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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路时期社会主义思潮的译介与传播】梁颂成2021年2期总124
2021-08-03 16:35:05   来源:   评论:0 点击:

探路时期社会主义思潮的译介与传播
——《赵必振译文集(社会主义学说卷)》的主要内容
梁颂成
 
2006年1月1日(农历2005年十二月二日),中国政府废止农业税。2021年2月25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这是中国社会转型的标志性事件,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获得解放之后,毅然选择社会主义制度作为国家的社会制度,并且已经取得了根本性的成功。
在纪念马克思200周年诞辰(2018年)和《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2018年)之际,鼎城区党史办组织整理推出了《赵必振译文集(社会主义学说卷)》,全面介绍了120年前,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潮的最早翻译家赵必振的译作。该书包含了赵必振翻译的《近世社会主义》《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社会主义广长舌》等三部宣扬马克思主义、阐释社会主义学说的日文版著作,原在上海广智书局或商务印书馆的出版时间为1902年8月至1903年2月。
这三部著作的翻译者赵必振(1873.4—1956.12),字曰生,湖南省武陵县(今常德市鼎城区)人。戊戌变法期间,倾心改良维新。1900年参加自立会(自立军),起义失败之后逃亡日本。在1901年至1903年,他致力从事日文版著作的翻译,相继推出了近30种译著。以上三部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译著即为其中的一部分,由此奠定了他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先驱者的地位,成为20世纪之初关于中国命运的寻路人之一。回顾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所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极有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赵必振被聘为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1953年转为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近世社会主义》
《近世社会主义》,为日本社会主义思想家福井准造原著,赵必振翻译的中译本于1903年2月由上海广智书局分上、下卷出版(1927年在上海时代书店重印为一卷本)。该书中译本约17万字,是近代中国第一部较系统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译著。全书分四编:第一编题为《第一期之社会主义——英、法二国之社会主义》,依次介绍了巴贝夫、圣西门、傅立叶、欧文、卡贝、蒲鲁东、路易·勃朗的生平、著作和学说;第二编题为《第二期之社会主义——德意志之社会主义》,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学说,第一国际的历史,洛贝尔图斯与拉萨尔的生平和学说;第三编题为《近时之社会主义》,介绍了无政府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等各流派的沿革及其观点;第四编题为《欧美诸国社会党之现状》,分别介绍了英国、法国、德国、中欧诸国、东欧诸国及美国社会党的活动。值得注意的是,书中突出介绍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经典,成为我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译著之一。其中有“社会主义之发达,为二十世纪人类进步必然之势”、“二十世纪者,社会主义时代也”、马克思是“一代之伟人”、《共产党宣言》是“一大雄篇”、《资本论》是“一代之大著述”等句,向中国读者介绍了马克思主义。
《近世社会主义》被学术界公认为是在中国比较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第一部译著。由此“奠定了赵必振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开山始祖地位,对于探求救国救民道路的先进中国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并指出了前进的道路。为此,赵必振被誉为‘马克思主义中国传播第一人’”。
