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与谭延闿的关系述论】刘建强[黄兴诞辰140周年纪念专辑]
2015-01-03 12:28:07   来源：   评论：0 点击：

黄兴与谭延闿都是湖南人，两人于1903年相识，历经明德教育、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与反袁护国等政治风云，直到1916年黄兴逝世。虽一个是同盟会领导人、革命巨子，一个是清末翰林、立宪派要人，政见不尽一致，但也从未有过争执、对立，两人惺惺相惜，交谊甚笃。谭延闿尝言，黄兴是他除孙中山外，最为佩服的人之一。

一、黄兴与谭延闿初交于长沙明德学堂，虽一人热心革命，一人热心教育，但黄兴在华兴会起义失败后能成功脱险，得益于作为校董的谭延闿的帮助

根据清政府的“新政”谕令，湖南从1902年年初开始逐步改革教育制度。1903年，著名教育家胡元倓和龙璋创办了长沙最早的近代中学——明德学堂。是年夏天, 胡元倓等人为扩大影响，特请刚中举人、从北京会试回家乡的谭延闿到明德学堂参观，并请他共董校事。谭延闿被胡元倓办学的初衷打动，特别是看到明德学堂的教师都是素孚众望、德才兼优的学者，学校的管理有条不紊，于是欣然应允担任明德的校董，并以母亲李太夫人的名义，慷慨捐献黄金千两作为学校经费，承诺每年承担英文教员薪金1000元——这两笔款项在当时可不是一个小数目，明德学堂的开办经费也仅有2000元。

1903年秋，刚从日本回国的革命志士黄兴、张继应胡元倓之邀来到明德学堂任教。黄兴到校不久，即邀约湖北革命志士吴禄桢、李书诚等来明德聚会，共商大计。明德学堂成为两湖革命志士一个新的联络点。1903年冬，黄兴以兴办实业作掩护，在长沙南门外开设了一个华兴公司，表面订立章程，招集股本。凡属重要同志，都给以股东名义，以便参与起义机密。黄兴等在课堂内外，向学生灌输革命学说，并在明德学堂印发《革命军》、《新湖南》、《猛回头》等革命书刊，散发省城各校。明德学生受到教育，倾心革命者越来越多，每天课余开演讲会、讨论会、写文作诗，抒发爱国感情。1919年8月毛泽东在新民学会的《本会总记》中回顾辛亥革命时期的学生运动，特别赞扬了明德学堂；“光绪末年的明德学堂，在省城学生界颇负时誉”，“此时的学校，大都以鼓吹革命为校风，学生竞相研究所谓经世的学问，抵掌讨论的，不外国事如何腐败，满政府如何推翻，怎样进兵，怎样建设，种种问题”。明德的声誉雀起，引起湖南守旧的士绅和官吏的歧视；尤其黄兴志在革命，与部分师生以明德为据点从事革命活动，明德更为各方所瞩目。所以在开办明德的同年9月，谭延闿与胡元倓商议后，又在明德董事龙璋的西园住宅另外开办了一个经正学堂，以防万一明德因事被封，还有经正可以继续开学。同年11月4日，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20余人，在明德学堂附近的连升街保甲局巷彭渊洵家中集会，商议成立革命组织华兴会，宗旨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随即在明德师生中发展成员，虽是秘密进行，但参加者甚多。1904年2月15日，华兴会在经正学堂举行成立大会，到会100余人。作为校董的谭延闿，对革命的态度是同情而不参与，革命党人的活动对谭延闿也还处于保密状态。革命党人周震麟回忆说：“我们看到他（指谭延闿——引者注）这样热心教育，就把创办其他私立学堂的立案、请款和拨给校舍等事情，请他出面和官府及绅士们打交道，以便减少阻力，顺利地解决问题。这两年里，湖南学堂之多，学生之众，为各省冠。国内外革命同志来到湖南参观的，莫不惊异赞赏；而且借参观的机会，进行革命联系，彼此互通声气。当时的谭延闿，不过是一个热心教育的绅士而已，关于这些革命活动，我们对他是严守保密的。”

