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和森故居暨新民学会成立会旧址
“沩痴寄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蔡和森的故居，旧址位于长沙市岳麓山北大门前约100米处，由新民路进入。因为1918年新民学会在这里成立，故庐舍旧址又称“新民学会成立会旧址”。旧址建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原为刘氏墓庐，故此地原名刘家台子。宣统三年（1911年）周氏居此。1917年蔡和森全家在此租居两年多。建筑面积175平方米，房屋为木构架竹织壁粉灰，小青瓦屋面，木板门和支撑窗。屋前围墙，辟槽门，门额“沩痴寄庐”，颇具湘中农舍特点。
1918年4月14日，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何叔衡、张昆弟、罗章龙等14人在这里举行新民学会成立大会，确定学会宗旨是“砥砺品行，革新学术，改良人心风俗”。“五四”运动期间，学会经常组织会员讨论国家大事和世界形势，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积极投身“五四”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
1986年邓小平题“蔡和森故居”，陈云题“新民学会成立旧址”额，悬挂于故居大门上，并按原貌复建，布置陈列，其偏东向另辟辅助陈列馆。1983年蔡和森故居以新民学会成立旧址的名义公布为湖南省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升格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旧址已非旧貌。原舍在抗日战争中被焚毁，基址作菜地使用。1987年按原貌修复，木架支撑，竹篾织就的墙壁，正屋为青瓦顶，偏屋为茅草顶，屋前有木架槽门，屋后为果园菜地，四周缭以竹篱，一派田园风格。简朴，但不失庄重；身处闹市，却无闹市的喧哗。
旧址的陈设也已复原。槽门上依旧挂着“沩痴寄庐”的木匾。“沩”，是指宁乡的沩水或沩山；“痴”是痴迷、痴情。“沩痴”是房主的自称。“寄”，是依附、寄居；“庐”古代指郊野平民的住所，也指季节性临时寄居或休憩所用的简易房舍。《诗经·小雅·信南山》云：“中田有庐，疆场有瓜。”郑玄注曰：“中田，田中也，农人作庐焉，以便其田事”，以后庐便用作简陋房室的统称。古人认为“庐”，就是“寄”，毛传在解释《诗经·大雅·公刘》篇说：“庐，寄也。”
“沩痴寄庐”主人蔡和森
蔡和森（1895—1931），原名和仙。清末长沙府湘乡县荷叶（今属双峰）人。年轻时到长沙读书，湖南高等师范毕业。1918年与毛泽东等在长沙组织新民学会，次年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出席中共“二大”，主编《向导》周报，1926年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六次扩大会议。大革命时，同右倾投降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两种倾向进行坚决斗争。“五大”、“六大”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后被国民党杀害。其妻向警予系著名妇女运动领袖，毕业于长沙周南女中。
“沩痴寄庐”槽门前有路直通堂屋。堂屋的门上挂有1986年邓小平题书的“蔡和森故居”匾，屋内有旧时所用的简易器物。在蔡家居住的两年多内，这里是青年革命者活动的中心。1918年4月14日新民学会成立会就在这间堂屋里召开，毛泽东、萧子升、罗章龙、邹鼎丞等14人参加了会议。据记载这是一个星期天，春光明媚，百花盛开，门前的桃花开得格外灿烂，微风吹拂江间的绿波和江岸的碧草，送给到会诸人的脑里一种经久不磨的印象。在午饭之前，这些人时而激烈地争论，时而埋头沉思，为学会的宗旨、名称、章程而殚精竭虑，最后将学会的名称定为新民学会——取“大学之道在新民……日日新，又日新”的意思，有一种反对旧制度、更新生活的强烈愿望，暗含崇高的气节、凛然的正气、光荣革命的伟大雄心。学会成立之后得到很多人响应，会员队伍发展很快。大家在学习工作之余，经常来这里聚会，讨论学术、时事政治以及国家的前途。会员中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著名的活动家。
