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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涉江》诗中"枉渚"与"辰阳"两个地名考】文达三 焦玫2023年1期总131
2023-03-03 10:13:49   来源:   评论:0 点击:

众所熟知,《涉江》是屈原被放逐江南时记述行程和抒写感受的诗作,其中有如下四行:
 
乘舲船余上沅兮,齐吴榜以击汰。
船容与而不进兮,淹回水而凝滞。
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
苟余心其端直兮,虽僻远之何伤?
 
“枉渚”与“辰阳”在何处?当今学界普遍认为:“枉渚”在今湖南省常德市南,“辰阳”在今湖南省怀化市辰溪县西。有人以为“辰阳”即今辰溪县政府所在地辰阳镇。
然而,据《湖南省常德航道志》(1949—2013)提供的权威性数据,沅江干流从常德市南至辰阳镇一段的航程长达312公里;而近几十年来沅江两岸大量的考古发现足以证明,战国时代的沅江航道与今天的沅江航道大体相同。
由此可知:屈原于战国末年乘木船溯沅江而上,早晨从“枉渚”(今常德市南)出发、晚上到达“辰阳”(今辰阳镇或辰溪县西),是不存在一丝一毫的可能性的。那么“枉渚”和“辰阳”究竟在何处?不能不重新探究。
我们的探究从查考有关“枉渚”的文献资料开始。
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是《楚辞》最早的完整注本。该书关于“枉渚”的注文为:“朝发枉陼兮,枉陼,地名。陼,一作渚。”王逸只说“枉渚”是个地名,显然不知道“枉渚”究竟在何处。王逸的生活时代距屈原生活的战国末年不算太久远,而且,他可以看到的先秦文献有不少后来失传,后世学者是看不到的;那么为什么王逸对“枉渚”的地望一无所知,反而是后世学者比王逸更清楚呢?
为解除这一疑惑,我们遍查《春秋》《战国策》《国语》《史记》《汉书》等王逸以前的所有历史文献,又遍查近年出版问世的《郭店楚简校读记》《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集释》(全十册)和《里耶秦简牍校释》等著作以及大量的相关考古资料;结果是始终不见“枉渚”一词的踪影,有关“枉渚”的记载也始终未见片言只字。
由此,我们可以作出如下两个推测:
(一)“枉渚”是屈原写《涉江》时首创和独创的一个地名词。
(二)“枉渚”这个地名词所指称的地理实体,除屈原被放逐到沅江流域途中光顾过一次之外,其他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再也没有与它发生过关联,因而未能进入除屈原以外的其他文人学士的视阈,自然不可能进入除《涉江》以外的其它历史文献;以致自屈原自沉汨罗以后,“枉渚”作为一个地名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也就和他的躯体一起湮没无闻了。
已故著名学者谭其骧教授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全八册)中,“枉渚”只在第一册战国时期的楚国地图上出现过一次,孤零零出现这一次,显然就是以屈原《涉江》诗中的“枉渚”为依据。而该地图将“枉渚”标示在今湖南省常德市南的位置,则不知其根据何在,对此,我们深感疑惑,不敢苟同。
自古迄今,研究《楚辞》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如仅就“枉渚”和“辰阳”的地望而言,我们认为值得重视的只有两部,一是前文已述及的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二是南宋洪兴祖的《楚辞补注》。而北魏地理学家兼文学家郦道元所着《水经注》一书,则至关重要,当刮目相看。
东汉王逸谢世三百多年以后,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问世。自开始有《楚辞》研究以来,郦道元在《水经注》卷三十七沅水注中第一次对“枉渚”作出了注释。注文为:“沅水又东历小湾,谓之枉渚。渚东里许,便得枉人山。”
这段注文只有寥寥二十个字,但可疑可议之处却不少。
首先是,“枉渚”作为汉语中的一个词,其词汇意义应当如何理解?而郦道元又是怎样理解的?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枉,邪曲也”。“枉”即弯曲之意。《尔雅》:“水中可居者曰洲,小洲曰渚”。《说文》引《尔雅》传:“渚,小洲也。”刘熙《释名》:“小洲曰渚。渚,遮也。体高能遮水使旁回也。”《释名》不仅同《尔雅》《说文》一样释“渚”为小洲,还说明渚对水有转变其流向的作用,渚和水两者之间有不可分割的关联;因此,《释名》的声训尤其值得重视。
从汉语构词法的角度看,“枉渚”是由“枉”和“渚”两个语素构成的复合词,后者为中心语素,前者则是对后者起修饰和限定作用的辅助性语素。按通常理解,“枉渚”的词义应当是“弯曲的河段中四面环水的小块陆地”或“河湾中的小块陆地”。但郦道元显然不是这样理解的。他说:“沅水……历小湾,谓之枉渚。”“小湾”是前一句“历”的宾语,又是后一句“谓”的主语,承前省略,这是古代汉语中常见的一种省略形式。郦道元的意思显然是说,这个“小湾”就叫作“枉渚”,“枉渚”就是这个“小湾”。这样一来,作为中心语素的“渚”——水中的小块陆地——就无缘无故、不明不白地被开除了,“枉渚”也就不再是“弯曲的河段中四面环水的小块陆地”,而变成“弯曲的河段”或“河湾”了。
