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初建湘军时，并没有把湘军建成团练之意，他亲手创办的湘军一开始也确非团练，但后来为什么论者往往有湘军初建时是团练的说法呢？这就要从楚勇和湘勇说起了。
楚勇是湘军中办得最早的团练，它的领导人是江忠源。江忠源，字岷樵，湖南新宁人，诸生，1837年（道光十七年）中举人，旋赴京参加会试,不中，乃客居京师，广交贤士大夫，尤与曾国藩、郭嵩焘、陈源兖等交善，并拜曾国藩为师。1840年大挑得教谕，归新宁。新宁地处湘桂边境，崇山峻岭，汉瑶杂处，民风强悍，常发事端。江忠源谓其乡人曰：“楚粤之交，山谷阻碍，奸民萌蘖其间。有司缚于文法，不敢诘。新宁，岩邑也，民獐杂处，又与广西五排连，一旦作乱，事其危哉！”[1]于是，他“倡行团练，以兵法部勒乡人子弟，而湖南团练自此始”[2]。江忠源初办团练以族为团，后扩展至一乡。他很重视对团练进行思想教育，“每月朔，会乡村子弟，剀切譬晓，俾知亲亲长长之义，阴以兵法部勒其众。数月，一乡肃然”[3]。江忠源办团练的初衷是为了防止“奸民”作乱，并以本乡子弟为基础。1847年10月，新宁黄背峒瑶民雷再浩领导农民起义。新宁知县李博邀集江忠源、邓树堃等招募团练镇压起义。江忠源编练的团练在平息雷再浩起义中立了功，为此，江忠源名声大振，事后，赏蓝翎，授浙江秀水知县。
在浙江秀水因卓有政绩，受到巡抚吴文镕赏识，被吴文镕和曾国藩作为人才向咸丰帝举荐。1851年（咸丰元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江忠源此时正丁忧在籍，闻讯，即墨绖从戎，募过往所练团练500人，赴广西作战，解桂林围后，升知府。他带的队伍号称“楚勇”，楚勇之称起于此，湖南“楚勇”出境作战也自此始。[4]江忠源入桂时，楚勇仅是辅助清军作战，到桂林之役时，江忠源出私财募乡勇千人，招同邑刘长佑相助，独立成为一军，是时，楚勇增加到了1500人。桂林围解后，擢知府。1852年4月（咸丰二年），江忠源率楚勇在蓑衣渡设伏截击太平军，获胜。随后，又参加了防守长沙等重要战役，镇压了巴陵晏仲武、浏阳征义堂等起义，以军功擢道员。自长沙之役后，楚勇就成为湖南的一支地方武装。1853年2月，江忠源带楚勇赴湖北作战，授湖北按察使，先后镇压了通城、崇阳、嘉鱼、蒲圻的农民起义，清廷以其“忠勇可恃”，谕帮办江南军务，同年升任安徽巡抚,成为湘军将帅中最早升任巡抚者。1854年1月14日,江忠源在庐州之战中败绩，自尽身亡，死后追赠总督，谥忠烈。
楚勇与曾国藩领导的湘军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呢？首先，如前所述，楚勇早于湘军，从1851年入广西时号称“楚勇”开始，它早于罗泽南、王錱等1852年12月招募的“湘勇”。如果从1847年10月他率团练镇压雷再浩起义算起，则早于湘勇五年有余，更早于曾国藩1853年7月领导楚勇、湘勇赴江西作战。楚勇虽早于湘军，但最终还是归曾国藩统帅，隶属于湘军。江忠源虽然是湘军将帅中最早授予巡抚的人，但他在京时就曾拜曾国藩为师，曾国藩后来组建湘军时，江忠源亦出谋划策。1854年，江忠源在庐州之战死后，楚勇即归曾国藩统领，因此，它是湘军中最早的队伍。其次，楚勇与曾国藩组建的湘军有所差别，一则它最初是团练，而曾国藩组建湘军初始，就没有先办团练再办湘军的想法和做法。罗尔纲先生对此有过精辟考证。他写了《湘军非团练辨》，文中他分析湘军非团练非常清楚，笔者对罗先生的分析很赞同。