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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湖南“绍兴师爷”王光焕】王兴国2018年2期总112
2018-09-01 20:38:29   来源:   评论:0 点击:

师爷又称幕友、幕宾、幕客,是人们对于作幕之人的一种俗称。师爷由幕主私人聘请,与幕主属雇佣关系。幕主尊师爷为宾、为友,师爷称幕主为东翁、东家。晚清湖南知名师爷王光焕被称为绍兴师爷,但他却是湖南人。之
“师爷”又称幕友、幕宾、幕客,是人们对于作幕之人的一种俗称。师爷由幕主私人聘请,与幕主属雇佣关系。幕主尊师爷为宾、为友,师爷称幕主为东翁、东家。晚清湖南知名师爷王光焕被称为“绍兴师爷”,但他却是湖南人。之所以称为“绍兴师爷”,盖因他入了“绍兴邦”。王光焕(1858—1934),字意澂,湖南善化县樟桥(今属株洲市荷塘区仙庾镇)人。少家贫,附读于同族塾师家,得举秀才。后“屡蹶于名场(3次考举人不第),复蹙于生事,乃习申韩之言(学刑名之业,相当于现在的律师),求升斗之禄。”

在晚清,湖南最有势力的绍兴师爷是以任麟及其弟子所形成师徒关系的“绍兴邦”。据陈天锡《迟庄回忆录》载:“湘省名幕有邬一王二潘三冯四之称,邬即筱师(名同寿字筱亭),王为王惕菴先生,潘为潘季鲁先生,冯先生已不能记忆其名字。四人者,皆为任小棠(麟)先生之高足……筱师门下先于吾及门者,为无锡强培根(本)、善化许泳六(振昆)、侯官陈肖皋(天骢)、武进刘紫璇、长沙张福运、善化王意澂(光焕)”。
王光焕走上师爷之路,就是从师“绍兴邦”的“首席师爷”邬同寿学习刑名开始的。
邬同寿(1849—1919),字筱亭,浙江姚江(即余姚县)人。廖树蘅在《一砚楼诗草》序中说他“少孤贫,试吏于湘,既而不乐卑栖,去而入幕。守其节母之训,终身俭觳,刻苦自励,用能葆其贞素,发声名于时,一时东诸侯之闻其名者,争相延致,惟恐其不得当,盖人皆知君为佐治才矣。”廖树蘅还说,王闿运“评君(指邬同寿)诗声音浏亮,词事相副,且决其晚遇必亨。君闻为之益勤。”在此诗集的《跋》中,吴庆坻说“邬君浙人,而长于湘,抱用世之志,敝屣一官,为诸侯老宾客。”
王光焕举秀才之后,曾在曾国荃的威毅伯府第教过馆,又曾在思贤讲舍肄业,以准备参加乡试。他参加乡试时,结识了福建福州藤山塔亭人陈自新(1843—1904)。陈字焕皋,光绪丙子(1876)进士。光绪二十年(1894)湖南乡试,朝廷任陈焕皋为第四房同考官。就在此时,王光焕参加乡试的文章得到了陈焕章的赏识,推荐了他的试卷,王氏因此成了陈氏的“荐卷门生”,所以王氏对陈感激涕零,始终对他执弟子之礼。王光焕虽然参加过3次乡试,但未能考上举人,所以萌生了学习邢名作师爷的想法。正好,陈焕皋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聘王光焕为其第6子和第7子的塾师。陈焕章的第3子陈天骢是著名刑名师爷邬同寿的学生,陈焕章与邬氏的关系也比较密切,所以王光焕在陈家当塾师的过程中,便多次请求陈焕章介绍他当邬同寿的学生。经过陈焕章与邬同寿的联系,邬氏答应收王光焕为弟子,王氏便于1901年辞馆,赴衡阳跟邬同寿学刑名师爷。 
王光焕从邬同寿学习刑名时,年龄已经43岁。他认为邬同寿是“循吏儒林第一流”,为自己能够进入邬氏门墙而感到三生有幸。在拜见师傅之时,王光焕写了一首《呈邬筱亭师》的诗。诗云:
 
