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长沙的传奇人物祝良】夏剑钦2017年2期总108
2017-08-01 17:14:15   来源：   评论：0 点击：

楚汉名城长沙郡城东南郊的长沙县，素称三湘“首善之区”，但在上古仍属南蛮之地，史书中有关著名人物的记载凤毛麟角。然而，通过搜寻史志中散见的史料，却发现东汉顺帝至桓帝（126-167）年间的祝良，竟是一位很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担任洛阳令时久旱不雨，天子求雨未成，便自己光着上身在烈日下引罪求雨，竟感动上天下起了大雨；还为太尉后妻妒杀前妻之子的事情，带人入府查实，然后上奏皇帝免了太尉的职。他任并州刺史时由李固举荐，封为九真太守，竟单车一人驰入南蛮叛汉军营，靠智勇忠诚平息了一场叛乱。他还担任过凉州刺史，纠罚劝能，在那儿治绩卓然。
曝身祈雨  忠君爱民
祝良，字邵卿，又作召卿。东汉临湘（今长沙）人。据《后汉书》卷五十一《李陈庞陈桥列传》之《庞参传》中所引《谢承书》曰：“良字邵平，长沙人。聪明博学有才干，以廉平见称。”1则祝良又字邵平。
东汉顺帝刘保的永建、阳嘉年间（126-135），祝良为洛阳令。洛阳是东汉的京都，故城在今洛阳白马寺东，洛水北岸。祝良担任京城的行政长官，令行禁止，盗贼敛迹，豪猾之徒不敢为非作歹，市民百姓安居乐业。不料自阳嘉元年（132）起，连续四年洛阳遭受旱灾，冬天很少有积雪，春天又没下过大雨，使京城四周的畿辅之地“五谷伤灾，稼穑焦枯”，民不聊生。天子刘保一面下诏“以久旱，京师诸狱宥囚”，即监狱宽恕囚犯，令自谋生路，一面向名山大川祈祷，派出大夫、谒者到嵩山、首阳山和黄河、洛水等处求雨。
据《水经注》卷十五《洛水》所引《长沙耆旧传》记载，洛阳令祝良，见“天子祈雨不得，良乃曝身阶庭，告诚引罪，自晨至中”2即祝良看到皇上派人求雨未成功，便脱光上身衣服，站在庭院中的炎炎烈日下，诚恳地向上天请罪、祈雨，从早上一直晒到中午。或许是祝良的诚心打动了上天，午后便紫云升起，随即天降甘霖，百姓欢呼雀跃。人们为此唱起了歌谣：“天久不雨，烝人失所，天王自出，祝令特苦，精符感应，滂沱下雨。”3可见祝良为洛阳令，不只是一位治理得法的能吏，还是一位急民所急，能为皇上分忧、忠君爱民的好官。
奏免太尉  威名远播
据《后汉书》卷五十一《庞参传》载，祝良为洛阳令时，还曾与太尉庞参有过一次不同凡响的较量：“（庞）参夫人疾前妻子，投于井而杀之。参素与洛阳令祝良不平，良闻之，率吏卒入太尉府案实其事，乃上参罪，遂因灾异策免。有司以良不先闻奏，辄折辱宰相，坐系诏狱。良能得百姓心，洛阳吏人守阙请代其罪者，日有数千万人，诏乃原刑。阳嘉四年，复以参为太尉。”4
为了理解上文所述的一场官司，我们不如引述蔡东藩所著《后汉通俗演义》第四十五回对祝良奏免庞参一事的叙述，其大意是：太尉庞参就职三年有余，最称得上忠直，皇帝身边的太监们不便做违法的事情，就对庞参屡加谮毁。朝廷监察官也伙同太监们一起上书弹劾，只有四川广汉郡的上计官段恭，力为庞参洗刷罪名，请顺帝专心委任，顺帝也就任庞参太尉之职如故。不料庞参后院起火，他的后妻心生妒意，竟将前妻之子推入井中溺死。洛阳令祝良，与庞参有嫌隙，听说此事后立即带人前往太尉府查勘；看到案情属实，就立即向皇帝上报，庞参便因此事被免去了太尉一职，改任大鸿胪，又起用庞参为太尉。
