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五年（1866年) 郭嵩焘在署理广东巡抚任上因允准英人进入潮州城遭人反对，加之与总督有意见而被开缺。他回到湖南后，大力宣传洋务思想。他不仅对科举制度表示不满，而且对洋务派的新式学堂京师同文馆也颇有微词，认为它不过是“虚文相应而已”，其管理制度类似于科举制度，使“朝廷败坏人才，莫甚于大考”。他主张“广开西学馆”，特别要多开设工艺技术方面的学校，以便使“有人服其业，知其所以为利，庶几人心所趋，自求之而自通之”。 同治九年（l870）年4月，郭嵩焘受湖南巡抚刘崑之邀开始在长沙主讲城南书院，门生约六七十人。这时，城南书院已从天心阁下迁回妙高峰城南书院原址。郭嵩焘一上任，就主持了城南书院的修缮工程，对工程质量进行了严格的监督。他一贯认为，“讲学治经”“以不为风气所染为俊杰”，而“宋明之语录，本朝之汉学，皆风气之为也，……固非道之所存矣”。因此，他在主讲城南书院期间，大力提倡“实学”“时务”。所授经课往往与传统观点相抵牾。他刚刚为诸生授课不久，在讲孟子“万物皆备”思想时，否认通常的“说性”之解，以为是“论仁体”，而孟子“亦隐然自道所得”。因为这一解释与传统观点不符，为诸生所不理解，诸生因撰一联讽之：“万物皆备孟夫子，一窍不通郭先生”。他深感“书院气习之坏，至不可问”， 因而对城南书院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
1870年11月他以山长名义发起修建王船山祠。此举又遭到一些人的阻挠和反对而一度停工。郭嵩焘极力坚持，排除干扰，终于修成。郭嵩焘亲自为之立神位，撰祠联，联云：
训沽笺注，六经于易尤专，探羲文周孔之精，汉宋诸儒齐退听；
节义文章，终身以道为准，继濂洛关闽而起，元明两代一先生。
又撰写《船山祠碑记》，介绍王夫之的著作，赞扬王夫之的经世致用学风。 记曰：
先生生明之季，下逮国朝，抗节不仕。躬涉乱离，易简以知险阻，通德达情，既诚以明。而其学一出于刚严，闳深肃括，纪纲秩然。尤心契横渠张子之书，治《易》与《礼》，发明先圣微旨，多诸儒所不逮，于《四子书》研析尤精。盖先生生平穷极佛老之蕴，知其与吾道所以异同，于陆王学术之辨，尤致严焉。其所得于圣贤之精，一皆其践履体验之余，自然而忾于人心。至其辨析名物，研求训诂，于国朝诸儒所谓朴学者，皆若有以导其源，而固先生之绪余也。先生所著书，存者六十八种，都三百四十七卷；书逸者又十三种。始刻之衡阳者四种。善化贺耦耕先生刻之贵阳又二种。新化邓湘皋先生刻之湘潭别为二十种，旋毁于兵。湘乡曾沅浦宫保刻之武昌，合五十八种，二百八十二卷。凡历二百余年，而其书始大显。
城南书院船山祠
除《船山祠碑记》外，郭嵩焘还为城南书院留下了《书城南书院经费册端》《城南书院名宦院长二祠碑记》《船山先生安位告文》《船山祠祭文》等珍贵文献。当时，郭嵩焘已看到旧式书院教育的一些弊端，曾于同治十二年（l873）年与同乡张自牧商议开设校经堂，并拟就校经堂章程八则、专课生章程八则、董事经理章程八则。次年因朝廷召他入京，此议暂时搁置。
光绪元年（1875)，郭嵩焘复出，任“在总理衙门行走”。在此期间，他写了《条议海防事宜》一文，其中特别强调教育的重要性：“西洋之法，通国士民，一出于学；律法、军政、船政，下及工艺，皆由学升进而专习之。” 同年底，他作为中国近代第一个驻外使节出使英国。在英国，他参观了各类学校，认为英国的学校教育“一皆致之实用，不为虚文”，而“中国收召虚浮不根之子弟，习为诗文无实之言”，“悉取天下之人才败坏灭裂之，而学校遂至不堪闻问”。因此，他写信给朝廷大臣，力言教育的重要性：“人才国势，关系本原，大要莫急于学”，“宜先就通商口岸开设学馆，求为征实致用之学”，“此实今时之要务，而未可一日视为缓图者也”。
也正是在光绪元年郭嵩焘复出的这一年，在他的力促下，天心阁下已改为刘猛将军庙的城南书院旧址又复鲁殿重光，恢复了著名的湘水校经堂，郭嵩焘为之撰写《重建湘水校经堂记》。湘水校经堂原在岳麓书院内，为道光十一年（1831）湖南巡抚吴荣光所创，青年左宗棠曾就读于此。咸丰二年（1852），太平军攻打长沙，岳麓书院受到战火毁坏，校经堂课业陷入停顿。光绪元年，湖南学政朱逌然主持恢复湘水校经堂，改设于原城南书院旧址，招收20名生徒，后增至44名。朱逌然重新规划湘水校经堂后，其学术风尚发生变化，朝着经世致用方向发展。从郭嵩焘的《重建湘水校经堂记》可看出湘水校经堂的改革方向，即：主张通经致用，将治经与“因革损益”“治乱兴衰”“人事之变”乃至“起居日常之用”“进退揖让之礼”结合起来。 记曰：
湖南校经堂课实开偏隅风气之先。意者经学将遂昌明，承学之士有所凭藉以资讨论，庶几一挽末世之颓风邪？余姚学使之功，殆尤不可泯矣。抑吾闻学者之治经，将自事其身与心，以俟用于天下。而或以学资其陵猎，以长其傲慢之心，则视空疏之弊为尤烈，是又在学者之自审耳。
朱逌然聘请了著名经学大师成孺主持校经堂。成孺尊循郭嵩焘《重建湘水校经堂记》的意旨，在校经堂设立“博文”和“约礼”两斋，规定生徒要“遍读经世之书，以研究乎农桑、钱谷、仓储、漕运、盐课、榷酤、水利、屯垦、兵法、马政之属，以征诸实用”。 这些教学内容的改革对湖南学术和教育的影响很大。正如郭嵩焘所言：“湖南校经堂课实开偏隅风气之先。”
