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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道南行-一九七六年夏承焘夫妇“避难”长沙的一段往事】陈家书2012年4期总90
2015-01-02 10:55:23   来源:   评论:0 点击:

夏承焘 夏承焘(1900—1986),字瞿髯,浙江温州人。被中国文坛公认为一代词宗。胡乔木极为推崇他,曾说:夏老代表了当今中国词学的最高水平,夏老的水平有多高,中国的词学水平就有多高。1976年,对中国人民


夏承焘

    夏承焘 (1900 — 1986),字瞿髯,浙江温州人。被中国文坛公认为“一代词宗”。胡乔木极为推崇他,曾说:夏老代表了当今中国词学的最高水平,夏老的水平有多高,中国的词学水平就有多高。

    1976年,对中国人民来说是痛苦的一年。那一年的7月28日,唐山大地震爆发,其波及面之广,危害之大为20世纪世界之最。唐山被夷为平地,在距离唐山150多公里的北京,也被严重波及。首都的老百姓基本上都搬离住房,躲进了搭在院落、街头的低矮简陋的地震棚。多年来一直住在北京的夏承焘先生和夫人吴闻女士也住进了地震棚。那一年,夏老76岁。

    1976年也是一个重要的年头,到那一年的5月16日为止,“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十年了。已经被折腾得筋疲力尽的中国人民已从 最初的热情、冲动、恐惧和迷茫中开始反思,开始探索,我们在做什么? 其实,在那年以前,在所谓“批林批孔”运动以后,中国人民就已经从“被思索”中慢慢 苏醒了。大约在1974年左右,“四人帮”们由于忙于抓权,没有像“文革”初期那样把知识分子作为第一打击对象了。这时,一些刚从“牛棚”里放出来被称之 为“牛鬼蛇神”的学者名家,又开始“蠢蠢欲动”了。毕竟,历史上没有任何统治者能革中华文化的命,那些被摧残的文化鲜花的根苗又慢慢在被烧焦的大地上悄悄 地发芽了。

    在北京就有这么一个团体,这是一个松散的团体,聚集的都是一些劫后余生的文化大家,按现在的说法那是一群虽不是空前,但可能已绝后的国学大师。他 们中有:张伯驹、刘海粟、夏承焘、俞平伯、周汝昌、吴则虞、黄君坦、徐邦达,等等。他们被剥夺了一切权利,过着清苦的生活,但是他们的文化根底却使得他们 仍然精神丰富。他们嘴虽已不能“乱说”,笔也不能“乱写”,但无人能使他们不“乱想”!他们没有学术活动了,他们就自己组织“精神会餐”。但是,谁能来组 织这些已被“批倒批臭”且体弱多病的老学者们举行“精神会餐”呢?这个组织工作的重任就落到了现在蜚声国学界,当时还是青年学者的周笃文教授身上。周笃文 先生以非凡的远见和勇敢的气魄把这些学者串联起来。他奔波于各位学者之间,从谈经论道,到求医问药;从家庭困难,到学术联谊,他都统揽。就这样,他既照顾 了那些伟大的国师,同时,也从他们那里吸收了很多营养,继承了很多学问,有的恐怕都是绝学。他会定期召集各位学者到北京西山旅游。他负责借一辆大巴士(那 时没有现在的租车业务,但可通过“关系”借公家的车),开到各位学者的家门前接了这些学者到西山旅游,吃饭则实行“AA”制。然后大家登高吟诗作赋,互相 唱和。把“文革”中所受的屈辱全都置之度外,只享受兰亭之趣。尽兴之后,周笃文先生又送各位前辈回家。然后再将各位的雅作汇集在一起,复写或油印给大家, 作为纪念和交流的资料,俨然成一地下诗社。这些活动若是在“文革”初期和中期都是不可想象的。而到了“文革”后期,一切都有一点松动,“四人帮”和极左派 们似乎有一点自顾不暇了。

