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长沙一批新文化知识分子极力主张学习西方文化，他们或翻译、介绍西方着述和种种思潮，或对以孔子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进行不遗余力的批判，或坚决拥护共和、反对帝制，或主张对国民思想进行改造，或提出了极具建设性和操作性的立国指导思想。
一、宏文图书编译社同人对西方着述和思潮的翻译介绍
宏文图书编译社于1914年初，1919年冬因经费短缺停业。社址初在长沙黄泥塅余肇康公馆，后迁浏阳门正街李星沅公馆。创办人李实对于文化事业颇有雄 心，自设印刷局从事书籍出版。在他的礼聘下，省内文教界名流黎锦熙、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刘宗向、刘汉良、曾运乾、陈天倪、黄锡卣等一时云集该社。社 内成立编译部，由黎锦熙负责。编译社的主要任务是编辑共和国中小学各科教书和“翻译东西着述”,编有初中国文读本（刘宗向、刘汉良合编）、农业教书（方维 夏编）、小学教科书（由徐特立、黄锡卣合编）、师范教科书（包括教育史、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杨昌济编。未正式出版，一师曾采用作讲义）。同年10 月，该社又创办《公言》杂志，声言将“选译西洋报章杂志”,包括“欧美日本最近之种种思潮”,以求实现“刷新社会”这一“救亡至计”.①该社“开设期间虽 短，实为湖南文化的先锋。”②
二、长沙《大公报》编辑部同仁拥护共和、反对帝制的斗争
民国建立，旧的封建统治结束，各种政治势力的角逐异常激烈，此消彼长，政局动荡，强有力的权威的中央政府没有建立起来，这就给人们提供了一定的自由活动空 间。社会处于由专制向共和的转型时期，人们纷纷对各种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主张，各种思想观念、主张并存并且彼此展开争论，思想和学术呈现出极为活跃的局 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人民有言论、着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 新闻出版受到鼓励和保护，报刊通讯社风起云涌，蔚为大观，长沙也出现了一个办报高潮。长沙《大公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促使长沙《大公报》创办的直接原因是：汤芗铭督湘后，《湖南公报》成为进步党的机关报，一改之前持论尚属公正的立场，转而拥护袁世凯，并要求该报人员一律 加入进步党。在此情况下，贝允昕、任凯南、龙兼公、张平子等人旋即以辞职相抗议。他们脱离《湖南公报》后，即另行筹备创办了长沙《大公报》。之所以将所办 新报定名为《大公报》，是“因为我们本是《湖南公报》成员，现在更加恢宏光大，故于公报之上加一‘大’字。”一是表示不忘原来的公报，一是表达持论要比原 来的公报更加公正的宗旨。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长沙《大公报》于1915年9月1日正式创刊。这是一份独立的民营报纸，“决定为商办，以公司名义，向商会 注册，向党部及政府立案，以示不依附政党、军人之意。” “本报所恃以为收入者，仅售报所得值及广告刊资。”“人是一切事业的中心，人的思想作为，决定一个事业的风格与荣枯。”长沙《大公报》能成为民国时期湖南 地方报刊中极有影响的一份民营大报，与该报团队成员的价值观念、知识储备、道德状况等有着极大的关系。“《大公报》记者诸君，以董马纪事之笔，写屈贾忧时 之怀，必翔必实，不激不随，不偏于党系，不屈于势力，勤勤恳恳，以牗我湘人。” ③