《尔雅》和《说文》是《水经注》中频繁称引的两部书,《释名》在《水经注》中也曾一再被引用;对这三部具有权威性的辞书,郦道元无疑十分尊崇也十分熟悉。可是,他对“枉渚”之“渚”却视之如无物,三书著者如泉下有知,将作何感想?会认同吗?
其次是,“枉渚”作为《涉江》诗中的一个地名词,是通名还是专名?
《涉江》诗中的“枉渚”不是通名而是专名,本来并无疑义。地名学中的所谓“通名”,是指反映某一类地理实体的共同属性的名称,是个抽象概念,只存在于人的头脑中。而所谓“专名”,则是指反映某一个特定地理实体的特殊属性的名称。屈原“朝发枉渚”,当然不可能是从头脑中的一个抽象概念出发,而只能是从一个特定的地理实体出发,这个特定的地理实体就是枉渚,“枉渚”显然是个专名,可是到《水经注》中却被误会成了通名。
由此可知,郦道元对《涉江》诗中的“枉渚”有两个误会:一是把“枉渚”的词义误会成了“弯曲的河段”或“河湾”,二是把这个地名专名误会成了通名。
但这两个误会都不是肇始于郦道元。刘宋时期谢灵运《山居赋》:“远堤兼陌,近流开湍。凌阜泛波,水往步还。还回往匝,枉渚貟峦”。《归途赋》:“发青田之枉渚,逗白岸之空亭。”
《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诗:“弭棹薄枉渚,指景待乐游”。
上引《山居赋》中的“枉渚”,联系其上文“还回往匝”和紧接其后的“貟峦”来看,无疑是指弯曲的河段,亦即河湾。确切一点说,是指谢灵运山居庄园里的一个河湾。《归途赋》中所谓“青田之枉渚”,是指永嘉(今浙江温州)青田县境内欧江的一个河湾。《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诗中的“枉渚”,则是指谢灵运的孔姓友人去职还乡途中的一个河湾。以上三个文例足以说明,谢灵运笔下的“枉渚”所指为弯曲的河段或河湾,不是专名,是通名。而郦道元对“枉渚”的两个误会,大概就是来源于谢灵运。
我们的古代文学教科书将“枉渚”注释为“地名,在今湖南省常德市南”,其实,在今常德市南并无“枉渚”的形影和踪迹可寻。而其所以无形影踪迹可寻,既找不到任何依据可以认为是自然力或某种人为因素使然,又不可能是神不知鬼不觉地自行消失,那么合乎事理逻辑的解释就只有一个,即:常德市南的所谓“枉渚”原本就是一个子虚乌有的存在。
那么“枉渚”究竟在哪里?
屈原说:“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据自先秦时代即已开始形成的“以山南水北为阳”的地名命名观念和地名命名原则,“辰阳”,无疑是指辰水之北。屈原说得清清楚楚,他早晨从“枉渚”出发、晚上就在“辰阳”住了下来。这对我们是一个明确的提示:从“枉渚”到“辰阳”,逆水行船只有一天的路程;先找到“辰阳”然后再寻找“枉渚”,就不是什么太困难的事情了。
那么“辰阳”在何处?辰水,又名锦江、麻阳河、辰溪,沅江上游的一条重要支流。发源于武陵山脉主峰梵净山之麓,由西向东,流经贵州省铜仁市和湖南省麻阳、辰溪两县汇入沅江,全长87公里。1968年,本文第一作者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湖南省麻阳县工作,在辰水岸边生活了十年。其间,曾有机会从麻阳县城高村镇出发,沿辰水北岸徒步跋涉45公里,亲临辰溪县政府所在地辰阳镇。对辰阳镇的地理环境有所了解之后,作者头脑里即刻冒出一个巨大的疑问号:辰阳镇位于沅江北岸,正对着辰水交汇沅江的出水口,与辰水北岸隔着一条宽阔的沅江。这就是说,辰阳镇跟辰水北岸压根儿就是不搭界、不沾边的。那么为什么不把这里叫作“沅阳”、而驴唇不对马嘴地叫作“辰阳”呢?
直到50年以后的今天,我们才从《辰溪县志》和“辰溪县人民政府网”上找到了答案。据《辰溪县志·行政建置卷》载:西汉高祖二年(公元前205)置辰陵县,为建县之始。隶义陵郡(见《舆地广记》),治铜山,即今潭湾镇。历时三年,县名由辰陵改为辰阳,县治不变。隋文帝开皇九年(589),辰阳县治迁至沅水北岸(即今县治),与辰阳之名不符,又适当辰水(又名辰溪)入沅水之口,故易县名为辰溪。另据“辰溪县人民政府网”(2020-06-22)发布的信息:“今辰阳镇所在地作为辰溪县县治,始于隋开皇九年(589),至今已有1415年。而辰阳作为独立的地方行政建置,则始于民国24年(1935),初名为阳城镇。民国26年(1937)改名为辰阳镇。”
原来,今辰阳镇得名还只有80多年。而学者们居然把它当作了两千多年前屈原“夕宿辰阳”的住宿地。时空倒错,一至于此。
关于“辰阳”的地望,除这个不靠谱的“辰阳镇”说之外,还有一个影响更大的、为中学和大学教科书普遍采用的说法,即:“在今湖南省辰溪县西”。所谓“辰溪县西”,表意模糊含混,但我们还是可以揣摩到,它依据的是郦道元《沅水注》中关于“辰阳”的一段注文,这段注文我们在前面讨论相关问题时曾一再涉及:“沅水又东迳辰阳县南,东合辰水。……辰水又迳其县北,旧治在辰水之阳,故即名焉,《楚辞》所谓夕宿辰阳者也。”
郦道元认为古辰阳县治——今潭湾镇——是屈原的住宿地。这个看法可信吗?
作者当年步行去辰阳镇时曾路过潭湾镇,那时它只是一个小小的墟场。现在我们才从《辰溪县志》中得悉,它是自汉高祖至隋文帝七、八百年间的辰阳县治,而且,它还有可能就是我们正在追寻的屈原曾经住宿过的地方。于是作者即刻上网,利用卫星地图找到了潭湾镇。



