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与袁世凯】谢本书2019年1期总115
2019-04-05 15:30:58   来源：   评论：0 点击：

“蔡锷将军与袁世凯先生相比，无疑是聪明得多的人。”
——（澳）骆惠敏
蔡锷与袁世凯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绝顶聪明的人物，他们都曾经有过叱咤风云的经历，以及影响一时的显赫功绩。然而，蔡锷的聪明，是以“无我的人格”为特征，而袁世凯的聪明，是以“有我的权力”为印记。其结果是“无我”的情怀战胜了“有我”的算盘，“人格”的精神战胜了“权力”的嚣张。最终蔡锷胜利了，成为维护共和制的为人赞誉的护国英雄；袁世凯失败了，成为复辟帝制的为人抛弃的历史罪人。在这里，聪明的品位，决定了聪明的高低和成败。
蔡锷与袁世凯年龄相差23岁，几乎差了一代人的年龄。然而，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两人的活动却是难以分割的。没有蔡锷，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倒行逆施可能得逞于一时；没有袁世凯，蔡锷就不会成为功勋卓著的护国精英。因此，袁世凯应该“感谢”蔡锷，阻止了他复辟的成功，减少了他应负的历史罪责；蔡锷应该“感谢”袁世凯，成就了他的护国英名。这个从不同方向的组合，在民国史舞台上，演出了一曲惊心动魄的奇妙节目，令人深思，也令人感叹。
一、袁世凯临死前的最后遗言：“他害了我”
“他害了我”，这个流传甚广的袁世凯遗言中的“他”，究竟指谁？是他的大儿子袁克定，是筹安会的领头人杨度，还是组织“全国请愿联合会”的梁士诒，或者另有所指，则只能靠猜测了，谁也难以说清。
反袁护国战争爆发之际，在袁世凯召开的国务会议上，袁世凯竟语无伦次地说：“此事（帝制复辟事）余本不主张，尔等逼余为之。”“尔等”又是指谁？也是谁都说不清楚的，只有袁世凯心里明白了。
当然，造成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然而最重要的还是袁世凯自己“害”了自己，也就是他“自己打倒了自己。”
从以上两段话中，似乎可以窥见连袁世凯本人都有了“后悔”之意，帝制复辟这件事做得并不妥当。然而，我们今天的学者，有人竟认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是“对中国道路探索的尝试”，“在很大程度上想借帝制，恢复中央政府的权威”，是“一种对辛亥扭曲的矫正”。有人还说，袁世凯复辟，是要“以君主立宪的国体称帝，可我们误会了他是重开历史倒车”。在九泉之下的袁世凯，怎么也没有想到，百年之后还有人在为他复辟帝制“翻案”，也可以得到“安慰”了。
固然，在清末的袁世凯曾经有过显赫的功绩，所以被认为是“晚清新政第一人，开启中国近代化之门”。甚至，袁世凯曾兼“八大臣”之职，事实上成为清末朝政的中心，形成“朝有大政，每由军机处问诸北洋（袁世凯）”的局面。
然而，开启近代化之门的袁世凯，进入民国以后，连连倒行逆施，最终以复辟帝制，堵塞了近代化的大门，使自己走向了反面，葬送了自己。
袁世凯复辟帝制，开头都是“躲躲闪闪”、“遮遮掩掩”，心里有鬼，并不光明正大，千方百计施以诈术。他的御用学者们，不过只说“共和不适合中国国情”，没敢说什么是对中国道路的探索。而我们的有的学者，却帮助袁世凯解套，说什么是探索的“尝试”，岂不走得更远了吗？
对于袁世凯的复辟帝制，全国各阶层人民、政党、派别、团体，除了一小撮死心踏地追随袁世凯的爪牙外，都在不同程度上进行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英国《泰晤士报》当时报道说：甚至“袁的一些挚友因不能同意这样的做法（指复辟帝制），也都弃他而去。所有有头脑的中国人对恢复帝制根本是不削一顾的。”而且在护国战争爆发之际，“袁世凯却无法找到一名不在称病名单上的可信赖的将领。”  换言之，这几乎是全民反对的帝制复辟，怎么可能是“道路探索的尝试”，不是“重开历史倒车”呢？这是民心啊！正因为开倒车，违背民心，因此在蔡锷等人倡导下，从云南开始的反袁护国战争，迅速得到了全国的响应和支持，也引发了北洋派内部的分裂，促成了帝国主义各国对袁世凯政治态度的变化，于是不到半年，袁世凯年仅57岁，也就呜呼哀哉了。恢复共和，这是护国战争胜利最重要的成果，也是有史以来，从云南开始发动的政治事件，影响全国历史发展进程的重大事件，因而是云南人民的骄傲。
二、蔡锷的反袁复辟，是要为四万万人争人格
