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协会早期和雅礼大学
耶鲁大学至今与中国保持着长期的联系。它始于十九世纪中期，当第一位来到美国东海岸的中国学生容闳进入耶鲁读书并于1854年毕业。与此同时，许多中国人从广东台山到旧金山淘金和修筑铁路。据某些人说，当成功开发西部之后，美国早期的宗教热情开始转向海外传播基督教了。在二十世纪初期，耶鲁的校友转向下一个沃土的中国。
雅礼协会初创时名为耶鲁海外传教士协会（Yale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它成立于1901年。根据德本康（Lawrence Thurston，又译为德士敦）去中国寻找适合地点的旅行，协会以与纽约州大小相似的中国内陆湖南省省会长沙为根据地。为什么选择湖南呢？这是一个出产包括给“左宗鸡”这道菜带来名声的左宗棠（1812—1885）等将军们的地方，一个西方人还没有接触的中国内陆，一个充满排外情绪和给传教士带来异教挑战的地方，它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摇篮及毛泽东和不知是否与我家族有关的华国锋的故乡。为了赢得湖南的人心，该协会没有将直接的传教工作作为重点，而是将医学和教育放在首位，还有耶鲁的精神，即总是被定义为良好的体育精神、公平竞争、荣誉感、责任感、诚实和刚毅，宗教仅是排在第二位的事。
在一系列的计划、组织、筹集资金和语言培训之后，传教士和教育工作者被这家后来称为雅礼协会的机构派遣至长沙。正如大多数项目一样，雅礼协会小规模地开始了。他们首先在老长沙城的中心购得了几间房子，从1906到1909年把该处作为诊所、护士学校和男生预科学校（雅礼大学之前）的宿舍和教室。
1910年，雅礼协会在长沙北城门外购买了20英亩的土地（后来面积翻番并继续扩大），在那里他们开始建造一系列的主建筑楼。首先是根据1913年湖南省政府（湘）和雅礼协会（雅）草签的联合协议中的湘雅医院大楼（注二）。对应于北方著名的协和医院，那座高大醒目的宏伟大厦是南方最大、最先进的医学中心。综合大楼包括湘雅医学专门学校、140张床位的湘雅医院和湘雅护士学（注二）。雅礼大学于1914年开学，同时兴建大学校园也是从那年开始直到1918年才竣工。
1913年获胜的雅礼中学足球队，第二排中间持足球者为队长华楚书，最后一排右一穿黑色西装者为足球队教练、1913年毕业的耶鲁学士Paul S. Achilles，球员衣服上“Y C”两个字母代表“Yale-in-China”，刊登在1914年5月1日《耶鲁校友周刊》（Yale Alumni Weekly）。
在雅礼协会发展的过程中有许多重要的人物。她的三位创立者盖葆耐（Brownell Gage）、威廉斯（Arthur Williams）和德本康，还有席比义（Warren Seabury）、雷文斯（Dickson Leavens）和何钦思（Francis Hutchins）将永远被铭记在耶鲁的历史中。他们中的有些人带着妻子和孩子住在长沙。在这些杰出人物中有一位是1924年任湘雅医学院校长的爱德华•休姆（Edward H. Hume，中文名为胡美），他最喜欢讲的一句话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林语堂曾说过：“当我第一次遇见胡美的时候，我们不仅讨论中国人，而且讨论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雅礼人博大的胸怀和渊博的知识这两个品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些杰出的中国学者也参与了雅礼的建设工作，其中出色的一位是毕业于耶鲁的颜福庆博士。他的二元文化对他在湘雅协议的协商过程和沟通两个国家之间的了解有着显著的帮助。颜福庆担任湘雅医学院院长，并且在中国现代史中起了许多重要的作用。