谭延闿与黄兴的认识是在一次龙绂瑞家的宴会上，他见黄兴“魁梧奇伟，沉着厚重，两目奕奕有神，认为是一个有作为的人，前途不可限量，内心钦敬。”他有心亲近，怕又于自己的身份不便，因此，初交之时，彼此只是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同事关系，对黄兴等人的革命活动，他也早有觉察，但以局外观之。1904年春初, 黄兴准备在慈禧太后70岁生日时，在巡抚里埋设炸弹，刺杀湖南地方官吏。他在明德学堂理化实验室请日本教师永江正直、掘井觉太郎协助试制炸弹，准备起义。但消息外泄，湖南巡抚陆元鼎密令军警逮捕黄兴。黄兴及一批革命志士得谭延闿、胡元倓、龙绂瑞等帮助而脱逃。其时，黄兴躲在龙绂瑞家，龙宅门外虽有府、县衙门的捕差巡回侦探，但因当时的绅权势大，没有确实证据，不敢入内搜捕，黄兴得在龙宅安居了三天。后在革命党人曹亚伯等的掩护下，安全离开长沙。据谭延闿自题黄兴手札后记云：“甲辰，克强先生为明德学堂教习，密谋革命，所谓华兴会也。事觉，乃匿萸溪家，扬扬若无事，卧读书不辍。每饭三碗，其所刻印章名籍，皆在长沙府中学。萸溪乘舆往，尽取纳舆中以归。数日稍懈，乃入圣公会。居久之，侨装东去。”又据记载，黄兴在想法走避时，谭延闿不仅在座，而且还与大家一起“劝谓毋躁，以图善后”。不论这一说法是否属实，谭延闿是知情者是毫无疑义的。正是谭延闿等人的默认、掩护，一定程度上成就了黄兴等人的事业。谭延闿能在焦达峰、陈作新被害后继任都督，并取得黄兴等革命党人的承认，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因素。《胡子靖先生家传》中说，胡“先生于死友中，最不忘者二人，一曰黄克强，一曰谭祖安。”这句话说明了黄兴是热心革命的，谭延闿是热心教育的，同在湖南人的心目中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二、辛亥革命时期，黄兴与谭延闿互为支持，特别是黄兴的“拥谭固湘”、“保全大局”的指示，对巩固湖南谭延闿政权发生了重大影响

湖南起义失败后，黄兴流亡日本。1905年8月同盟会成立，被选为庶务，成为同盟会中仅次于孙中山的重要领袖。此后，他以主要精力从事武装起义。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黄兴于28日赶到武汉，被任命为革命军战时总司令，率民军在汉阳前线与清军奋战。

至于谭延闿，为响应清政府的“预备立宪”，在1907年夏，在长沙发起成立湖南“宪政公会”。他与杨度、刘人熙等30多人在长沙联名递呈《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恳请清廷速开民选议院，召开国会。1909年，刚满30岁的谭延闿以高票当选为湖南咨议局议员、议长。此后，湖南谘议局在谭延闿的领导下，进行了大量有组织的政治活动，他们既发动了与督抚的抗争，又组织了有关全国性重大问题向清廷的请愿，诸如保路运动、争取地方分权和监督地方行政权利等，湖南的立宪派成为清末全国立宪运动中激进派的重要代表。

长沙光复后，谭延闿被选为参议院院长。1911年10月30日，焦达峰、陈作新遇害，长沙的局面既紧张又混乱。湖南政治的中心力量虽在同盟会方面，但同盟会却拿不出一套办法，也无人出面主持。在这种情况下，绅士们倡言非谭延闿不能收拾残局。一些军界、学界人士也随声附和拥戴谭延闿，纷纷到谭宅劝驾。当天下午，谭被一批士兵从家里拉出来强行拥戴为都督。

谭延闿初任都督，既担心局势不稳定，又感到革命党人对他的压力太大，终日胆战心惊。为了得到湖北方面的承认，1911年11月1日，他致电湖北军政府，告以“湖南都督另举谭延闿，援军即发”的消息。黄兴、宋教仁、孙武等人听后都不以为然，黄兴说：“焦达峰是革命党的老同志，热心救国，何得改换他人！”当时，他们并不知道焦、陈已被杀害，只是觉得在此战争紧张之际，湖南不宜更换都督。但是黎元洪等则认为：“目前汉口清兵进攻，急盼湘援，湘人另举都督，而武昌军政府反对，两省将为此事发生争执，援军如果不来，湖北感觉势孤，诸多不利”。黄兴、宋教仁等人因被援军问题所困，遂同意按照黎元洪“我们但贺新都督，不过问旧都督，催问援军何日出发”的建议回电谭延闿。谭复电说，已“令王隆中率湖南一协先至，余并集中待发”。