袁世凯紧锣密鼓地准备复辟帝制之际，富有正义感、爱国心的蔡锷去到天津，与他的老师梁启超等人商议对策，决定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蔡锷明确表示：“眼看着不久便是盈千累万的人颂王莽功德，上劝进表，袁世凯便安然登其大宝，叫世界看着中国人是什么东西呢？国内怀着义愤的人，虽然很多，但没有凭借，或者地位不宜，也难发手。我们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抗他得过。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一回不可。”
人格精神是松坡精神（蔡锷精神）的内核。可以认为，人格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人格理想的孜孜追求，焕发出中华民族浩然正气的“精忠报国”的岳飞，“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抬着棺材上皇殿，以死相谏的海瑞等等，他们的悲壮、高昂、豪气，体现了中华传统思想人格的伟大精神和巨大魅力，这是一种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魂，千百年来被中国的优秀儿女继承和发扬光大。蔡锷继承并发扬光大了这种人格精神，为此而组织和发动了反袁护国战争。蔡锷的这种维护共和，追求正义，不怕牺牲，拼命去干一回的人格精神，和袁世凯追求自高无上的皇权力量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其实，蔡锷并不是始终反对袁世凯的。蔡锷与袁世凯的接触，可能肇始于1906年。这时的蔡锷正在广西训练新军，任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教练官。这一年，清政府在河南彰德举行新军秋操演习，袁世凯以全国练兵处会办名义主持演习。蔡锷奉命前往观操，并派为秋操演习的中央评判官。这是蔡锷与袁世凯的首次接触与“合作”，只是因缺少文字记载而不知其详。
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于1912年3月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蔡锷作为云南都督的地方大员，自然与袁世凯政府之间不免有电报、公文来往。在民初的几件政治事件中，蔡锷从维护国权、稳定社会的角度出发，支持建都北京，反对二次革命的武装斗争等，似乎与袁世凯不谋而合。不过，蔡锷与袁世凯之间并无私人往来。然而，蔡锷在云南的业绩及其领导的滇军的实力，似乎吸引了袁世凯的眼球。因此，在1913年二次革命以后，当蔡锷希望离开云南，另展宏图之际，梁启超遂在“袁世凯面前为蔡锷出力，促成其事”。袁世凯正求之不得，遂借养病为名，将蔡调往北京，加以控制。1913年9月28日袁政府发布命令：“云南都督蔡锷，叠电因病请假，着给假三个月，来京调养。”蔡锷何尝“叠电因病请假”，实为袁世凯借题发挥，正如他对曹汝霖说，蔡锷“有才干，但有阴谋”。“我早已防他，故调来京”。蔡锷哪有什么“阴谋”？不过是袁世凯对非北洋系将领的一种天然怀疑而已。
蔡锷到北京，袁世凯表面上还是很热情的，先派人赠以万元大礼，又连续委以重任，先任命其为陆军总编译处副总裁（总裁为袁氏北洋派大将段祺瑞），后又陆续任命为政治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海陆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办事员、全国经界局督办等，甚至还一度想任命蔡为“陆军总长”呢！这既是对蔡的重视，更是对蔡的笼络。
蔡锷呢，这时对袁世凯颇有点“痴心妄想”。他离滇前曾说：“现在总统袁世凯，原是我们的政敌，戊戍那年因为他临时告密，我们师友，有的死，有的逃，现在想起来，犹有余痛。但衡量中国现在的情势，又非他不能维持。我此次入京，只有蠲除前嫌，帮助袁世凯渡过这一难关。”也就是说，为了新生的民国，他愿意“蠲除前嫌”，把中国建设好。所以蔡锷到京后，对袁世凯委给的重任，是热心的，对袁世凯充满着幻想。
然而，蔡锷对袁世凯的幻想和热情没有维持多久，就逐渐为袁世凯独裁、卖国、称帝的行径所扑灭，幻想遂成为泡影。
袁世凯接受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二十一条”，引起蔡锷极大不满。他在参政院会议上发表了一个多小时的演说，要求拒绝“二十一条”，主张下定最后作战的决心。但袁世凯竟然接受了“二十一条”，粉碎了蔡锷的幻想。这是促使蔡锷从拥袁到反袁的重要一步。
1915年8月，鼓吹帝制的“筹安会”一成立，给蔡锷以更大的震动。“筹安会”成立宣言发表的第二天，蔡锷即搭乘晚车急赴天津，与梁启超等商量了一夜，最后作出了要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兵讨袁的决定。此后，蔡锷即与各方面秘密联络，然后逃出北京，于1915年12月19日现身昆明，与各方面反袁人士汇合，于12月25日宣布云南独立，护国讨袁。蔡锷不顾自己身患重病的体质，亲赴川南战场，指挥战斗。
