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考试场中的佼佼者
余诚格生于清咸丰六年十二月初七日（1857年1月2日）子时，幼习诗书，其应试经历，极为顺畅而完美。据《余氏宗谱》记载：同治十二年（1873），未满17岁的余诚格科试即补县学生员。光绪元年（1875），补增广生；三年（1877），补廪贡生；五年（1879），考取优行；六年（1880），议叙员外郎衔分部主事；九年（1883），签分户部浙江司行走，派充帮主稿，复檄江南、山西报销，奏留本部补用，保送军机章京，不到27岁的余诚格就成了一名小京官。
光绪十一年（1885），余诚格参加顺天乡试，中式第一百十三名举人，保和殿复试，钦定一等第一名。此时，余诚格不到29岁。光绪十二年（1886），“学习期满，奏留本部候补”［3］。
光绪十五年（1889），参加礼部会试，中式第二百九十九名贡士；保和殿复试，钦定一等第七十二名；殿试二甲八十二名，赐进士出身；朝考钦定一等第三名，改补翰林院庶吉士。刚过而立之年不久的余诚格，完成了科举考试生涯的最后冲刺，十分顺利地达到了胜利的终点。
名震京畿的监察御史
钦点翰林改庶吉士后的余诚格，于光绪十六年散馆时被钦定一等第八名，授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成了天子身边的词臣。光绪十七年（1891）获得钦派江西乡试江西副主考的美差，得士李［程］结等一百零四人；江西乡试事竣，因“自成进士来，住京供职，亲父德铨在籍，久疏定省”，试事地方离其家仅数百里，江西巡抚德馨于九月十五日（10月17日）代为“恳请天恩赏假二十日，俾得便道回籍省亲”［4］，九月二十九日（10月31日）获谕旨允准。光绪十八年（1892），充国史馆编修官。光绪二十年（1894），大考翰詹，钦取二等，召见一次。光绪二十一年（1895）二月，考取御史；三月，充乙未科会试同考官，“分十五房，得康有为等十七人”［5］。光绪二十四年（1898），先是奏充京师大学堂稽查功课提调，升充大学堂总办兼官书局提调。九月，补授山东道监察御史，赏戴花翎，转掌山东道监察御史，督理五城缉捕事务，稽查太医院、刑部、京通十七仓事务。十二月，在山东赈务案内奏奖花翎，报捐准免历俸截取，召见一次，记名以繁缺知府用。
成进士后的余诚格，自1889～1898年除至江西并回家一次外，均在京供职，由词臣、编修、大学堂总办而御史，历时十载。其任监察御史时的作为，最让人敬佩。余任御史始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九月，至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外放地方，为时16个月。余秉性刚直，据称在御史任内，3个月时间共上70余奏章，参劾时弊，一时名震京畿，有“余都老爷”之称。3个月上70余奏是否属实，笔者暂时无法确认，但从已经收集到的其在御史任内的27件奏折及附片来看，至少可以说明余诚格是认真而忠实地履行了御史职责。兹将其27件奏折、附片按年开列如下：
光绪四年有8件，即：《奏为敬陈治理黄河管见事》、《奏为江苏徐海被灾地方州县剔征病民请准免其剔征事》、《奏为清查北洋各军储存枪械事》、《奏为遵旨天津等局制造枪械严定课程事》、《奏为纾农力而重本业请饬捐输不准按亩摊派事》、《奏为请申禁奸商挑钱并拨米平粜事》、《奏为练兵宜求实际请饬下疆臣躬阅常操事》、《奏为防止武职官员骄情请旨饬下严禁武职不应乘轿之员违例乘骄事》。