恰在此时，鄂军协统宋锡銮被湘军捕获，谭延闿于是一并电告黄兴说：“焦、陈被杀，实深痛惜。群龙无首，被迫承乏。延闿不谙军事，难孚众望，请即派员前来接替。逃将宋锡銮经湘军捕获正法。并闻”。黄兴接电后，当即复电嘱咐谭延闿善维湘局，续派大军到武汉增援，其他可随时电商。

焦、陈被杀后，谭延闿之所以成为都督人选，有诸方面的因素所致。辛亥革命前夕，湖南的立宪派和革命派都有相当的力量。革命派方面，以焦达峰为首的同盟会湖南分会，以外围组织共进会为基础，联络会党，运动新军，在组织武昌起义中，军事上拥有一定的势力。但他们的活动是秘密的，而立宪派的活动却是公开的、合法的，而且受到了地方绅商各界实力的支持，在社会上有较为广泛的影响，政治上也具有相当的优势。因而，作为湖南省谘议局议长，曾积极参加立宪派请愿活动的开明绅士谭延闿，在两个年轻的革命领袖被杀后，凭借他在地方上的声望，出任都督，自然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事实上，革命党当时也没有人堪与谭延闿相抗衡，迫于形势，惟有支持他才能稳定局面。谭延闿是因势乘便继任都督的，武昌方面听到谭延闿继任湖南都督后，也感到是件好事。汤化龙致电谭延闿说：“闻公出，欣喜无量，盖知湘事从此得整理也”。湖南在他的主持下，局势很快稳定下来了，成为当时全国支援武昌革命政权的一个有力省份，对推动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谭延闿掌握政权后推行了一条坚持反清、拥护共和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路线。他督湘后，做的重要一件事就是派兵增援湖北的革命军。湖南军政府成立后，焦、陈便以援鄂为主要任务。谭延闿上任后，湖南局势逐渐稳定，湖北战事却日益吃紧，黎元洪不断来电请援，谭延闿决定在军事、财政和物质等方面大力援鄂。在黄兴寡不敌众，汉阳前线苦战失利，清军步步进逼的危急时刻，谭延闿敦促因事逗留在途中的第一批援鄂湘军王隆中部火速开进，于11月2日到达武昌；后又派出湘军第二师第三协甘兴典部四个营星夜驰援，这两批湘军成为黄兴防守汉阳的主力。紧接着，谭又派出第三、四批湘军赶赴武汉前线，“以新募之兵留守省垣”，精锐之旅悉数北上，“以便早歼清兵，戡定大局”。此外，谭还令军务部挑选精锐新军，编成敢死队一营，直赴武汉前线。敢死队员以一当十，击毙清军达三千人，自身也死伤惨重，仅六人没受伤。这六人回湘后，又组成敢死队，以徐鸿斌为队长，再次赴鄂作战，后徐在前线英勇捐躯。谭延闿还调送大批物质及粮款支援湖北战事，共计子弹数十万发，机关枪一批，大米13000石，面粉500袋，油380篓，汇款50万元。

当时湖北方面重兵压境，苦苦支撑，湘军来援如同一剂强心针，大大安定了武汉人心，使民军精神为之一振，黄兴更是“喜形于色，以为恢复汉口，击灭汉奸，可以犁庭扫穴，立功竟志”。事实上，“阳夏之战，将近月余，民军中之援鄂者以湘军最得力，九月初旬，非湘军冒死力御，汉阳即已不守”。汉阳之战对促进各省革命党人响应，保全民国，起了重大作用。而三湘志士奋勇当先，浴血奋战，对稳定武汉战局，巩固首义成果，立下了汗马功劳。为此，孙中山在评论湘籍志士时说：“革命军就是用一个人去打一百个人，像这样战斗，是非常的战斗，不可以常理论。像这件不可以常理论的事，还是你们湖南人做出来的。”1920年，陈独秀在《欢迎湖南人底精神》一文中也说：“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他们是何等坚毅不拔的军人”。 “湖南人底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作证明的。”

    在湘军援鄂中，谭延闿派遣革命军夺取荆襄，是少被人提及的开国之初非常重要的一战。荆州居高驭下，夙称重镇，时汉口失败，武汉大局为之一变，谭延闿敏锐地意识到荆襄地区的战略重要性，派统领王正雅于11月26日进抵沙市附近的草市，清军大举来迎，双方遂在草市展开激战。革命军消灭了清军的一名带队官和数十名清军，伤其100多人，夺获枪械数十件，打了一个十分漂亮的胜仗。与此同时，湖北革命军也一鼓作气光复襄阳。12月3日，王正雅会同宜昌军司令唐牺之合攻荆州，到14日，荆州攻陷，都统自戕，襄阳道全家自尽，其余清兵由佐领率领向湘军统领王正雅乞降。这是辛亥革命武昌首义以来极其重大辉煌的一次胜利，减轻了武昌方面的压力。