    就这样熬到了文革的第十个年头,灾难性的唐山大地震发生了,很多北京人都离京去外地亲友家居住。当时在地震棚艰难度日的夏承焘夫妇也想离开北京去 外地暂避,可是去哪里呢?他们一时无主意。一方面,他们二位已年迈,需人照料;另一方面,当时的中国不像现在可以到处旅行,很容易找住处。那时,出门是件 大事,居住大不易。这时,热心的周笃文老师想到了同样热心的远在长沙的陈云章先生。写信问云章先生能否接待夏老夫妇,并给他们设法租一间房居住?曾担任湖 南省文史馆名誉馆长的陈云章先生,是吴则虞先生、周笃文先生的老朋友,曾任职水利部及湖南大学。在“文革”中饱受冲击的陈云章先生在接到周笃文先生的来信 后,立刻以他惯有的雷厉风行作风行动起来。一方面他马上回信给周笃文先生,一方面立刻着手找房。他四处奔波,广托朋友,为夏老找住处。朋友们也多方为之出 力。很凑巧,李淑一先生的侄子李天任先生住在离云章先生家不远处的高升门,那是淑老的旧宅,他愿意把房腾出来给夏老夫妇住,自己搬到他的单位去住。陈云章 先生听后非常高兴,这样大问题就解决了。而且不但淑老和云章先生是世交,而且住在北京的淑老也和夏老认识。这样大家更觉得亲近。李青任先生是积极协助夏老 夫妇的第三位热心人。陈云章先生马上将有关安排写信告知周笃文先生,另一方面也积极筹备好接待工作,包括请人照料夏老夫妇的日常生活。而这时,他自己的生 活都捉襟见肘,“文革”被扣的工资也还未补发。但他却很担心夏老在地震棚的艰苦生活,同时也期待和夏承焘先生这位文坛大师重逢,期待他为文革摧残的湖湘文 化带来新的生面。与此同时,长沙文史界的一些曾在“文革”中“经风雨,见世面”而幸存的杰出学者,如马积高、羊春秋、杜迈之、严怪愚、蔡季襄、彭靖等都在 翘首企盼夏承焘先生的到来。

    还蜗居在北京地震棚里的夏老夫妇,得之可以南行之后自然也非常高兴,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因此就可以离开困难的生活环境,而且是因为他们早已有登九 嶷,看洞庭,再云游川滇的愿望。接到云章先生的信后,他们马上回复了一电报,表示即将出发。在买到火车票后,夏老夫妇又给云章先生写了一短信,信中说:

    思默先生: (注:云章先生的字)

昨发电报:“晓川示尊函,焘定月内叩府,俟行再告车次。”今天已买到27日一次特快票,作11车箱,28日10时许到长沙。

专此奉报,并颂

大安

                            夏承焘

                            吴  闻

                         廿五   午

    1976年11月28日上午,夏承焘夫妇乘火车如期到达长沙,陈云章先生带了家人和几位学者去车站迎接他们。那种亲切和谐的场面,让一些在场的人至今难忘。夏老夫妇也非常高兴,他们终于到向往已久之地,也开始了他们一生中难忘的三个月客居长沙的日子。

去迎接的人中有后来成为湘潭大学教授的彭靖先生,彭先生曾被扣上“胡风分子”的帽子,受尽磨难。他以前在北京也拜访过夏老,对夏老十分景仰,这次又能在家 乡接待夏老,他感到非常荣幸,他也是夏老此行遇见的第四位热心的湖南人。在夏老在湘的这段日子,在这群学者中最年轻的他,几乎是每日陪伴,有求必应。他常 到云章先生家里商量有关照料夏老夫妇的一切事宜,也积极组织夏老和湖南各位学者的见面和学术交流。据经历此事的人回忆,彭靖先生在接待夏老的这次活动中是 最辛苦的。

 

下榻高升门

已列为“棚户”区,即将被拆除的高升门老街

    夏老夫妇在长沙高升门巷住下了。这是一条古老的街道,坐落在长沙城北。与长沙有名的北正街相连,也与长沙古老而丰富的历史相连。夏老住在这里感到 十分开心,因为在他看来,他是住在历史之中,住在文物之内,住在他仰慕的伟大的历史人物旁边。这种感觉常人是不能体会的。常年住在这里的长沙人也很少有人 能感受到。但夏承焘作为一位历史学家,作为一位诗人,他的情感是丰富的,他的思维是超时空的。他感到,住在这里离屈原、贾谊、杜甫、辛弃疾更近了,他仿佛 更容易和那些伟大的古人对话了。这些情感在他的词作中可以明显地看到。

    夏承焘的这种感触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在可以考证的岁月中,长沙北门一带,至少在两百年多年以来,是长沙的文化中心,也是湖南的文化中心。是很多文人和高官的住地。

    夏承焘先生和他的夫人吴无闻女士都是浙江温州人。温州人是出读书人的地方,是永嘉学派的诞生地,而永嘉学派从宋朝起就有了。近现代温州杰出的文人 也很多,如孙诒让、夏鼐、王季思、周予同,等等。而夏承焘当年就学的温州师范,也和我们长沙的湖南第一师范一样,是人才辈出,学者云集之地。所以,可以 说,至少到夏老他们这一辈,永嘉学派还是存在的。

