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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耶鲁到雅礼——莫伦德迪克巽上世纪四十年代雅礼执教记(一)】李忠泽2017年2期总108
2017-08-01 17:11:16   来源:   评论:0 点击:

1943年6月底,二次世界大战正酣之际,耶鲁大学的莫伦德和迪克巽接受耶鲁雅礼学会的委派,前往湖南雅礼中学教英语。因为直航路线不通,他们历尽艰险,辗转十二个国家,横穿南美、南大西洋和印度洋,飞越喜马拉雅山
1943年6月底,二次世界大战正酣之际,耶鲁大学的莫伦德和迪克巽接受耶鲁雅礼学会的委派,前往湖南雅礼中学教英语。因为直航路线不通,他们历尽艰险,辗转十二个国家,横穿南美、南大西洋和印度洋,飞越喜马拉雅山,历时四个月加一天,行程约四万公里,终于在同年11月1日到达了战时雅礼中学所在地——沅陵。开始了他们与当地人民同呼吸、共患难的执教经历……
  征途漫漫  历尽艰险
John Kenneth Morland(在雅礼时的中文名字是莫伦德)1916年7月4日出生于美国阿拉巴马州的亨茨维尔(Huntsville),1938年毕业于伯明翰南方学院(Birmingham-Southern College)。由于学业出色,莫伦德大学毕业后旋即进入耶鲁神学院读研究生。其实莫伦德对当牧师不感兴趣,更喜欢从事历史和宗教理论方面的研究。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罗斯福总统在第二天发表了著名的《国耻日》演讲,莫伦德预感到战争将改变每一个人的命运。由于他心脏有点问题,所以没有立即被应征入伍。那段时间里,莫伦德在耶鲁大学所在地一家叫“铁路快递”的公司每天从晚上十一点工作到早上七点。
每年,雅礼学会(注:这是1952年前Yale-in-China的正式中文名,不是现在所用的“雅礼协会”这个名称)派几位耶鲁的毕业生去中国用直接教学法教英语,即整个课程没有一句中文。1943年莫伦德从耶鲁神学院毕业前,他最喜欢的一位教授、曾于1910-12年在雅礼中学工作过的Kenneth S. Latourette(中文名是赖德烈)问他是否愿意到中国去教英语,因为不想像许多同学一样毕业后做牧师,对于这个机会,莫伦德显得十分兴奋,1943年3月11日,他回复雅礼学会的史密斯(Robert Smith),正式接受去雅礼教书的职位。同时,赖德烈还征求了另外一位同样学业优良的学生Ross Ivan Dixon(中文名是迪克巽)的意见。迪克巽1920年11月22日出生于纽黑文,1942年获心理学士学位,当时他正是神学院一年级的研究生。根据以往的情况,他们在中国除了教英语之外,还要开救护车、在医院工作、在日军空袭时救火,还要为美国红十字会和陈纳德将军(General Chennault)的飞虎队服务。不过,战时去中国教书必须取得美国征兵局和国务院的批准,幸运的是,由于在中国战场美军急需能听懂、会说英语的中国人,而雅礼中学的学生在六年里都是由美国老师教英语,所以他们听说能力没有问题,这也是征兵局批准他申请的原因之一。但是,如何取道去中国一事困扰着他们,因为他们不能直接从欧洲或太平洋去中国。
六月底,莫伦德和迪克巽从纽黑文到纽约去拿办好的护照及为办签证按指纹。6月30日,他们乘坐拥挤的火车从纽约到新奥尔良(约2100公里)。很不凑巧,迪克巽当时眼睛黄斑变性,完全失去了视力,成了一个盲人(不过他很快就恢复了健康)。7月6日,他们坐飞机离开新奥尔良,在墨西哥梅里达(Merida,墨西哥尤卡坦州的首府)转机到危地马拉、然后再到巴拿马。战时对搭乘飞机、军舰的人员有严格的规定,因为他们既不是军人、

作者同事Heather Carlos女士绘制的1943年6月30日至11月1日莫伦德、迪克巽从美国耶鲁所在地纽黑文出发到中国湖南雅礼所在地沅陵的线路示意图,共辗转十二个国家。中文地名由作者标出,如果文献中没有提及具体城市,则标出其国家名称。