荆襄之役，谭延闿一手谋划，功不可没。与此同时，为全盘战略问题，1911年11月29日，他又致电湖北军政府，并电约其它各省增援武汉。电文谓:“鄂湘一家，安危同系，现在桂军已于初七日（指农历。阳历为11月27日—引者注）在永州出发，兼程赴敌。敝处已商请广州胡都督、福州孙都督，整顿海军，联合吴淞军舰，直攻天津，以击敌兵之尾，并请孙都督拣派精兵，由海道来援；又电请贵州杨都督，出兵铜仁，与我军会合，取荆襄，出沙洋，以击敌兵之腰；更请桂林沈、王都督，南宁陆都督，加派老练之兵，与敝省会师，克期赴援。尚望坚守武昌，以图合剿，决不稍存畛域，贻误中华大局。” 鄂军都督黎元洪收到谭延闿的电报后，即回电表示：“硕书极佩，仍望电催各军，火速分途进行。”谭延闿文人治兵，居然能纵横裨阖，决胜千里，俨然一沙场老将。

总而言之，谭延闿在继任湖南都督后，坐镇长沙，出兵支援阳夏之战，取荆襄，电请各省援鄂，还要给黎元洪鼓劲、打气，他对首义之区的援助是全力以赴的，连对其有敌意的王隆中也说:“谭都督对湖北，如同湖南事情一样，不分彼此。”

辛亥革命中，湘鄂抵背相依，生死与共，谭延闿督湘，使湖南成为首义之区最坚强的后盾和独立各省的中流砥柱。《民国报》曾高度赞扬湖南对缔造中华民国的重大贡献，谓武昌首义后，湘省“誓师东讨，转战汉上，流血成殷，满清创巨，各省从风”。由于谭延闿政权积极推行援鄂的措施，致使与焦、陈情同手足的革命元勋黄兴亲笔致函湖南革命党人周震鳞和谭人风，嘱其支持谭延闿任都督。他指出：为了稳定全局，湖南局面不能再乱，如果再乱，湖北将会支持不住，其他各省响应亦恐发生迟疑观望，我们再不能失去这次两湖光复千载一时的机会。既然谭延闿已经被推举为都督，就应权且维持他的威信，共同安定湖南。并指定周震麟留在湖南为谭延闿壮胆，支持他的工作。于是事变后的第三天，周震麟就在长沙金盆岭广场召开了新旧两军大会。周在演说中表示，谭延闿既然做了民国的都督，就得革命；既然革命，我们就得维持他的威信。值此革命紧要关头，必须目光远大，顾全大局，才能得到全国各省的响应和支持，并要求新旧两军团结奋斗。从此，湖南的人心日趋安定。那些一度因焦、陈被害，呼唤要“毁都督府、四城竖红旗”的会党，见谭延闿继续推行焦、陈时的大政方策，也再也不唤骂了。民众出自对革命军队的深情与武昌战事的关切，表示了对谭延闿新政权的大力支持，每天到都督府送牛羊酒食者络绎不绝，军粮一下就约集了300余万石，并且一反满清时代隐匿户口不报以躲捐税的现象，还未下清查公款公户的命令，各处就纷纷呈献簿据，自请提取。

汉阳失守后，黄兴离鄂东下，筹划进攻南京军事。谭延闿随即派人携10万银元送交黄兴，作为军费。而黄兴投桃报李，积极支持谭延闿的裁军。

湖南新军在光复湖南全省，稳定各地政局，尤其是武装援鄂，促成全国革命形势深入发展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但为了减轻财政负担、整肃军队纪律、防止军队干政，谭延闿在湖南光复后，计划厉行裁军，但他又担心湖南革命党人反对，因此他迫切需要取得革命党人中的巨子黄兴对他裁军计划的支持。为此，他与时任湖南军第二十旅(独立旅)旅长、原为黄兴部下的程潜商量道：“湖南经费支绌，养不起许多军队，你看能否假克公的威望来一个大裁兵?”两人最后商定，派机要秘书吕苾筹赴沪谒见黄兴，请求黄兴对湖南裁兵事作出主张。黄兴听了谭的计划后，考虑到湖南毕竟是革命党人的一个军事基地，因而不很同意把湖南军全部裁除，但谭延闿对黄兴坚持说:“裁汰改编，必致发生争议，不如一律退伍，另建新军，较为妥善。”最后，黄兴同意了谭延闿的意见，并把驻南京的赵恒惕广西军派到湖南，接受谭延闿的调遣。