他引了曾国藩的话：“臣自咸丰二年奉旨办团,初次折内即奏明自行练勇一千，是臣所办者乃‘官勇’，非‘团丁’也。”又引了郭嵩焘的一段话：“长沙围解，诏曾文正公帮办团练，所谓以乡人副巡抚者即指此也。曾文正公具奏团练不足，惟当练治一军讨贼，是湘军之起，正在初办团练时，更无所谓萌芽也。”[5]曾国藩办湘军，一开始就是办官勇，要办一支能镇压太平军的军队，而并没遵从谕旨办团练。因此，郭嵩焘说并“无所谓萌芽”，即指没有办团练这一阶段，而是直接募勇组建了湘军。其三，江忠源选将募勇方法与后来湘军募勇很有相同之处。江忠源募勇先选将，再由将选兵，兵归招募之将统带。后来，湘军募兵亦是将必亲选，兵由将招，兵归将有。这与江忠源招募楚勇时的方法是一脉相承的。江忠源的军队在广西时，曾有“江家军”之称，这与其军队的招募制度有关，也与其军队的私有性有关。此外，江忠源办团练时就注意对团丁进行忠孝思想教育，后来曾国藩对军队进行思想教育成为他治军的法宝之一。
二
湘勇是晚于楚勇的团练，它最早的领导人是罗泽南、王錱、刘蓉等人。罗泽南，字仲岳，号罗山，湖南湘乡人，家贫，早年授徒为业,学以性理为依归。1851年举孝廉方正。湘军著名将领王錱、李续宾、李续宜、蒋益澧、刘腾鸿等皆是他的得意门生。王錱,字璞山，湘乡人，为府学生员，深受罗泽南器重。刘蓉，字孟蓉，号霞仙，湘乡人，县学生员。1851年太平军在广西举行起义，清廷命原湖北巡抚罗绕典帮办湖南军务，协助湖广总督和湖南巡抚办理团练事宜。湖南积极响应清政府旨令，很多县开始办团练。湘乡县知县朱孙诒在湘乡极力推行团练政策，他召集各乡地主绅士制定团练章程，规定各乡都要办团练。湘乡绅士罗泽南、王錱、刘蓉等人鼎力支持，开始在湘乡招募团丁。《罗泽南年谱》载：“邑令朱公檄先生及王公鑫、刘公蓉，使练乡勇，以资防堵。先生仿戚氏法部署其众，教之击剑，勖以忠义，纪律肃然。”[6]罗正钧撰的《王壮武公年谱》中载：“粤寇犯永安，湖南戒严，莠民乘衅窃发，湘乡东南界衡山劫掠尤盛。公辄阴察魁党姓名，佐知县朱公辅治，乃倡行团练保伍之法。”罗正钧在《湖南褒忠录•王壮武公传》中云：“（王錱）咸丰元年，倡行团练于乡。”又云：“公丙辰上某公书云：洪寇发难广西，錱惧祸及桑梓，于咸丰辛亥秋，倡行团练。王錱自云，‘我在湘乡办团，自咸丰元年中秋后起，至十月初而粗成。其时，贼在广西，谁知团练二字为何物？忽闻此议，莫不掩耳而走。两月之间，悉心开导，只恃此一点血诚，不计成败利钝，不顾祸福生死，任劳任怨，以成此举’。”[7]从这些记载中可知道，罗泽南、王錱等办团练始于1851年秋，目的主要是为了保护桑梓。当时罗、王所练湘乡团丁人数为千余人，分为中、左、右三营，每营360人。罗泽南将中营，王錱将左营，罗信南将右营。
1852年，太平军进军湖南，为了加强省城防御，巡抚张亮基檄调罗泽南、王錱等领所练湘乡勇丁千余至省城，与曾国藩一起办理湖南团防。关于早期“湘勇”之称，曾国藩也多有记载。他在《请建忠义祠折》中云：“国藩于咸丰二年十二月奉旨帮办团防。时长沙围解未久，臣率同罗泽南、王錱、罗信南数人，督带湘勇，照前明戚继光之法，练习胆技。”关于湘勇渊源，曾国藩在《湘乡昭忠祠记》中讲得更为详细：“咸丰二年十月，粤贼围攻湖南省城，既解严，巡抚张公亮基檄调湘乡团丁千人至长沙，备防守。罗忠节公泽南、王武壮公錱等，以诸生率千人者以往。维时国藩方以母忧归里，奉命治团练于长沙。因奏言团练保卫乡里，法当由本团醵金养之，不食于官，缓急终不可恃，不若募团丁为官勇，粮饷取诸公家。请就现调之千人，略仿戚元敬氏成法，束伍练技，以备不时之卫。由是吾邑团卒，号曰‘湘勇'。”[8]可见，湘勇最初是由罗泽南、王錱等招募的湘乡团练，主要任务是保卫桑梓，粮饷自筹，不由官府负责。直到张亮基檄调湘乡团练到长沙备防守，性质上发生了变化，团丁转变为官勇，粮饷由官府负责。
