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长沙早期革命活动的三个“大本营”】朱习文2021年2期总124
2021-08-03 15:51:27   来源：   评论：0 点击：

1911年毛泽东走出韶山冲第一次来到长沙。1921年8月，毛泽东参加完党的一大后返回长沙，租下清水塘22号作为秘密联络点，后相继创立了中共湖南支部、中共湘区委员会。青年毛泽东从长沙出发，一步步开创了光辉的革命历程。1911年至1921年，毛泽东在长沙主要是读书学习和开展革命活动，其中湖南第一师范、新民学会、文化书社是其开展早期革命活动的“大本营”。
 
湖南第一师范：毛泽东思想萌芽地
1950年，毛泽东曾对他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同学周世钊说道：“我没有正式进入过大学，也没有到外国留过学。我读书最久的地方就是湖南第一师范，我的知识、我的学问，就是在一师的时候打好了基础。”
其实毛泽东考入湖南第一师范之前，有过一次入伍两次退学的经历。1911年，18岁的毛泽东到长沙湘乡驻省中学就读初中。辛亥革命爆发后，毛泽东决心投笔从戎。10月底，毛泽东参加驻长沙的起义新军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一营左队，当一名列兵。半年后，毛泽东认为革命已经结束，退出军队，决定继续求学。1912年，毛泽东先后报考警察学堂、肥皂制造学校、法政学堂、商业学堂、公立高级商业学校。在公立高级商业学校学习一个月，因英语跟不上班，只好退学。随后以第一名成绩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因该校“课程太少，规则繁琐”，毛泽东第二次退学。在长沙定王台省图书馆自学半年后，毛泽东1913年春天考入湖南公立第四师范，后第四师范并入了第一师范。此时毛泽东20岁。
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工作了8个春秋，先在师范部一部第八班就读，后有两年半时间，他担任一师附小的主事，兼任师范部国文教员。大礼堂、八班教室、水井、自习室、阅报室、君子亭等，见证了毛泽东在这里求学、执教以及从事早期革命活动的历史。
修学储能。长沙是青年毛泽东求学奋进的最重要地点。在长沙的求学经历，让毛泽东崭露头角，并为以后毛泽东成为“还看今朝”的“风流人物”、革命领袖，进行了学识上和思想上的力量积蓄。
毛泽东入学的同年，湖南一师聘用了一位新教员杨昌济。杨昌济是一位具有强烈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教育家，他的一些具有进步意义的思想观点和主张对于青年毛泽东曾起过很大的积极作用。杨昌济经常劝告学生要有远大理想，常说：“人患不肯立志耳，精神一到，何事不成？”毛泽东对老师的教导心领神会，决心“将全幅工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他主张青年人要有高尚的人生理想，远大的目标，多关心国家及天下大事，把自己的学习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人民的幸福联系起来。
1915年，日本国政府提出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秘密条款，袁世凯政府竟然承认了大部分条款。消息传到一师，毛泽东和师生们极为愤怒。一师教师编纂并集资刊印《明耻篇》。毛泽东读后在封面上写下了四言诗一首：“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表达了对民族危亡的关注和自觉担负起报仇雪耻的强烈爱国责任感。毛泽东被同学们赞为“身无分文，心忧天下”。针对当时的封建专制和军阀专制，毛泽东在日记中写道：“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在湖南一师读书时，毛泽东坚持“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学习方式，经常与好友横渡湘江，登上橘子洲，或在电闪雷鸣的雨夜爬岳麓山。毛泽东认为冷水浴“足以练习猛烈与不畏”，是一种锻炼身体和意志的好方法。他深得老师和同学们的喜爱。当时学校有一种考查学生学业与操行的办法，叫“人物互选”，由学生们按德、智、体育的要求投票。1917年6月的选举，全校当选的34人中，票数最多的是毛泽东。
1917年暑假，毛泽东与从一师毕业的萧子升结伴同行，从长沙出发，历时一个多月，风餐露宿步行游历了宁乡、安化、益阳、沅江等地。1918年春，毛泽东和蔡和森沿洞庭湖南岸和东岸，经湘阴、岳阳、平江、浏阳几县，游历半个多月，了解社会情况，读“无字书”。他在游学中广泛接触各阶层人士，进行各地历史、地理、物产、公共事业、教育状况及社会世态、风土民情等调查，深深感到农民的吃饭问题、土地问题是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同时了解到广大农民有着强烈的变革社会的愿望和要求。湖南第一师范附近有造币厂、黑铅冶炼厂和电灯公司，聚居着许多工人、人力车夫、菜贩和其他劳动者。毛泽东利用课余接触工人，和他们交朋友, 了解工人们的生活和思想要求。游学、社会调查既锻炼了毛泽东的社会调查能力，更增加了毛泽东对中国国情的了解，他注重“游学”“实学”和周密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锻炼与养成的社会调查能力和习惯。
