之子。《东亚先觉志士传记》的书记载说：“黄一欧挥刀上阵，来往驰突，所向披靡，斩敌三十六人，刁鐏遍渍敌人血”。黄一欧对自己的表现没有说什么，只说自己在攻占天堡城后，留了几个炮弹筒在上面刻下字作纪念，这些炮弹筒中的一个在黄兴去世下葬时黄一欧将其送入墓中陪葬。

推翻清王朝后，黄兴认为，中国应当进入建设年代，因而希望其长子黄—欧及所有的中国青年都能好好地读—点书，以成为“新共和国建设人才”，黄—欧因而于1912年冬赴美国留学。

其后，风云突变，黄兴再次流亡，并于1914年7月15日从日本来到美国。当时，黄一欧和黄振华都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外交经济系学习，因为正是期末考试期间，黄—欧忙于功课，便让尚为旁听生的妹妹黄振华由纽约前往旧金山迎接父亲。直到放暑假之后，黄—欧才与妹妹黄振华共同陪同父亲参加各种活动。显然，黄—欧谨守父训。以学业为第—要务。

1915年9月底，—直同黄兴保持联络的蔡锷派专人送了—封长达十七页页的密信给黄兴，与黄兴商讨反袁的具体计划。黄兴相当兴奋，令黄一欧立即返回日本与孙中山和张孝准等人联络。

孙中山非常高兴地会见了黄—欧，详细询问黄兴的病情及其在美国生活的情况，并向黄—欧表示，希望黄兴能够早日回国领导反袁斗争。

张孝准是黄兴在军务方面的主要助手，也是蔡锷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与蔡锷、蒋百里并称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的“中国三杰”，黄兴曾为其书联：“唯有真才能血性，须从本色见英雄。”此时，张孝准流亡日本，是欧事研究会的骨干人员。在黄—欧所带的信函中，黄兴嘱托张孝准立即回国，尽快与蔡锷联络，协助蔡锷起事。后来成为反袁护国运动传奇故事人物的蔡锷神秘出走和返回云南，就是由张孝准预先在日本部署，继而在天津与蔡锷周密计划的。黄—欧也在日本神户与蔡锷相会，向蔡锷汇报了东京方面的情况及有关方面的行动计划。

在反袁运动中，黄一欧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了解日本的外交动态。黄兴在致张孝准的信中明确指示：“日本近日真意如何，能探得否?可要一欧探问宫崎。”根据父亲的指示，黄—欧通过宫崎寅藏的关系多次拜访日本外务省亚洲局局长藤田，从中，得到了暗中支持反袁运动的承诺。其后又由黄兴担保(张孝准代表黄兴签字)．日方出借两百万日元给云南方面作反袁军费。

当时，反袁阵营情况复杂，辛亥革命时期和民国初期形成的各种派系，立宪派与革命派、国民党与进步党、中华革命党与欧事研究会，还有地方实力派中的甲派、乙派、丙派。他们之间的历史恩怨、意见分歧和利害关系，对反袁斗争干扰颇大。在这种背景下，与各方关系良好的黄兴对促进反袁各派实现大联合，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如唐继尧唯恐蔡锷回云南夺去他的都督职务，黄兴亲笔致信疏通，并派李烈钧、熊克武等人当面解释．还带了一百箱现洋到云南作军费，从而使唐继尧成为护国战争中的主要领袖人物之—。对于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黄兴及欧事研究会在进步党公开表示反对帝制后便采取了积极合作的态度，从而使两派在护国运动的高潮中达到了亲密合作的程度。实现反袁势力大联合，有很多具体细致的工作要做，黄—欧作为黄兴的代表，在其中承担起了相当重要的责任，其中最至关紧要的是协调孙中山及中华革命党与各派的关系。由于双方的策略方针和办事风格有很大的不同，蔡锷领导的云南起义，事前没有告知孙中山，事发后也没有及时向孙中通报。因此，当云南起义爆发后，孙中山在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说：“云南事件并非民党发动，与彼等无关，”张孝准见报后十分担忧，认为这会严重影响国际社会对云南起义的看法，便委托黄一欧去与孙中山商淡，黄—欧前往孙中山寓所，当面向孙中山汇报了云南起义的有关情况，并委婉地指出：“先生对日本报界发表这样的谈话。很容易引起外间的误解，产生不良影响。”孙中山沉默不语，一时气氛有些紧张。黄一欧见此急忙转移话题，才使气氛缓和下来。从此，孙中山及中华革命党方面，再也没有过发表不利于云南起义及各省独立反袁的言论。其后。黄—欧在日本多次谒见孙中山，为其传递各种信息。  1916年5月，孙中山公开通电赞同反袁独立省份提出的“不分党派、省派”联合袁的主张，并通知田桐、居正、朱执信等中华革命党领导人，“—切事宜务求与讨袁各派协同进行”，还与各派一样悬挂五色旗，从而实现了反袁各主要派别的大联合。