但校经堂仅有学额44名，且城南旧址狭窄，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于是光绪十六年（1890），湖南学政张亨嘉与巡抚张煦商议，于长沙湘春门外煕宁街另建新舍，并将湘水校经堂改名为校经书院。辛亥革命的杰出领袖黄兴在此读书，并由此选送武昌两湖书院。这样，天心阁下的城南书院旧址又做了历时15年的湘水校经堂。
光绪五年（1879）5月，郭嵩焘从出使英法回到长沙，在遭受守旧派的打击下，他决心专事教育，“谋一洗三书院陋习”，“讲求征实致用之学”，开始谋划重开讲坛。 光绪七年（1881）新年伊始，就与朱克敬、张自牧等人商谈建立思贤讲舍事宜，并议定了学规十条。思贤讲舍于光绪七年三月二十六日（1881年4月24日)正式开馆，馆舍设在长沙城东曾文正公祠西隅，即今之“湖南自修大学旧址”。刚开馆时收有学生潘学海等15人，以后陆续增加至20多人，经费由盐商拨票筹措。开馆时郭嵩焘亲自带领诸生至船山先生祠行礼，勉励诸生“自重以为立身之本，讲求礼法以为接人应务之方，亲师取友以求共学之益，读书务实以立为学之程”。
从郭嵩焘议定的学规和他所揭示的办学宗旨看，思贤讲舍在本质上虽与传统书院无异，但它也有与传统书院教育不同的地方。郭嵩焘认为，当时人心风俗败坏的主要原因是“学校之不修也”“欲挽回人心风俗，必自学校始”。因此，郭嵩焘在鼓励诸生读书治经的同时，非常重视思贤讲舍的社会教化作用。他希望讲舍诸生“日读经书”以“立身制行”，更希望以“此十五人之才力，推衍以至无穷”，使“人心风俗亦将有感发振兴”， 由此他将前一年成立的禁烟公社的活动与思贤讲舍的讲学融合起来，即“以思贤讲舍与公社交相维持”，也就是想通过思贤讲舍的社会教化作用来促进禁烟。郭嵩焘作为一个洋务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和理论家，其洋务思想也反映到他的教育活动中。郭嵩焘在思贤讲舍内是“不可不谈洋务”的。如他在禁烟公社会讲时论及士农工商各有本业时，在引证了大量经史典籍后，突然话锋一转，用西方的情况来与中国当时的情况比较：“窃观西洋以商贾为本计，通国无一闲；中国重士而轻视农工商三者，乃至一家一邑之中，有职业者不逮百分之一，闲民居其九而又过之，民安得不穷？国安得不弱？” 其中体现出来的思想倾向是不言而喻的。由此可见他的洋务观对他教育活动的影响。
思贤讲舍旧址
思贤讲舍的教学方法也有一些特点。如郭嵩焘为讲舍规定了“会讲”制度，即每年4次邀请省城绅士名流到思贤讲舍采取集体讨论式的形式为诸生讲课。讨论的问题涉及“汉学、宋学所以纷争，及人才所以虚乏之由”“挽回人心风俗，从何处入手”等各方面。同时，郭嵩焘“以思贤讲舍与公社交相维持”，每次禁烟公社集会演讲，讲舍诸生都必须参加。这也增加了讲舍诸生了解社会的机会。
郭嵩焘还在思贤讲舍对传统书院的考试形式进行了改革。传统书院按科举形式，考试时将考场门窗全部封闭，任何人不能出入。郭嵩焘认为学生应该“专以读书立身为义”，只要“设立章程，以资循守”就行，不必“扃门课试”。因此，他在为思贤讲舍规定的章程中废除了这一“书院陋习”。
光绪十三年至十四年（1887～1888）王闿运一度主持讲舍。光绪十六年（1890）郭将主讲之席让与从江苏学政任上卸任回湘的王先谦。但他本人一直关心思贤讲舍，直到他1891年病逝。20世纪初，长沙时兴新式学堂，思贤讲舍停办，郭氏亦早辞世，而曾祠也渐趋门庭冷落。直到民国三年（1914），屋舍再次辟为讲堂，此即刘人熙创建的船山学社。
（作者为本馆馆员）
注释：
1 钱基博、李肖聃：《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51、47-48页。
2 《郭嵩焘日记》第2卷，湖南人民出版社l981年版，第600页。
3 余正唤、左辅：《城南书院志》，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164页。
4 郭嵩焘《条陈海防事宜》，《郭嵩焘奏稿》，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344页。
5 郭嵩焘《致沈幼丹制军》，《郭嵩焘诗文集》，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196—197页。
6 张亨嘉《校经书院志略》，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102页。
7 张亨嘉《校经书院志略》，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2页。
8 《郭嵩焘日记》第3卷，湖南人民出版社l981年版，第919页。
9 《郭嵩焘日记》第4卷，湖南人民出版社l981年版，第157页。
10 《郭嵩焘日记》第4卷，湖南人民出版社l981年版，第157页。
11 《郭嵩焘日记》第4卷，湖南人民出版社l981年版，第3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