战争中，由于云南兵力有限，与北军实力悬殊太大。所以有人认为“蔡锷等人在西南的军事行动对袁世凯根本形不成威胁”。主要的川南战场打得相当艰苦，叙府得而复失，纳溪三易其手，泸州形成拉锯，护国军一度非常危急，险遭失利，护国军虽然实力有限，但他们用勇气和胆量打响了第一枪，并坚持了下来，促成中外局势重大变化，全国响应，北洋军内部分裂，帝国主义各国态度也变化了，最终导致了帝制复辟的失败。蔡锷的人格精神显示了不可战胜的力量。
三、晚节，一个不容忽视的道德准则
在历史研究中，对历史人物评价，我较为重视历史人物的晚节，也就是重视考察历史人物的最后表现。我曾在一篇评论历史人物的长文中，谈到要从发展的观点去看待和评价历史人物时认为，历史人物不是孤立的，固定不变的，而是处在不断变化之中的。他（或他们）可能愈来愈好，也可能愈来愈坏；可能由坏变好，也可能由好变坏；可能时好时坏，也可能平平庸庸。这一切都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一般说来，第一种人是肯定的，第二种人是否定的，第三种人基本上是肯定的，第四种人基本上是否定的，至于第五、六种则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里事实上提出历史人物最后的表现，即晚节在评价历史人物中的重要性，指出第三种人由坏变好，基本肯定；第四种人由好变坏，基本否定。
晚节，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道德准则，因而应成为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尺的一个重要的原则。有人对这个认识提出不同意见，认为这是“晚节定性论”、“以晚节论一生”。固然晚节不是历史人物的一生，但却是历史人物评价的一个关键点。
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优秀传统就是重视晚节。我们民族是一个重视晚节的民族。南京夫子庙晚晴楼，取李商隐所作“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诗句之意，反映了自古以来中国人对晚晴的赞赏。人们重视晚晴，也就是对晚节的高度重视。一个人晚节不保，整个一生的事业都要打折扣。袁世凯这个“混世魔王”，敢于为了个人某种权力和私利，冒天下之不讳称帝，那么他过去做过的那些事，即使是有益的事，难道就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的利益吗？晚节不保，葬送一身的事例，在历史上，在现实生活中，都是随处可见的。袁世凯晚节不保，便成了实实在在的“反面教材”。 
这里我们不妨再举一个典型的晚节不保的汪精卫为例。汪精卫的前半生，也是一腔热血的青年，不为无功。但抗日战争时期投降日本，成了国家、民族的叛徒，当了几年“儿皇帝”。有作者虽然也说，不能为其翻案，但却例举了他“曲线救国”的若干“好处”。说什么，汪精卫的投降日寇，不失“救亡之初心，他才另立政府跟日本人合作，跟日本人合作有以下的好处”。第一，用日本人的工业基础和企业管理经验，发展中国经济。之前满洲国傲人的成绩，全世界有目共睹。第二，在汪精卫治下地区，不会发生大规模战乱，令百姓生灵涂炭，让子弟兵血流成河。第三，越早跟日本人停战，就能把日军赶到东北去对付苏联。美苏往中国运送武器弹药打日本，可战场在中国，死的都是中国人，毁的是中国的家园啊！第四，与其让苏联坐收渔人之利，不如跟日本停战合作，这才是汪清卫的战略思维。现在分析来看，一点都不过时，就是很有远见的决定。日本跟苏联比，还算是有良心了。
该作者还说，汪精卫与蒋介石都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如“蒋介石同意跟日本合作，只要二人（指蒋、汪）一条心，当时中华大地四亿同胞所受苦难将会小得多”。这是什么话？名义上说不为汪精卫投日翻案，却为汪精卫投日找到许多“好处”，实际上说汪精卫的晚节并非不保，这不是翻案又是什么？我们能够为这样晚节不保的历史罪人去解脱吗？这是绝对不行的。
蔡锷与这类晚节不保的人，完全不一样。他虽然只活了34岁，一生却做了不少好事。更重要的是，他活着的最后一年，为四万万人争人格，高举了反袁护国大旗，为人民立了新功。而在他的声望达到顶点时，却忽然病逝，完美地结束了自己的一生。这样崇高的晚节，评价自然就比较高。后来的国共两党领导人都给蔡锷予以高度评价，这就不奇怪了。
蔡锷与袁世凯的有着不同的聪明品位，不同的晚节，其结果就有了不同的评价。坚持晚节，作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道德准则，即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一种价值尺度，对今天生活着的现实的人们，也是一种启示和鞭策。