《大公报》的创始人、第一任社长刘人熙在学术思想上尊崇王船山，有着一股强烈的爱国思想。针对当时的社会问题，刘人熙主张进行“大震动、大改革”.他热情 歌颂新建立的民国，“满蒙回藏成民国”,“民国革命为先河，民国建设为宗匠”.《大公报》创办之时，正值中国反日怒潮高涨，刘人熙作为社长把握时代主题， 高举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旗帜。他在发刊词中以“贿鬻”、“感情”、“浅识”、“听荧”四事相诫，宣称：“凡我报界，同尊天职，乞求声应，爱国爱民”,④将 民族主义思想融入到办报当中。《大公报》创办之时，袁世凯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帝制活动，刘人熙高举维护共和的旗帜，立场坚定地反对帝制，“先生手纂发刊 辞，以拥护共和、掊击帝制为帜志”,⑤体现了坚持民主共和的思想立场。
贝允昕（1865-1929），字元徵，浏阳人。曾留学日本法政大学，回国后从事教育，辛亥革命后任湖南都督府法制院院长、政报处处长，1912年6月被 推举为新成立的湖南报界联合会干事，1915年9月参与创办《大公报》，为第一任协理，不久继任总理。在《大公报》创办初期，主要从事反帝宣传，深受省内 外人士欢迎。
李抱一（1887-1936），原名缨，字华翰，后取名景侨，字嗣循，笔名抱一、矢、盾、莳竹等。新化人。曾就读新化大同学堂及省城高等学堂。1912 年，与贝允昕等在省城先后创办湖南编译社、《湖南公报》、《湖南通讯社》。1915年参与创办《大公报》，为该报两位分总编辑之一。他推崇墨家学说，把墨 家的平等精神贯穿到《大公报》中，所撰社论时评，多抨击军阀政治，主张平等、民主，关注下层民众疾苦，提倡节俭和劳动。
张平子（1885-1972），字启汉，别号平生，湘潭人。肄业长沙私立经正中学和湖南高等专门学校预科，加入同盟会。1911年任《湖南公报》记 者，1914年参加《公言》杂志编辑工作。1915年参与创办《大公报》，与龙兼公一起任主笔，先后主办现代思想、杂荟等栏目，思想上较为进步。时人称其 “一生不入仕途，以新闻、教育事业终其身，对旧时的权贵们报以嘻笑怒骂的态度”.⑥
龙兼公（1888-1951），原名彝，字经俶，笔名兼公。湘潭人。湖南法政学堂毕业后，入《湖南公报》。1915年参与创办《大公报》，和张平子一起共 同担任主笔兼编辑。长于宪政理论和制度研究，与李抱一负责调查、研究栏目，对新文化运动在湖南的传播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这些人在加入《大公报》之前，担任过其他报纸的编辑或主笔，既有着丰富的办报经验，又有坚定的职业操守，矢志以办报为终身职业，以监督政府指导社会作为报 纸的天职。他们既受过传统教育，又受过近代新式教育，新旧学问兼备。一方面传承了湖湘文化忧国忧民、经世致用的精神；另一方面在政治上、思想上接受了西方 的自由、民主和个人主义。这是一个兼容并包、崇尚自由和民主精神的办报团队，勇立民初共和思潮的浪头。
民主共和与实业救国是民国初年的两大社会思潮，实行民主共和还是实行专制独裁是当时政争中最为激烈的问题。长沙《大公报》诸同仁在这场政争中，旗帜鲜明地 将拥护共和作为第一主旨。该刊创刊宣言称：“当此强邻生心，鲁难未已之秋，岂容发为动摇国本之谈，以希冀个人不可靠之宝贵，而酿国家之祸？……本报则断断 不附和之，唯知以维护共和，巩固国家为职志。”①
《大公报》在创刊之日即刊登大量反对帝制复辟的文章，至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发布文告、接受帝位之前，发表关于国体问题（政体问题在当时被误认为 是国体问题）的文章达80余篇。除直接对筹安会及其主张进行批驳外，还对全国舆论界尤其是京、津、沪报刊对国体问题的态度进行及时报道。在立宪问题上，长 沙《大公报》与筹安会的观点差异不大，都认为立宪是必要的。不同点是采用共和立宪还是君主立宪？筹安会提出君主立宪，长沙《大公报》极力驳斥筹安会的观 点，主张共和立宪。筹安会鼓吹变更国体的目的，是要为袁世凯复辟帝制造舆论，其背后的指使者也是袁世凯。但在袁世凯公开宣布复辟之前，《大公报》对袁世凯 还抱有一丝幻想，因而将斗争的主要矛头对准筹安会而非袁世凯，认为鼓吹国体变更是筹安会所为。