以下是《近世社会主义》一书第二编《第二期之社会主义--德意志之社会主义》第一章《加陆·马陆科斯及其主义》第一节《其履历》中对马克思生平的最初介绍:
 
加陆·马陆科斯(即马克思)者,以1818年,生于托利乌斯(即特里尔城,在德国莱茵省,马克思的故乡)。父占普鲁西(即普鲁士)政府枢要之地位。长于名家,入贺龙大学(波恩大学),修法律。后再入柏林大学,委身于研究哲学,尤倾心于海科陆派(即黑格尔派)。大悟人间之本性,后为急进自由派之机关《列意希野额西特新闻》(即《莱茵报》)之主笔记者,大振笔锋,以攻击政府,且非难当时之社会制度,以唱道革命煽动之说。柏林政府特派检察官以察之,面文意婉曲,不能得其证据,然政府终恶之,1843年,乃严命禁止新闻之发刊。马陆科斯益与政府对抗,欲继续其攻击,愈讲究于经济上之议论。乃再移于巴黎,以研究斯学之余间,辄执笔为文,以攻击本国之政府,公表自己之意见。其自柏林而移居于巴黎者,盖以当时德意志斯学之发达,甚为幼稚,而法兰西之研究斯学者多,以便讲求。
 
该书原作者福井准造,因其《近世社会主义》一书被翻译成中文,而在当时的中国名声大噪。但其具体的生平事迹却不详,我们只是从中译本的《作者自序》中,看到他的一些思想倾向。例如,社会主义的内涵,应当通过社会党的行动来稽考,“孟浪过激之凶徒”成为安宁秩序的仇敌,曾经招致“世界之嫌恶”。这似乎是说,根据世人的眼光,他对社会党的行动颇有微词……总之,作者担忧欧、美国家因贫富悬隔而造成的社会问题,“隐约胚胎于”日本。因此,他介绍西方近代社会主义的目的,在于引起人们对这一问题的重视。他撰著《近世社会主义》的出发点,似乎也不是为了倡导社会主义,而是借此来防患于未然,提醒国人注意各种社会问题。然而不可忽视的是,此书在介绍马克思经济学说方面,确实胜过了当时其他一些日本社会主义者的著述,这是不争的事实。
卡尔·马克思,在本书中译作“加陆·马陆科斯”;恩格斯,在书中译作“野契陆斯”。书中在介绍圣西门、傅立叶、欧文和路易·勃朗、蒲鲁东等人的理论之后,毫不含糊地指出,所有这些学说,都是“空想的学理”和“儿戏的企图”,“故全然失败”。马克思的学说与他们不同,而是“以深远之学理,精密而研究之,以讲究经济上之原则,而认信真理与正理,故于多数之劳民,容易实行其社会主义”。同时,马克思的学说不是局限于一个地区或者一个国家,“其性质实注重于世界,故可成广达之场所,而集多数之人”,将它付诸实施。
本书依次介绍了《哲学的贫困》(译作《自哲理上所见之贫困》)、《共产党宣言》(译作《共产主义宣言》)、《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译作《英国劳动社会之状态》)、《政治经济学批判》(译作《经济学之评沦》)、《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写作过程及其主要内容。福井准造指出:“加陆·马陆科斯创设社会主义之实行,与国际的劳动者同盟(今译作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以期社会之雄飞,其学理皆具于其《资本论》。”书中力图说明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的基本内容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所作的深刻分析,以证明“从来之社会主义者,大都架空之妄说”,只有在马克思之后,社会主义方才成为科学。所以,他热烈赞颂马克思“为社会主义定立确固不拔之学说,为一代之伟人”,“马陆科斯之《资本论》,为一代之大著述,为新社会主义者发明无二之真理,为应服膺之经典”。并说:“必以学理为社会主义之根据,以攻击现社会,以反对现制度,而创立新社会主义,以倡导于天下,舍加陆·马陆科斯其人者,其谁与归?”
1847年,“正义同盟”(即正义者同盟,1836年在巴黎成立的德国第一个工人阶级独立的政治性秘密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于伦敦,变更其组织,改名为“共产的同盟”(即“共产主义者同盟”,其成立宣言即为《共产党宣言》),新表其宣言书,以开陈同盟之意见。先述其目的曰,“同盟之目的,以平民(即劳动者)之束缚者,与市民(即资本主)而平夷,全灭阶级之争斗,与旧社会之基础,撤去阶级制与私有财产制,以组织一新社会”,且大攻击经济社会之现组织,绝叫社会制度之改革,为劳动者吐万丈之气焰。更结论之曰:“同盟者望无隐蔽其意见及目的,宣布吾人之公言,以贯彻吾人之目的,惟向现社会之组织,而加一大改革,去治者之阶级,因此共产的革命而自警。然吾人之劳动者,于脱其束缚之外,不敢别有他望,不过结合全世界之劳动者,而成一新社会耳。”此宣言书之执笔者,即加陆·马陆科斯,以其共产的意见,发为公论,以布于天下,而为一大雄篇。
其中后面的引文,就是目前见到的《共产党宣言》结尾段最早的中译文。今通行本译为:“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总的来看,本书的观点并没有超出当时第二国际所持的立场,具有明显的议会主义倾向。广智书局在新书广告中说:“本书关系于中国前途者有二端:一为中国后日日进于文明,则工业发达不可限量,而劳动者之问题大难解释,此书言欧美各国劳动问题之解释最详,可为他日之鉴法;一为中国之组织党派者,当此幼稚时代,宗旨混淆,目的纷杂,每每误入于歧途,而社会党与无政府党尤在疑似之间,易淆耳目,如社会党,本世界所欢迎,而无政府党乃世界所嫌恶,混而一之,贻祸匪浅,是书晰之最详,俾言学派者知有所择。”尽管如此,《近世社会主义》毕竟相当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概况,对于今天“不忘初心”,仍然处于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人们,应该是有启示作用的。
 