酂侯事业昌黎望,下士倾心已十年。
抱刺未通萦梦毂,升堂无分感华颠。
须眉早向图间识,薪火曾从句里传。
今日居然趋便坐,可容收作老彭宣。
 
学习刑名是一项十分刻苦的功课。据陈天锡叙述其学幕经过,内容十分繁杂:先读《大清律例》,律为常经,例则因时而定,尤须熟背其目录,律例中首应细读名例,其余各律,则须按需用之多寡,为研读之先后。如刑律计有十一目,户律计有七目,这是办理刑名钱谷者首先所触及,适用为最多,故读毕名例,即须及之。以次读吏礼兵工四律,以窥其全。此四律除兵律计有五目外,其余三律各只二目。在读刑律时,一面即须研究律文中例分“以、准、皆、各、其、及、即、若”之八字,每一字皆有一定之意义,不容丝毫错误,一有错误,则罪刑之轻重出入随之,人命生死,所关至重。邬同寿老师除了让学生读律及看有关刑案籍外,未尝有特别指授。惟令多看到文,为观摩练习之资。
宣统元年(1909)邬同寿60岁,他当时健在的14个弟子,积资刊刻了老师的《一砚楼诗草》,并且在此书的最后一页附录了他们的名字:刘旭煌、刘赓鸾、王光焕、强本、许振崑、刘钧焘、张集运、黄善赞、易庆彬、陈天锡、易庆怡、董玉锵、陈祖贤、孙开先。

王光焕从邬同寿学幕出师之后,做过一段时间的师爷。从其诗中所记可知,他曾于丙午(1906)、丁未(1907)在永明县(今江永县)作幕僚,“癸丑(1913)于役茶(陵)、攸(县)等县”,又于“乙卯(1915)……在浙江长兴县幕次”。陈迪光所撰《蕨庵诗存序》说,王光焕在任师爷时,“其所佐州县,冤抑则平反之,苛慝则蠲除之,恩施则掖劝之。律己以信,接物以诚,执事以慎。”
进入清代末年和民国初年以后,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现代司法制度的推行,师爷这一职业也已经穷途末路,所以王光焕在邬同寿处学成之后,并没有做多久的师爷。他的一生的主要成就还在于教馆,并且培养了几位有成就的弟子,如曾广钧、陈天锡、陈仲经等。
曾广钧(1866—1929),湖南湘乡人,曾纪鸿之子,曾国藩之孙。曾广钧曾任广西武鸣府知府。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爆发前夕,曾广钧弃职归里。从此脱离政治舞台,喜欢研究诗词、书法、算学及外国科学,诸如声、光、电、化等学问。有《环天室诗集》行世。王光焕之孙王高咏在《〈蕨庵诗存〉著者王光焕意澂先生事略》中说,昔日,他在家里的“书柜中看见过曾纪泽(鸿)之子曾广钧得举秀才之喜报,其红帖刊有其祖父曾国藩读书时当年诸教师名字,其父曾纪泽(鸿)读书时当年诸教师名字,以及曾广钧本人读书时诸教师名字,其喜报上写着‘呈意澂夫子大人’,落款是‘受业曾广钧拜’等字样。
陈天锡(1885—1975),字伯稼,谱名作甘,行六,福建福州人。陈天锡曾任中华民国军政府外交部秘书,考试院秘书,与林森、戴季陶终生交厚。陈天锡在《迟庄回忆录》中说:“本年(光绪二十六年,1900)初,父又延聘荐卷门生善化王意澄(光焕,原名章焕)师,课吾兄弟攻读。吾与七弟四书五经外,阅《通鉴辑览》,多读唐宋十大家及《东莱博议》。时科举已改试策论,每月一七三九五作论文一篇,意师改笔,最能因势利导,作文颇见进步,字课亦日不停辍。吾临颜鲁公(真卿)、何子贞(绍基),七弟临柳诚悬(公权),父与刘子蕃大舅通函时,曾谓均能虎贲貎似也。”这里讲的“吾”即陈天锡,“七弟”即陈仲经。他们都是跟随做官的父亲在湖南居住。陈天锡在从师王光焕后不久,也师从邬同寿学幕,所以他既是王光焕的学生,又是他的师弟。陈天锡在《迟庄回忆录》1912年条写道:“本年八月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王意澂师介绍吾与七、九、十诸弟入党,于是与诸弟同时加入。依照规定,须有二人介绍,意澂师又转请周道腴(震鳞)先生为之。”关于王光焕的国民党员身份,不见其他史料记载,他在成为国民党员前,是否加入过同盟会有待进一步考证。
陈仲经(1885—1973),谱名作砺,字仲经,行七,晚号琴楼。陈仲经曾任过福建省财政厅代厅长、闽赣食糖专卖局局长、考试院考选委员会第二处处长、广东广西考铨处处长等职。后去台湾。1952年6月从考选部代理常务次长职务上卸任后,受聘考选部顾问。诗集《琴楼吟草》,故园情怀,催人泪下。陈仲经既是王光焕的学生,又是王光焕儿子王运昌的老师。王光焕在1929年写的《寿陈师母七十》注中说:“运儿业师陈仲经世兄之母”。王运昌从陈仲经学习的是钱谷师爷。
 王光焕的荐卷老师陈焕皋有八个儿子,王氏除了前述替老六、老七当老师,又介绍老九和老十加入国民党之外,他还与陈家的老二和老三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老二陈天听(1872—1907),字不浮,自少博览群书,以天下为己任。中日甲午战败,清廷割让台湾,天听深感痛心。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赴日本留学法政。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毕业,于四月十九日乘日本“博爱丸”船回国,愤国事蹈海自尽以醒国人。民国肇建,陈天听被国民政府追认为烈士。王光焕在《送陈不浮世兄归福建》一诗中说陈天听“自云平生学,率性徇所喜。经求大义通,考据成圈豕。理求寸心安,语录都敝屣。汉宋浑界疆,肆力萃诸史。马班迄前明,各各竟原委。治乱兴亡符,致用将于是。”这说明,陈天听是一个善于治学,注重经世致用的学者。
老三陈天聪(1874—1906),字肖皋。秀外慧中,1895年开始在衡州从邬同寿学慕三年,是王光焕的师兄。1901年有广东番禺县胡翔青,调任署理岳州府华容县,闻邬同寿大名,专门取道衡州求邬氏为其推荐幕僚。邬同寿即举荐弟子陈天聪为其担任刑名、钱谷二席。陈天聪乐从师命,随即与胡翎青同赴华容。1905年九月陈天聪馆武冈,行前曾恳请尊师邬同寿收其六弟陈天锡为弟子。不久陈天聪改馆辰溪。到馆没几日,旧病剧烈发作,医药无效,在腊月初溘然长逝,年仅三十三岁。