    在中国,自古以来,江浙和湖湘有着扯不断的历史渊源。太多的爱恨恩仇,文化纽带,把浙江和湖南这两个风格迥异的省份联系在一起。浙江的人文似水, 其风格就如同富春江水那般秀丽;湖南的人文似火,其特征就好像九嶷南岳那样雄伟。湖南的文人一向被江浙的风景所陶醉。陈云章先生的父亲陈天倪教授在二十世 纪三十年代游杭州时,就在钱塘江畔的九溪十八涧流连忘返,写下了“省识百流归宿处,此中端合住天倪”的赞美诗句。而作为现代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夏承焘教授 来到长沙时也同样被湖湘文化的刚烈精彩所感动。他们借居的李淑一的房子本身就是近代湖湘文化的载体。李淑一先生出自文人世家,她的父亲李肖聃先生是曾任梁 启超的秘书的大学者,她的先生柳直荀是有胆有识的革命家,毛泽东的“我失骄杨君失柳”的名句让柳直荀先生为世人所知。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夏承焘夫妇感到和 湖湘文化很亲近,他们把借居的这座小楼命名为“九嶷楼”,在这座小楼里,诗人的心仿佛能在晨曦或夜色之中听到舜的召唤,看到湘妃的彩带。“九嶷楼”离当年 辛弃疾的飞虎营驻地很近,作为词人,夏承焘对于“稼轩长短句”无疑感爱至深,现在能住在离飞虎营数百步之处,自然使他诗情难抑。夜来时,他也许仿佛看见辛 弃疾在“醉里挑灯看剑”。夜深时,他也似乎也感受到“梦回吹角连营”。他似乎已“穿越”到了宋朝,和辛弃疾相会。正如他当时做的“水调歌头”一词中所写的 那样:

    “飞虎营,听鼓角,晓灯前。问我别来记否,秋水酌瓢泉。”

    在长沙期间,他还在陈玉章先生和彭靖先生的陪同下,参观了贾谊故居。要知道,那时的贾太傅祠还是居民住房,很少人去参观,也有很多人不敢去参观。“文革”中,这些古迹统统属“四旧”。

    回到“九嶷楼”,夏老为此行写了“减字花木兰”一词,词的上阕是:“深灯绀绿,欲挽湘江环画阁。笑覆吟卮,屈贾前头琢小词。”

    夏承焘夫妇是在1976年11月28日到长沙的。他们在长沙迎来了1977年元旦,也在长沙和朋友一起度过了那年的春节。那一年,长沙的雪下得特 别大。瑞雪似乎在预示着什么,是预示着饱受摧残的中华大地要迎来快乐的春天吗?是要印证学贯中西的湘籍大学者陈述元先生的“冬来春不远,我爱雪莱诗”吗? 不管漫天的大雪象征着什么,总之,那一年,长沙的大雪的确给夏承焘先生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写了一首词《浣溪沙·长沙大雪》,来记述那场瑞雪,词中道:

   “高枕都望梦有无,疏棂冻雀听歌呼,湘天风雪在江湖。”

    虽然在湖湘大地上,已是漫天飞雪,但在稀疏的窗棂上欢叫的雀鸟已在预报着美好的春天的到来了。看来,词人和虽然还在挨冻的小鸟都有同感了。

    夏承焘先生填词七十余年,共创作了1200多首词;而在长沙居住的三个多月中,他就作了二十多首词,比他其他年份一年创作的还多,可见当时诗兴之浓。

 

唱和“天倪庐”

    湖南,长沙,自春秋以来,就是独具风格的楚文化的孕育之地。自从屈原、贾谊在这片土地上播下文化种子以后,两千多年来三湘大地文才辈出。特别到了 近现代,诗文经史大家更是层出不穷。诗家也是云集。陈天倪先生的诗被福建籍的大学者、诗评家陈石遗先生评价为三百年来可与抗之手者仅有明末清初文坛领袖钱 牧斋(谦益)的诗作而已;浏阳刘腴深先生则被另一位大诗评家常熟孙师郑先生评为“同光十子”(同治、光绪年间)之一。而同为“同光十子”之一的常德陈锐先 生,则更是“湖湘词派”的杰出代表。然而,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湖南却再也没有出现过可与夏承焘相比的杰出词人和词学研究者。所以,当因文革而沉寂十年 的湖南文史界获知夏承焘先生来到长沙后,便纷纷奔走相告,前往高升门“九嶷楼”拜访、请益夏老。因为陈云章先生是此次夏老南行的主要接待人,所以陈宅,即 如今之三贵街“天倪庐”,自然是夏老夫妇常去之地,因此“天倪庐”也就成了当时一处“文史沙龙”。很多学者在这里交流会晤,唱和词章。他们中间有:羊春秋 先生、马积高先生、姜国仁先生、肖艾先生、严怪愚先生、何泽翰先生等等。当然,还有始终为了照顾夏老而忙前忙后的彭靖(岩石)教授。也有很多中青年学者在 这里拜会了久仰的夏承焘先生之后,得到指点,为后来的学术发展找到了方向。