黄兴决定回国后，黄一欧根据父亲的指示先行回到上海作准备。在沪期间，黄—欧曾代表黄兴前往码头迎接由川至沪治病的蔡锷。

这样，已经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刻苦学习两年的黄一欧又锻炼成为—个政治活动家。对此，黄一欧没有公开表示什么。但他在回忆录中特别提到与他同批去美国留学的任鸿隽、杨杏佛等后来成为著名学者，并刨办《科学》杂志，发起组织中国科学社，为新文化运动期间科学思潮的兴起和民国时期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此外，黄一欧还特别希望没有机会读大学，更没有机会留学的子女能有机会读大学和留学。由此看来．黄—欧对自己未能完成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学业还是深以为憾的。

黄一欧虽然成为政治活动家，但黄兴仍坚持不让他当官。护国运动胜利后，大总统黎元洪任命黄一欧为总统府少将侍卫武官，黄兴严嘱黄—欧不要理会。黄兴认为，黎元洪之类“老官僚猜忌太深，与其接近惹起政潮，不若远离．尚可有—二挽救之法”。

护国运动结束后，黄一欧就—直有护侍重病在身的黄兴，继而料理父亲的丧事，前后大半年来参与政事。

黄兴逝世后，黄—欧计划将主要精力投入办实业，并与张孝准(时任湖南榷运局局长)、谢国光等人合伙创办了古河企业公司。开始在湘南开采铜矿。

黄一欧不想卷入政治风波之中。但强烈的责任心和特殊家世背景与社会关系使他很难完全脱离政治活动。

1917年7月。张勋将黎元洪这个有名无实的大总统赶下台．拥戴清帝溥仪复辟，皖系军阀段棋瑞又出兵终止这场闹剧，把持中央政府。孙中山南下广东．树起护法大旗．被推选为护法军政府大元帅，南北再次公开对立。

为了控制湖南这—南北交通要道。段棋瑞于1917年8月命其心腹傅良佐代替谭延闿出任湖南省长兼督军，北洋军阀势力再次进入湖南。零陵镇守使刘建藩、湘军第二旅旅长林修梅于9月13日分别宣布零陵独立和衡阳独立，并联名通电宣告湖南自主。

刘建藩是黄兴的忠诚部属和黄一欧的好友，曾任南京第八师骑兵团团长。黄兴逝世后．刘建藩代表湖南省政府分别在上海和长沙办理黄兴丧事，极其尽心，一切都安排得十分妥当和周密，让黄家大为感动。在刘建藩的鼓动下。黄一欧于1917年9月北上北京，以感谢中央政府同葬黄兴为名，联络各方，配合湘军驱逐北洋军阀傅良佐。黄—欧在北京联络湖南籍的要人周渤(段棋瑞幕僚)、郑沅、陈嘉言(两人均系久居北京的老翰林)、王文豹(后任段棋瑞政府司法部次长)等人．召集旅京湖南人士开会，联名上书段棋瑞政府，请求暂缓进兵湖南。同时，黄—欧还走访刚任总统府高等顾问的王芝祥，王芝祥表示愿为湖南战事调停，尽管这些活动无法制止北洋军阀的军事行动，但其政治和社会影响却不容忽视。