庞参字仲达，本是东汉名臣，在东汉安帝刘祜的永初年间，就已任汉阳太守，能抑强助弱，是一个以惠政得民的好官。后任辽东太守，竭忠尽节，只是因为“直道不能曲心”，所以在官场上老是“孤立群邪之间，自处中伤之地”。看来这次庞参被免职降级，祝良虽是对恶妇所为疾恶如仇，但毕竟是被太监与朝廷监察官利用了，表现得有些鲁莽，且嫌私愤。
朝廷认为祝良对此事没有先上奏，就直接带人闯入太尉府，对庞参造成羞辱，因而将祝良逮捕入狱。祝良因“能得百姓心”，入狱后，洛阳地方官与百姓成千上万人守候在宫门，请求代替祝良受罚。可是皇上不为所动，下诏维持原判。祝良虽因此事入狱，但不畏权贵，胆敢奏免太尉的威名却从此远播。
李固奏荐  单车平乱
据《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顺帝永和二年（137），日南、象林边界地区少数民族的头领区怜等，聚众起兵反汉，攻象林县，烧城寺，杀长吏。交阯刺史樊演发交阯、九真二郡兵万余人往救象林。象林远在今越南北部，士兵们害怕远征，出现了倒戈反攻的哗变，一些叛兵投入蛮帐，蛮众势力愈益强盛。恰此时，侍御史贾昌出使日南，随即与州郡官兵并力合讨。怎奈岭路崎岖，蛮众负嵎自固，官兵不能与之对敌，而且一打就失利，反被蛮众所围。“围岁余而兵谷不继，帝以为忧”，而贾昌等人飞书乞援。第二年一开春，顺帝就召集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属会议方略。群臣都说要派遣大将，发荆、扬、兖、豫四万兵马往讨。只有大将军从事中郎李固力驳众议，独献良谟。
李固对群臣要请大将军统四郡兵马万里征讨的荒唐举措，列举了七条理由进行批驳。曰：“若荆、扬无事，发之可也。今二州盗贼盘结不散，武陵、南郡蛮夷未辑，长沙、桂阳数被征发，如复扰动，必更生患。其不可一也。又兖、豫之人卒被征发，远赴万里，无有还期，诏书迫促，必致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水土温暑，加有瘴气，致死亡者十必四五。其不可三也。远涉万里，士卒疲劳，比至岭南，不复堪斗。其不可四也。军行三十里为程，而去日南九千余里，三百日乃到，计人禀五升，用米六十万斤，不计将吏驴马之食，但负甲自致，费便若此。其不可五也。设军到所在，死亡必众，既不足御敌，当复更发，此为刻割心腹以补四肢。其不可六也。九真、日南相去千里，发其吏民犹尚不堪，何况乃苦四州之卒，以赴万里之艰哉！其不可七也。”5
李固在陈述七条理由且论说如今“日南兵单无谷，守既不足，战又不能”的情况后，便提出“故并州刺史长沙祝良，性多勇决，又南阳张乔，前在益州有破虏之功，皆可任用”，皇上只要拜祝良等“便道之官”，就可以不待劳师动众，而收蛮疆绥安平息之功。
李固此议一出，连早已乱了方寸的“中智之君”刘保也觉得是明智高招，于是拜祝良为九真太守，张乔为交阯刺史，即日就道，同赴岭南。祝良到了九真郡（今越南清化省一带），竟单车匹马来到区怜军营，晓以祸福，招以威信，示以至诚。区怜等人得闻祝良威名，觉得祝良说的在理，于是俯首贴耳，纷纷表示愿遵约束，归顺朝廷。于是投降至数万人，岭外复平。
对李固深识远谋，举祝良以单骑而收万里平乱之功一事，卓越的思想家王船山在《读通鉴论》中有一段精彩的议论。曰：“善用天下者，恒畜有余以待天下，而国有余威，民有余情，府有余财，兵有余力，叛者有余畏，顺者有余安。不善用之，小警而大震之，以天下之力，争一嵎之胜负，虽其胜也，以天下而仅胜一隅，非武也；疲天下而摇之，民怨其上，非情也；民狎于兵而玩兵，非所以安之也。区怜之乱，九真、交阯之小畔，而在廷者欲发荆、扬、兖、豫四万人赴讨，廷无人矣。微李固之深识，任祝良、张乔以单车而收万里之功，汉其危哉！”6其言下之意是，如果没有李固之深识，荐贤平乱，而听信群僚发四郡兵马征讨，从而引起一场扰乱整个南中国的战争，那么，汉朝的天下就危险了。
