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 张恨水
著名通俗小说家张恨水比章士钊小15岁，按常理相差一代，不应产生矛盾。但由于他们都是名人，名人之间难免就有 摩擦。特别是章士钊个性分明，敢作敢为，一直是时代的弄潮儿，自然引起各方面人士的不满。做为新闻报人张恨水也不例外，在小说中把章士钊列为反面典型进行 描述。但他们又都是的坦荡君子，矛盾是有，但真情仍在。当张恨水的《啼笑因缘》打官司时，章士钊又挺身而出。晚年他们相聚在中央文史馆，度过了一段十分愉 悦时光。
章士钊被写入《春明外史》
写于上世纪20年代的《春明外史》，为张恨水早年力作，书中写了许多京城知名人物，也惹来不少麻烦。这部书连载 于《世界晚报》，当时读者把它当作新闻版外的“新闻”，吸引力非常大，不少人花钱买这张报纸，就是为了要知道这版外新闻如何发展，如何结局。张学良为此书 专门找过张恨水。张恨水的儿子张伍曾说：“父亲没想到的是，《春明外史》竟使他认识了一些新朋友，有的还成了几十年的知交，仅举两例。当《春明外史》在报 上连载时，适逢张学良将军在北京，他看了《春明外史》，十分倾倒，非常欣赏父亲的文采，竟自己找到父亲的寓所，做了不速之客，交谈甚欢，后经常来看父亲， 再后来便想拉父亲去做官，给他帮忙。父亲本来厌恶官场，自然不会答应，就开玩笑的说：‘我们本来是朋友，做了官，岂不成了你的僚属。我不是做官的，还是当 朋友的好。’后张将军几次敦劝，父亲都不同意，也就作罢。”张伍所说另一例则是因《春明外史》一书促成了一桩婚姻。①
而作为当时知名人士的章士钊被张恨水写入《春明外史》，则是另一种情况。书中的金士章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章士钊。张恨水笔下的金士章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在正式写金士章之前，作者在第41回里进行了一番铺垫。作者写道：
这堂下来，是一堂国文课。这教国文的教员，是这里牛校长特聘。牛校长所以特聘，又是金总长推荐的，所以不能不另眼相看。这位教员的国文程度，不能说坏。他 是前清的一个老举人，现在又在公府里当清客。不过他不知道什么叫教授法，在《古文观止》，《文选》，《东莱博议》几部书上选几篇文章出来，叫学校里书记一 抄，油印一印，这就算讲义。上堂的时候，也照着讲义念一遍，就算完事。然后对学生说道：“诸位有不懂的，可以来问。”说毕，端把椅子放在讲台上，默默地坐 着。学生真要去问他时，也是不能了解。譬如人家问道：“‘大块假我以文章’，是什么意思？”他就说：“大块者，宇宙也。假者，予也。”说完他一双大眼睛， 在大框老花眼镜里，往上一翻，对人说道：“懂了吗？”学生问也是白问。后来念完了，索性由他去坐着。学生呢，看小说的看小说，投稿的写稿子。
……
刚要出门，顶头遇见一个穿西装的汉子，左手拿着一根溜光的手杖，向地下一戳一戳的走着。右手挽着一个妇人，长裙，短褂，革履，蓬头，打扮似乎姨太太女学生 之间。仔细一看，不是别人，正是他这一系的主任教员马攀龙先生。那一个呢当然是师母，不过毕波丽是知道的，马先生并没有太太，家里只有一个寄住的姨侄女杨 花女士，这大概就是杨花女士吧？……到了书店里，马攀龙叫伙计把韩昌黎、柳宗元、苏东坡这些人的文集，都搬了出来，一部一部的翻着看，随挑了五六部。…… 马攀龙道：“我要回去了，密斯脱毕，要不要到我那里去谈谈？”毕波丽道：“先生不是要回去作文章吗？我不去打搅了。但不知马先生又要做一篇什么大文章，拿 到报上去发表吗？”马攀龙道：“不发表的，是一封公函呢。”说出这句话，马攀龙才觉得有些失于检点，所幸毕波丽也没有往下再问，就这样含糊过去了。