在袁世凯帝制自为期间（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公开接受帝位，到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发布撤销帝制令），长沙《大公报》对国体问题的议论明显 减少，社论和时评极少涉及国体问题，只在国内要闻和本省新闻中如实报道帝制实行之筹备情况，论说重点转向司法制度，以期用法律约束帝王权力。
从取消帝制到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去世，长沙《大公报》秉承一贯的立场，围绕惩办帝制祸首、逼袁退位、各省独立、南北议和等主题展开讨论。“帝制撤消，全国之观念一变，言论界、思想界顿呈异彩，民主立宪之声，洋洋然充塞于宇内。”②
袁死后，长沙《大公报》密切关注时局的发展，以重建共和为主旨，围绕护国军的去留、各省独立与取消独立、约法恢复、国会召集等问题展开讨论，积极为民国及湖南建设建言献策。
长沙《大公报》是一份政论色彩十分浓厚的报纸。它一以贯之的反袁称帝立场，在同时代的报刊中极其少见；通过舆论鼓吹，推动了反对帝制斗争的发展；对共和立 宪的宣传，促进了读者和公众对民主、共和、宪政的了解，有利于促进政治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但遗憾的是，“《大公报》这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宣传，没有同 反对封建主义文化思想的斗争结合起来”,①尽管它与《新青年》杂志是同年同月创刊。
三、杨昌济对旧道德的批判与改造国民思想和反对全盘西化的主张
杨昌济（1871-1920），辈名宏棻，字怀中，号华生，册名昌济。长沙县清泰乡板仓人。杨昌济在家乡和岳麓书院学习期间，研读过大量儒家经典、宋明理 学和曾国藩的着作，深受传统文化尤其是湖湘文化的感染陶冶。甲午战争的惨痛失败，使杨昌济认识到“非改革不足以图存”,②这是他后来积极参加南学会、不缠 足会和经常出席南学会主办的讲演会等维新活动的思想基础。戊戌变法的失败，使杨昌济认识到必须开民智，“非有世界之智识，不足以任指导社会之责”,③即必 须向先进的西方国家学习。1903-1913年，杨昌济先后赴日本、英国留学，并曾到德国考察教育。在此期间，杨昌济主攻教育学、哲学和伦理学，探求做人 的道理，成为贯通古今、融合中西的着名学者。回国后杨昌济于1913-1918年，先后或同时在湖南省立高等师范学校、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省立第一师范学 校、湖南商业专门学校和省立第一中学任教，分别讲授哲学、伦理学（修身）、教育学、心理学等课程。在此期间，他除教书育人外，还关心政治，营救过革命党人 杨德邻，反对袁世凯独裁和复辟活动，抗议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投身新文化运动。另一方面，他还撰写了大量论文、讲议，翻译了许多外文着作，从 事着艰苦的理论探索。
作为我国近代积极向西方学习的知名伦理学家和教育家，杨昌济对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和文化作出过重要贡献。其对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的贡献主要有三，即：最早全 面而系统地向国人介绍了西方伦理、哲学、教育和心理学说；最早指出在向西方学习时不能搞“全盘西化”,而应结合自己的国情，有所因革，有所取舍；最早总结 了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的历史进程，明确提出要学习西方的精神科学，实际上是在呼唤新文化运动的出现。其对湖湘文化的贡献主要有二，即：深入探讨了近代湖南 人才辈出的原因；推动了湖湘文化的现代转换。④