祝良因平蛮有功升任车骑将军，调离九真。但九真郡象林县的太平并不长久，到东汉末年，区怜再次起兵，攻打县城，杀死县令，随后占领整个日南，建林邑国，自称林邑王。此后，直到明代，林邑国才被安南（越南）所灭。
纠罚劝能  凉州大治
据《后汉书》卷五十一《陈龟传》和《后汉通俗演义》卷四十九回记载：汉桓帝刘志延熹元年（158），南匈奴和乌桓、鲜卑“连同入寇”，度辽将军李膺已调入为河南尹，于是任命京兆尹陈龟为度辽将军出镇朔方。之所以改命陈龟出镇北方，一则因为陈龟任京兆尹期间能“平理怨屈，郡内大悦”，二则因为他还熟悉边疆地区的民情风俗。
为使自己履新出镇朔方能减小一些阻力，有所作为，临行前陈龟郑重地上了一道奏疏，奏疏中引例说：“前凉州刺史祝良，初除到州，多所纠罚，太令守长，贬黜将半，政未逾时，功效卓然。实应赏异，以劝功能，改任牧守，去斥奸残。”7同时觉得自己可能没有祝良那么大的权力勇决敢为，故希望皇上能先为他“更选匈奴乌桓护羌中郎将校尉，简练文武，授之法令”，同时还要求减免并、凉二州今年的赋税，宽赦罪隶。还说，只有这样才能使“善吏知奉公之福，恶者觉劳私之祸，胡马可不窥长城，塞下自无候望之患矣”8
从这段奏疏中关于祝良的叙述，可知祝良任九真太守平乱升为车骑将军后，又曾调任西北边陲的甘肃、宁夏地区担任过凉州刺史。那时的刺史为州牧，居郡守之上，掌握一州的军政大权。祝良在凉州刺史任上，纠罚不良官吏，有将近半数的太守、令长，或贬官降职，或罢免革职。正由于他的勇决敢为，及时拨乱返正，才使凉州地区得以大治，“功效卓然”。陈龟希望自己调任朔方也能像祝良到凉州一样“实应赏异，以劝功能，改任牧守，去斥奸残”，使朔方得到大治。
陈龟的奏疏呈入后，汉桓帝倒也有些省悟，于是“改选幽、并二州刺史，并自营郡太守都尉以下，亦多所变更”，同时还免除并、凉二州一年的租赋，使民众稍能休养生息。果然，采取这些措施之后，陈龟一到任，州郡官民都震惊肃然，感到这位将军真有通天本事，恩威并加；连鲜卑也不敢侵犯边塞，节省用兵防寇的费用，一年差不多上亿。
从上述考论中，可知活跃在东汉顺帝、桓帝年间的祝良，既有担任洛阳令的非凡经历，又在李固献策疏文中有任并州刺史的记载，然后是荐任九真太守单骑平乱，因功升车骑将军，还曾任过凉州刺史，可说是那段时期口碑良好、政绩卓然的能吏与名将。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传奇人物却在《后汉书》中没有专人列传，我们只能靠一些散见于史志中的零星材料来勾勒其业绩与形象。惜哉！史家之笔墨难全也。（作者单位：湖南岳麓书社）
                             
注释：
14《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5月版，第1691页。
23《水经注》，岳麓书社1995年1月版，第230页。
5《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5月版，第2838页。
6《船山全书》，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10册第304页。
78《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6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