接下来在第42回《彻夜搜枯肠文章有价，因时辟利薮名士无虚》则以近一半的篇幅专门写章士钊了。小说中写马攀龙 “蒙牛参事介绍我和金士章总长只见了两回面，他就那样和我亲近，真是难得的事，这两天索薪既索不到，杨女士又和我提出要求，赶做夏季衣服，不是人家前天送 三百块津贴，眼前我真要不得了。昨天我那封感谢的信，虽然做了三个钟头，只有一百多个字，实在不能畅所欲言。这样一比，我才知道人家真有本事，无论什么事 情，他都可以把古文写出来。我拿着《劝学赋》这样一个大题目，会凑不上一千字，糟糕不糟糕。”
马攀龙是一个用白话文写作的人，也就是一个新文化运动者。章士钊是一个顽固的反对新文化，坚守旧文化的人。马为了金钱名利，想方设法投其所好。由于文化的 不同，马攀龙折腾了大半夜，一篇文章也没有写成。到了第二天下午，“他打听得金士章到贾维新家里去了。他连忙在书架上翻了一本《墨子》，带在身边，坐了车 到贾宅来。到了门口，他果然看见停着一辆汽车。马攀龙这里原是常来的，门房就认得，说道：‘金总长在这呢。’那意思阻止马攀龙进去。马攀龙会意，笑道： ‘不要紧，我和金总长也是熟人。’说着，他径直就往客厅里走。一进门，看见贾维新和金士章各躺在一第沙发上抽着雪茄说闲话，看见他进门，都站了起来，笑着 点头。马攀龙也在一张沙发椅子上坐下，却把手上那本书，放在面前小圆桌上。金士章道：‘马君勤学得了不得，出门都带书，可谓手不释卷。’说时，将那书翻着 一看，原来是本《墨子》。又道：‘马君也喜欢研究墨学吗？子书里面，我只爱这一部书。’马攀龙笑道：‘那里什么勤学啦，带在车上看看罢了。我是个穷忙的 人，向来这样打经济算盘的，总长说好笑不好笑’金士章道：‘这有什么好笑？我们正应该如此啦。马君给我做的赋，得了没有，我的月报，等着发稿子呢。’马攀 龙道：‘实在对不住金总长。’金士章错会了他的意思，以为他不敢发文言的文章。笑道：‘你们这些当教员的，真是给学生管服了，将来连自己每餐吃多少饭，还 得学生的同意呢。’马攀龙巴不得如此说，他好借雨倒台，装着很踌躇的样子，然后又笑道：‘总长办报，人家想登稿子还登不上，那里会少我一篇稿子？这一期登 的头一篇是总统的《问心篇》，真是千古不磨之论，我一念就把我一篇腹稿吓忘了，这篇东西，有人说是总长代总统拟的，我就……’说时，眼睛望着金士章。金士 章道：‘大意是总统拟的，文字却是我仿造的。’马攀龙道：‘是呀，那篇文字炉火纯青，我一看就断定是总长的笔墨，难怪外面说是总长代拟的。’金士章道： ‘这是我们自己人说话，可不要对外人说，而且意思实在是总统的意思。’马攀龙道：‘总长本是兼总统的秘书，总长和总统代拟，好象和总统自己做一样。’说 时，他一眼看见金士章的雪茄灭了，正要找火柴。自己便在雪茄盒子里拿了一根，衔在嘴里，在袋里取出一个铜匣子自来火，将机关一捺，火就燃着了。他借这个缘 故，站起身来，隔着桌子，伸过火去给金士章燃着了烟，然后才坐下来，将自己抽的雪茄点着。”接着又写了学生闹事与牛校长以学校公款做公债的事。正在三方都 谈得很不愉快时，小说写道——