1915年《青年杂志》的创办，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在此之前，杨昌济即已在长沙以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为武器，利用讲台开始了对旧道德的 批判工作，斗争的主要锋芒直指“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一封建礼教的核心。他在1914年出版的《论语类钞》中说：“中国三纲之说，严 责卑幼而薄责尊长，实酿暴虐残忍之风。君子之为教也，与父言慈，与子言孝。卑幼者自由之意志，独立之人格，尊长者固不可蔑视之。人有自重知耻之心，乃能以 进德修业相尚。过度之压制，固非训育之所宜也。”①并指驸马为公主服丧三年、夫杀妇减死、妇人傲荡者沉江等种种恶习，其弊端与中世纪欧洲教会焚杀异教徒相 同，“此皆过重伦理而轻视民命，不可为典要者”.②这与其后不久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在对待礼法、旧伦理上的主张有异曲同工之妙。杨昌济还对封建家庭主义 加以揭露和批判，认为家庭制度是封建君主统治赖以存在的组织基础，而家庭主义又是族权、夫权和家长制赖以存在的精神支柱。对社会上的种种陈规陋习，诸如欺 诈虚伪、好逸恶劳、铺张浪费、无谓的应酬、打牌赌博、不讲卫生等等，杨昌济也曾进行过尖锐的抨击。
在批判和否定旧道德和旧的社会恶习的同时，杨昌济主张对农业文明社会形态下的国民思想进行改造。1914年，他在《公言》杂志上发表了《劝学篇》一文中指 出：“吾国近来之变革虽甚为急激，而为国民之根本思想者，其实尚未有何等之变化。正如海面波涛汹涌，而海中之水依然平静。欲唤起国民之自觉，不得不有待于 哲学之倡明。”③“唤起国民之自觉”,就在于以民主、科学启蒙民智。他之所以特别强调哲学在改造国民思想中的作用，是因为“近世各种科学，各研究宇宙现象 之一部，哲学则以宇宙之全体为其研究之目的物，故学问以哲学为终极。宇宙为一全体，有贯通其间之大原则，宇宙间所有一切之现象悉自此大原则而生，吾人当深 思默会，洞晓此大原则，所谓贯通大原也。”④为此，杨昌济通过讲课、写文章、翻译西方的有关着作等方式，不遗余力地介绍宣传自由、平等、博爱等这些具有普 世价值的哲学伦理，以期实现深层次的思想文化变革。
杨昌济同时也看到了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各有其特性，不主张完全照搬，“夫一国有一国之民族精神，犹一人有一人之个性也，一国之文明，不能全体移置于他 国。”而应根据实际情况，正确地对待，“善治病者，必察病人身体之状态，善治国者，必审国家特异之情形。吾人求学海外，欲归国而致之于用，不可不就吾国之 情形深加研究，何者当因，何者当革，何者宜取，何者宜舍，了然于心，确有把握而后可以适合本国之情形，而善应宇宙之大势。”⑤极力主张用“新时代之眼光来 研究吾国之旧学”,然后在此基础上“合东西文明一炉而冶之”.事实上，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合理成份是一往情深的，“吾国有固有之文明，经、史、子、集义 蕴闳深，正如遍地宝藏，万年采掘而曾无尽时。”①尽管有人称他是在搞“折中主义”,但在当时对东西方文化普遍存在着绝对肯定或绝对否之际，杨昌济的这种文 化观是十分难得的理智之声，而且也直接而深远地影响着他的学生如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因此而有新民学会的精神导师之誉。
新文化运动揭幕后，杨昌济热烈欢迎《新青年》的出版，是它在湖南最早的宣传者。他除自己认真阅览外，还积极向友人和学生推荐，并出资购买分赠一些学生。他 一面大量阅读西方的哲学、伦理学、教育学等着作，予以翻译和评价；一面研究中国的社会历史与文化，力求“以新时代之眼光，研究吾国旧学”.并在新青年上发 表过《治生篇》、《结婚篇》等论着和译文。他提倡和宣传新文化的活动，在社会上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