也不是商人,所以到了巴拿马后被要求下飞机。这样如何去中国呢?第一种办法就是坐一艘从巴拿马去澳大利亚的货轮,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东南亚被日本占领,又怎样从澳大利亚到中国呢?另一种选择是从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坐船穿过南大西洋到南非的开普敦。原计划在巴拿马等一个晚上,结果却足足等了两个星期!他们每天都去机场看看有无去阿根廷的航班,终于有一天,莫伦德和迪克巽发现有一架泛美航空公司的飞机,途径哥伦比亚和瓜亚基尔(Guayaqui,厄瓜多尔最大城市和主要海港)去秘鲁首都利马(Lima)。十天后,他们坐上这架没有增压的飞机。这架飞行高度约是7620米的飞机将飞越平均高度4000米的安第斯山脉。该山脉横跨南美洲七个国家,全长约8900公里,素称“南美洲脊梁”。在那架螺旋桨式的飞机上,机组人员告诉莫伦德和迪克巽,因为没有增压舱,所以乘客会有呕吐的感觉,不过他们可以吸一吸一个小氧气管,这样就不会感到难受,只是氧气供应量有限。飞机在玻利维亚的首府拉巴斯(La Paz)转机,拉巴斯海拔约三千八百米,是世界上最高的首都,毗邻著名的南美洲最大的淡水湖“的的喀喀湖”(Lake Titicaca)。7月30日,他们终于飞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此后的每一天,莫伦德和迪克巽都去询问何时开船,得到的回答总是:“还没有”。尽管“二战”期间阿根廷是中立国,甚至在电影院播放战争新闻时观众都不能鼓掌或喝倒彩,但德国潜艇还是不时击沉他们的船只,所以他们不想让任何人知道船什么时候开。
在阿根廷停留了两、三个星期后,有一天,一艘4000吨位的何塞·梅耐德(Jose Menendez)号客船的船员告诉他们,为了防止德国潜艇得知消息,这条船当晚会悄悄地出发。按规定,旅客不能带太多行李,但穿在身上的衣服不算。考虑到战时中国物资极其短缺,所以他们带了很多衣物。就像上次坐飞机时甚至将睡衣都穿在身上一样,莫伦德穿着冬天的内衣、三条宽松裤、四件毛衣、一件马金瑙(防雨的羊毛衣服),还系了几根皮带以便把东西挂在皮带上。莫伦德上船称重时约一百一十三公斤,上船后当他把身上那么多的东西都解下来时,船上服务员的双眼都瞪圆了!
去南非开普敦的客船在南大西洋上行进着。因为是南半球的缘故,所以七、八月份正是仲冬时节,有点冷。船员们给莫伦德和迪克巽安排了高档的二等舱,旅行生活很愉快,莫伦德记得抵达美丽的开普敦正好是太阳升起的时候。大约十天后,他们乘一艘货轮去南非东部港市德班(Durban),这是一个优美的度假城市。同船的一位旅客告诉莫伦德,他前两次乘坐的船都被德国潜艇击沉,第二次船被炸上了天,不过他每次都很幸运地被救了上来。
莫伦德和迪克巽到了德班后等了两个星期,恰好一艘开往印度的英国运兵船上有几个座位留给平民,而且还有驱逐舰为之护航。虽然这些军舰的确很大,但是装载了将去印度对日作战的英军和旅客之后还是显得很拥挤。他们沿着“之”字型的线路穿过印度洋,花了大约三个星期的时间抵达印度西部的孟买。
到达孟买后,因为旅馆费用太高,所以莫伦德和迪克巽住在教会的房子里,教会人员带着他们参观了拜火教信徒施行鸟葬地方的“寂静之塔”(Towers of Silence)。之后,他们乘坐火车去新德里,参观了印度知名建筑泰姬陵,然后上车继续前往印度北方邦城市瓦拉纳西(Varanasi, 又名贝拿纳斯(Benares))。在那里,人们在恒河(Ganges)里洗澡,还洗各种东西。虽然对当地人来说这是圣水,但莫伦德觉得河水太脏了。到达西孟加拉邦首府加尔各答(Calcutta)之后,他们计划乘飞机飞越南喜马拉雅山脉进入中国。当时从印度到昆明有两条航线,一条是从北面的汀江(Dinjan)机场起飞,一般称为“驼峰航线”或“高驼峰航线”。另一条是从南面的加尔各答机场起飞,相对于第一条线路,其飞行高度低一些,所以被称为“低驼峰航线”。而正因为飞行高度低,所以时常受到日本“零式”战机的威胁。由于中国航空公司(China National Aviation Corporation (CNAC),简称“中航”)的航班总是客满,莫伦德和迪克巽又在那里等了三个星期。适逢1943年孟加拉饥荒和霍乱,因为运输能力太差,印度无法将食物运进加尔各答。生病的人营养不良,得了霍乱的人得不到注射疫苗,估计有超过三百万人死于饥饿和有关的疾病。出于同情,他们捐款给灾民。