近日读到一篇文章指出，国内外有一股势力鼓吹各种错误思潮，而“历史虚无主义是基础”。其中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以“再认识”、“再评价”为名，运用各种手段，特别是新兴媒体，否定和歪曲我国历史，现代革命史，党的历史等。这是很值得我们注意和警惕的。（作者为云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注释：
 （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册第532页，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
 袁家宾：《我的大伯父袁克定》，《周口文史资料选辑》2007年第1辑，第72页。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302页，张一麐眉批。上海，人文月刊社1936年版。
 石之轩：《袁世凯1916，悬崖上的龙椅》第185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张鸣：《共和中的帝制》第5、47、256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版。
 吕峥：《中国误会了袁世凯》封二说明，同心出版社2014年版。
 苏全有、贺科伟：《袁世凯传》（最新插图本）第413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张一麟：《心太平室集》第8卷第36页，中华书局1947年版。
 方激编译：《龙蛇北洋—— <泰晤士报>民初政局观察记》下册第482页，重庆出版社2017年版。
 （美）沙培德著、高波译：《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1895-1949）》第9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梁启超：《护国之役回顾谈》，《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89页，上海， 中华书局1941年版。
 赵钟奇：《云南护国前后回忆》，《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第105页。
 北京《政府公报》1913年第504期。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162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
 蔡锷一到北京、袁世凯派人赠以万元表示祝寿，蔡锷谢辞。陆军总次长陈宧劝说，如果拒绝，是对大总统的不礼貌行为，蔡才勉强接受。参见刘达武：《蔡松坡先生年谱》，1913年条，《蔡松坡先生遗集》集首，邵阳，亚东印书馆，1943年版。
 参见陶菊隐：《蒋百里传》第36-37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梁启超：《护国之役回顾谈》，《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88页，上海、中华书局，1941年版 。
 李文汉《关于蔡锷的几点回忆》，《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第16页。
 李文汉：《蔡松坡年谱》1915年条，云南省嵩明县教育科石印，1943年。
 石之轩：《袁世凯1916，悬崖上的龙椅》第159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谢本书：《试论历史人物的评价》，《史学月刊》1965年第7期。
 刘光顺主编：《唐继尧研究》第483-485页，云南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
 陶菊隐：《袁世凯演义》第545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毛泽东1952年11月考察黄河，路过安阳时，看了袁世凯墓（袁林），即表示“留袁林做反而教材”。如果袁世凯不是“反面教材”，袁林怎么可能成为“反面教材”呢？
 黑云：《颠覆历史观！真正的袁世凯、蒋介石、汪精卫！》，《黑云杂说》2018年9月29日的“黑云网”。
 李慎明：《牢牢把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求是》2018年第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