军事指挥生涯的开始。1917年11月18日，北洋系军阀湖南督军傅良佐在护法战争中被护法军程潜部击溃，率残余部队三千余人败往长沙。此时的长沙城内无一兵一卒可以防守。为了避免溃军进城后烧杀抢掠危及学生的安全，学校决定将全部师生撤退到城东阿弥岭暂避兵祸。就在此时，毛泽东却建议主动进攻，击退溃兵。最后，在当地警察的配合下，毛泽东率领第一师范百余名学生军运用谋略、巧借地势，硬是一举逼降了全副武装的三千多溃军，从而保住了长沙城。毛泽东的才能和胆识得到了学校师生的一致赞赏，称其“冒险进取，警备非常”。多年后，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时曾提到过这次军事行动，称它是自己从事军事指挥生涯的开始。这些经历不仅培植了毛泽东的尚武精神, 还使他系统接受了战术、兵器、地形和谋略等军事学训练, 培养了他临危不惧的军事指挥才能和钻研军事技术、指挥艺术的习惯, 特别是知己知彼, 不打无准备之仗的战争谋略 。
结交“真朋友”。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从小立志救国救民的毛泽东视野越来越开阔，思考问题也越来越深邃。早在 1915 年，他就开始认识到，要寻求革命真理，单靠个人或少数几个人奋斗是不行的，必须到广阔的天地里去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以便切磋琢磨，共同提高。1915 年秋，他以“二十八画生”的名义，向长沙各校发出了一份油印的《征友启事》。经过两年的努力，毛泽东与蔡和森身边聚集了二十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
建党建团。在湖南第一师范，可谓英才辈出，毛泽东等在此建立新民学会和筹建湖南共产党、共青团组织，吹响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号角，使湖南第一师范成为湖南革命青年的大本营。
1918 年6月，毛泽东毕业离校。不久，他为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到了北京，并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1919 年底，他第二次到了北京，并去了上海等地。在此期间，他与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李大钊、陈独秀等有了很深的交往，同时还读到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并开始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
1920 年秋至 1922 年冬，毛泽东担任了第一师范第一附属小学主事（校长），并以主要精力从事创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活 动。1922 年冬，毛泽东辞去附小主事职务离开第一师范，开始了职业革命的生涯。
 
 “沩痴寄庐”：新民学会旧址
为了在长沙求学，1917年，蔡和森全家在母亲葛健豪的带领下从湘乡永丰（今属双峰县）来到长沙河西岳麓山下，租住一户农家小院，小院门楣上写着 “沩痴寄庐”。
1915年9月，毛泽东在长沙城内各中等学校传达室门口贴有一张《征友启事》。毛泽东自己说“仅有三个半人回信”，即陈章甫、罗学瓒、罗章龙，另“半个”是指李立三。虽然应者不是很多，可毛泽东并没有放弃对“组织团体”的渴望。
毛泽东收到“三个半之一”的罗章龙的回信后，立即回复，还引用了《庄子》里的两句话：“空谷足音，蛩然色喜”，并约好星期日上午到图书馆见面。
正是在毛泽东有心“经营”和魅力吸引下，他的周围渐渐地集合了一群青年。他们相聚橘子洲，纵论爱国情怀；他们露宿爱晚亭，畅谈社会改造；他们击水湘江里，抒怀畅言志向……
毛泽东这些亲密朋友日后就成了新民学会的核心。1918年4月14日，是“沩痴寄庐”最灿烂的一天。毛泽东、蔡和森、萧子昇、萧植藩（三）、陈绍休、罗章龙、邹鼎丞、张昆弟、邹蕴真、周名弟、陈书农、叶瑞龄、何叔衡、李维汉14人，来到这座小院，举行新民学会成立大会。从此，这里与中国革命相连，也随着中国革命航船的前行载入史册。学会的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还规定了会员必须遵守的纪律。会议选举萧子升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学会成立后，由于萧子升不久即去法国，会务由毛泽东主持。