为训练湘勇，王錱“重改定军制，撰写《营制》《职司》《号令》《赏罚》《练法》五篇，曰《练勇刍言》，遂为湘营定制”[9]。王錱所定的营制，据王定安、左宗棠等记载，对后来湘军的营制影响甚巨。
王定安在《湘军记•水陆营制篇》中云：“湘军初兴，王錱、罗泽南皆讲步伐，谙战阵，深沟高垒，与贼相拒，曾文正采其说而立营制，楚师之强，莫与京矣。”又云，“湘军规制，多采之王錱《练勇刍言》。”左宗棠在《与郭公昆焘书》中云：“吾军在楚人中最晚出，最讲营规。数年后，当与王錱壮武部齐观，暂尚不敢自信。”可见，湘军营制受湘勇影响极大。
三
湘军初建，是以楚勇和湘勇为基本队伍。所以，后来论者说湘军最初是团练应当是以楚、湘勇为根据。1853年2月，湖南巡抚张亮基调任湖广总督，离湘赴鄂，江忠源随行。其部楚勇留长沙者，由刘长佑、江忠济接统之。张亮基、江忠源、左宗棠离湘赴鄂，建立湘军的任务就自然全落到曾国藩的头上。这时，耒阳、常宁报有农民闹事,曾国藩即调派刘长佑、李辅朝带楚勇500名，王錱带湘勇300名去剿捕，耒、常农民闻讯逃遁。这时，正逢衡山县有农民军起事，楚、湘勇留衡山剿捕，一战平之。这次是楚勇、湘勇第一次在曾国藩的指挥下作战。1853年7月，太平军攻战江西省城南昌，江忠源向湖南求援。新任湖南巡抚骆秉章与曾国藩会商，拟从湖南楚勇、湘勇中募兵前往援助，结果，招募了楚勇2000人、湘勇2000人，共4000人，前往江西与太平军作战。江西之战，是曾国藩决定招募更多勇丁组建一支规模更大的军队的契机。他在给王錱的信中说：“目今江西已有楚勇二千，湘勇二千，颇有和翕相卫之象。而自临庄诸君殉难以来，仆日夜忧虑，深恐吾、岷、石、罗、筠诸兄无以取胜而立于万全之地，且以贼氛数万之众，而吾勇仅有四千，亦无以壮其魄而树厥威。拟请再练勇六千，合成一万之数，概归岷樵、石樵二君子统领，其经费一面劝捐，一面由藩库提取数万金应用，以此入奏，宜蒙谕允，不识足下以为然否？”[10]在给江忠源的信中云：“鄙意欲再募勇六千，合成万人，概交阁下为扫荡之具。”又云，“国藩拟即日添募义勇，以湘乡、宝庆人为主，而他县人亦时用之。一面训练技艺，一面劝捐助饷，大约璞山以十月率勇二千前往。又别求忠勇之士，十一月率二千前往。十二月再率二千前往，合现在江省之楚勇、湘勇，足成一万之数。”[11]他在给文希范的信中也说：“窃念今日之大局，若非练兵万人，合成一心，断难制此贼之死命。”[12]楚勇、湘勇这次援江西虽然获胜，解了南昌之围，但损失却也惨重。
通过这次援江西之战，曾国藩得到了很多启示：其一，太平军顽强善战，非一般农民起义军可比。因此，要打败太平军，必须有足够的兵力，所以招募勇丁迫在眉睫，这从他给王錱、江忠源等人的信中即可看出。这时的曾国藩，手中还没有一支亲自招募训练出来的军队，他急于要招兵应战。这时他订的计划是扩招至一万人，并以湘乡、宝庆等湖南籍人为主体。其二，太平军水师是其取胜之重要条件，从与太平军水师作战中，曾国藩认识到必须尽快建立水师，才能真正与太平军对垒。他在《暂缓赴鄂并请筹备战船折》中说：“该匪以舟楫为巢穴，以掳掠为生涯，千舸百艘，游奕往来，长江千里，任其横行，我兵无敢过问者。……现在两湖地方，无一舟可为战舰，无一卒习于水师。今若带勇但赴鄂省，则鄂省已无贼矣；若驰赴下游，则贼以水去，我以陆追，曾不能与之相遇，又何能痛加攻剿哉？再四思维，总以办船为第一先务。”