    夏承焘伉俪有时也常来天倪庐吃饭,虽然大家找了人照顾他们的饮食起居,但热情过人的陈云章先生还是经常请他们到自己家里吃饭。对于陈云章先生的夫人刘德芬女士做的菜,夏老夫妇更是赞不绝口。

    有一次,夏老写了新词,想找人谱曲,因为一时找不到作曲家,云章先生的儿子就表示愿意试试,在看到这首词作以后,他非常喜欢,并很快为其谱好了曲。这首词就是“望江南·长沙大雪”:

    长沙好,好景趁秋来。

    灵麓初霜尝美橘,湘江新绿似浮醅。

    欲去几低徊。

    这首简短,优美,浓缩了词人对长沙的爱又极其细微地描述了长沙特点的小词被谱好曲后,云章先生在一天,请夏承焘和吴无闻夫妇及一些朋友来到家中, 由两位甚通音律的中学女老师轮流为大家演唱这首“望江南”。当带有江南丝竹风格的优美曲调,在小提琴的伴奏下,悠扬飘出时,夏老夫妇,高兴地抚掌叫好。特 别是无闻女士,她那由衷而淳厚的欢笑使人难忘。夏老这位学养、书法极佳的夫人,总能给人一种过去中国学者传统贤内助的感觉。

    那时,在长沙那个大雪的寒冬,在天倪庐,在九嶷楼,一群执着的文化人在饱经风霜之后,又相聚在一起了,他们抱团取暖,以诗文会友。在他们围坐的中 间,是一盆燃烧了几千年的中华文化的炭火,他们手里捧着的是一杯杯飘着湖湘文化气息的热茶。有了这些,他们就够了。因为,在低头卷缩,唯唯诺诺十年后,这 些中华文化的杰出继承者居然可以聚首谈文而不担心被批判,他们知足了。

    春天,真的不远了!

1976年长沙“天倪庐”雅集,前排中座者为夏承焘

创办韵文学会

    短短的三个月,很快就过去了,春天也快来了,夏承焘先生北归的时间也快到了。湖南的朋友们都依依不舍,他们还想为夏老此行做点什么。在这之前他们 已经为夏老编印好了两个作品集,这就是《瞿髯词》和《瞿髯诗》的油印本。后来湖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的《夏承焘词集》就是在油印本的《瞿髯词》的基础上扩 展而成的。但他们觉得这还不够,他们还要表达他们自己内心的感想,他们还要为这次夏老的南行留点纪念。

    于是,他们将三个月来和夏老的唱和的作品以及为夏老送行的诗词作品也编印成集,并由陈云章先生为之作序。序中曰:

  “永嘉夏承焘先生,当今儒硕,以词章雄视海内者殆五十年。多士慕效,川赴海会。”“此间文士於先生将归也,争祖以诗,情谊恳挚,积帙成册”

    云章先生的这几句话精炼地记述了当年的故事。

    1977年二月,夏承焘夫妇离开长沙,离开“九嶷楼”回到了北京。

    夏承焘先生三个月的长沙行,原是因避地震而起,然而此行对湖南文化带来的长远而深刻的影响,也是夏承焘先生,陈云章先生和周笃文先生当初都没想到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后来湘潭大学《中国韵文学刊》的创办。

    在1984年,中国的国学名家张伯驹、夏承焘、周汝昌等联名上报中央,要求建立中国韵文学会,并得到了中央批准。正是由于夏老1976至1977 年在长沙居留的那三个月,使得湖南的一群杰出学人和北京的国学巨匠建立了紧密的联系,由此,中国韵文学会就设立在湘潭大学内,而且,该学会的刊物《中国韵 文学刊》也由湘潭大学主办。而且,在1984年召开的中国韵文学会的成立大会也是在长沙召开的。夏承焘先生特从自己的多年积蓄中拿出四万元人民币捐给这个 学会,而这笔钱在当年的中国,绝对是一笔巨款。从此,中国传统的诗词歌赋有了一个载体,中国的国学群英们有了一个家。到今天,《中国韵文学刊》已成为湘潭 大学和中国学术界一份重要刊物。

    中国韵文学会的成立又导致和催生了如今已有两百多万会员的中国诗词学会的成立,而这两个学会现在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推动者。而这一切都与夏承焘先生当年的南行有关,一切都起自长沙那个大雪的冬天。

    饮水思源,湖南的文化界、教育界能不感谢为推动湖南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的夏承焘先生和陈云章先生吗?

夏承焘先生在生前一直很怀念在长沙的那段岁月,很怀念1976年长沙那个大雪的冬天。甚至还想和陈云章先生一起去九嶷山,去云贵,去四川旅游。因此,当1979年陈云章先生的夫人,刘德芬女士去世时,夏老撰写了充满深情,令人落泪的挽联:

    浩荡海山游,何日川滇同短策;

    殷勤鸡黍约,永怀风雪客长沙。(作者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原名誉馆长陈云章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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