杨昌济以其渊博的学识，崇高的人格，对湖南文化教育事业的杰出贡献而成为长沙及湖南文化史上的着名人物。“对于中西学术源流、政治风俗了如指掌，加以本身 之存养觉察，事事物物，无不加以详密之分析，而后出之为语言，发之为文章，经师人师，备于一身。以故来学之士，一受薰陶，无不顿改旧时之宇宙观，如饮醇 胶，受其影响……在湖南教育史中实别开一新纪元，不可忽视！”②
四、易白沙对封建文化的批判
易白沙（1886-1921），本名坤，号越村，后因其家所在地在长沙白沙井附近，又因他仰慕明代学者陈白沙（字献章）之为人，乃更名白沙。易白沙少年聪 颖，勤奋好学，熟读经史百家，尤喜墨家学说，才华横溢。16岁时曾被延主永绥师范学校；随又赴安徽，先后担任安徽师范学堂、旅皖湖南中学校长；还曾在湖南 省立第一师范、天津南开大学、上海复旦大学短期任教。同时，他又积极投身民主革命斗争：辛亥革命中，他参加安徽光复工作；二次革命期间奔走湘、皖之间，力 劝当事者武装反袁；斗争失败后，流亡日本，参与《甲寅》杂志创办工作。洪宪帝制败亡后，易白沙回国。1921年，愤于军阀统治、革命者屡遭屠杀，他只身去 北京，伺机行刺北洋军阀头目，未果。而后南下广州，在前往他所一向尊崇的陈白沙家乡陈村的途中蹈海自杀。易白沙还撰写了许多有重要价值和影响的文章与专 着。他流亡日本后，即在《甲寅》杂志上先后发表了《教育与卫西琴》、《广尚同》、《铁血之文明》、《平和》等论文。1915年《新青年》杂志创刊后，易白 沙又积极撰稿，先后在该刊发表了《述墨》、《孔子平议》、《诸子无鬼论》、《我》、《战云中之青年》等论文。1916年编写了《帝王春秋》一书。
易白沙在行动上是民主革命的斗士，在思想上是一位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他“早岁读郑思肖《心史》及黎洲、船山、亭林、密之遗书，恍然种族之恫，亟思摈 满。”①到了安徽后，他结识了许多民主革命派的要人，如孙中山、章太炎、陈独秀等人，因而其思想更加激进。其后，他高举“真理以辩论而明，学术由竞争而 进”的旗帜，在其所撰写的论文和编写的专着中，“以文献解读的方式阐发自己的政治见解”,大胆地怀疑和批判陈腐的观念和学说，深刻地揭露和痛斥封建军阀与 帝国主义的罪行，竭力宣扬和提倡民主、共和、法治等近代价值观念及近代政治制度，体现出救世救国的高度社会责任感。
在为《甲寅》杂志所写的文章中，易白沙极力推崇墨子的“尚同”思想，称其为“中国的民约论”. 认为“同”的标准应该是“天”、“仁”和“民”,其落脚点是要“同于民”,以“民为主”,即应该遵循平等、公平、正义、宽容、法治等人类社会的一些基本准 则，以此反对一切“独裁于君”;并指出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是总统专制的中国，“其政同于总统而止”.②“这样，易白沙巧妙地把墨子的尚同主张与近代资产阶 级的民主思想融合起来，成为其反对专制独裁的思想武器。”③易白沙又从墨家兼爱、非攻的主张出发，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揭露。他指出： 战争是帝国主义的本质，德、意、奥、俄、法、英六大强国以及日本“扩充军实，惟恐后人”,“朝野上下，除厉兵秣马而外，几无他事”;战争的性质是为了掠夺 更多的殖民地和巩固自己的统治，“俄且试其侵略之旧图焉，法且洗其前耻焉，英且藉杀其势以莫予毒焉，日本且雪其责还辽东之愤焉”,“群之相攻，国之相伐， 亦遵此尽量、均求、赡欲而行者也”;帝国主义战争犯下了滔天罪行，“九天之上，九渊之下，尽杀人之战场也”,英、法、日本这些自诩为文明之邦的国家，“犹 草木鸟兽，啖之饮之，刲之剖之，炙之剔之，从心所欲而已”,“残忍险恶，至于此极”,“战之过去，工商凋残，疮痍载道”,“两败俱伤，暴骨盈野”.④