10月1日，段棋瑞下令“出师剿灭”南方军队。10月6日。湘省护法军各路将领齐集衡阳。决定组织“湘南护法军总司令部”，程潜为总司令。从10月15日起，南北两军各投入兵力万余人，在位于衡山、衡阳之间的贺家山一带连日激战。黄一欧见战事已起．匆匆赶回湖南应变。他与左霖苍(商会会长)、张孝准、彭兆璜(省议会议长)等人联络省会各界苦心维持，电请程潜、赵恒惕、刘建藩早日进省主持大计。 11月20日，护法军进入长沙。桂系大将谭浩明为湘桂联军总司令，程潜为湘军总司令兼省长。黄—欧出任湘省铁路警备司令、零陵镇守使署高等顾问等职务。

]918年元月，南北战争在岳阳重新打响。初期，湘军获胜，并于1月27日占领了岳阳县城。2月初，随着北洋军队的大举进入．前线湘军的形势紧张起来。刘建藩委托黄一欧回长沙求援。

黄—欧于3月初从前线回到长沙，在湘桂联军总部会见了联军总司令桂系军阀大将谭浩明。谭浩明设宴隆重招待黄一欧，但所用礼节全为旧官场那一套，说话不着边际，对黄一欧的求援，漫不经心，敷衍塞责。黄—欧大为失望，只好另谋良策。

不久，张敬尧部占领长沙。1918年4月3日，张敬尧出任湖南督军兼省长，成为继汤芗铭、傅良佐之后统治湖南的第三位北洋系的军人。抵抗北洋军阀入湘的斗争失败后，黄一欧应胡汉民之邀请前往广州，参加以孙中山为大元帅的广东中华民国军政府。不久，孙中山在旧桂系的压迫下离开广州前往上海，黄—欧也随之到了上海，后于1919年秋回到长沙。

黄—欧于1919年秋回到长沙时，湖南正在发生轰轰烈烈的“驱张运动”，并且于1920年6月成功地将张敬尧驱逐出湖南。其后，谭延闿重掌湖南政权。

谭延闿不是革命派，但与黄兴私交甚深，黄—欧也一直视他为长辈，不便出面争取或推翻谭延闿。因此，黄一欧把工作重点放在时任湘军总指挥、湘军第一师师长的赵恒惕身上。

南京临时政府期间。赵恒惕以旅长身份率桂军援宁，所部甚为黄兴所重，护国运动期间，黄兴计划建立—个军的军队，拟安排赵恒惕任旅长。黄—欧在南京京临时政府期间开始与赵恒惕交往，“彼此过从很密”。奉命回湘运动后，黄—欧与赵恒惕“时常会面．相处甚融洽”。大约每两三天就聚一次，地点或者是在赵宅，或者是在赵的老同学原湘西镇守使田风丹家，经常参加聚会的有赵部门第一旅旅长宋鹤庚、第三旅旅长鲁涤平和胡雨屏等人。

1920年11月13日，驻平江的程潜旧部以闹饷为名，杀了谭延闿的亲信第十二区司令萧昌炽，推举营长于应祥为代理司令，宣布独立。11月22日，李仲麟、张振武、郭步高、于应祥、张智等军人联名通电，要求谭延闿去职，张振武还将部队开到长沙北门外驻扎。赵恒惕及其部队对这些行动不闻不问，谭延闿见大势已去，只好于11月23日在军政会议上请求解职，并请赵恒惕接替他的湘军总司令职务，省长则另由议会选举。