马攀龙不料今日这样不会说话，动辄得咎，也是默然。于是三个人，都躲在沙发上抽烟。只有把两只腿来摇曳着。还是金士章会转身，拿起马攀龙放在桌子上的《墨 子》看了一看，然后笑着说：“这部书，现在研究的倒还多。其实是几个哲学教员，对这部书说了几句好话，所以都要看看。若说对这个真能研究一点学问出来，哪 有几个呢？起居饮食，要讲究时髦，读书未尚不要讲时髦。” 马攀龙道：“正是这样，从前我是最爱看子书的，自从这些青年后生之辈，研究哲学，以为时髦，我 也懒看得这些书了。却是有一样书，大家看我也看，而且我还要先睹为快。”说道这里便问贾维新道：“你猜是什么书？”贾维新猜了几样，马攀龙都说不对。金士 章也说了几部书，也没有猜着，倒是马攀龙自己说出来了，就是金士章的《古道杂志》。说出来又问贾维新道：“维新兄，你想除了金总长编的《古道杂志》，还有 那部书，配说风行一时呢？文章呢，那还是人家能够模仿的。只有他那大公无我的主张，和独具只眼的见识，真是叔世的良药。”贾维新道：“这话极对，我无论走 到那一位朋友家去，总可以在他的书桌上，看见《古道杂志》。说起我还想起一个笑话，我们有一个同乡，除了和朋友告贷以外，就是当当过日子。有一天他和人家 借了一毛钱，他想买几个馒头，充一顿午饭，后来一想，今天是《古道》出版的日子，他就饿了一餐，省了钱来买了《古道杂志》。我这时才知道总长这一支笔，可 真让群生颠倒。”这一篇话，说得金总长心痒难抓，快活极了。这才把做公债的那一段公案，被贾维新盖了过去。②
小说到这里金士章才离开。有关金士章的写作也至此结束。
张恨水的老朋友张友鸾在《章回小说大家张恨水》中说：“《春明外史》写的是二十年代的北京，笔锋触及各个阶层，书中人物，都有所指，今天的‘老北京’们， 是不难为它作索引的。……作家诅詈那个时代，摘发抨击某一些人和某一些现象，乃是出于当时作为一个新闻记者的正义感和责任感。某些地方，刻划形容，的确也 似乎太过，那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与‘丑诋私敌’之作是不同的。”③而当代研究张恨水的人，则明确提出金士章是当时教育总长章士钊。“作者在小说中 还以‘北师大事件’为原形，描绘了北京教育界的黑暗情景。”④
从上面引文中，我们不难看到，小说中的金士章与当时章士钊的实际情况相差无几。章士钊当时以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编有《甲寅周刊》，反对白话文，主张坚守 文言。在他的刊物上也确实发表过当时最高领导者段祺瑞执政的文章。他爱好《墨子》，写过不少这方面的文章。对当时发生的女师大风波处理不够慎重，并不合情 理的将鲁迅开除公职，引起人们的公愤。小说中与之同时出现的几个人中，张恨水着笔最多的是新文学作家、新文化的倡导者马攀龙。张恨水对新文化没有好感，一 生坚持章回小说的写作。因此，他笔下的马攀龙是一个不学无术，只会溜须拍马，而且道德低下，与自己姨侄女鬼混的人。小说中也的确有“太过”的地方，明眼人 一看破就十分清楚，怪不得连他的老朋友张季鸾也指出这一不足。然而，小说毕竟是小说，他大多来自于道听途说，不能与实际等同起来。当然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 弱点与不足，章士钊本人也确实存在不少让人非议的地方。人非圣人，敦能无过，即使如作者自己，也有自己的不足。在刘半农女儿的回忆书中，附有刘半农的日 记。在1934年1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牧野云，恨水即将西北旅行，因有一妻三妾，难乎为其夫，故不得不暂往他处以避烦恼，估他日归来，旧账仍当总算，不悉将何以为计，此所谓自讨苦吃，局外人不能赘一词。”⑤这里的牧野，正是张恨水的弟弟.
