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湖南自修大学的一束回忆】周世钊等2021年2期总124
2021-08-03 15:57:41   来源：   评论：0 点击：

编者按：湖南自修大学是毛泽东1921年8月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回到长沙，在小吴门正街（今中山东路）船山学社创办的。自修大学采取近代大学和古代书院相结合的教育形式，学员在导师指导下，以自学为主，开展讨论，并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学校以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工人运动为宗旨，培养了大批干部，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所培养干部的学校。以下一组文章，为该校经历者的回忆，系1967年长沙市毛主席革命活动纪念地工作人员采访他们的记录，至今未曾发表，堪称珍贵。本刊特将此集束发表，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关于自修大学
周世钊
选了仇鳌当船山学社社长，作门面，大树底下好遮荫。仇鳌是一个官僚，不管事的。毛主席请王季范先生当驻社老师，主管一切日常事务工作。王季范是没有什么政治主张的，都听毛主席的指示安排，所以仇鳌是挂名社长，王季范是具体工作人员，毛主席是总指挥。船山学社原来是讲船山学问的，毛主席就利用这里在1921年办自修大学，就是自学，请了李达，名义上当学长，讲历史唯物主义，但并不经常上课，即是党内人员和新民学会人员来自修。夏明翰烈士在这里住过。
1921年，我在南京念书，寒假回来就住在船山学社。1922年暑假又回湖南，住在船山学社。那时何叔衡在内负责，毛主席领导指挥，还住了一些人在内自修。  
自修大学里面后来又办了一个补习班，是自修大学附设的，现在教育部副部长柳湜，在自修大学教过课，他告诉我教课是没有报酬的，教课后请吃一餐饭，送一双鞋。补习班是宣传新思想，同时也增加一点搞革命活动经费。当时听毛主席说，搞革命是很苦的，没有一点经费，办补习班可以收几块钱的学费，就补充一点革命活动经费。当时对自修大学，有些人看不惯的，如南京大学一个反动学术权威讲西洋史的，叫刘伯云，在南京大学给我们上课骂“大学岂还有自修的”。毛主席办自修大学就是为了掩护革命和自修马列主义的，是蔡元培提出“自修大学”这个名字的。李达当时为学长时，办了一个《新时代》报，该报第一篇文章是毛主席写的《外力，军阀与革命》。现在中央文史馆员邹蕴真，当时编辑《新时代》报。
毛主席有时住清水塘，有时住船山学社内。我21年、22年寒暑假住在船山学社。毛主席经常和我坐在一起谈话，或是乘凉。记得1923年我回长沙，那时正是唐赵之争，反赵恒惕。我看见毛主席桌上反赵恒惕的传单一大堆，我对毛主席说：“这是很危险的呀！”
关于房屋情况，只知道范围到现在的十四中内进去相当远。前门以前是一个很大的空坪空地，没有房子。中门是烈士祠，侧面是船山学社，可能有了船山学社才开门的。我因为没有听课，所以没有到讲课的课堂去，我不清楚。我可能是住在你图上所画的走廊这边的总务处的房子内。谢老，谢觉哉是何叔衡的好朋友，他经常住在里面，与何叔衡一起，他知道上课的情况。
（1967年1月于长沙市教育东街，调查人李华章、任泽祖）
 
忆毛泽东在船山学社的活动
周世钊
原来这里叫曾文正公祠，辛亥革命后曾文正公祠全部改为烈士祠，纪念辛亥革命的同志，祠前放了两个铜像。王船山是明末清初的一位学者。研究船山学问的学者组织起来，讲船山先生的学问，利用烈士祠旁边的一部分房屋讲学用，叫船山学社，没有用正祠。当时我和毛主席在一师读书，经常来船山学社听讲学。
毛主席1918年在一师毕业后，在长沙搞爱国活动，还不是党的活动，经过五四运动，到1919年“驱张运动”后，开始搞党的活动。当时，船山学社经常改换社长，当时的社长是石间山，邵阳人，在一师教书。石间山经常要毛主席拉一些社员进来参加选举，帮助石间山拉选票。石是一个党棍，很顽固不化。毛主席想利用这个地方搞革命活动，就组织了一部分社员入社选举，选了仇鳌为社长。
（1967年1月于长沙市教育东街，调查人李华章、任泽祖）
 