堂屋左边，是蔡和森当年的住房。室内除床铺、陈旧的书桌、用过的书架以及一把残旧的煤油灯之外，再无别的器物。从窗户射进来的昏暗的光线中，我们能感悟到主人清贫的美德。蔡和森1898年随母葛健豪返回双峰老家定居，家境贫寒。18岁考入长沙第一师范，与毛泽东同学，两年以后再考入湖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住在岳麓书院半学斋。此后与毛泽东长相往来，一起到湘江游泳，在爱晚亭、橘子洲头进行风雨浴、日光浴，锻炼体魄，砥砺品行，共同成为新民学会的发起者。后他与毛泽东一道倡导赴法勤工俭学，并于1919年率全家赴法。1920年8月、9月，两次写信给毛泽东，首次提出“中国共产党”这一名词，系统地阐述建党理论和步骤，进行建党实践。1921年冬回国，加入共产党。出席党的“二大”，参加起草政治宣言，为制定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作出了贡献。主编党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撰文100余篇，既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充满革命激情。“五卅”运动前夕，提出党应该不失时机地将上海工人、学生的反帝斗争推向全国。1926年初，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会议，提出“以暴动对暴动”方针。在党的“五大”和“八七”会议上，同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随后以党中央特派员身份去北方局指导工作。1928年在党的“六大”会议上指出党要注意“左”、右两种倾向，并指出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和武装割据的可能性。从“二大”至“六大”历任中央委员，“五大”“六大”均被选为政治局委员。1931年3月去香港指导广东省委工作，6月被英国殖民者逮捕，引渡到广州，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蔡和森的一生是充满不懈的精神追求和崇高的革命理想的一生，他坚强的人格暗含着宗教般的魅力，他不灭的灵魂足以让黑暗的世界闪耀出天堂的光辉。
与蔡和森住舍对称的是蔡母葛健豪和妹妹蔡畅的住房。1919年夏天，毛泽东的母亲来长沙治病，也曾住在这里。葛健豪（1865—1943，原名兰英），思想十分开明，崇尚秋瑾，有正义感和爱国心，积极支持子女革命。年近半百时投考长沙湖南女子教育养习所，被认为奇志可嘉而免试取录。54岁时随儿子和女儿赴法勤工俭学，当“老学生”，在湖南青年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回国后，一面抚育小孙，一面热心参加社会活动，在儿媳向警予和儿子蔡和森牺牲之后，仍然初衷不改，支持和掩护共产党员，直至去世。蔡畅（1900—1990），原名咸熙，住在这里的时候，正值青春妙龄，是新民学会成立会的见证人之一。1919年跟随兄长和母亲赴法工读，在兄长和母亲的影响下，于1920年在法国加入新民学会，是学会少数女会员之一。此后又留学俄罗斯。在革命的艰苦岁月里，担任过多种领导职务，为正义的事业劳碌奔波，是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是中共第八至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连续担任全国妇联第一、二、三届主席，第四届名誉主席。葛健豪和蔡畅都是旧时代富有新生精神的女性，是那个时代进步的代表。
新民学会的精神导师杨昌济
新民学会的发起者主要是毛泽东、萧子升、蔡和森等一批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青年学生，而新民学会的精神导师则是他们的老师杨昌济。
杨昌济（1871—1920），又名怀中，字华生。长沙人。杨开慧之父。早年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青年时拥护康梁变法主张，参加南学会。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留学日本，主攻教育学。宣统元年（1909年）留学英国，专攻哲学、伦理学。1913年后在湖南省立高等师范学校、第四师范、第一师范、商专、一中等校任教，支持新文化运动，宣传《新青年》的主张，关心毛泽东、蔡和森等一批进步青年，鼓励他们“欲栽大木拄长天”。支持成立新民学会，筹备创立湖南大学。1918年任北京大学教授，曾资助蔡和森等赴法勤工俭学，介绍毛泽东去北大图书馆工作。
《新民学会会务报告》说：“（会员）诸人大都系杨怀中先生的学生，与闻杨怀中先生的绪论，作为一种奋斗和向上的人生观，新民学会乃从此产生了。”由此可见杨昌济的影响之大。
杨昌济出生于一个有理学渊源的家庭，又恰逢湘军集团鼎盛时期，因此深受理学影响，尤其服膺曾国藩的汉学与修养方法，接受了理学“诚”“静”“敬”等概念，坚信道德教育的力量，认为只要有了诚意就能感动一切，推动一切。他还主张人应该抛弃物欲，处繁如简，培养自己的浩然之气，强调不图名，不图利，做实事，戒空谈。这种湖湘传统文化的感染陶冶，奠定了杨昌济一生的思想根基。