光绪五年有16件，即：《奏为特参安徽巡抚邓华熙徇私溺职请旨派员饬查事》、《奏请开江南通州天生港商埠事》、《奏为擢用人员与捐纳人员应有区别请旨饬部详细分别妥议事》、《奏为特参前署巴县候补知县王炽昌办理案件贻误地方请旨惩治事》、《奏为民捐昭信股票请敕下部议领息移奖两从民便事》、《奏为特参广东候补知府王存善循私中饱请旨严办事》、《奏为新募湘勇统带张琮赵夺锦实为土匪请旨从严查办事》、《奏为特参广东候补同知潘灿等员勒索成性请旨从重惩处事》、《奏为保举浮滥请饬部申明滥保处分事》、《奏为特参昌图府知府陈震营私罔利纵盗扰民请旨饬查惩治事》、《奏为刑部承审良乡驿站挟私焚毁本箱一案情重法轻请加重问拟事》、《奏为特参江苏候补同知陈德璿居心险刻素善钻营请旨严密确查参办事》、《奏为北流县知县受贿纵匪设局病民请饬广西巡抚确查究办事》、《奏为进士截取知县序补无期请饬礼部量为变通办理事》、《奏为特参两江总督刘坤一滥保非人贻误大局请旨查处事》、《奏为特参滁州知州平康捕务废弛纵盗殃民请旨查办事》。
光绪二十六年有2件，即：《奏为沪局电报总办经元喜聚众妄为电局督办盛宣怀纵令潜逃请饬盛宣怀交出经元善等事》、《奏为盛宣怀误国蚀帑蠹商请简员将盛宣怀所有经手局款彻底清查等事》。
具体年份不明者1件，即：《奏请筹办春赈核实散放安徽凤阳等处饥民事》。
以上所列折、片，体现了余诚格对民生、吏治、练兵、刑名等问题的关注与思考，或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供朝廷参考，或特参不法官吏请旨严办，是一位非常勤奋也十分尽责的御史。从他所参劾的对象看，有针对朝廷机构如吏部、刑部的，但更多的是针对各级官吏；其所针对的官吏，既有地方州县官吏和军队武职人员，也有封疆大吏如安徽巡抚邓华熙、两江总督刘坤一之辈，更有当朝红人盛宣怀，将言官的职责和胆气发挥到极致，显示了余诚格刚直无畏的性格。
在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内，余诚格参人无数。参得太勤太多，自然要得罪人，但撞到盛宣怀的枪口上，却是始料未及。光绪二十六年（1900）春，慈禧太后立溥隽为“大阿哥”，准备废黜前年戊戌政变时被幽禁的光绪帝。有个叫经元善的上海电报局官员致电正在京城走动的盛宣怀，请他上言阻止。盛宣怀回电说：“大厦将倾，非一木能支。”意为国势已经这样了，谁当皇帝都是一样，他不愿去上这个言。经元善是一根筋的人，竟独自联合到1231人签名，上书总理衙门，坚持认为立“大阿哥”有违祖制。慈禧太后十分震怒，经元善闻讯仓皇逃往澳门。
嗅觉很灵敏的余诚格出场了。他把矛头直指盛宣怀：“枢垣方密议查办，元善远隔数千里，何由顷刻即知？其为盛宣怀暗通消息，显而易见”，“纵令逃逸，是存何心？中外目为第一汉奸，实非虚语！”请旨“严饬盛宣怀勒限一月，迅将经元善交出，尽法惩治。如逾限不交，即治盛宣怀应得之罪”［6］。并附片指责盛宣怀“辜恩误国，蚀帑蠹商”，请旨“密简清正大臣将盛宣怀经手局款彻底清查”［7］。
盛宣怀急了，便反奏道：经元善是臣办事所用的人，但乱臣贼子康有为是余诚格的门生！可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随后他又上疏要求辞去所有担当的职务，也就是要撂朝廷与洋人做生意由他任主持的挑子。余诚格的确是康有为在光绪二十一年会试时的座师。慈禧对康有为已是恨得咬牙切齿，这时最易迁怒于跟康有为有关系的人，加上对盛宣怀不得不倚仗，便放过了盛，而要重治余诚格的罪。这时直隶总督李鸿章出来求情了，说盛宣怀、余诚格都是忠心不二的干才。慈禧说：既然老中堂这么说了，那就从轻发落余都老爷吧，广西思恩知府正缺着呢，让他去历练历练。
惹祸上身的余诚格不得不离开呆了近20年的京城，于光绪二十六年正月二十六日（1900年2月25日）奉旨补授广西思恩府知府。以后在频繁调动中的一路升迁，至宣统三年六月十八日（1911年7月13日），从湖北布政使司升任陕西巡抚，再调补湖南巡抚。
湖南巡抚任上终结政治生命
余诚格由陕西巡抚调补湖南巡抚，系出自湖广总督瑞澂极富人情味的奏请。“宣统三年，鄂藩余寿平中丞诚格升任陕西巡抚，鄂督瑞莘儒制府澂为之奏请，言‘诚格有父，路远不能迎养，请就近量移，庶可忠孝兼尽’。奉旨与湘抚杨俊卿中丞文鼎对调。”［8］余诚格于宣统三年七月十五日（1911年9月7日）抵达长沙，七月十八日（9月10日）从前抚杨文鼎手中接过巡抚印视事，至九月初一日（10月22日）遁逃，在湖南的时间前后46天。兹将余诚格在这一个半月时间内的活动轨迹，粗略梳理如下。