1917年雅礼大学的第一届毕业班是她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在一张正式的照片中，八位刚刚毕业的英俊中国青年戴方帽、穿礼袍。这种前所未有的事情仅仅发生在1911年被孙中山和他的追随者推翻清王朝的六年之后。这八位毕业生中有一位是擅长数学的劳启祥，另一位是擅长英语兼足球明星的华楚书。据说如果华楚书不上场的话，他的足球队都不愿踢球。雅礼大学后来的毕业生中有一位是应开识，他以后在雅礼协会的事务中起了主要的作用。还有一位是来自长沙富有家庭的陈乃勋，华楚书常和陈乃勋在一起，并经常去他家，他们唱着牛狗（Bulldog）的歌。
1917年雅礼大学第一届毕业生。左起， 前排：陈乃勋、刘南山、华楚书、黄溥，后排：文南斗、欧阳峙（余庆）、劳启祥、张君俊。
有一次，从东部的浙江宁波来了一位名叫陈秀美的客人，她是一位腼腆的少女、陈乃勋的远房堂姐。刚刚摆脱清朝裹小脚的她被唱着“Boola Boola”和“牛狗”的耶鲁橄榄球的战歌、风度翩翩的年轻人华楚书——一位足球明星——吸引了，陈家人认为这两人很般配。果然，在华楚书毕业后不久，他们——我的父母——就结婚并定居在汉口了（坐落于汉江和浩瀚的长江交界处三边的商业区的汉口、政治中心的武昌和工业区的汉阳合并后现在被称为武汉）。我父母在汉口抚养着包括1924年出生、排行第三的我在内的5个孩子。因此我也有理由宣称我和耶鲁是有联系的。
二、雅礼中学
1924年雅礼预科学校改名为雅礼中学，耶鲁大学的毕业生张福良（Fu-liang Chang）担任教务长。遗憾的是，1924-27年是政治动荡的时期。它变得如此糟糕以至于所有的美国教师都离开了长沙。1928年，随着情况的好转，一些人开始返回学校了。到了1929年，雅礼大学和中国另外两所教会大学合并在武汉成立了华中大学（我孩时曾在家人出游时参观过那里。校园和学生宿舍都是崭新的，一位大学生正在房间里演奏乐器，运动场上放着又长又重的标枪，这种场景简直是美好的。我父母问我是否想上那样的大学，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异常美好的想法）。
1930年代初期，以前是雅礼大学的校园已经变成了包括初中和高中的雅礼中学。那时，许多雅礼大学的早期毕业生成为雅礼中学的教员。我父亲的同学劳启祥担任校长，晚于第一届雅礼大学毕业生的应开识任教务长。在许多年里，劳和应一直成为雅礼管理层的骨干。尽管雅礼不是英国的伊顿公学（Eaton）或美国的艾克斯特（Exeter），在一定程度上，她可以被看成是一所大学的预科学校，是一所具有良好声誉的男生教会学校。
作为八位雅礼大学第一届毕业生中的一员，我父亲不是我与耶鲁的唯一联系。你有没有看过一部很棒的电影名叫“再见，切普斯先生（Goodbye, Mr. Chips）”？它讲述切普斯（Chips）先生教了一家三代人的故事。华家的第二代上了雅礼中学初中部。1935年我的两个哥哥在雅礼中学初中一班读书，1936年我也在初中一班读书。华家的第二代也与耶鲁有联系了。雅礼发生的事情在我的记忆中还是那么的栩栩如生。
从我的出生地汉口坐火车一晚上就到长沙了。我于1936年雅礼协会在中国的高峰时期到达长沙。雅礼是寄宿制的男校，就在长沙北城墙的外面，北城门外一条宽广的马路将雅礼和湘雅医院分为左右。雅礼的校门很大，到了1936年，雅礼的校园已经全部建好了，弯曲有顶的走廊连着我的宿舍和教室。我父亲告诉我，在走廊旁边，有一棵树是他早年在雅礼时种的。雅礼有一个很大的食堂，因为小时候对我来说很多东西看起来都很大。我走进另一座大楼——实验大楼，高年级的学生演示给我看一种能使蓝墨水消失的化学制品，太神奇了！校园里还有一个礼堂和运动场。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图书馆以及传教士和教工的独家住宅楼。
三、校园生活
就在我到雅礼的第一天，正如“再见，切普斯先生”那部电影那样，我和一个男生打了一架。整个学期我们都没理睬对方，之后我们和好并成了好朋友。我们都还是小孩子嘛——你能期望什么呢？我必须说明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的打架，但回忆孩时的美好时光是愉快的事情。