维新运动时期，杨昌济曾加入南学会。他对谭嗣同心悦诚服，在日记中写道：“余研究学理十余年，殊难极其广大，及读谭浏阳《仁学》，乃有豁然贯通之象。”又赞颂说：“谭浏阳英灵充塞于宇宙之间，不复可以死灭。”维新失败后，他闭门研读《皇朝经世文编》和王船山史论，魏源的经世思想和王船山的哲学思想对他影响很大。1903年，杨昌济出国留学，在日本、英国、德国共达十年之久。这期间，他攻读哲学、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诸学科，1913年才返回湖南。
杨昌济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他自己曾经说：“余自弱冠，即有志于教育。”1913年归国后，他即积极介绍西方教育制度，倡言教育救国，坚持“欲救国家之危亡，舍从事国民教育，别无他法。”杨昌济认为，政治与教育有密切的关系，“无善良之政治，则不能有善良之教育；抑可云无善良之教育，则不能有善良之政治。”但如果仅从政治上求变，是自上而来的变，成效快却不易巩固；而从教育上求变，则是自下而来的变，效果虽慢却能持久。辛亥革命的中国还只有政变一类的“粗迹”之变，民族的落后品性还没有变，要改变这种落后的品性，就必须依靠教育。因此，他把教育工作看作是打社会基础，恰如高楼大夏应从底部基础砌起一样，他自己就愿意从事并倾身投入这一基础工作。
自1913年起，杨昌济先后在长沙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湖南高等师范、湖南商业专门学校、长沙第一联合中学等校教授过伦理学、教育学、哲学等课程。由于他学问渊博而又人格高尚，所以极受学生尊重。湖湘人士曹典球曾评价他：“对于中西学术源流、政治风俗了如指掌，加以本身之存养觉察，事事物物，无不加以详密之分析，而后出之为语言，发之为文章，经师人师，备诸一身。以故来学之士，一受其熏陶，无不顿改旧时之宇宙观，如饮醇胶，受其影响……在湖南教育史中实别开一新纪元，不可忽视。”这是对杨昌济道德文章与教育业绩的确切评价。
当全国新文化运动发轫，《新青年》问世后，杨昌济除自己认真阅读外，还积极向朋友、学生推荐，成为《新青年》在湖南的最早宣传者。湖南新文化运动中，杨昌济以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为武器，批判中国封建的伦理纲常，称“中国三纲之说，严重卑幼而薄责尊长，实酿暴虐残忍之风”。但杨昌济并不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中国固有之文化，经史子集义蕴宏深，正如宝藏遍地。”他指出，就像一个人有一个人的个性一样，一个国家也有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因而一个国家的文明，不能全部移植自他国。学习西方文化应该根据国家具体情况，确定何者宜取，何者宜舍。所以，他极力主张用“新时代之眼光来研究吾国之旧学”，然后在此基础上“合东西洋文明一炉而冶之”。杨昌济的这种中西文化观对他的学生影响深远。毛泽东曾在1920年写信给同学周世钊说：“世界文明分东西两统，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占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方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很明显，毛泽东等人的这种思想直接来源于他的师长杨昌济。因而称杨昌济为新民学会的精神领袖当之无愧。杨昌济以其渊博的学问，崇高的人格，对湖南文化教育事业的杰出贡献而成为长沙及湖南的文化史上的著名人物。
新民学会干事毛泽东及新民学会人才群体
毛泽东是新民学会的实际领导人，也是五四运动时期湖南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
毛泽东（1893—1976），字润之。清末长沙府湘潭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在长沙组织新民学会，创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任湘区委员会书记。“三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在国民党“一大”“二大”上当选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1927年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和全国政权的道路。1935年遵义会议上确立其在红军和党中央的地位。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国家主席、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等职。主要著作收入《毛泽东选集》，另有《毛泽东诗词集》行世。