武昌起义前，余诚格在优哉游哉地例行公事般地履行着他的巡抚职责：七月十九日（9月11日），就湘省第二次举荐孝廉方正一事，将邵阳县监生郑锡康等员上报朝廷；是月还会同湖广总督瑞澂附片奏请两事，一为饬令刘钟琳即赴署湖南提法使任，一为因回避交卸湘阴县典史赵逢年仍回湘供职。八月初一日（9月22日），奏请以陈祖贻补授南洲直隶厅通判，赵延泰调补叙瀞浦县知县，奏报湖南省本年五月份雨水、粮价情形，与杨文鼎会奏湘省第六届办理宪政情形。是月并会同湖广总督瑞澂附片上奏三事，一为查明善化县知县胡鉴全完地丁等项请饬更正原议册报，一为已故前永兴县知县赵维城亏短钱粮请旨提属勒追，一为筹解宣统三年崇陵工程银数。
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此时距余诚格来湘仅一个月。于当天获知起义消息的余诚格，作为对朝廷肩负着政治责任的巡抚，立即与新军协统肖良臣、巡防营统领黄忠浩商讨应对办法，采取了几招应对措施：
第一，严密封锁消息，报纸上不准刊登武昌“首义”的片言只语，怕那种消息将湖南人的革命热情鼓动起来。
第二，派员稽查新军兵士往来函电，派出密探搜捕革命党人。
第三，八月二十日（10月11日），采纳黄忠浩的建议，将新军四十九标梅倬敏、王正宇管带的一、三营调驻岳州、临湘；五十标梅馨、蒋国经管带的二、三营调驻宁乡、益阳；五十标一营的左队和前队调往茶陵、攸县，以分散革命力量。将原驻各县的巡防营10多个营调到长沙。并令将新军所有的子弹缴归库存，巡防营每营只准留10小箱，以为卫兵警卫之用。但新军借口子弹不充，请加发三倍，方能应调。余氏不允，双方相持不下。
第四，他和其他地方官吏拟定了一份捕杀名单，在风声紧时，准备杀一批革命党人和立宪党人。
湖南革命党人于10月12日获知武昌起义的消息后，立即行动起来，先是定于10月20日起义响应，后因准备不足，又决定推迟至21日、24日；湖南立宪党人也积极参与进来，并希望余诚格予以合作，不要抵抗，实现湖南政权的和平交接。余诚格以为自己所作的布置已经万无一失了，而且形势也不明朗，坚决地予以拒绝。
八月三十日（10月21日）清晨，吴作霖在谘议局门前大发狂言，将起义机密泄露，余诚格闻报后决定于次日将长沙新军全部调往株洲，然后紧闭城门，企图将革命党人一网打尽。焦达峰、陈作新当机立断，决定起义于次日举行。
九月初一日（10月22日），湖南新军起义，占领军械局，攻入巡抚衙门。当有人报知“新军攻城时”时，余诚格认为“今日新军开往株洲，他们误会了”；当有人报告“新军进了城”时，仍说“没有的事，再打听吧”［9］。当湖南谘议局议员黄翼球、常治带了军队去巡抚衙门，劝余诚格反正、都督湘军时，余力辞；“逼之，则力陈平时遇事审慎，不敢乱动，深恐激成糜烂湖南之祸”，“最后则云，此事重大，当入内与家父商之”。入而未见再出，已于署内院墙靠孝廉堂照壁所开之窟窿逃遁。［10］事后，余诚格通过安徽巡抚朱家宝代电奏称：“本月初一日，湖南陆军炮营叛变，攻入小吴门，陆军标营同叛，攻入北门，城内巡防队亦叛，戕统领黄忠浩，直攻抚署，匪党遂踞省城，诚格暂避入水师营，不意水师亦悬白旗，遂登湘帆小轮，候调省外各队，力图克服，恳请简员统队来湘剿办，并自请严惩”［11］。无一字涉及仓皇出逃。
九月初九日（10月30日），余诚格被清廷革职。谕令称：“长沙为省城重地，余诚格虽系甫经到任，所调将领未到，添募未齐，究属措置乖方，以致仓卒生变，罪无可辞。湖南巡抚余诚格著即革职，戴罪图功，并着暂管湖南巡抚印信，责成该革抚迅调省外兵队，即将省城剋期克复，毋稍延玩。倘不奋力自效，定将该革抚从重治罪。”［12］
十一月二十一日（1912年1月9日），清廷以革抚余诚格久无下落，补授湖南辰沅永靖道朱益濬为湖南提法使，并署理湖南巡抚。［13］其实，余诚格早已步湖广总督瑞澂后尘，从湖南出省后便由江西逃往上海。［14］
辛亥鼎革之际，余诚格与湖广总督瑞澂一样，既没有底气做忠臣，更不敢麻起胆子做“反贼”，最终选择了逃跑，是武昌起义后清朝在职督抚中弃城革职的典型代表。