据有关记载,王光焕的著作有《讼庭花落》《三余随笔》《苕霅纪游》等,皆毁于兵火,今存者唯有《蕨庵诗存》一卷,收诗63首,刊于王氏逝世的1934年。对于王氏的诗,陈迪光在为此诗集刊印时所写的序中有一个总的评价:王氏“无意于以诗自见也,然其恬淡端悫之风合乎温柔敦厚之教,故发而为诗,于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伦,鸟兽草木风云雨露之状,莫不曲得其情而深会其理,非昌黎韩子所谓存志乎诗书而寓辞于乎歌咏者乎?论者恒谓诗人不入学派,学人不入诗派。殆指明人而言耳。若先生者则以学入诗而闲情逸兴又足寄其邃理深思者也。”这说明王氏之诗善于将学识与诗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既富于哲理,又颇有闲情逸兴。具体分析,可以发现这本诗集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具有恬淡端悫之风。所谓“恬淡”一般指人的性格恬静;所谓“端悫”则是指正直诚谨。集中有《读书乐》一诗,充分体现了作者的这种恬淡之风:
 
一日不读书,俗垢满胸臆。
势利渐逼人,促缩天地窄。
伥伥靡所适,自旦达昏黑。
猛然发深省,理我旧时册。
良朋去复来,放心求则得。
眼界一时空,金玉皆无色。
下视纨裤流,身小直如虱。
始知书如药,能使百病息。
叹彼寒儒寒,营营衣与食。
不解读书乐,愁苦终何极。
 