《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
《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又称《帝国主义:二十世纪的幽灵》,日本土佐幸德秋水著,1901年4月出版。1902年8月,该书由赵必振翻译成中文,由上海广智书局印行,约5万字。书前有吴保初作的《序》,吴保初(1869—1913),字彦复,号君遂,晚号瘿公,庐江县沙湖山人。淮军将领、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之子,与陈三立、谭嗣同、丁惠康等赞同维新,时人称为“清末四公子”。当好友赵必振译完此书请他作序时,他热情地呼吁:“余愿与有国家观念者,一读此书也。”1925年,经曹聚仁重新标点,于1927年再次出版,改书名为《帝国主义》。此次出版去掉了吴《序》,但他本人写了一则相当于序的《与读者》。在《与读者》中,他不无深情地对原作者和译者的独到眼光表示了由衷的佩服:“像这么伟大的著作,说是不能引起读者热烈的同情,不能鼓舞读者的注意力,这是断然不会的!”此次整理,这些序言我们一并保存,以见此书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真实情景。
本书原作者幸德秋水(1871年11月5日—1911年1月24日),本名传次郎,生于日本土佐幡多郡中村(今日本四国岛高知县幡多郡中村町)。书的封面作者署名前的“土佐”,就是其籍贯“高知县”。他是幸德笃明、多治子夫妇的第三个儿子,也是五个兄弟姐妹中最小的,故取名传次郎(因长子早逝,三儿子便被叫作传次郎)。22岁那年,他的老师——被誉为东洋“卢梭”、被章太炎称为“东方师表”的中江兆民(1847—1901年,日本明治时期自由民权运动的理论家、政治家、唯物主义哲学家、汉学家)把自己取自《庄子·秋水》篇“秋水时至,百川灌河”中的“秋水”这个号,转给了他,于是他便成了“幸德秋水”。
幸德秋水家的祖先据说是京都的朝臣,又说是阴阳师(风水先生),也有考证说他家祖上做过医生。后来不知何时移居土佐中村,作为经营批发药材和造酒业的商家而逐渐昌盛。到他出生时,家境已经衰落。未满周岁,他的父亲因病去世。兄妹四人,靠母亲坚强能干而被养育成人。秋水小时体弱多病,肠胃的疾痛让他终生受苦,晚年甚至被诊断出肠结核。他自幼十分聪慧,5岁开始上小学,并连跳两级,10岁进入当地高知中学中村分校。8岁时曾为祖母60岁诞辰写过一首诗:“贺寿筵开六十春,满堂近客酒千巡。凤雏绕膝相传称,谁似侃母绿发新。”于是他被誉为“幡多神童”“幡多奇童”。
1886年,原自由党著名总裁板垣退助走访了幸德秋水的家乡中村,15岁的他被安排出席宴会并朗读《欢迎坂垣先生祝辞》。1887年9月,他离家出走,投奔东京原自由党活动家林有造门下充任书童,并进入以“文明开化”为象征的英学私塾。不到4个月,因触犯伊藤内阁的所谓“保安条例”,和当时570多名政治活动家一起被逐出东京。回到家乡以后,他受到亲友的冷落和斥责。翌年,落魄的幸德秋水想到中国去,可是走到宇和岛时,却因路费无着落而返回。1888年11月,他第三次出走,在大阪经人介绍,拜《东云新闻》的中江兆民(1847—1901)为师,并同他一起生活。自此,他们师生结下了极为亲密的友情。资产阶级自由民权运动家、理论权威中江兆民对幸德秋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此,幸德秋水做过编辑、记者以及撰稿人,一生和新闻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1893年9月,幸德秋水参加了板垣退助为社长的“自由新闻社”,1895年又在广岛参加“广岛新闻社”,同年在东京参加“中央新闻社”,1898年又参加了“万朝报社”。1901年4月,他的《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出版。这部研究帝国主义的著作,比霍布逊(1902)和列宁(1916)等人都先走了一步。书的内容着重批判资本主义列强的帝国主义政策,指出其结果必然导致帝国主义战争,使大多数人民遭受灾难。救治的办法,则只有实行社会主义。同时,书中又尖锐地指出,盲目的“爱国心”是统治阶级用来达到他们野心的一种手段,这在当时的日本,作为意识形态论是富有独特见解和预见性的。这年5月,他和片山潜、安部矶雄、木下尚江、河上清、西川光次郎等6人,宣布创立日本最初的社会主义政党——社会民主党,不久被当局勒令解散。其后,他出版了《社会主义神髓》(1903),标志着20世纪初叶日本社会主义理论所能达的最高水平。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幸德秋水立即投身到反战斗争。不久,为纪念《平民新闻》发刊1周年,他发表了与堺利彦合译的《共产党宣言》。1905年11月29日,他乘“伊予丸号”去美国旅行。约半年时间,他在西雅图、旧金山、奥克兰、巴克勒等地,和先前片山潜建立起来的留美日人中的社会主义者接触,积极参加演说会、研究会等活动。即将回国的1906年6月1日,在奥克兰召集岩佐作太郎、冈繁树等旅美日本社会主义者50多人,组成了社会革命党。纲领由幸德秋水起草。他去美国访问约半年,同一些国家的无政府主义者接触,无政府主义思想有所发展。6月底回到日本,在社会党的演说会上,他作了题为《世界革命的潮流》”的演说,并发表《我的思想变化》一文,公开表明自己思想的转变。1909年,他创刊《自由思想》,但出版到第2号便被禁止发行了。