易白沙既然推崇尚同于民的墨学，宣扬民为主的民主思想，必然会对维护封建统治的孔学进行批判。他在《青年杂志》亦即后来的《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系列文 章，对中国传统学术和思想进行了初步清理，尤其是针对尊孔逆流，在《孔子平议》一文中，系统地阐述了他对孔学的看法和认识。他一方面指出：孔子当春秋之 世，“主张君权，于七十二诸侯，复非世卿，倡均富，扫清阶级制度之弊，为平民所喜悦。故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颈举踵而愿安利之”,有其适应和代表所处时 代之要求的一面，对其所具有的历史地位予以肯定；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孔子在春秋之时，“虽称显学，不过九家之一”;从汉武帝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利用孔子的傀儡，垄断天下之思想，使失其自由；以后历代专制君主、独夫民贼、野心家”皆傀儡孔子“.这就是二千年来尊孔的大秘密，从而揭去了孔学头上的神 圣光环。同时他认为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也与孔子学说自身存在的弊端有极大关系，并具体指出和分析了孔子之咎：”孔子尊君权，漫无限制，易演成独夫专制之 弊“;”孔子讲学，不许问难，易演成思想专制之弊“;”孔子少绝对之主张，易为人所借口“;”孔子但重作官，不重谋食，易入民贼牢笼“.易白沙强调指出： 必须把原始的孔子学说与被统治者利用的正统儒学区分开来，”使国人知独夫民贼利用孔子，实大悖孔子精神，孔子宏愿，诚欲统一学术，统一政治，不料为独夫民 贼作百世之傀儡，惜哉！“在文章中，易白沙还通过对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考察，揭示文明的产生是人们集体创造的结果，如果要”以孔子统一古之文明，则老庄扬 墨、管晏申韩、长沮桀溺、许行吴虑，必群起否认，开会反对；以孔子网罗今之文明，则印度欧洲，一居南海，一居西海，风马牛不相及“.所以，必须实事求是地 承认各家的贡献，不能归美于一家，更不能统一于一家，学术、政治均是如此，由此提出了”真理以辩论而明，学术由竞争而进“的响亮口号。①《孔子平议》是新 文化运动开始后的第一篇比较系统地评价孔子的论文，对孔子的思想进行了历史的分析和批判，”不仅较为准确在揭示了孔子学说固有的主要弊端，而且由此较为深 刻地揭示出孔子之道与君主专制主义的内在关联，从而将对政治问题的考察深入到了对文化问题的考察“;”破解了中国两千余尊孔之大秘密，为改造旧文化、提倡 新文化提供了历史依据“;呼吁发扬学术民主，鼓动思想自由。对当时那些长期被儒家”正统“思想束缚的人们破除旧观念和旧思想，起了震聋发聩的作用；对反击 尊孔复古的政治势力也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他在批孔的同时，对孔子所具有的历史地位给予了必要的肯定“,这也是难能可贵的。②
在《帝王春秋》一书中，易白沙用大量的历史资料，全面揭示了几千年封建专制帝王政治上的反动，思想上的愚昧，生活上的荒淫，从人祭、杀殉、弱民、媚外、虚 伪、奢靡、愚暗、严刑、奖奸、多妻、多夫、悖逆等十二个方面的罪恶一一罗列出来，以求”探其病源，以示救民之道“;并指出满清政府和北洋军阀袁世凯政府与 封建帝王无异，在他们身上集中了历代帝王的种种罪恶，必须将专制主义的余毒和专制帝王的近代继承者彻底推翻。该书在易白沙逝世的当年出版，孙中山亲自为之 作序，流传甚广，名扬一时。易白沙也以新文化运动的杰出斗士而名垂青史。
五、章士钊的调和立国论及其对公民自由的关注
章士钊（1881-1973），字行严，湖南善化县人。20岁以前在家乡受传统教育，1902年入南京江南陆师学堂，次年在上海加入爱国学社，任《苏报》 主笔，1904年加入华兴会，后留学日本、英国。1911年回国任《民立报》主编，1913年任讨袁军军务院秘书长（当时没有军务院），次年在日本创办 《甲寅》杂志，1917年后在北京任职，抗战期间任国民政府参政员，建国后曾在政务院、人国人大、全国政协和中央文史馆任职。章士钊虽出生长沙，却长期在 外奔波。享年92岁，一生多姿多彩。他在思想领域的耕耘，最应为后人所称道。此处主要介绍他1910-1919年间的主要思想言论。①