诗人将读书当作医治世俗百病的良方。在他看来,只要一天不读书,世俗的种种落后观念就会充满心胸。那些势利的观念渐渐地逼迫自己,压缩了理想的天地,使自己一天到晚昏昏沉沉无所适从。这时自己突然猛省,重新发奋读书,书籍这些好朋友又重新回到自己身边。只要安下心来认真学习就会有所收获:眼界一时空明了,金玉之类的俗物都失去了颜色。这时再去看看那些纨裤子弟,就感到如跳蚤一样的藐小。这时也才懂得书籍就像医药一样,能够治疗百病。我为那些终日为衣与食而忙碌的寒儒们叹息,他们不懂得读书的乐趣,所以其痛苦没有止境。他在《萧斋狂生口占》中写道:
 
年来何处是生涯,贪得锱铢负岁华。
文为依人常降格,身因多病每思家。
风侵碎镜摇苍玉,月上疏棂漾碧纱。
妬煞老农顽福占,隔窗团坐话桑麻。
 
为什么会出现“文为依人常降格”的现象呢?就是为了“贪得锱铢”。可见,一个人要真正做到保持独立的人格,不为名利所迫是很不容易的。诗人在《和黄芷春学博中秋观剧诗》的序中,就说明此诗是被胁迫而作的:“歌者蓉郞姿态绰约,丁未(1907)中秋奏曲永城(今江永县城)。芷春倾倒之极,别后屡为诗忆之,并拉予为和。予以体涉不庄,未遽应也。而催促再四,词色之间颇形怨愤。若疑他人皆不知子都之佼者,亦可谓痴绝矣。迫成一律,聊以塞责。”古人往往将描写或歌颂艺人的诗歌归入“艳诗”之列,所以王氏说“体涉不庄”。学博是对学官的尊称。他是可以管王光焕这个幕僚的。他为让王光焕和他一样写诗吹捧自己所欣赏的艺人,至于“催促再四,词色之间颇形怨愤”,这样做也太过份了。所以王光焕在此诗之序公然说出是“迫成一律。聊以塞责。”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王光焕的“端悫之风”。
其二,忠爱绝伦的忧国精神。王光焕虽然是一个以读书为乐的老秀才,但是对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却是非常关心的,具有一种忠爱绝伦的忧国精神。这种精神既表现在他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也表现在他对现实问题的关心。唐景尧在为《蕨庵诗存》所写的题词中说:“集中游仙咏史寄意最深。”我们且看《拟左太冲咏史》,其第三首云:“吾怀毛遂剑,数言服楚君。吾爱朱亥椎,一击挥秦军。奇功出下士,余子空纷纷。当其韦布时,何人识不群。处囊颖忽脱,乃觉玉石分。惭愧纨裤流,意气徒千云。”所谓“奇功出下士”,是说毛遂、朱亥这些在历史上曾立下奇功的人物,其社会地位并不显赫。当他们还是普通老百姓时,有谁能够识别其超群的能力呢?他们一旦脱颖而出,人们对什么是玉什么是石便分得清清楚楚了。第六首诗谈到贾谊时说:“贾生上治安,年少名共振。痛哭复太息,似谓朝无人。所养虽未纯,忠爱要绝伦。忧国有良谟,危患宜预陈。君门九重远,何处闻清声?我欲叩阊阖,高问谁秉钧?”所谓“所养虽未纯”,是王夫之对贾谊思想的评语:“谊之为学,粗而不纯…… 任智任法”。就是说贾谊的学术思想并非纯粹的儒家,还夹杂了黄老道家和法家的思想。王光焕在诗中都能引用王夫之的言论,不愧为思贤讲舍的学生,因为郭嵩焘创立思贤讲舍的目的就是要弘扬船山思想。王氏虽然批评了贾谊思想的不纯,但是充分肯定他的“忠爱要绝伦”,“忧国有良谟”。这也正是王光焕的夫子自道。1898年当王氏流寓皖南时,曾经写过一组《皖城玩月》的诗。在此诗的序中,王氏说明写诗的背景:“夜凉独坐,明月入牖,适阅宁乡周铁贞诗,中有《在狱玩月六绝句》,念其所处,殆与仆同。把笔步之,凄然成咏。”周铁贞,即周汉(1842—1911),字铁真,湖南省宁乡县人,以刊刻题名为《天猪教》的反洋教宣传品而著称。周汉的《在狱玩月六绝句》今不存,王光焕的《皖城玩月》也是六绝句。如果说,周汉的反洋教斗争带有盲目排外的弊端的话,那么从王氏的诗中我们却看不到任何盲目排外的倾向,有的却是精忠绝伦的忧国精神:
 