[13]清廷同意了曾国藩的请求，曾国藩即在衡州、湘潭两处设厂造船，配备洋炮，招募勇丁,开始组建水师。其三，有了足够的军队，还必须配备好的武器，对其进行严格训练，方能出战。他在给李鸿裔、叶慕韩的信中说“属办火器等件，即已具备”。并认为“火罐非焚舟之具，若守城防卡，居高临下，差得力耳。火箭亦非妙器，盖利于高仰，而不利于平放。今方别求制法，并以附闻”[14]。曾国藩认为，1854年湘潭、岳州之战能取胜主要是依靠新式武器，他在《请催广东续解洋炮片》中说：“炮位适用之品，最为难得。此次蒙皇上屡降谕旨，饬令两广督臣叶名琛购备洋炮，为两湖水师之用。现已先后解到六百尊来楚，皆系真正洋装选验合用之炮。湘潭、岳州两次大胜，实赖洋炮之力。……水师尚需增添，尤须有洋炮陆续接济，乃能收愈战愈精之效。”[15]有了好的武器,还必须对勇丁进行严格训练。曾国藩初建湘军时非常注意对勇丁进行两方面训练，一是政治思想方面的训练，二是军事方面的训练。
综言之，楚勇、湘勇是湘军初建时的基本队伍，曾国藩最初的想法是合楚、湘勇及新募勇丁合成一万陆师，但与太平军作战中，他尝到没有水师的苦果，乃决定开船设厂，招募水兵，在朝廷支持下，他很快完成了成立水师的愿望。初建的湘军在曾国藩的精心策划、指挥和训练下，仅一年多的时间就完成了它最初的组建，不但有了精锐可用的陆师，而且还拥有了战斗力颇强的水师。1854年2月，曾国藩在衡州训练湘军结束，正式出省作战，仅用了年余时间。这时共有陆师十三营、水师十营，一万七千余人，曾国藩发布了著名的《讨粤匪檄》，号称二万人。“本布部堂奉天子命，统帅二万，水陆并进，誓将卧薪尝胆，殄此‘凶逆’，救我被掳船只，拔出被胁之民。不特纾君父宵旰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不特为百万生灵报枉杀之仇，而且为上下神祇彐被辱之憾。”湘军从此以一支劲旅开始了与太平军的战争，曾国藩也从此一步步升到了显赫的地位，达到权力的巅峰。
（作者系本馆馆员）
参考文献
[1]郭嵩煮：《赠总督安徽巡抚江忠烈公行状》，《养知书屋文集》卷十七。
[2]朱孔璋：《咸丰以来功臣别传》卷三上。
[3]郭嵩焘：《赠总督安徽巡抚江忠烈公行状》，《养知书屋文集》卷十七。[4]对“楚勇”赴桂作战之事多有记载。如朱孔璋撰《咸丰以来功臣别传•江忠烈公别传》中说：“公募故所用乡勇五百人，使弟忠濬帅以来，号楚勇。”郭嵩焘撰的《江忠烈公行状》中说：“（乌兰泰）以公在新宁讨贼所练团丁可用，属公自将五百人为一军。公令季弟忠淑在籍选募，帅以来，号称楚勇。湘南乡勇出境讨贼，自此始也。”
[5]转引自罗尔纲著《湘军兵志》第43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6][7]《湘军人物年谱》（一），第47页，岳麓书社1987年版。
[8]《曾国藩全集•诗文》第303页，岳麓书社1986年版。
[9]《湘军人物年谱》（一），第56页，岳麓书社1987年版。
[10]《曾国藩全集•书信一》第187页，岳麓书社1990年版。
[11]《曾国藩全集•书信一》第192-193页，岳麓书社1990年版。
[12]《曾国藩全集•奏稿一》第77页，岳麓书社1987年版。
[13]《曾国藩全集•书信一》第77页，岳麓书社1987年版。
[14]《曾国藩全集•书信一》第179页，岳麓书社1990年版。
[15]《曾国藩全集•书信一》第161页，岳麓书社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