“中航”的飞机终于要起飞了!但是按规定,每人只能随身携带约十四公斤的行李,不过穿在身上的不算在里面。这次,莫伦德身上穿了约十八公斤重、共十五层的衣服,包括两件厚实的冬季内衣、七件衬衫、三条裤子、四双袜子、一双鞋子、外面再套上一双胶鞋、一件毛衣、一件厚实的夹克衫、一件大衣和一个太阳帽。当时加尔各答是摄氏三十二度,人们扇着扇子,几乎没穿什么衣服。莫伦德穿这么多衣服走在街上简直是太难受了!上飞机称了份量之后,他就赶紧把那些衣服都脱掉。这次又是没有增压舱的飞机,但莫伦德已经学会了如何应对这种情况。飞机顺利地飞越了南喜马拉雅山和冰雪覆盖的山脉,几个小时之后,他们平安地降落在云南的昆明机场。当晚,有人领着莫伦德和迪克巽到昆明市中心吃了一顿可口的中式晚餐。
待在昆明的几天里,有些教会人员告诉莫伦德和迪克巽:“你们是不可能找到去沅陵(抗战时期雅礼中学所在地)的办法的”。不过,他们发现恰好有一个去重庆的英国卡车运输队,而且愿意让他们搭顺风车!由于战时物资短缺,所有汽油都是供部队车辆使用,所以这些卡车用酒精做燃料。中途,他们在贵州的贵阳下了车,然后准备从那里进入当时雅礼中学所在地——湖南沅陵。贵阳离沅陵约四百公里,从贵阳到沅陵只有坐车去,莫伦德和迪克巽等了一个星期之后,终于搭上一辆木炭汽车。载满乘客的汽车开得很慢,路上还抛锚了几次,不过每次都被聪明的司机修好了。路上大部分都是山路,很不好开。莫伦德后来在1944年3月给他的大学朋友比尔的一封信上说道:“直到这时我们才发现旅行刚刚开始,这里只有‘老爷车’,没有汽油,粗糙的盘山公路在山顶绵延数里,下坡很陡,就像在山谷里放了45个‘发夹弯’(hairpin,形状犹如女生佩戴的发夹、U字形的弯道)”。一行人住在路边糟糕的旅店里,地上有些脏,鸡和猪吃着从桌上掉下的食物,房间之间几乎都没有隔墙,莫伦德个子很高,所以他站起来就能看到隔壁屋子!在路上他们学会了一件事,就是拿一块味道很冲的油布放在床上,然后再把携带的睡袋铺上去,因为油布很滑,所以虫子就爬不上去,也就咬不着人。由于有疟疾以及许多由蚊子及各种虫子传播的疾病,所以他们还得睡在蚊帐里面。四天后,莫伦德和迪克巽抵达了湖南沅江的南端,然后坐上由纤夫拉的渡船,终于安全地到达河对岸的沅陵!这时有一位中国人走上前问:“你们是到雅礼教书的老师吗?”,莫伦德和迪克巽确认后,他连忙交给他们两封信,分别是Dwight Rugh(中文名是俞道存,雅礼学会驻华代表)博士和耶鲁来华教书的James A. Elliot(中文名是安立德)写给他们的信。因为那天俞道存和安立德碰巧有事不能亲自来迎接,所以他们派了一位雇工来接两人。
自1943年6月30日莫伦德和迪克巽离开纽约到新奥尔良,之后取道墨西哥、危地马拉飞抵巴拿马,再穿过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到达秘鲁,辗转玻利维亚后抵达阿根廷,然后坐船穿过南大西洋到南非,搭乘英国军舰穿过印度洋到达印度,再乘“中航”飞机沿着“低驼峰航线”到达昆明,搭车到贵阳,再乘木炭汽车沿陡峭的山路进入湖南北部,辗转十二个国家,绕了大半个地球,历时四个月加一天,行程近4万公里,最终在1943年11月1日(根据迪克巽1943年11月25日信件和俞道存同年12月6日信件记载)到达了湖南沅陵。

1944-1945年迪克巽(左)、傅乐敦(中)和莫伦德(右)摄于湖南
(作者单位:美国达特茅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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