三、反袁护国时期，两人互相倚重，谭延闿在黄兴的督促下，宣布湖南独立；黄兴支持谭延闿实现第二次督湘

1912年3月19日，黄兴、谭延闿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华民族大同会，“藉岁时之团聚，谋意识之感通。”“共荷民国之仔肩，众擎易举；永奠共和于磐石，转弱为强。”1912年11月，黄兴由沪返湘视察，谭延闿发动长沙军民进行隆重欢迎。除派胡元倓、仇鳌、林支宇、鲁涤平等百余人先到岳阳欢迎外，还亲自率同各界人员到长沙大西门码头迎接，将黄兴乘舰要靠岸的小西门改为“黄兴门”，上岸后必经之道的跛子街改为“黄兴街”。长沙的欢迎牌坊贴着“功盖天下，誉满寰中”的对联，参加欢迎行列的军警高唱歌曲：“洞庭浩浩，衡岳峨峨。天生豪杰，为国奔波。革命排满，气壮山河。十年在外，奋斗执戈。建立民国，首创共和。功成身退，四海讴歌”。长沙学生则高歌：“凉秋时节黄又黄，大好英雄返故乡；一手缔造共和国，洞庭衡岳生荣光。”黄兴对湖南各界的欢迎甚为感动，特在《长沙日报》上发布“启事”，表示“十载奔驰，今甫归里。辱承政军警学商各界同胞暨亲友，枉驾至城外欢迎，极为感愧。”

黄兴在长沙停留了一个多月，在此期间，长沙各界都报请召开特别欢迎会，为此，谭延闿专门成立了欢迎会事务所，对各界欢迎工作进行协调，规定11月“初三日国民党湘支部，初四日军警界，初五日政界，初六日共和党湘支部，初七日普通全体大会，初八日男学界，初九日女学界，初十日农工商界，十一日报界”召开欢迎大会。每次欢迎会，谭延闿都随侍黄兴左右，形影不离，每次都要恭请黄兴演讲训话。11月11日，当黄兴在报界欢迎大会上，盛赞报界对革命的贡献和作用，并提出报界有“指导舆论”、“监督政府”两大“天职”时，谭延闿在欢迎讲话呼应说：“今日报界欢迎黄先生，延闿承招，甚为感幸。延闿学浅，知识有限，不足以供大众之听闻，但不能不有所陈以表欣幸者。报馆天职在监督政府指导国民，……甚愿大家有以副黄先生无穷之希望，以期臻于完善。”谭延闿陪同黄兴参观了明德学堂。在明德学堂师生的欢迎大会上，黄兴动情地说：“兄弟八年前担任明德学校教员。当时胡子靖先生、谭组安先生等主校事。开办之始，规模甚小，风潮甚恶。以今日之情形较之，相隔不啻天壤！”今后，明德“在民国有自由活泼之精神，又午诸讲师之教育及谭都督之辅助，将来之发达，当较早稻田而过之。”

黄兴认为，辛亥革命后，推翻清朝，建立民国，民族、民权两大主义都已达到目的，只有民生主义尚须奋斗，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发展工商业尤其是工业，以求增强国力和改善人民的生活。为此，他对湖南办实业十分关注。而谭延闿政权本就实行了振兴实业，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于是，在黄兴回湘期间，谭延闿支持黄兴发起成立了五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华汽船有限公司，与黄兴共同发起成立了是当时最为著名的工矿实业公司——洞庭制革股份有限公司。他们在《发起洞庭制革股份有限公司招股广告》中倡议道：“吾人平生所持之主义维何?一曰民族，二曰民权，三曰民生。今汉族兴，共和建，前两主义之目的已达。兹所急急起而代谋者，非所谓民生乎?” “希冀洞庭以内月发起无数公司，洞庭以外的日发起无数公司”，以抵御外来资本及商品的渗透和倾销。

1913年3月20日，“宋案”发生后，黄兴当夜就对兼任湖南国民党支部长的谭延闿发电报，他在电文中告示：“长沙谭都督、国民党支部鉴：本夜十一时，遯初兄由沪赴京上火车时被刺客枪击腰部，伤甚重，刺客逸。特闻。”22日，又电告：“钝初兄痛于今晨四时四十分绝命,请转电其家属,遗命切勿告知老母。”可见，黄兴对谭延闿已极为信任。