创办平民夜校，出版报纸宣传救国。新民学会时期，毛泽东通过办报纸、开夜校，实地考察等实际行动探索救国之路。1918 年3 月，他用普通工人都能懂的大白话亲自写了一则《夜学招学广告》，但实际效果并不好，毛泽东仔细寻找原因后发现，不识字的人根本不去看广告，略识字的工人不相信免费学习这样的好事。随后，毛泽东和同学们分头到工人宿舍区和贫民区张贴夜校广告，仔细解释。5天后，就有 100 多人报名。毛泽东在《夜学日志》中这样写道：工人要求入学的心情，“嗷嗷待哺也”，他们分发广告时“大受彼等之欢迎，争相诘问，咸曰‘读夜书去！’”夜校中担任教员的多是新民学会的成员。
创办报纸也是五四前后新民学会会员唤起民众的主要途径。五四运动爆发后，毛泽东通过创办《湘江评论》为运动摇旗呐喊。虽然《湘江评论》只出版了5期就被军阀查封，但在这5期的宣传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连远在北京的陈独秀都知道湖南有个毛泽东创办了《湘江评论》。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中写道，五四运动“旌旗南向，过黄河而到长江，黄浦汉皋，屡演活剧，洞庭闽水，更起高潮。天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辟易。咳！我们知道了！我们醒觉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
领导驱张运动。“驱张运动”是指湖南人民驱逐军阀张敬尧的运动。1918年9月中旬，毛泽东等会员在湖南商业专门学校召集原学联干部酝酿驱张问题。毛泽东、张百龄等湖南旅京10人上书总统府、国务院，以及外交、财政、工商三部。毛泽东与数位会员还在北京创办了“平民通讯社”，毛自任社长，每日发稿分送京、津、沪、汉各报，将张敬尧祸湘的罪恶及各地“驱张运动”的消息加以传布；彭璜在上海，何叔衡在衡阳分别创办《天问》《湘潮》杂志，讨论驱张办法。
1919年12月2日，新民学会会员们利用张敬尧镇压群众焚烧日货运动、侮辱学生代表等事件，组织中小学学生和教师参加示威游行，发出了“张毒一日不出湘，学生一日不返校”的宣言。随后新民学会决定组织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衡阳、常德、郴州、广州、上海等地，进行请愿和联络。前往北京的主持人是毛泽东。1920 年1月28日，以毛泽东为湖南公民代表团团长向国务院请愿，后又转赴国务总理靳云鹏私宅，要求靳当众宣布解决办法。靳云鹏最后不得已承诺将湖南问题提交国务会议讨论决定。最后，由于群众斗争的压力和直皖两系军阀之间的矛盾，张敬尧于 1920 年 6 月被赶出湖南。
提倡湖南民选的“自治运动”。“湘人自治”运动是“驱张运动”后新民学会发起的又一运动。1920年6月，毛泽东与彭璜等人在上海成立了湖南改造促成会。提出改造湖南的主张，阐明湖南改造的要义在于“废督裁兵”“建设民治”等。9月，毛泽东在《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指出，“最好办法，是索性不谋总建设，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实行‘各省人民自决主义’”。“湘人自治”提出实行湖南人“自决自治”，在湖南地域建立一个“湖南共和国”。
在“湘人自治”运动中，毛泽东积极参与，并指出“我们不必去做具体的建设运动，却不可不做促进的运动。我们不必因为人数少便不做。人数尽管少，只要有真诚，效力总是有的”。湖南省长谭延闿坚持以他所掌握的省议会来起草湖南宪法，否定了毛泽东等新民学会会员提出的召开湖南人民宪法会议的主张。这就使湖南自治运动成为谭延闿手中欺骗大众的工具。毛泽东等人于 10 月下旬不得不愤然退出了“湘人自治”运动，自治运动以失败告终。毛泽东等人意识到政治改良行不通，必须另寻出路。他写给蔡和森的信中道：“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
支持赴法勤工俭学。当时，毛泽东积极动员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新民学会成立前后，原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教书，后来到北京大学任教的杨昌济给毛泽东来信，告知有人发起留法勤工俭学的消息。于是，新民学会专门讨论了组织会员和湖南青年参加留法勤工俭学的问题。他们认为通过留法勤工俭学，可以直接研究西欧工人运动的经验，特别是研究十月革命的经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新思潮，学习西方的文化科学技术，正是“向外发展”的一个好机会。从此，毛泽东、蔡和森等人便着手积极组织，进行赴法勤工俭学的准备工作。1918年8月，毛泽东率领一批学生来到北京，在打算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中，湘籍人士最多，经杨昌济的协调，获准首先为之举办一期预备班。