1918年4月14日，在长沙周家台子蔡和森家中召开了新民学会成立会。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蔡和森、萧子昇、萧植藩、陈绍休、罗章龙、邹鼎丞、张昆弟、邹蕴真、周名弟、陈书农、叶瑞龄、何叔衡、李维汉等14人。会上讨论通过了会章，选举了干事。会章规定学会的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还规定了会员必须遵守如下纪律：一、不虚伪；二、不懒惰；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狎妓。会议选举萧子昇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中午，在蔡和森家中吃饭，饭后讨论了会员向外发展的问题，至下午散会。学会成立后，总部一直设在长沙。由于萧子昇不久即去法国，会务由毛泽东主持。至同年八月，罗学瓒、周世钊、熊光楚、陈昌、傅昌钰、曾以鲁、彭道良等相继入会。会员增至20余人。
新民学会成立之后，会员活动分成两支：一支在国内，主要在湖南；一支在国外，主要在法国。最终学会会员据《新民学会资料汇编》统计为74人。
积极倡导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学会成立后在国内首先开展的一项重要活动，是学会讨论会员向外发展的一个主要措施。留法运动始于1912年，由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汪精卫、张继、吴玉章等人发起。新民学会成立后，会员深感向外寻求新思想新文化的必要。1918年6月，由萧子昇和蔡和森负责进行赴法联络。会后不久，蔡和森受学会委托赴北京和蔡元培、李石曾联系赴法的准备工作。毛泽东在湖南进行号召和组织。这年8月，毛泽东率领25位准备留法的青年到了北京。毛泽东经杨昌济介绍在北大图书馆作助理员。由于留法学生的广泛宣传，在国内掀起了勤工俭学运动的高潮，出国人数直线上升，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共有1700余名赴法学生，其中湖南达430人之多。
毛泽东送走第一批赴法学生之后，于1919年4月返湘。随后，“五四”运动爆发，湖南学生开展了抵制日货、罢课游行等爱国活动，建立了以新民学会会员和非会员积极分子为骨干的湖南联合会。7月14日著名的《湘江评论》创刊，由毛泽东主编及主笔，这一学生联合会会刊在湖南乃至全国都有很大影响。它以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战斗姿态，投入“五四”运动，宣传科学和民主思想，歌颂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提倡新思想新文化，激发人们起来向旧思想旧势力作斗争，在政治上对湖南地区的“五四”运动有很大的指导作用。《湘江评论》被军阀张敬尧查封之后，毛泽东于9月主编第七期以后的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新湖南》周刊，并通过学会会员在长沙掌握湖南《通俗报》和“通俗讲演所”。驱张运动时，在北京、上海、衡阳办刊物，办通讯社，并且重视利用如湖南《大公报》这样的社会舆论工具。以后又办文化书社。通过这些阵地，揭露旧制度，传播新思想，聚集革命力量，打击反动势力，对于湖南的革命运动起了很大的作用。
“五四”运动浪潮中，新民学会在湖南吸收会员40余人。在长沙的会员于1919年11月，在周南女校召开会议，对会章略作修改，决议学会设“评议”“执行”二部。执行部下设“学校”“编辑”“女子”“留学”等部，并选举何叔衡、李思安为正副委员长；陶毅、周世钊、毛泽东、周敦祥、魏壁、陈书农、唐耀章、蒋竹如等为评议员。
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中，有会员18人。1920年7月6日在蒙达尼公学举行了五天聚会，到会者有蔡和森、向警予、李维汉、萧子昇等13名会员，一些外省的工学励进会会员也参加了会议，共20余人。会议确定了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新民学会的方针，并写信告诉了国内的毛泽东，毛泽东写了数千言的长信对蔡和森的主张表示赞同。蔡和森又以新民学会会员为基础，扩大组织，发展成立了“工学世界社”，联络了李富春、王若飞等人。“工学世界社”和其他勤工俭学学生进步组织一起，发动了向中国驻法公使陈箓要求生存权、学习权和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中国北洋政府同法国当局暗中勾结，出动法国警察，进行镇压，把100多名勤工俭学学生武装押送出境。