1910年5月25日,桂太郎内阁以阴谋暗杀天皇的罪名,对从1908年以来同幸德秋水有过接触的几乎全部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26人提起诉讼,捏造事实,构成所谓“大逆事件”。被捕之后,他在狱中写了《论暴力革命书》。大审院经过一审即终审的特别审判,于1911年1月18日判处幸德秋水等24人死刑(其中12人在翌日便以天皇的名义减为无期徒刑),2人为有期徒刑。只过了6天,即1月24日清晨,幸德秋水就被执行了绞刑,年仅40岁。遇害前他留下绝笔:“区区成败且休论,千秋唯应意气存。如是而生如是死,罪人又觉布衣尊。”幸德秋水从一个自由民权主义者,到一个社会主义思想家以及无政府主义者,他的一生是追求进步的一生,是探寻革命的一生。
《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从1901年4月的日文初版,到1902年8月的中文初版,其间才一年多一点,可见翻译者赵必振对该书反映的迅速。该书抨击帝国主义为了少数人的欲望,掠夺多数人的福利,野蛮阻碍科学进步,是破坏人类自由平等、社会正义道德与世界文明的“蠹贼”,主张“世界的大革命运动”,应变少数人的国家为多数人的国家,变资本家横暴的社会为“劳动者共有之社会”,以“科学的社会主义”灭亡野蛮的军国主义。这里虽未明言“科学的社会主义”究为何指,然而从它主张通过“革命”手段来实现“劳动者共有”的社会看,应是受到了马克思社会主义的影响,并较早地将“科学的社会主义”概念介绍到中国。
总之,该书从世界范围看问题,把矛头直截指向帝国主义,在当时的确显示了作者的勇气,亦显示了译者的识见和魄力。因为这被称为“中国第一部”的分析批判帝国主义的译著,翻译出版在当时是要承担风险的。该书问世不久,便遭到了清政府查禁。直到1927年,上海的报人曹聚仁将这部译作重新标点出版时,仍不禁慨叹,早在25年之前,中国学术界已有人译述“这么伟大”的读物,“真可使我们现在人十分惭愧”(见重印本的卷首语《与读者》)。
 
《社会主义广长舌》
《社会主义广长舌》又称《广长舌》,是日本社会主义领袖幸德秋水的政治评论集。这是一部宣传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通俗读物,中文本由赵必振翻译,1902年12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汇编作者在当时报纸杂志发表的32篇文章,4万余字,集中阐述了社会主义的内容、目标、产生的原因,以及实现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强调革命是社会进化、发展、进步的必然途径等,在当时的日本拥有广大读者并产生了广泛影响。
书名“广长舌”,本是指佛的舌头,出自龙树菩萨《大智度论》。据说佛的舌面宽而长,能盖住脸面至达发际,故称“广长舌”。宋苏轼《赠东林总长老》诗称:“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清赵翼《大石佛歌》:“斯特维摩寓言耳,广长舌岂论寻尺。”后来用“广长舌”比喻人的能言善辩,说话头头是道。“社会主义广长舌”,意即“社会主义应当实行的种种理由”,或者说“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要点”。本书中文版问世之时,上海商务印书馆总发行所为其所做的广告说:“中江兆民先生,日本法国学派之第一人也,有东方卢梭之目,门下众多,而幸德秋水为其首出。是书即为幸德原著。全卷三十二篇,凡当今时势上最重要之问题,包括无遗。欲知吾人今日世界之主眼,不可不读是书;欲探世界将来之影响,不可不读是书。”这里说的是实情,书中幸德秋水对唯物史观的通俗介绍,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早期传播,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其中尤其是《无政府之制造》等主张,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很大影响。