在消息公布之前，赵恒惕的幕僚胡典武将消息透露给了黄—欧，当晚，杨丙、阎鸿飞、柳聘农、陈方度、李荩吾等老同盟会员聚集在黄一欧家，决定以湘军总司令的名义发布告。布告由同鸿飞起草，对谭延闿进行了严厉而很注意分寸的声讨，并宣布：“湘政根本改革，责任全在后贤。大权属于省民，省长亟待民选。”这一宗旨，与当时毛泽东为代表的新兴人物所争取的湖南自治，基本上是相同的。不同的是，毛泽东等人所采取的方式是发动群众，黄一欧等人则仍然沿袭辛亥革命时期的方式——运动军队和社会中上层人土。

布告写成后，没有印信。柳聘农顺手拿起时在周南女校附小读书的黄德华的一方砚池，刻了—枚“湘军总司令”的篆文大印。各人紧急动笔，将布告抄写了几十份，盖上大印，连夜张贴援粤军，为孙中山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作出了贡献。

谭延闿下台后，接掌湖南政权的赵恒惕,以黄—欧在日本、美国学习和生活多年．熟悉城市建设为由，说服黄一欧于1920年12月出任刚刚成立的长沙市政公所总理(相当于后来的长沙市市长)。

中国行政单位．除了京师之外，历来没有专门为城市设置的建制，自到民国建立后。各省与北洋政府开始仿照西方各国建设市制。长沙先是是于1920年8月设立长沙市政厅，由先后担任黄兴、蔡锷秘书的石陶钧任厅长。继而在同年12月将市政厅改名长沙市政公所，由黄一欧出任市政公所总理。市政公所相当于市政府．因此，黄一欧可以说是长沙市第—任市长(长沙正式建市是在1933年10月，第一任市长何元文)。

黄一欧始终牢记父亲不让他当官的教海，他同意接受这—职务。主要理由有三：其一，孙中山的儿子孙科此时正在担任广州市第一任市长，并在城市规划与城市建没方面干得轰轰烈烈，提出了将广州市建设成“山水城市”、“田园城市”、“花园城市”和“国际都市”等宏伟目标。其二，黄兴生前非常关心城市建设，对长沙的城市建设，黄兴也提出过不少建议，如拆城墙，修马路，拓宽街道，改良商场，迁政府机关，等等。其三，久居上海和东京、纽约、费城等国内外大城市，反观当时的长沙城，难免不产生种种不良感觉。诸如此类的考虑，使黄一欧接受了市政公所总理这个职务，以借此机会为家乡做一番事业。

当时的长沙城颇为狭窄、拥挤，市区面积仅为四点五平方公里，仅相当于今日中国一个中小县城。人们形容道：“南门到北门，七里容三分”，一面临湘江，三面环绕着一道七公里长的城墙。在这么狭小的面积内有—百五十余条东西南北纵横的“大街”，小巷更难以确切统计。每天逢人群活动高峰期，各主要街道，连走路都比较困难。

黄一欧任职后的第—件事就是编制《长沙市政计划书》。此前，长沙市政厅编制过—份《长沙市政汁划书》，但只提出了—些基本设想。黄一欧主持制定的新计划书则详细、具体，而且气魄更大。其主要内容是：①在北至新河、南至金盆岭、西至岳麓山、东至浏阳河方圆八十二点五九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进行了城市路网布局．并绘制了—比两千计划图，②旧城区道路布局照顾原有街巷，新城区全部采用方格网加放射线，路网间距一百五十至一百八十米，路面宽度自二十七至六十米不等，也就是今人所说的四车道至八车道，道路总长度二百七十—公里，道路占地面积占城市计划用地面积的百分之三十以上。③在水陆洲、朱张渡和浏阳河口各设跨湘江铁路桥一座。④整个计划实施期限为十年。

从西汉初期到民国初期，长沙城区面积仅扩大了两倍多。而黄一欧主持制定的这个汁划，可一举将长沙市区扩大近二十倍。这样宏大的计划看来脱离实际，但是富有发展战略眼光。当20世纪90年代后期人们开始按照现代化的标准建设长沙城市时，深为黄一欧的后任将长沙市区干线路面宽度的标准降到十七米等措施所苦。历史证明，黄一欧这类人才如果有职有权，所能作出的贡献是无法估量的。