后来，仍然留在法国的一部分勤工俭学学生，在周恩来、赵世炎等的领导下，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先后出版油印刊物《少年》《赤光》。1922年，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直属国内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领导。与此同时，周恩来等共产党员，还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使大批中国青年在国外环境里，了解外国状况和国际革命斗争形势，汲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为中国革命事业准备了一批干部。
“五四”运动前后，反动军阀张敬尧对湖南的残暴统治，激起了人们强烈的痛恨和反对，他对爱国学生运动的镇压，成为驱张运动的导火线。在驱张运动中，学会联合各界一面进行驱张宣传，一面组织各界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上海、衡阳、常德、郴州、广州等地活动，争取全国的同情。毛泽东等联合湖南在京各界，组织了旅京湖南各界委员会作驱张机关，并在北京办“平民通讯社”，专门报道驱张活动。彭璜、易礼容、何叔衡、夏曦等从1919年下半年起先后分赴上海、武汉、衡阳活动。彭璜等在上海办了《天问》杂志，驻衡阳学生请愿团办了《湘潮》杂志，宣传驱张。湖南各界进步士绅也对驱张表示某种程度的支持。1919年12月6日，新民学会组织各校学生1万余人举行罢课游行，喊出“张毒一日不去湘，学生一日不返校”的口号。最后，由于群众斗争的压力和直皖两系军阀之间的内部矛盾，驱张斗争获得了胜利，1920年6月张敬尧结束了在湖南的统治。
张敬尧被逐出湖南之后，进驻长沙的湖南军阀玩弄反动伎俩。为此，会员们发起建立了“湖南改造促进会”，提倡“湖南人民自决”，发动争取真正“民治”的群众运动，同谭延闿、赵恒惕的“官治”相对立。毛泽东于1920年九十月间，连续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文章，评论“湖南自治运动”，说明“自治”必须是人民的“自治”。10月10日，各界代表向省政府请愿，要求召集“人民宪法议会”，解散旧的省议会，并扯下了省议会的旗帜。这些斗争对提高人们的觉悟，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由于十月革命的影响，马列主义开始传播到中国。1918年9月，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当小职员，开始接触马列主义，在随后的革命中，以毛泽东、蔡和森为代表的新民学会会员逐步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持走俄国人的道路。一方面创办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等进步机构，传播进步书刊和进步思想。另一方面开始有意识地做建党准备工作。1920年7月的蒙达尼会议和1921年元月的长沙新年大会，重新确定了学会宗旨，为预备建党做了思想上的准备。1920年10月，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长沙建立。1920年冬，毛泽东、何叔衡、彭璜在长沙建立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毛泽东、何叔衡作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
由于社会主义青年团及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革命道路更加明确，因此新民学会作为湖南——不限于湖南——共产党的前身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1921年夏季，新民学会自行解散。据陈书农回忆，解散之前，毛泽东与萧子昇发生过争论。毛泽东主张解散，而萧子昇不同意。毛泽东对萧子昇说：“你跟我们走，还是要当一辈子绅士？”最终毛泽东的意见占了上峰。新民学会在中国革命历史中虽然只存在三年多的时间，然而，对中国革命的历史功绩却是永久的。新民学会会员中的绝大多数，最终都成为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继续革命的道路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作者为本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