从卫星地图上看,潭湾镇确实是位于辰水北岸。作者假定这里就是屈原“夕宿辰阳”的住宿地,随后便以“逆水行船一天的路程”为依据,向辰水下游寻找屈原早晨的出发地“枉渚”。
前文已经说明,“枉渚”的词汇意义是“弯曲的河段中四面环水的小块陆地”。很明显,“枉渚”是属于“以地形命名”一类的地名词。而以地形命名,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要能够反映出命名对象的地形特点。常识告诉我们,只要是河流,就一定会有弯曲,像北京长安街那样笔直的、没有弯曲的河流地球上是不存在的。那么“枉渚”之“枉”,其所指河段的弯曲就不会是一般的弯曲,而一定是某种异乎寻常的弯曲。因此,配称“枉渚”的地理实体就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河道有异乎寻常的弯曲,二是河湾中有四面环水的小块陆地,即“渚”。准此,作者先搜索潭湾镇以东的辰水下游,随后又出辰水、下沅江,一直搜索到距潭湾镇五十公里以外的泸溪县城屈望社区,但始终找不到“枉渚”。   
我们之所以一直搜索到泸溪县城屈望社区,是因为有一个传闻说今泸溪县城古时有个“枉渚村”,后改名为“屈望村”,再改名为“屈望社区”,这里就是屈原“朝发枉渚”的“枉渚”所在地。可是,今屈望社区距辰阳镇有50多公里航程,距古辰阳县治(今潭湾镇)更有60多公里水路,屈原早晨乘木船从此地出发,一天时间是绝不可能到达“辰阳”的,故关于“枉渚村”的传闻不可信。
本文第二作者曾专程拜访过辰水岸边的两位老船工,一位名叫刘际界,一位名叫舒易金。两位老人说,沅江和辰水的上水船,即便一切顺利,一天顶多只能走五十华里。既然从潭湾镇以东的辰水下游一直到一百华里以外的沅江中都找不到屈原早晨的出发地“枉渚”,那么由此可以断定,他晚上的住宿地就不可能是潭湾镇——古辰阳县治。郦道元以为古辰阳县治是屈原的住宿地,不可信。依据郦说将“辰阳”注释为“在今湖南省辰溪县西”,自然也不可信。
于是作者把鼠标撤回潭湾镇,再以潭湾镇为起点溯辰水而上,继续寻找“枉渚”。上行大约十公里时,一幅神奇的图景赫然扑入我们的眼帘,令我们震惊不已。
 