余诚格在宦时，曾与张季直、丁衡甫、黄伯雨诸人购得峒峿一带玻璃砂地，刻就宿迁设厂，集股开工，积有大量资财。余诚格寓居上海不久，即组织安徽旅沪同乡会并担任会长，掌管同乡会财产。1921年，因大骂王亚樵要求同乡会资助创办复炎小学为敲诈勒索，触怒王亚樵、柏烈武、许世英等，被迫将安徽旅沪同乡会会馆交出。1927年，于安庆天台里去世，归葬太慈镇境内龙山坡上。其墓于1959年夏末被掘毁。
作者单位：长沙市开福区教科培训中心
参考文献
［1］刘声木：《苌楚斋随笔》卷十，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23页.。
［2］王之春：《奏为思恩府知府余诚格赴任途中闻讣丁忧请旨简放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04－01－12－0596－013号。
［3］王之春：《奏请以余诚格调补桂林府知府所遗南宁府知府遵旨即以潘江补授事》，光绪二十九年六月十四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朱批奏折04－01－12－0628－027号。
［4］德馨：《奏为代江西副主考官余诚格试事竣请赏假回籍省亲事》，光绪十七年九月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朱批奏折04－01－12－0552－114号。
［5］《余氏宗谱》。
［6］余诚格：《奏为沪局电报总办经元喜聚众妄为电局督办盛宣怀纵令潜逃请饬盛宣怀交出经元善等事》，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初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03－7419－002号。
［7］余诚格：《奏为盛宣怀误国蚀帑蠹商请简员将盛宣怀所有经手局款彻底清查等事》，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初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03－7419－003号。
［8］刘声木：《苌楚斋随笔》卷三，中华书局第58～59页。
［9］粟戡时：《湖南反正追记》，《湖南文献汇编》（第二辑）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09页。
［10］粟戡时：《湖南反正追记》，《湖南文献汇编》（第二辑）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06页。
［11］《宣统三年九月初九日内阁奉上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7册，第281～282页。
［12］《宣统三年九月初九日内阁奉上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7册，第281～282页。
［13］《宣统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上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7册，第378页。
［14］《恽毓鼎日记》九月初四：“长沙兵变，宣告独立，抚臣余诚格逃至岳州，瑞瀓逃往九江，行将远飏矣，朝廷犹爱之而不忍加诛，奇极！行见逃官之接踵也。”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第2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5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