1923年，湖南的谭延闿派军队和赵恒惕派军队展开大战。黄一欧对这种内战深感厌恶，遂于1923年辞去了长沙市政公所总理一职。

黄一欧出任长沙市政公所总理近三年，成效不大。不过，他的心血也没有白费，他主持制定的汁划在标准大降后部分得到实施。其中，1930年大部竣工的东西干道被命名为中山路，1933年部分竣工的南北干道被命名为黄兴路，1937年建成的又—条南北干道被命名为蔡锷路。目前，中山、黄兴、蔡锷三条路仍是长沙城区的主要道路和繁华的商业区，黄兴路是长沙最繁华的商业区。

黄一欧辞去长沙市政公所总理一职后，应熊克武的邀请于1923年冬赴常德，出任川军北伐军第一路军司令。1924年春，熊克武兵败，退到湖南常德，在常德组成建国联军，出任总司令，同时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熊克武是孙中山任命的四川最高军事指挥官，为了避免与孙中山正面冲突，赵恒惕允许熊克武留在湖南。孙中山l925年3月逝世后，赵恒惕勒令熊克武出境，熊克武只得出走广东。随着熊克武的出走，黄一欧也于1925年来到广州，出任国民政府参事。次年随国民政府迁到汉口。

1928年，黄一欧与周震鳞等人代表南京政府前往北平接管原总统府等中央机关。1929年1月，黄一欧与周震鳞、王用宾作为国民党中央代表到沈阳，与张学良商讨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党务。

1929年6月，冯玉祥应阎锡山邀请前往山西“共商国事”。为了讨好蒋介石，阎锡山以“停止内战”、“相偕出洋”为借口，将冯玉祥先后软禁在太原晋祠和五台县西会村。

冯玉祥参加过辛亥革命时期的滦州起义，护国战争时期与蔡锷联合反袁；护法战争期间任湘西镇守使，驻扎常德两年多，力主和平解决南北争执，对吴佩孚的北洋军队起了牵制作用；北伐战争期间主持“五原誓师”，率部参加北伐战争，同南方北伐军会师中原。北伐结束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为官清廉，生活朴素，以“平民生，平民活。不讲美，不要阔。只求为民。只求为国”著称。冯玉祥对黄兴、蔡锷充满崇敬之情，曾专程前往岳麓山拜谒二公之墓，并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假如克强先生与松坡先生不死，中国或者不至于这样坏。”

在长期的革命活动中，冯玉祥与李书城、周震鳞等黄兴旧部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其中李书城在冯玉样控制北京政权期间出任过陆军总长。得知冯玉样的险讯后，黄—欧自告奋勇与李书城、周震鳞先后赶赴太原，劝说阎、冯二人言和。因为阎锡山曾在日本由黄兴督誓加入同盟会，又与李书城等人一道加入了黄兴精心组织和直接掌握的“铁血丈夫团”。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阎、冯终于携手共进．于1930年3月21日联名发出倒蒋通电。

北伐战争期间与与北伐胜利后，为了打开华北、东北、西北、西南等地区的局面，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不得不借重李书城、周震鳞、黄一欧这类辛亥革命人物，以利用他们的威望和长期与各方人物的联系来统一中国。这本来是完成辛亥革命的未竟事业，符合广大民众向往和平安宁生活的需要，但由于蒋介石一心实行专制独裁统治，所谓“统—’演变为争权夺利，自我扩张，军阀混战。黄—欧从广州到沈阳，从东南到西北，所见所闻，无处不是怨声载道，怒火熊熊，因而也像冯玉祥及很多元老、名流那样，走上了反蒋的道路。1929年，黄一欧与周震鳞、高巩白在北平创办《坦途》杂志，宣传反蒋。

1927年，随着国民党北伐的胜利，原本在国民政府任参事的黄一欧出任安徽省榷运局局长。因为由该局主管的淮盐是明清与民国时期中国最有名和销售量最大的盐，这个职位—直是引发官场争斗的大肥缺。黄一欧充满理想与正义感，实在是难以应这个职务所带来的种种麻烦，支撑不到—年便辞职。