随后,地图上“鹅公颈”“鹅公颈村”等文字标示又历历入目,我们就禁不住霍然站起身来拍案叫绝了。
如果说,这一段河道的奇弯异曲是鬼斧神工,是上天——伟大自然力——的杰作;那么“鹅公颈”这个名称所显示的则是命名者绝顶的智慧。为什么不叫“鹅颈”,也不叫“鹅婆颈”,而偏偏要叫“鹅公颈”?这是命名者重男轻女吗?不是。这是因为:较之雌鹅,雄鹅在形体外观上有一个明显的不同点,就是体量更大、脖子更长更弯曲;唯有称之为“鹅公颈”,才能最形象、最逼真、最贴切地凸显出此地的地形特点,才能将此地的地形特点彰显到极致。显然,眼前这个鹅公颈村所在的洲渚(下文简称为鹅公颈渚),十分完美地满足了前文已作说明的两个条件:河道既有奇异的弯曲,河湾中又有四面环水的洲渚。由此可以认定,这个鹅公颈渚就是屈原《涉江》诗中的“枉渚”。
也许有人要问:今天的“鹅公颈渚”能认为就是战国末年的“枉渚”吗?在漫长的两千多年中,难道地形地貌没有发生变化?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不能不预先了解近40年来辰水两岸的几项重要考古发现——
(一)1982年4月,位于辰水下游的九曲湾麻阳铜矿发现了古矿井和采矿遗物。经专家考证, 在麻阳铜矿的“老窿”(古代矿坑)中发现的陶灯、陶罐等, 与春秋战国古墓内出土的文物类似, 后经北京大学用C14测年, 确认这些文物已有2700多年历史。这表明,早在春秋战国时期, 麻阳铜矿就已开始较大规模的开采, 堪称“江南第一古矿”。而这“江南第一古矿”到鹅公颈渚的直线距离只有大约6公里。
 
麻阳铜矿和鹅公颈渚位置及交通路线示意图

(提示:鹅公颈渚位于图的右下角)
 