毛泽东在杨怀中的协助下，把控制在范源濂、熊希龄等手中的一笔前清户部应退还湖南的粮、盐两税的超额余款存在俄国道胜银行的利息提取出来，用作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的旅费。所以，罗学瓒在10月16日从北京寄给叔祖父的信中曾这样写道:“毛润之(按即毛泽东)此次在长沙招致同志来京，组织预备班，出力甚多，才智学业均为同学所佩服。”1919年春，中国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从上海起程。3月14日，毛泽东为送别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第一次来到上海。此次赴法勤工俭学的89位学生中，有43位湖南青年。毛泽东参加了这个在寰球中国学生会会所举行的欢送会，并和大家一起合影留念。
1921年春，新民学会会员由于在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途径上发生冲突，新民学会完成历史使命，停止活动。新民学会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培养了一批人才，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新民学会会员们的优秀品质和崇高追求对中国共产党成立和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文化书社：湖南早期党组织秘密联络点
1919年，由于蔡和森一家赴法，岳麓山刘家台子的住房已退租，加上留长沙的会员基本上住在河东城区，湘江当年尚未架桥，会员们过河不方便，以后的活动基本上在城区。湖南建党的重要驻点就选择在城区潮宗街的文化书社。
1920年7月，文化书社进入了紧锣密鼓的筹办阶段。毛泽东从上海返回长沙途中，专程到武汉会见在明德大学读书的新民学会会员易礼容，动员他休学回湘主持文化书社。接着，毛泽东、何叔衡、易礼容等人即着手筹备文化书社，邀政界和商界的名流姜济寰（长沙县知事）、贺民范（岳阳县知事）等人，教育界和新闻界的进步人士朱剑凡、易培基、方维夏和王季范等人参与其事，使文化书社罩上了合法的光环，便于传播新文化和新思想。
8月2日，在何叔衡任教的楚怡小学召开了文化书社的成立会议。毛泽东、何叔衡、彭璜、易礼容等人与会，推选毛泽东、彭璜、易礼容为筹备员。书社经营采取股份制的方式，原始股东只有三人：毛泽东、易礼容和彭璜。毛泽东身无分文，只得向岳母求助，从杨开慧之母向振熙那里得到了资助，与合伙人以低租金租赁了湘雅旧校区三间空房，包括传达室和两间教室。书店起名“文化书社”，租赁手续是8月20日由湘雅学校秘书赵运文经办的。
销售新出版物。毛泽东于7月31日起草的《文化书社缘起》中这样写道：“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文化书社愿用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文化书社缘起》广告刊登在湖南《大公报》上。9月9日，文化书社正式开业，最初资本金500元，经营的书有164种，杂志45种，日报3种。毛泽东有意识地多进《新青年》《新潮》《劳动界》《新生活》《少年中国》《时事新报》等观点新颖的报刊，销路果然很好。销售的书籍主要有《共产党宣言》《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新俄国之研究》《劳动政府与中国》《阶级斗争》《现代教育之趋势》《罗素政治理想》《杜威五大讲演》等等。
为了能拿到最低折扣的书刊，毛泽东找出版社直接挂钩，与上海泰东图书局、中华书局、亚东图书馆等11家出版社签订了合同。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动用他与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等人的关系，由他们出具信用介绍，使供货商免去了书社的抵押金，或者拿到更便宜的书刊。
书店由易礼容任前堂经理负责销售，另聘陈子博为营业员并负责送报刊到订户家里，毛泽东任特别交涉员负责进货。后来股东扩大到17人，包括何叔衡、姜济寰等。易礼容、陈子博长期居住书社，自己生火做饭。毛泽东虽有第一师范附属小学的教职，但经常来书店甚至住在这里。在这当中，作为交涉员的毛泽东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为他后来在湖南的革命活动奠定了较好的人缘基础。
文化书社开长沙新风，尤其受青年学生的欢迎。为了使有价值的书报杂志广泛传播至全省，到1921年3月，书社还在平江、浏阳、武冈、宝庆(今邵阳)、衡阳、宁乡、溆浦设立分社，在湖南第一师范、楚怡小学、修业学校等处设立了贩卖部。随着影响力越来越大，书社先后与全国近百家杂志报纸、书馆取得密切联系，购销书籍的品种也越来越多。在其经营的近300种书刊报纸中，有哲学社会科学书刊、教育书刊、文学艺术书刊等。其中以哲学、社会科学类的书最多，占全部书刊的1/3。