回忆自修大学
黎宗烈
1921年5月结束船山中学时，我到自修大学搞筹备工作。1922年5月，我离开自修大学去南洋。解放后，1950年我回到长沙。原来湖南省政府每月拨给船山中学经费400元，船山中学停办后，每月200元（计社长60元，总务30元，工人每人2至3元，共有工友四五人），除开支工薪外，其余的钱搞修理、买书报。船山中学结束后，我经手学校40把椅子，花60多元，放在教学大楼下面教室里。
当时自修大学的学生，在教学楼里自修法文，上过法文课，准备赴法勤工俭学。毛主席给大家解答问题，是在会议室内。我在自修大学时，学校还在筹备，是试办性质，学生自己读书，搞研究会，称研究生，不正式上课，以后办了预备科，即湘江补习学校。我记得清楚有教导处的房子，船山中学结业时，我还在教导处的房子里，给船山中学的学生发过文凭。
（1967年3月15日于长沙市桐荫里63号，调查人李华章、任泽祖）
关于自修大学的回忆
柳  湜
民国十一年，我到自修大学补习班教英语，那时，我在长沙师范刚刚毕业，准备进湘雅医学，由曹典琦介绍我参加自修大学工作。这时，里面有很多外语训练班，以此作掩护，实际是搞革命活动。当时，校长是李维汉，学长李达。自修大学不正式上课，作作报告，毛主席、李立三都作过报告，读马克思主义，解释唯物史观。当时马列主义书籍只有法文本和俄文本。党内懂外文的很多，但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毛主席理解的深刻。我最初看无政府主义，闹学运风潮两三年，我每晚教英文，每周听次把报告。那时，已开始搞工人运动，郭亮、夏明翰都是搞工运的。工运的地点是萍乡、株洲和长沙的厂矿。同时也搞学生运动。我认识毛主席是他任一师附小主事时。他办的《湘江评论》，每期我都看。毛主席当时表现突出的天才，看书废寝忘食，特别喜欢锻炼身体，风浴、淋浴，冬天也坚持不懈。他指导学生，不强调学生一定要听老师的话，学生对的，老师也要听。为此，别的教师有意见。
自修大学的学生都参加一项革命活动。那时，我们教书是没有工资的，期终请老师吃一餐饭。教书的人多半是同情革命的，不一定是自修大学的学生。我那时不是党团员，没参加工运和学运。当时的总负责人是何叔衡。自修大学开始时是以讲王船山的学说为掩护，开始赵恒惕没有发现，在教育厅立了案，每年给几千元钱，我还帮助搞过捐款，帮工人印发传单。总之，自修大学当时在长沙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长沙比较进步的学校，还有一师、长沙师范。那时，一些进步的青年，都把自修大学当作进步的中心。毛主席在自修大学的时间少。我在校两年多，只看到两三次。他见我英文较好，介绍我读英文《资本论》。以后自修大学被封，学校通知我们什么东西都不要带，只把书抢出来，放在文庙里。
自修大学搞工运，与当时无政府主义领袖黄爱、庞人铨配合行动。报告活动有些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最多的关于工人运动。毛主席的报告，我也听过，他是讲游乡（下乡做社会调查）情况。他当时下乡，带着笔墨，给农民写对联。农民革命要求很强烈。毛主席的农村调查，还不是后来才开始的。毛主席报告大意是说农民有知识，我们要放下架子，还谈俄国民粹派的做法不行。当时，李达、李维汉作报告，仅是谈些理论。五四运动后，长沙非常活跃，各种思想都有。当时《响导》总销二十二万，湖南一省就销八百。后革命的刊物，湖南也销数最高。我个人看法，这可能和湖南办维新学校早，人多土地少，当兵的多等原因有关系。毛主席当时没有很多的时间看书，但学了就用。毛主席喜爱写笔记，用土毛边纸写的，字写得很大一个，有一两网篮。自修大学被封时，我们抢出来了，现在不知去向。当时的反动政府，把毛主席看作一个危险人物。湖南知道他的人不少。谢老（觉哉）当时在长沙办《通俗日报》，是毛主席发现的，引导他到革命道路上来。谢老对毛主席最了解。
我到自修大学时，已开办了一段时间，是办了补习班，教补习班外文，学费每人六元。当时讲是交贵的，没有地方住校，每晚两小时课，星期天上课。何叔衡、李维汉、李达都住在里面。毛主席住在里面，后记不清了。学生有五六百人。我教课的房子可坐三十人，好像有楼层。熊瑾玎、易礼容、黎锦熙是否在里【面】住过，记不清了。
我是1924年离开湖南，到北京念书，由自修大学介绍给李大钊，到北京大学旁听。我当时受革命影响，不想到正规大学求学术地位。1925年因病，我回家（长沙）。马日事变时，我在长沙。当时因为我没有党派关系，加上家庭上层社会关系，反动派不注意。我搞【救】济会，为死难烈士收尸等革命活动。1928年被吸收入党。
              （1967年4月27日于北京，记录任泽祖）
 