(二)1989年,在位于辰水中游的麻阳县城高村镇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大量的石器、陶片,同时还发现有房屋基址和柱洞。
(三)2008年11月至2009年1月,又在高村镇辰水岸边发掘出战国至两汉时期的墓葬187座,出土文物1600馀件。
(四)2018年,在位于辰水上游的麻阳县锦和镇官村发现大量新石器时代的石器,足以证明这里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活动。
(五)2020年12月,在位于辰水下游的辰溪县锦滨镇龙头垴村发现35座古墓葬,2021年4月至6月发掘其中22座,出土100馀件战国时期文物。
现在我们再看,上列考古发现中包涵着哪些不可忽视的信息。
(四)和(二)告诉我们,今辰水上游的锦和镇、中游的高村镇早在新石器时期就有人类话动和居住。
(五)告诉我们,今辰水下游的锦滨镇战国时期就有人群聚居。而在今天,分别位于辰水上游、中游、下游的锦和镇、高村镇、锦滨镇无一例外地都是辰水流域人口最稠密、经济文化也相对发达的地方。这表明:从新石器时期起一直到今天,整个辰水干流没有发生过壅塞、断流、改道等大的变化;今天的辰水,就是屈原于战国末年光顾过的辰水。
上列五项考古发现中,尤其应当特别重视的是(一)。陶灯、陶罐等文物经C14测定已有2700 多年历史,而这些文物又都是在今麻阳铜矿的“老窿”中发现的,这就无可辩驳地证明,今麻阳铜矿所在区域从地表下的结构到地面上的形貌大体上同2700年前一样。我们当然可以由此推定,距麻阳铜矿仅6公里的鹅公颈渚,其地形地貌大体上也同2700年前一样。
因此,认定今天的“鹅公颈渚”和屈原笔下的“枉诸”其所指为同一地理实体,当无庸置疑。
鹅公颈渚是辰水干流在悠久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渐渐冲积而成的洲渚。此地 土肥水美,宜农宜渔,又正当出辰水、下沅江的交通要冲,而且是春秋战国时期极其重要的一种战略物资——从麻阳古铜矿开采出来的铜矿石——从水路运出去的必经之地;由此可以推断,早在战国以前就有先民在这里生存蕃衍,而“鹅公颈渚”也早在战国以前就已得名。由此可以进一步推知,《涉江》诗中的“枉渚”正是以“鹅公颈渚”之名为其依据。屈原之所以割舍“鹅公颈渚”这个现成的、绝妙的名称不用而另创“枉渚”这一新词,则是出于两种需要。一是韵文作品修辞的需要。“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文字整饬,对偶精工,读起来上口,听起来悦耳;若写成“朝发鹅公颈渚兮,夕宿辰阳”,则对偶无存,音乐感全失,诗人屈原当然是不会这么干的。二是屈原抒写其独特感受的需要。这一点随后将要谈及,此处从略。
在找到“枉渚”的地理实体之后,我们再重读本文开头引用过的《涉江》中的“乘舲船余上沅兮,齐吴榜以击汰”,对其意蕴的理解就会跟历来的《楚辞》研究者大不一样。这是泛写,也就是说,这是屈原写他初出洞庭、上溯沅江时的一般情景。接下来三行,则是记述上溯沅江支流辰水时的特殊经历和特殊感受。
而“船容与而不进兮,淹回水而凝滞。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苟余心其端直兮,虽僻远之何伤”这些诗句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淹回水而凝滞”——前面的鹅公颈渚地形图昭示我们:这里所谓“回水”,不是指“回漩的水流”(漩涡),而是指“迂回的河水”;也不是泛指沅江干流以及它的多条支流都有的迂回的河水,而是特指鹅公颈渚周边的,先由北向南迂回、后由南向北迂回、几几乎绕了一个大圆圈的一段辰水。“而”,连词,表递进关系,表示“凝滞”比“淹”(留)的意思更进了一层。全句是说,船在“回水”处停了下来、而且像是被凝固起来一样再也不能前进了。联系下一句看,其言外之意就是既然不能继续往前走,那么就在这里泊船、住下来。“朝发枉渚”——早晨从枉渚出发,前一天晚上住在哪里呢?当然也就是住在枉渚,这是生活常识,无须论证。可见这一句的“枉渚”与上一句的“回水”名称虽不同,其所指对象实为同一地点。“苟余心其端直兮,虽僻远之何伤?”——“端直”,其反义是“邪曲”,也就是“枉”。我们回顾一下前文所引《说文》对“枉”字的训释、再看看鹅公颈渚周边河道的奇异弯曲就一清二楚:这里的“端直”不是泛言,而是针对“枉渚”之“枉”(奇特怪异的弯曲)有感而发;两句诗合起来看,则是感眼前之实景、而发心底之真情,堪称中国古典诗歌“即景抒情”这一表达方式的典型范例。
找到了“枉渚”再找“辰阳”就好办了,因为屈原早已明确告诉我们,从“枉渚”到“辰阳”逆水行船只有一天的路程。为确定“辰阳”的具体位置,本文第二作者分别访问了前面提到过的刘际界、舒易金以及另五位老船工。他们不约而同的回答是:从鹅公颈村出发的上水船,行进异常艰难,全靠岸上的纤夫拉着走,一天时间,只能走四十华里水路,只能到达距鹅公颈村四十华里的位于辰水北岸的麻阳县吕家坪镇。据他们青壮年时代多次的亲身经历,早晨从鹅公颈村出发,晚上就是住在吕家坪镇。
至此,“枉诸”和“辰阳”都找到了:“枉诸”,是指今湖南省怀化市辰溪县石马湾乡鹅公颈村所在的洲渚;“辰阳”,则是指位于辰水北岸的今湖南省怀化市麻阳苗族自治县吕家坪镇。
 
参考文献
唐云岩主编,湖南省常德航道管理局编,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年8 月第一版。
李零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出版。
俞绍宏、张青松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12月出版。
陈伟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年11月出版。
中国历史地图集编辑组编辑,中华地图学社出版,1974。
陈桥驿著《水经注校释》《水经注校释》,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
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62年9月第一版。
  辰溪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编《辰溪县志》,北京三联书店出版,1994年5月第一版。
 
(作者单位:文达三: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焦玫:麻阳县政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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