男生的日常生活围绕着宿舍、食堂、教室和运动场。我们宿舍是一个摆了很多排床铺的大厅，每张床头有一个小柜子，衣服必须整齐地放在里面，通常用柳条编织的行李箱放在床下面，有人会定期检查我们床铺和放在床头柜里衣服的整洁程度。一个甚至比我年纪小的男生还经常尿床，我看见宿舍管理员时常拖着他的床垫子到外面去晒干。
早上大约6：30的时候，宿舍管理员走在床铺之间，他摇的起床铃声如此之大以至于没有人能在这时再睡着了。我实在不愿意起床（最近几年我了解到这并不是因为年轻人懒，而是他们的确需要多睡一些）。我们很匆忙地穿上童子军的服装跑向大足球场，初、高中生像阅兵式似的在那里分组排列。劳校长总是骑车从他附近的住所出来，在整7点差几秒时到达。初、高中的队长们面对着我们，一起大声地点名，我们回应着：“1，2，3…”。
完毕后，队长们转过身来，面对着劳校长敬礼并大声报着出勤人数（我的大哥华家杰（George）曾担任过初中的队长这一要职）。劳校长回礼，自己转过身来面对着旗杆，然后扔一个大爆竹上天——砰的一声。当国旗缓慢庄严地升到旗杆顶部时，号手吹响了晨号。三百多个学生在升旗结束前都在敬礼。这样的日常安排给学生灌输着民族主义的情感，同时也给附近的居民校对时钟。
升旗仪式结束后，所有学生开始在环绕足球场的沙质跑道中按编队跑步。高三年级的学生跑在最前面，初一年级的学生跑在最后，我们要跑整整两圈，之后再慢走一圈平缓下来。当我在初中一班时，我就是跑在最后的一帮小不点中的一个。记得最初几天，我气喘吁吁也不能跟上高年级学生稳步有节奏的步伐。现在回想起来，看着那些小男孩艰难地跟在后面并试图赶上真是很好笑的一幕。但是几天以后，我们不再气喘吁吁并能跑完两圈了。
跑步结束后，我们回到宿舍，洗漱、整理床铺，然后去食堂吃早饭。我们喝一碗豆浆，吃两个蒸热的大馒头和稀饭。也许我们年纪小，所以觉得伙食很好。
早餐过后，我们集中在大礼堂，高年级的学生坐在前面，我们低年级的学生通常坐在后排。通常会有一些通知或评论，有时一些坐在前排的高年级同学站起来回答或提问，我们这些坐在后排的小孩很害怕站起来并跟老师讲话。
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惯例是每当劳校长或嘉宾讲到“国父总理孙中山或蒋委员长”的时候，全体学生立即从座位上同时起立、全神贯注直到被示意坐下。遍布大礼堂里起立的响声是学生们敏锐的条件反射，他们受过尊重领袖的教育。这种迸发出来的行为反映了那个年代学校的民族主义和纪律。
这时快到早晨上课的时间了，每个学生穿过弯曲的走廊走到教室，上课之前有一个很短的时间，学生们可以选择去教堂做祷告。不过，只有不多的学生去。
我们上午和下午都有课，之后直到晚饭之前的课间活动包括体育活动和休息。在初中一班，我记得我们学数学和中国历史，历史课本是由雅礼大学的毕业生左复老师写的。历史期末考试的一条必考题是：试述某朝代的“井田制”。答案是：庶民们将田像画井字一样分为九块，八户人家各自种外面八块中的一块田，中间那块田由大家集体种植，其收成作为纳税交给政府。回想起来，那是我记得唯一一次学习中国历史的时间了，因为后来我在圣约翰中学和圣约翰大学时没有学习过中国历史。我们开始学英语了，由耶鲁学士（我在后面还要更多地提及）奥斯卡•兰德（Oscar Rand）教我们，我们学习一些基本元音字母的发音。因为我在汉口上小学时学过英语，所以这对我来说相当简单。
晚饭之后，我们在白天上课的教室上晚自习。我记得宿舍是在晚上十点左右熄灯，这是一种军事化的生活。不过，学校培养学生将学习与娱乐相结合。周末是从星期六中午开始。
到了学期要结束的时候，一个崭新的约长25码的游泳池对外开放了。我很喜欢在里面游泳，因为去年暑假我在牯岭时仅仅学会浮在水面（牯岭对于包括耶鲁传教士家庭的外国人和在那里有一个政治培训中心的国民党高官来说是有名的避暑胜地）。游泳池里摆放了木板当浮子，好像放橡胶内胎当游泳圈更实用。对于男孩们来说，这是一个多年后变得更加珍贵的学校生活的片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