与张学良不同的是，章士钊本人对这部小说似乎从不知晓。以他的个性来看，以他对待“三一八惨案”与世界晚报的争辩看，他如果知道这件事，是会辩解的。更何 况，这部小说就刊登在与之打官司的《世界晚报》上。当然，张恨水对此事心知肚明，这也是小说家的无可奈何。这段公案，如果推究起来，其意义与当年同鲁迅打 官司相去不会太远，可惜无人提起，也很少有人知道。
章士钊替《啼笑因缘》作律师
张恨水的女儿张明明在《回忆我的父亲张恨水》一书中曾提到，“章士钊先生三十年代为《啼笑因缘》电影的的拍摄官司当过明星公司的律师”⑥一事。
《啼笑因缘》是张恨水的代表作，发表后与他的其他作品一样，受到读者的广泛喜爱。鲁迅就曾多次到书店为他的母亲购买张恨水的小说，这在鲁迅与他母亲通信中可见。⑦《啼笑因缘》一出版,就受到读者喜爱，也为新引进的传媒形式电影所看重。1931年， 上海明星电影公司购得了该书的摄制权，由严独鹤编成电影剧本，并在报上公布了《啼笑因缘》电影摄制权已属该公司所有，不许他人侵犯权益的公告。但大华公司 的顾也为因与明星公司有矛盾，就同他的后台老板、上海闻人黄金荣相勾结，想尽办法进行捣乱。他们先是在内政部注册了《啼笑因缘》电影摄制权，随即用高薪把 明星公司的演员挖过来。如饰演刘将军的谭远志原来只有100元一月，顾出300元 将他挖来，并预付定金一个月。用这个方法，顾把明星公司《啼笑因缘》的大多数演员都挖了过来。只有主角胡蝶不为所动。于是顾迁怒于胡蝶，无中生有的进行造 谣，排演新戏《不爱江山爱美人》，藉以证明‘“九一八”之夜，胡与张学良在跳舞行乐，不抵抗日寇侵略的谣言。其实，在这之前，胡蝶与张学良并不认识，刊登 他们二人跳舞的假消息是日本同盟社发出的。但顾造谣惑众的《爱美人不爱江山》在演出时，戏院内发现了定时炸弹，才不得不停止演出。1932年 明星公司拍的第一集《啼笑因缘》有声电影在南京大戏院上映，上映时，戏院满座。顾弄到一个法院的“假处分”后又去捣乱，要查封影片。明星公司忙了半天，向 法院交了三万元后，才撤销这个假处分，电影到下午五点钟才开始放映。对此黄金荣并不甘心，他指使顾到内政部活动，指令明星公司暂时不得放映《啼笑因缘》。 为此，明星公司不得不找黄金荣的盟兄，同为上海闻人的杜月笙出面疏通，并按杜的意见，聘请章士钊为法律顾问。最后由黄杜调停，敲了明星公司10万元竹杠，双方才和解。章士钊作为明星公司的代理律师，发表声明重映《啼笑因缘》电影的巨制广告刊载在《新闻报》和《申报》上，启事写道：
据委托人声请，前以《啼笑因缘》制版摄制专有权与大华电影社发生争执，经双方尊重知友调节，并为发展国产影片业，团结实力起见，成立和息条约，合同呈请行政司法公署销案，永断葛藤。
正如张恨水的女儿所说，这份启事令人啼笑皆非。⑧
抗战期间，章张二人不约而同的到了陪都重庆。作为报人的张恨水仍以写作为生，为了配合抗战，他创作了小说《水浒新传》。章士钊在重庆担任参政会参议员，基 本上没有多少事做。除整理原来在大学的讲稿，出版《逻辑指要》外，也到处走动，了解民间疾苦，浏览祖国山河。当他看到张恨水的这部小说后，写了一首诗相 赠。后来在中央文史馆，旧事重提，章士钊又重写了这首诗。这首七律，已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中丢失，但我们从与他同时代的陈寅恪读《水浒新传后所赋诗中可见 一斑。陈诗是：
谁谛宣和海上盟，燕云得失涕纵横.