我所知道的自修大学
李六如
1921年，我在别处读书，当时因为与何叔衡关系很好，常去自修大学里面。我在里面开过党内会议，晚上去的。我未参加自修大学的活动。自修大学主办过报告会，搞《哥达纲领批判》。与我研究最早的是何叔衡，其次是毛主席，再就是李维汉。当时，李达在里面任学长，熊瑾玎、黎宗烈我都不认识。熊老在长沙教过书，是否在自修大学工作过不清楚。袁任远先不认识，解放战争在东北才认识的。易礼容对清水塘和文化书社较了解一些。
自修大学是毛主席一手创办，仇鳌任名誉校长，是毛主席拿他做个招牌，因为他当时是有政治地位人物。1962年我到长沙，看了自修大学，外边大门没有变，里面变化较大。记得院子外面好像有木栏杆，进街上门，入院子有石板路。大门上有字有对联。记得进门向右转有巷子进自修大学，里面有很多房子。对里面的房子我没有什么印象。
（1967年4月28日于北京市北池子81号，调查人曾赛文、任泽祖）
 
关于湖南自修大学的回忆
易礼容
我没有在党内拿钱，主要在文化书社拿钱，自修大学的事务主任，也可以拿一点，我当时也能拿40元一月，许文煊在文化书社拿20至30元一月。我们当时还是比较阔，办了自修大学，每月可以到教育司拿400块现洋。主席担任湘区党委书记期间，没有办什么正式刊物，可能有临时的什么东西。《战士》是李维汉搞的，“战士”两个字也是李维汉写的。《新民周刊》我记不得了，不一定是湘区党委办的。
关于创办自修大学
易礼容
自修大学是通过贺民范的关系，贺当时是船山学社社长，仇鳌是董事长。当时，船山学社活动不多了，只有春秋二季。贺果留法回国以后，同毛主席等人很接近，是通过贺果与贺民范商量，说动了贺民范，他表示允许同毛等人合作，仇鳌也默认其事。船山学社每月有400元经费，是由我当家的。起初何叔衡根本没去，只有我、毛、曹伯纬（工专学生，学化学的，当教务主任）、傅昌钰、夏明翰、廖锡瑞。我是事务主任（包括管自修大学），这都是毛画的“符”（指毛泽东定的）。补习学校教职员都是自修大学学生。政法学校有个李达，马列主义最浓。毛就联系李当学长，后来请他来讲学。《大公报》说自修大学有个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实际上只有一点书，什么藏书丰富。那以前有个船山中学，我们进去时就已停办了。
船山学社有一块木匾，毛主席曾写“自修大学”几个字贴在匾上。
毛在船山学社住的房子，就是何叔衡后来住的那一间。房子原是曾公祠西面，是不是曾公祠分出来的，很难说。
船山学社，前头是个石库门面，向里走左边是个大坪，右边是条长走廊，走廊右边是一排住房。这排房子的第一间是一个小间，有月门进去，是我住；过天井，再往前有张门，门下有两级麻石阶，就是毛主席的房子（以后何叔衡住）。我与他隔天井，他曾在一井边的阶基上用黄泥钵子炖芋头、牛肉，我记得很深。毛、何住的后一间是住的贺果、傅昌钰、刘梦韦。从这一间再往西走，是办补习学校的地方。
——1979年8月22日、24日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