该书中文译本初版未署译者“赵必振”本名,而是一个机构名:“国民丛书社译”。因此,直至现在有些研究者仍坚持未将译本归功于赵必振。但根据不同时期多位研究专家考证,该书的翻译确实出自赵必振之手。故新时期以来的著作中,赵必振的译者地位已经确定。例如:周子东、傅绍昌等在《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传播(1898--1949)》(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10页)写道:“《广长舌》。幸德秋水著,赵必振译,1902年11月商务印书馆出版。”李海春的《论日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版,第60页)称:“幸德秋水的《广长舌》在1902年由赵必振翻译到中国以后,他的‘社会主义’思想已经给中国的部分青年学生留下了印象。”周谷平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中国化历程:选择·融合·发展》(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8月版,第23页)评价:“1902年11月,赵必振还翻译了日本人幸德秋水着的《广长舌》一书,这是一本介绍社会主义的有代表性的、比较通俗的读物,书中系统介绍了社会主义的目标,肯定了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并驳斥了反社会主义的观点。”饶怀民的《中国近代史事论丛》(岳麓书社2011年1月版,第113页)更是指出:“最引人注目的是翻译家赵必振,他于1902年在上海广智书局翻译出版了日本著名社会主义思想家幸德秋水所著《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和《广长舌》;翌年又翻译出版了福井准造著的《近世社会主义》;在此前后,他还翻译了《日本人权发达史》《世界十二女杰》《东亚将来大势论》等10余种著作,成为我国较早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及社会主义思想的著名翻译家。”
作为日本著名的民主主义者,幸德秋水早年参加过自由民权运动,后来转变成为一个有重大影响的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广长舌》作为一部宣传社会主义的通俗读物,书中认为,19世纪后半期,资本主义已进入帝国主义,“自由竞争主义转为资本合同主义,由资本合同主义转为世界社会主义”。因此,可以说帝国主义是“世界社会主义之导火线”。“二十世纪之前半,必将更组织世界社会主义以代帝国主义,并扫去其一切毒弊”,从而指出了革命是除腐布新,社会进步、发展的必然途径。就像后来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他还引马克思之言:“革命者,进步之产婆也”。所以革命决不是什么“不敬”“谋叛”“弑逆”,而是“人类进步之急切关头”,“世界之公理”。革命虽然可分为“平和”的和“猛烈”的,但其目的都“在组织新制度,以更代旧制度”。总之,“进步于革命,有相倚相待之势。革命之所在,即进步之所生”。
至于究竟采用什么样的革命手段,“我国民必有知之者”。历史表明:“平和者,奏效慢;猛烈者,奏效速”;幸德秋水驳斥了当时日本“因陋冥顽之徒”诬称社会主义为“破坏主义”、社会党为“乱民”的反社会主义谬论,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弊害”,指出自由竞争之制度“流弊蔓延”,造成“贫富日益悬隔”,“生产滥糜”,“恶德踵至”,整个经济陷入“无政府之状态”,是一种“刻薄残忍”之制度;认为社会主义是“不二之理想”,就在认定“欲绝灭金钱无限之势力,以救社会之堕落,其第一要著,在视生产资本为社会之公物,且改革今日之经济制度”。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人类进步必然之势”,“二十世纪者,社会主义时代也”。该书最后结合日本实际,说明了解决胃腑问题和劳动问题“之急要”和社会主义“之适用”,否定了一切非社会主义解决的主张。并大声疾呼:“我国今日之解决我劳动诸君之问题者,惟社会主义!脱卸我劳动诸君之苦境者,惟社会主义!组织我劳动诸君之幸福者,惟社会主义!制造我劳动诸君之生命者,惟社会主义!”
诚然,该书内容也有不够恰当的地方,如说“社会主义之目的,在使劳动者与资本家同享利益。社会主义者,乃一视同仁之主义也”等等。然而,应该肯定这本书的基本方面是正确的,它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的含义和目标,说明了社会主义的根据及其实现的必然性,并驳斥了反社会主义的观点,不愧是一部宣传社会主义的力作。
                 (作者单位:湖南文理学院)
 
参考文献
①于元:《解读<共产党宣言>》,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4年3月版。
②姜义华:《现代性:中国重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版。
③梁颂成辑注:《赵必振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8年10月版。
④顾海良主编:《马藏》(第一部第一、二、五卷),科学出版社2019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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