1929年前后，黄—欧又任一官——天津特别市政府参事兼特一区主任。此时的天津是晋系的势力范围，由时任晋军军长兼天津警备司令的傅作义所掌握。黄一欧自告奋勇去太原解救冯玉样，说明他与晋系的关系还算不错。

在其他天津党政军要人中，有一位是鲁荡平，系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六名整理委员之—，天津特别市社会局局长。鲁荡平是湖南长沙人，教育家，曾在北京创办民国大学，与周震鳞在家乡创办过靳江中学。抗日战争时期设立战区联中五校，解决沦陷工数万青年的就学问题，获二等景星勋章、他的兄长是曾任湖南省主席、第二军军长、第九路军总指挥等职的鲁涤平。鲁涤平是赵恒惕的旧部，与黄一欧来往不少。黄—欧在天津任职时还由时湖南省主席的何健夫妇主婚．与北大才女彭承祉结婚。

黄一欧在天津有—定的背景，但要有所作为也很难。任职期间，他试图施展其改良社会，建立现代都市文明的抱负，关闭妓院，取缔赌场，提倡文明新风，颇有政声。但是，这些举动得罪了天津的地方恶势力，再加上蒋、冯、阎中原大战的影响，黄一欧在天津任职—年多后．便辞去了职务。

1931年，在胡汉民被蒋介石软禁的事件发生之后，孙科也走上了反蒋道路，并与陈济棠、李宗仁等人在广州另组国民政府与南京政府对抗，应孙科的邀请，黄—欧于1931年前往广州，任广东省政府政务委员。没想到，曾经愤怒地把蒋介石比之为一只“疫鼠”，号召人们尽快将其歼灭的孙科很快就与蒋介石妥协，实现了宁粤合流。

黄一欧希望反蒋斗争能取得胜利，对孙科放弃反蒋斗争很不满意，因为这会使很多参加反蒋斗争的朋友遭到残酷报复。为了尽可能地维持局面，黄一欧在宁粤合流后还是1932年出任孙科担任院长的立法院立法委员，前后任职达十余年。

因为父亲的关系和长期从事政治活动，黄一欧与国民党内众多要人有不同程度的渊源，不少人还是很好的朋友。黄—欧为人厚道，可是，他的那些朋友相互之间则总是争来斗去，反复无常，夕为死敌，朝即盟友，正直忠厚的黄一欧为此十分困惑。特别让黄一欧深感绝望的是，在抗日战争这种背景下，国民党内那些斗红了眼的人，仍然不肯罢手，耍尽花招置对方于死地。他多次辞职，均未批准。1943年．黄—-欧借口养病，向立法院请假．悄悄地从重庆回到湖南湘乡农村岳父母家，和妻子儿女隐居田园。

黄—欧隐居后，决计不再过问政治，他曾赋诗自铭：“朝得山中千日醉，酩然直到太平时。”抗日战争胜利后，湖南的国民党人士或者是想利用他的影响，或者是想帮助他，多次请他出山，都被他婉言谢绝。

1948年，黄一欧遇到了—位无法拒绝的人物——程潜。程潜不但是黄兴的老部下，而且是黄—欧四弟黄一球的岳父，1948年7月，程潜出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特请黄—欧出山相助，黄—欧面露难色，程潜说：“我请你，你也不来吗?”