文化书社通过在长沙和各地的分社、贩卖部大量发行革命进步书刊报纸，对湖南的知识界及青年学生起到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特别是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到湖南各地，唤醒并提高了湖南青年的革命觉悟。
湖南早期党组织的秘密联络点。文化书社还是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和党的创立时期中共湖南支部的秘密联络点。新民学会的一些重大活动，都是在文化书社内开展的。由毛泽东发起组织的俄罗斯研究会在这里成立，新民学会的3次会员大会在这里举行，外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给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来信也多由书社转交。
湖南党组织成立初期，经费拮据周转不过来时，便通过文化书社这个“商业机关”向钱庄贷款，以解燃眉之急。党中央每月拨给湘区的60元活动经费，也是经日本在华邮局寄给文化书社转交的。
蔡和森于 1920年8月写信给毛泽东：“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我认为是现世界唯一制胜的方法。”他还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此“为无产阶级运动的神经中枢”。蔡和森最早提出要在国内“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而且比较系统地阐述列宁的党建思想。在长沙的毛泽东支持蔡和森提出建立一个“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的主张， 认为此“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毛泽东不仅赞成在国内成立共产党的组织，更强调了思想建党的重要性——“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
自从《新湖南》周刊被军阀封杀后，毛泽东仍然住在潮宗街 56 号 （有时也住修业学校，直至 1921 年冬才搬到清水塘的中共湘区委员会新址）。毛泽东还在文化书社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小组和俄罗斯研究会。毛泽东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化的过程中，对俄国革命给予了特殊关注，希冀“以俄为师”。1920年 9月15日，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在文化书社内召开了成立大会，推举姜济寰为总干事，毛泽东为书记干事，彭璜为会计干事，易寅村为总务干事。会议决定派张丕宗赴北京筹备赴俄勤工俭学事宜，并与赴俄团体及俄国代表接洽；派郭开第开设俄文班，地址设在船山学社（又称曾国藩祠），为湖南青年赴俄勤工俭学做准备。研究会还规定：会员们每逢星期日下午都要定期自愿地聚集在文化书社阅览室，以书社贩卖的进步书刊为学习资料，开展时事研讨和学习心得交流。待湖南建党任务完成以后，研究会于 1921年停止了活动。
“通信地址”。1921年，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翻译张太雷来到长沙，在书社与毛泽东、易礼容见面，讲授阶级斗争问题。毛泽东的“永久通讯录”，也是填写的“长沙文化书社”。
文化书社作为新民学会会员的永久“通信地址”，以此保持与省内外和海外会员之间的沟通联络。新民学会的会刊和通信集是由文化书社编辑承印的，今天我们还能够看到《新民学会会友通信集》3册。关于以潮宗街56号做通信处的情况：1920年10月毛泽东对萧三说：“请告诸友，以后通信均书写长沙文化书社。”又如11月的《新民学会启事》也称：希望会员们向《新民学会会员通讯集》投稿，“稿寄长沙潮宗街文化书社毛泽东君为荷”。1921年9月他致杨钟健的信写道：“以后赐示，请寄长沙潮宗街文化书社。”毛泽东写给早期党员彭璜的信，就使用了印有“文化书社（大字）长沙潮宗街（小字）”的信封。
l927年，长沙文化书社在马日事变中被捣毁。虽然仅经营了近7年，但书社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为湖南党组织的最初发展，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做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单位：湖南党史陈列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