此前的章士钊是一位热情、激进的革命者，言辞、情绪和思想取向都很极端，”其言词之间，略无忌讳“.②辛亥革命爆发后，章士钊立即回国，重端报人饭碗，先 是任《民立报》主编，对临时政府的一些错误措施毫不客气地进行批评；因其言论不见容于国民党人，另办《独立周报》，继续履行舆论监督职责；二次革命失败 后，逃亡日本，创办和主编《甲寅》杂志，在冷静总结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并系统地论述了”调和立国“论的思想主张。
章士钊认为，袁世凯的专制统治是”强人之同与己也“,”故专制者，兽欲也。“①章士钊也严肃地批评了革命党人的激进主义错误，”未能注意于利益不同之点， 极力为之调融，且挟其成见，出其全力，以强人同己，使天下人才尽出己党而后快。又其中有所谓暴烈分子者，全然不负责任，肆口谩骂，用力排挤，语若村妪，行 同无赖。“③章士钊并用英、法资产阶级革命中曾出现过极端的例子，证明走向极端，拒绝调和，必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此，章士钊认为，思想和制度等方面都 应作出相应的转变，建立以调和、宽容为基础的多元互动的社会运行机制。
首先，章士钊认为，”社会化同以迎异则进，克异以存同则退“,先秦以后，中国政治和学术文化停滞不前，就是因为尊孔而吃了大亏，所以抛弃好同恶异的专制思维，树立化同以迎异的观念。这是根本前提。
不好同恶异、化同以迎异的关键，是要培养对抗力，从制度层面解决问题。”苟一国焉，而无此对抗力，则其政象为专制……养成对抗，必如斯宾塞言：‘圆满一己 之义务，而不侵害他人。’惟其圆满己之义务，故‘不肯屈服强者之指命’；惟其不侵及他人，故得保持平等之权利。“⑤这是正义的基础，也是调和立国的基础。
章士钊认为，最能体现对抗力的制度是政党政治。现代政治就是政党政治，政党政治就是两党政治或多党政治。”凡国家能获政党之福音，必其国内有两大党，而亦 仅两大党，政纲截然不同，相代用事者也。“因此，”今之政党，当以今之政府为对立党，对于彼等之失策，尽力以攻之……彼而倾跌，我乃代之。“⑥ 又说”且政党不单行，凡一党欲保其势力之常新，断不利他党之消灭，而亦并利他党势力之微弱。盖失其对待者，已将无党之可言，他党力衰而己党亦必至虫生而物 腐也。“①所以必须设法保护反对党。”愚之所谓有容，乃在使异者各守其异之域，而不以力干涉之，非欲诱致异者使同于我。“”总之，愚为政本，只论同异而不 论是非。若以同为是，以异为非，即是好同恶异。“②只论同异，不论是非，这是两党政治的根本，只有如此，才能使立国之道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章士钊以其对西方民主政治的深入了解和深刻领悟，总结民国初年我国政治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从而提出调和立国论的重要思想，并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令中国知识阶层的政治视野更加开阔，是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积累的重要组成部分。
言论和财产自由是现代公民全部自由的基础，这一时期的章士钊对此也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南京临时政府的《民国暂行报律》，因于言论自由有障碍，章士钊主张” 根本的取消“, 并大声疾呼”民国当求真正之言论自由！“认为应”灌输真正之自由理想于国民之脑中，使报律两字永不发于国会议员之口。“③当民国元年，湖北省议会通过决 议，要没收汉冶萍公司时，章士钊立即撰文反对，他指出：这是商人资产，不可没收。因为”近世生产之发达实为资本凝集之结果；苛资本动摇，则生计状态将立见 退步也。“并进而指出其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使以后所有商业微，有资者相戒裹足不敢焉，此不谓自杀之愚计可得矣！“④要保证这些自由，章认为必须建立完 备的法治体系和司法独立制度，并成为他毕生所坚持的信念。