对“宋案“的态度，开始时，谭延闿和黄兴起初的态度一致，认为应法律解决。“二次革命”爆发之初，大部分国人对“二次革命”并不理解也不支持。因为，一则袁世凯的独裁面目还没有大白于天下；二则经过辛亥革命的社会大动荡，国民有一种求安定的普遍心理。很多地方的官员、商会及其团体都发出了反对动武的电文，黄兴也认为“南方武力不足恃，苟或发难，必致大局糜烂。” 周震麟回忆说：“克强先生则认为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逆迹尚未昭著，南方的革命军人又甫经裁汰，必须加以整备才能作战，因而主张稍缓用兵，以观其变。各省领兵同志多同意黄的意见。”正是在这样的局势下，谭延闿“以为法律与政治体制，足可制袁世凯之野心有余”，而“不再恃兵力，以为抵制”，寄希望于法律解决。但在7月7日，黄兴又指派谭人凤由沪返湘传达指示：“赣、苏、皖、闽、粤各省决计在七月间起义讨袁，湖南万不容坐视，要立即响应。”7月15日，黄兴入南京，自称江苏讨袁军总司令，迫都督程德全独立，派第一、第八两师北上，苏、闽、皖、粤各省及川东同时响应。见黄兴态度变化，加之湖南革命党人的压力，７月２5日，谭延闿在都督府悬挂讨袁军大旗，正式宣告独立。随即兼任湖南讨袁军总司令，进驻岳州。“二次革命”中，湖南的军事部署壮大了南方革命党人讨袁的声势。但自7月中、下旬起，各地的讨袁军在与北军的交战中相继败退，黄兴在一筹莫展之际离宁赴日，南京处于三军无主的境况。福建、广东、安徽诸省的战局也逆转直下。8月13日，谭延闿通告取消独立。谭延闿虽然取消独立，但并没有和袁世凯同流合污，沆瀣一气，当时，黄兴的继母和夫人尚在长沙，谭延闿担心她们受到迫害，派人把她们送到了上海。

1913年10月8日，袁世凯任命汤芗铭、伍祥桢二人为湖南查办使，电令谭延闿入京“待罪”。24日，谭延闿正式解去都督之职。第二年2月起，寓居青沪，怡乐诗书，直至袁世凯称帝失败，汤芗铭逃离湖南。

汤芗铭被赶走后，湖南继续成为各派军阀政客争夺的地盘。原驻长沙的湖南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曾继梧捷足先登，入督署“维持秩序”，并于7月5日，经省议会、参议会推举，暂行代理都督。7月6日，程潜率湖南护国军进入长沙。同一天，以黎元洪为大总统、段祺瑞为国务总理的北京政府发布命令，各省将军和巡按使改名为督军和省长，并任命前四川将军陈宦担任湖南督军兼省长一职，陈未到任前，着陆荣廷暂代。陈宦是湖北安陆人，也是袁世凯的走狗，这一任命立即遭到湖南军民的激烈反对。黄兴、谭延闿对湖南政局尤为关注，并于7月10日，接连4次致电军政要人：

其一，致曾继梧的专电。谭延闿与黄兴就如何稳定湖南局势指示机宜，并就陈宦督湘之事发表意见说：“中央任命陈宦带两旅督湘。现虽设法助（阻）止，闻北兵在湘尚多，陈来必有勾串。湘军力薄，宜借助桂军，以壮声威。惟有暂戴陆督，留桂军，绝对拒陈。大局所关，请一致主张为要。”

其二，复曾继梧、刘人熙电。谭延闿与黄兴要求为维护湖南政局，军政要人要精诚团结，共维桑梓秩序。电文说：“凤公代督，军民晏然。诸公维持，以福桑梓，甚为感佩。……善后万端，尚劳臂(擘)画。闿、兴未能即归资助，实歉于怀，还希鉴谅。”

其三，致程潜的专电。因考虑到程潜所部护国军在反袁驱汤斗争中所起的作用，谭延闿与黄兴专电程潜，希望他借桂军之力，而拒北军。电文云：“中央任命陈宦带两旅督湘。现虽设法阻止，闻铸新未去，北兵在常、岳两处者尚多，必有勾串。湘军力薄，宜借桂军以壮声威。惟有暂戴陆督，留桂军，绝对拒陈。大局所关，请一致主张。······此次兄率劲旅，越山逾险，为桑梓肃清余孽，贤劳何如！”