花门久已留胡马，柳塞翻教拔汉旌。
妖乱豫么同有罪，战和飞桧两无成。
梦华一录难重读，莫遣遗民说汴京。⑨
欢聚在中央文史馆
关于晚年在中央文 馆事，早年张恨水的子女在《回忆父亲张恨水先生》一 文中说：“父亲和许多馆员都有过多年的友谊，如章士钊、叶恭绰、陈云诰、邢端、陈半丁等先生，旧雨重聚，格外愉快。章士钊先生四十年代在重庆读了父亲的《水浒新传》后，写了一首七律送给父亲，1961年旧话重提，章先生又把这首诗写成条幅送给父亲，父亲对我们说：章先生的字还是写得那样好。1962年 初夏，新闻电影制版厂摄制文史馆老人的情况，作了新闻简报，片名似是《老人的青春》，其中有三个个人镜头：章士钊先生在研究古典文史，康同鐾先生（女）在 工作，父亲估案写作的情况。那一天，老人们不约而同的穿上了新衣服，精神矍铄的参加拍片，陈云诰、谢无量等当场挥毫，彭八百、孙诵诏等铺纸作画，十分精 彩。”⑩后来，他的小儿子张伍在他著的《我的父亲张恨水》中重复了这件事，但表述上有所差异。他说：“中央文史馆设在北海的‘养心斋’，这里原是清朝皇帝 修身养性的地方。有假山流泉，环境优雅，堪称是别有洞天的胜地，馆里更是人才济济……进馆老人须是六十以上，父亲六十四岁进馆，还是最年轻的‘小弟 弟’。”对于拍摄纪录片，则说是1963年，并补充说：“原定父亲的是在我家拍摄，但电影厂的人看 后，认为我家窄仄，‘不宜入画面’，所以改在文史馆拍摄。那天是我陪父亲去的，真是大开眼界，可以引为平生极大的幸事。老人们都穿上了‘盛装’，这些盛装 起码压了四十年的箱底，都是只有在电影中才能看到的团花长袍之类，我觉得几乎置身于上个世 纪，不辩人间岁月了。”⑾
从这些回忆的材料来看，他们在中央文史馆度过的晚年是十分幸福的。但好景不长，1966年就开始了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国经历了一场文化浩劫。好在这之前的1965年张恨水以古稀之年病逝，没有受罪。章士钊虽然在运动初期受到冲击，但由于毛泽东、周恩来的保护，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1973年，他又以93岁的高龄出访香港，为祖国统一大业奉献自己的力量，最终客死香江，为人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令人遗憾的是，这场洗劫夺去了他们友谊的象征，章士钊为张恨水所题《水浒新传》诗的书法条幅，不能不叫人扼腕长叹。
注释：
(1)、⑾张伍：我的父亲张恨水[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
(2)张恨水：春明外史[M]，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8
(3)、⑩张恨水：写作生涯回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4)袁进：张恨水传[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
(5)刘小惠：父亲刘半农[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6)、⑧张明明：回忆我的父亲张恨水[M]，南昌：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
(7)鲁迅：鲁迅书信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第544页：“三日前曾买《金粉世家》一部十二本，又《美人恩》一部三本，皆张恨水所作，分二包，由世界书局寄上，想已收到。”第619页：“小说已于前日买好，即托书店寄出，计程瞻庐作的三种，张恨水作的三种，想现在当以早到了。”第633页：“张恨水的小说定价虽贵，但托熟人去买，可以对折，其实是不贵的。”
(9)陈寅恪：寒柳堂·诗存[M]，北京：三联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