抚时偏触杞人悲,满地夷氛厌卷惟。
底事主和诸阁老,小朝廷史不曾窥。
 
割地输金事已频,养教小丑作强邻。
汉奸不死天难问,此贼前身合姓秦。
 
此诗的写作不仅是因为作者读了周汉的狱中诗,而且其时戊戌变法正在进行之中。周汉反洋教的实质是反对西方列强的文化侵略,而戊戌变法的兴起也是激于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所谓“割地输金事已频,养教小丑作强邻”,正是对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所面临的败局所带来的严重结果的如实描写。诗人将屈辱和约的签订归罪于那些“底事主和诸阁老”,斥责他们是像秦桧一样的汉奸。其爱国忧民的激愤之情跃然纸上。
其三,众书法名家书写。《蕨庵诗存》在1934年刊印时,不是采取木板雕刻,也不是用铅字排版,而是请一些书法家分别用行书、隶书和楷书书写,然后石印。这样便使这本诗集从内容到形式都成为一本精美的艺术品。为“诗存”作序者陈迪光(1895—1966),号介石,浏阳县镇头人。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1934年作序时,他在长沙独立创办《湖南民国日报》,任社长,并任湖南审计委员会委员。1949年4月至7月,他曾出任长沙市市长。他是王光焕之子王运昌的幼年时的同学。陈序的书写者为巢功赞(1876—1955),字懋丞,湖南湘阴人,光绪壬寅年(1902)科举人,曾任邮传部主事。1912年任交通部主事,1928年调充财政部湘榷局会计主任。1953年被聘为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为著名书法家。甘融(1894—1970),字哲明,湘阴县人。1921年他与湖南高等师范同学诸人共同创办含光女子中学。1928年秋,他参加湖南省政府行政官吏考试,考取税务局长,先后在长沙、邵阳、岳阳、衡阳等地担任税务局长8年之久,是王运昌的顶头上司。1956年甘融被聘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巢、甘2人在书写此诗集中有关诗篇时,都是用的行书。诗集隶书书写者唐景尧是王运昌的姑父,唐景森为唐景尧哥哥,唐翊堃则是两唐的侄辈。诗集楷书的书写者卢绍光(字晚香)是王光焕的儿媳、王运昌的夫人。王运昌在样刊其父诗集出版后,曾赋感怀诗四首,其一云:
漫说儒冠命竭磨,强教词客作萧何。
生花笔底沉冤少,囹草春深沛泽多。
 
“儒冠”为书生的代指。“竭磨”是一个佛教概念。按照竭磨法中的规定,佛教弟子犯了戒,如果不自行发露,见他犯戒的弟子,应该劝告他发露忏悔,要是劝告他三次,他都不听,便在大众竭磨的时候,为之举罪,使得大家以会议的方式来处罚他。这里意指罪过。作者此诗是说其父王光焕作为一个书生,命舛多乖,本来是一位词人却无可奈何地去当刑名师爷。他的生花之笔所写的状纸很少冤枉好人,因此使那些被囚在监狱中的犯人得到的恩泽多多。
(作者为本馆馆员)
注释:
 (1)陈迪光:《蕨庵诗存序》,载《蕨庵诗存》1934年石印本.
 (2)两序均见《一砚楼诗草》,宣统元年(1909)刻本。
 (3)参见陈天锡:《迟庄回忆录录》,第28、32页。
 (4)陈天锡:《迟庄回忆录录》,第34—35页。
 (5)湖南图书馆所存《一砚楼诗草》没有此名单,笔者请宁波天一阁博物馆工作人员查到了此名单。
 (6)陈天锡:《迟庄回忆录录》,第28页。
 (7)陈天锡:《迟庄回忆录录》,第83页。
 (8)王夫之:《读通鉴论》,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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