（作者系长沙巿开福区教科培训中心研究员）
【注释】
(1)《公言》杂志启事，载《湖南教育杂志》第3年第1期（1914年1月）。
(2)吴起鹤：《解放前的长沙图书业概况》，《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51页。
(3)参见湖南师大喻春梅博士博士学位论文：《长沙<大公报>（1915-1927）与湖南社会思潮》。
(4)刘人熙：《本报发刊辞》。转引自喻春梅：《刘人熙与湖南〈大公报〉》，载《周末文汇学术导报》，2006年第1期。
(5)抱一：《悼刘蔚庐先生》，转引自喻春梅博士论文：《长沙〈大公报〉（1915-1927）与湖南社会思潮》。
(6)田翠竹：《忆张平子先生二三事》，载《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第188页。
(7)张平子：《从清末到北伐军入湘前后的湖南报界》，载《湖南文史资料》第2辑，1961年。
(8)兼公：《司法独立问题》，长沙《大公报》，1916年5月3号。
(9)刘泱泱主编：《湖南通史》（近代卷），第798页。
(10)杨昌济：《蹈海烈士杨君守仁事略》，《杨昌济集》（一）第27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11月
(11)杨昌济：《余归国后对于教育之所感》，《杨昌济集》（一）第50页。
(12)见王兴国所编注的《杨昌济集》前言。
(13)杨昌济：《杨昌济集》第253-254页。
(14)杨昌济：《杨昌济集》第559页。
(15)《杨昌济集》第74页。
(16)杨昌济：《论语类钞》，《杨昌济文集》第85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10月第1版。
(17)《杨昌济集》第73页。
(18)《杨昌济集》第76、77页。
(19)曹典球：《杨昌济先生传》，《杨昌济集》第1281页。
(20)易培基：《亡弟白沙事状》。陈先初编《易白沙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8月第1版。以下关于易白沙言论的引文均出自该书。
(21)易白沙：《广尚同》（1914年8月10日）。
(22)王兴国：《“真理以辩论而明，学术由竞争而进”——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斗士易白沙》。《求索》1983年第2期。
(23)易白沙：《铁血之文明》（1914年11月）。
(24)易白沙：《孔子平议》（1916年2月、9月）。
(25)陈先初：《易白沙集》前言。
(26)章士钊此一时期的思想言论详细论述，请参阅袁伟时：《一个不应忘记的思想家--章士钊》一文。
(27)章士钊：《苏报案始末记叙》，《章士钊全集》第8卷第150页。文汇出版社，2000年2月第1版。
(28)章士钊：《政本》，《章士钊全集》第3卷第7页。
(29)同上第1、11页。
(30)章士钊：《札斯惕斯》，《章士钊全集》第3卷第61--62页。
(31)章士钊：《中国应即组织之政党其性质当如何》，《章士钊全集》第1卷第483页。
(32)章士钊：《政党政治之唯一条件》，《章士钊全集》第2卷第389页。
(33)章士钊：《论政本》，《章士钊全集》第3卷第148、147页。
(34)章士钊：《论报律》，《章士钊全集》第2卷第68、70页。
(35)章士钊：《《论湖北省议会议决没收汉冶萍公司事》，《章士钊全集》第2卷第391——3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