程潜此时虽统揽湖南军政大权，实际处境则很危险。蒋介石将—批黄埔系的亲信安插在他身边掌握实权，其中李默庵、黄杰担任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素与程潜不和的白崇禧为首的桂系在湖南还有较大势力；特别让程潜感到危险的还有手段毒辣的军统特务，其中军统特务杨继荣被安排为绥署高参，时刻不离程潜左右，以密切监视程潜的—言—行。黄—欧忠诚可靠，经验丰富，而且熟悉各方人物，是程潜一个不可多得的重要助手。黄一欧实际上只是不想再参与蒋介石之流政治活动，在程潜出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之前，他已于1948年3月在长沙秘密参加了刚刚成立两三个月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湖南民革地下组织，此时正在中共湖南省工委领导下，为争取湖南和平解放而努力。于公于私，黄—欧都已经到了站出来的时刻，因此，他同意了程潜的邀请，出任湖南省政府顾问，并针对当时湖南的形势和状况向程潜提出了九个字：“走不得（走，没有出路），打不得（人民财产、长沙城将毁于一旦），只和得（和，才是唯一的出路）”。

由于黄—欧参与的都是—些高度机密的活动．也由于黄一欧不满意有些人夸大自己在湖南和平解放中的作用，黄—欧对湖南和平解放没有写回忆录，因此，他在这一时期的具体表现鲜见于记载。笔者在采访黄一欧的子女黄曼西、黄伟民时问及此事，他们说，具体情况不甚了解。只记得父亲当时很少回家。有时—个多月也没有回过一次家。主要是担心程潜的安全，陪伴在程潜身边，跟随他在全省各地视察。

这时，国民党已经开始逃离大陆。为了减少中共的政治影响，国民党方面已经安排了黄—欧—家去台湾。先是通知黄—欧去领前往台湾的船票，黄一欧置之不理；继而又派人送来了飞机票，黄一欧弃之不用，黄振华要求由她带黄伟民去台湾，黄一欧也不同意。最后，与黄一欧具有同宗关系的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黄杰亲自登门，准备带黄—欧全家去台湾。当时只有十二岁的黄伟民出面招待他，告之父亲刚好是前一天陪程潜去了邵阳。

除了协助程潜工作外，黄一欧还参加了民革系统的迎解放活动。1949年初，民革中央派程—中、许松圃等回湖南开展地厂工作，黄一欧参加了他们的活动。黄—欧还团结辛亥革命人参加迎解放活动，他在回忆录中提到，解放前夕，参加过黄花岗起义的胡国梁曾来长沙找他，说想离开大陆但没有路费。黄—欧对胡国梁说、许多老同盟会员都参加了唐生智、仇鳌等发起的和平自救运动，准备迎接解放，劝胡国梁莫走，并建议他去找仇鳌。

湖南和平解放后，黄一欧与曹伯闻(后任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等职)、邓介松(程潜任主席期间的湖南省政府秘书长)、程星龄(后任湖南省副省长等职)等十人被聘任为湖南军政委员会顾问，黄—欧名列第一。

新中国成立后，黄—欧先后出任湖南军政委员会顾问、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民革湖南省委主任委员、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湖南省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湖南民主人士黄—欧》(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对黄—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事迹作了简要介绍：

黄—欧“积极参加建国后各项改革和运动，投身社会主义建设……1961年10月赴北京出席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大会，捐献了辛亥革命的珍贵文物。以后积极撰写有关黄兴和辛亥革命的回忆录。”

“‘文革’动乱，黄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例行逆施深为不满，并有所抵制和斗争。‘文化大革命’后，黄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祖国的前途充满信心，为完成祖国统—大业做了不懈的努力。”

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前夕，年近九十的黄—欧于1980年10月奋力完成了一篇长达万余字的《辛亥杂忆》。

《辛亥杂忆》中特别记述了他和父亲与宫崎家的往事，并为此生再也不能前往日本探访位于东京鹤见总持寺的“黄君克强之碑”和瞻仰纪念孙中山与宫崎寅藏的“文虎社”而深表遗憾。

黄—欧先生的一生可谓沧海桑田，备尝艰辛，赤城报国，矢志不渝。让先生和他的家人感到欣慰的是，从辛亥革命到建立新中国，再到改革开放中华民族走上振兴之路，黄一欧先生终于亲眼看见自己终身为之奋斗的理想化为东方大地喷薄而出的曙光，安度晚年，—享太平，并将余生致力于祖国统一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