其四，致陆荣廷电。因闻北京政府拟在新任湘督未到之前，由陆荣廷暂任湖南督军，故电文中云：“欣闻督湘，军民共庆。我公再造民国，功业彪炳。愿宏伟略，福我湘人，不胜欢忭。”他们对桂系寄予了希望。

程潜率军进入长沙后，与曾继梧、赵恒惕等湘军将领及各界代表协议，推举年已七旬的刘人熙为湖南临时都督，龙璋为民政长。刘人熙是湖南浏阳人，曾任广西藩台，与陆荣廷很有交情，程潜想通过他取得桂系的援助。而陆荣廷也从广西的安全考虑，表示支持湖南抵制陈宦督湘。于是，谭延闿与黄兴又在7月14日致电刘人熙、龙璋说：“二公众望所归，此次应人民之请，分治湘事，维持秩序，深为庆幸。”因省城长沙秩序极不稳定，加之传闻湖北旅湘商民因湖北为北军驻军之地受株连，同一天，谭延闿、黄兴又致电曾继梧、程潜注意从中调解，免起争端，指出：“省垣秩序，赖公等维持，安堵如恒，实深佩慰。惟报载旅湘鄂籍商民多被株连，惊惶异常，想系谣传。请加意调和，免启恶感。”

北军再度入湘问题，不仅引起湖南军民和滇桂军阀的一致反对，国民党军人派和进步党也都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议。其中，国民党军人派则希望以由美返国的黄兴继任湖南督军。但黄兴患有严重肝病，无意于此，他荐谭延闿自代，并笑着对众人说：“吾辈革命，非为做官。此乃谭组安事。今后当与孙先生致力于国家建设。”谭是进步党多年来志同道合的老搭挡，两派意见很快取得一致。这时，陈宦看见湖南的风势不对，表示不就新职，而段也知道北军再度入湘会引起战争，他的军事准备还没有完成，因此7月16日他又将计就计地派刘人熙暂代湖南督军，作为缓和湖南军民和各方面的一个临时措施。7月23日，刘人熙取消独立，召开省议会临时会，追认湖南省政府组织大纲，欲实行军民分治，并电请北京政府任命龙璋为代理省长。谭延闿为湘政稳定，决定回湘视事，即与黄兴联名于7月21日致电程潜、曾继梧、赵恒惕等人，云：“大局甫定，宜防内讧，维持现状，端赖贤者。诸公—致进行，湘事自可就理。闿等不久即归，用亲雅教。”25日，北京政府又任命刘人熙兼代湖南省长。8月4日，改令谭延闿为湖南省长兼署湖南督军。8月20日，谭延闿从汉口到长沙，22日正式就职,从而结束了近3年之久的辗转流离的下野生活，再度执掌湘政。

黄兴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再次流亡日本。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入党时按指印，宣誓服从孙中山的命令。黄兴同孙组党意见不合，拒绝加入。同年夏，离日旅居美国。袁世凯恢复帝制时，他在旅美华侨中宣传反袁，并为护国军筹措军饷。袁世凯死后，他于1916年7月回到上海。由于长期为革命事业奔波劳累，积劳成疾，于1916年10月31日在上海去世，年仅42岁。此时正值谭延闿重掌湘政伊始，他从私谊出发，有痛失友朋之感；从政治利益出发，甚感日后湖南和他本人从此失去了政治上的支持者和庇护人。11月5日，谭延闿向政府电请优恤黄兴，电称：“克强逝世，国隳栋梁，噩耗传来，泪随声下。当即派员赴沪奠唁，并于冬日专衔电陈中央，代请特别从优议恤。”以黎元洪为首的北京政府，对黄兴逝世，十分重视，除派专人到当地协助料理后事外，并经国会议决，为黄兴举行国葬，明令孙中山、唐绍仪、李烈钧、蔡元培等为主丧人。

自黄兴灵枢护送回湖南后，谭延闿即着手筹划营葬事宜。碰巧的是，谭延闿生母李太君也在这年11月病逝上海。1917年1月初，谭延闿在母丧之事处理完毕之后，亲自过问有关黄兴的丧事。湖南省政府拨付16万元为营葬经费和铸铜像建设公园，并成立国葬筹备处，下设黄兴营葬事务所，对出殡规模、经过路线、码头选择、船只调配进行了充足的准备工作。为了使黄兴灵柩顺利抵达墓地，组织人员对长沙河西乡村大路和上山道路进行拓宽。同时，派出工程队，按墓地设计日夜施工，如期完成。还以警察厅名义，向全市发出两公“出殡通告”，规定出殡日全市人民悼念的方式：各居民店铺住室一律下半旗；各居民停止嫁娶；各戏团停演戏剧；、各经过街道禁止人力车及轿车通行；各酒馆停止宴会；各妓户禁止弦歌。谭延闿还多次通电颂扬黄兴的功绩，亲书塔铭。治丧期间，谭延闿还常去黄兴事务所吊唁。1917年2月15日湖南《大公报》记载了谭延闿吊唁的详细情况：“黄蔡二公先后逝世，谭公因在居丧守礼时间不便亲往吊唁，环因假满视事，特于昨日下午二时，改换大礼服，乘坐肩舆，随带卫兵二十余名，赴黄蔡二公事务所吊唁一切。……谭公询问蔡公葬期及建筑情形后，即乘舆向黄公事务所吊唁一切，行礼如〇，黄公长公子一欧君答礼如仪，礼毕与一欧君茗谈二十余分，即乘舆归署矣。”

4月14日，谭延闿撰写《祭黄兴文》，高度评价黄兴的丰功伟绩：“于虖！惨痛天容，愁霖急节，悲生地轴，湘波鸟咽，痛切邦人，丧我贤喆，人亡国瘁，名留形绝，……公之勋业，日月同光，名垂宇合，岂唯湖湘，湖湘之功，民莫能忘”

4月15日，举行国葬黄兴大会，送葬队伍六千多人。谭延闿首领主祭，亲书挽联：“当世失斯人，几疑天欲亡中国；遗书犹在箧，此行吾愧负平生。”这后一句，是追忆当年黄兴推荐他第二次督湘的事宜。他还代当年共同创办明德学堂的龙绂瑞撰一挽联：“一时毁誉总皮毛，记当年复壁留宾，早识英雄本天授；廿载交期如骨肉，才几日寓庐话别，空余涕泪望魂归。”此挽联既对黄兴的丰功伟绩加以颂扬，又对黄在多方面给予他的支持示以深深怀念之情。后来，谭延闿在《题克强先生手册》时也说；“克强先生往矣，其精神事业自在天壤，不能以毁誉增减也。”

1917年9月11日，谭延闿二次督湘结束，从老家茶陵去上海前，特为黄兴墓书纪念碑铭，以示敬意。其黄兴墓碑铭云：“呜呼！此黄克家先生之墓，后之来者尚师其志事。”碑铭既寄托了谭延闿对革命党人的怀念之情，又抒发当进自己的心境。

注释：


周震鳞：《谭延闿统治湖南始末》，《湖南文史资料选辑》修订合编本第1辑，第2辑，第1-2页。

《湖南文史资料选辑》（十），第142页。

转引自谭伯羽：《茶陵谭公年谱》，《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8辑，第29页。

章士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辛亥革命回忆录》（二），第139页。

陈毖涛：《胡子靖先生家传》，载钱无咎：《明德校史》之附录第7页。

阎幼甫：《谭延闿的生平》，《湖南文史资料选编》第10辑，第143页。

郭孝成：《中国革命纪事本末》（第2篇），《湖南光复纪事》，第144页。

孙中山：《革命军要明白三民主义并为之奋斗牺牲》。黄彦编：《论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44页。

陈独秀：《独秀文存》卷一，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33页。

转引自章君毂：《谭延闿通而有节》。朱传雀编：《谭延闿传记资料》（五），第89页。

程潜：《辛亥革命回忆片断》，《辛亥革命回忆录（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61年。第84—85页。

《民立报》，1912年3月19日

《长沙日报》，1912年11月11日。

《长沙日报》，1912年11月11日。

《长沙日报》，1912年11月12日。

杨鹏程辑录：《黄兴佚文一束》，《近代史资料》总64号，第42页。

《长沙日报》，1912年11月12日。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65页。

《邹永成革命回忆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

薛君度、毛注青编：《黄兴未刊电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页

薛君度、毛注青编：《黄兴未刊电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页

薛君度、毛注青编：《黄兴未刊电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页

薛君度、毛注青编：《黄兴未刊电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2页

薛君度、毛注青编：《黄兴未刊电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2页

薛君度，毛注青编：《黄兴未刊电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3页

薛君度，毛注青编：《黄兴未刊电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3页

《黄克强先生荣哀录》

湖南《大公报》1917年4月14日

转引自谭伯羽：《茶陵谭公年谱》，《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8辑，第91页。

作者简介：刘建强，湖南桃江人，1965年生，湖南工程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