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
中国近代杰出的洋务运动思想家、外交家和第一位驻英国法国公使郭嵩焘，是近代湖南政界和思想文化界唯一亲身参加了两次鸦片战争的人物。两次血与火的经历，使郭嵩焘亲眼看到落后的中国与西方的巨大差别，开始认真思考中国应对此“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严重问题，并提出中国应当如何面对外来侵略、如何处理对外关系而主要是中西关系的基本思想和主张，从而形成了他洋务和外交思想的基础。
清道光二十年五月（1840年6月），英国悍然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史称第一次鸦片战争。从此，老大的中华帝国遭到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开始堕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六月初二日（6月30日），英国侵略军自广州沿海北上，侵扰我闽、浙沿海，继于六月初八日（7月6日）攻陷浙江定海，随后北上天津。
此时，年仅23岁的郭嵩焘正在北京。是年三月，他第二次参加会试，六月榜发，再度落第。科场失意的郭嵩焘，得到新任浙江学政罗文俊的邀请，决定赴浙入幕。九月初八日（10月3日），郭嵩焘离京赴浙，于十月十九日（11月12日）抵达浙江，进入罗文俊幕府。罗文俊为广东南海人，字泰瞻，号萝邨。家贫苦，好读书，常夜随母“纺灯中课读”1。道光二年中进士。补翰林院侍讲学士、侍读学士，后任山西、陕甘学政。道光二十年八月初十日（1840年9月5日）以通政司副使任浙江学政。
郭嵩焘之所以“敢冒锋镝”，前往正处于战争状态的浙江，其原因似应有二。一为血气方刚“壮士从戎”的爱国精神所致。郭嵩焘离京赴浙途中，曾作有《出都杂感》诗十二首2，字里行间，均透露出他的这一感情。其二有云：“万里岛夷浮水至，一星参伐傍霄明。旅獒不入王都贡，坐见烟尘四海清。”其九云：“关河略界唐封远，越嶲虚传汉节过。准拟看潮东海畔，楼船无数正横戈。”2所述所议，都是侵略者“浮水”来犯，浙东沿海战云密布，我“楼船无数正横戈”的情景，表现了他对于战争、对于国家大事的热切关怀。然而，青年郭嵩焘并没有置身事外，其四即云：“防秋士马西风惨，横海蛟鼍白昼昏。磨盾从戎真自许，好谈形势向鲛门。”鲛门系镇海县（今浙江宁波市）一岛，为海口之锁鈅。原来作者之入幕浙江，是要以壮士“自许”，“磨盾从戎”，奔赴抗英前线。早在道光十六年（1836）郭嵩焘读书岳麓书院时，结识了曾国藩和“少负奇气……不事科举”的刘蓉，三人“雅志相期，孤芳自赏”3。其后，又得识江忠源、罗泽南二人，“已晓然知有名节之说，薄视人世功名富贵，而求所以自立”4。可知，青年时代的郭嵩焘已非平庸碌碌之辈，而是一位以高雅自许、讲求气节、关心天下的热血之士。是年十一月初，曾国藩收到郭嵩焘《出都杂感》诗后，亦作有《寄郭筠仙浙江四首》，其二云：“碣石逶迤起阵云，楼船羽檄日纷纷。螳螂竟欲当车辙，髋髀安能抗斧斤？但解终童陈策略，已闻王歙立功勋。如今旅梦应安稳，早绝天骄荡海氛。”5，对郭嵩焘的爱国情怀表示赞许和鼓励。
郭嵩焘赴浙入幕的第二个原因，当为家庭与个人生计的驱使。郭嵩焘家在其曾祖父时“本为巨富”，然至其父分家时“已日趋虚乏”。至道光十一年（1831）以后，因连年大水，家益贫困。故郭嵩焘曾自述“自少贫贱，常刻苦自励，衣服饮食不敢逾量”，“年十八入邑庠，则已岁为奔走衣食之计”6。其第二次赴京会试，即颇形拮据，曾屡次向曾国藩借贷。据曾国藩《过隙影·己亥杂录》和《辛丑账簿》记载，其道光二十、二十一两年，借予郭嵩焘银二次，为之用银和代付钱二次，共计银四十六两零四分、钱十千文7。因此，在落第之后，郭嵩焘也不得不为衣食奔走。其时，好友曾国藩、刘蓉也为之而惋惜。曾国藩有诗怀其“更怜吴会飘零客，纸帐孤灯坐夜阑”。刘蓉曾致书郭嵩焘云：“以承欢无具，谋道未遑，北走幽燕，南游吴越，远晨昏之奉，徒兴行役之嗟。《诗》曰哀此劳人，尤朋旧所同戚矣。”8。
郭嵩焘到达浙江之时，战事一度中止，北上英军南返，定海的英国占领军也开始撤退。郭嵩焘在学政幕中治文书，又曾随罗文俊按试各府，先后到杭州、金华、衢州、桐庐、处州（今丽水）等地，并曾写诗多首，吟咏各地的风光名胜。
二十一年正月初五日（1841年1月27日），清廷以英军攻陷广州沙角、大角，下诏宣战，战事再起。七月，英军在广州得手后再度北进，攻陷厦门，大举进犯浙江。八月，英军再陷定海，又陷镇海、宁波；十一月，继陷余姚、慈溪、奉化，浙东沿海狼烟滚滚，形势严重。时郭嵩焘在幕，当曾前往战地。后来他曾说道：“当庚子、辛丑间，亲见浙江海防之失，相与愤然言战守机宜，自谓忠义之气不可遏抑”9。在此期间，他曾作有《丰乐镇书壁》诗六首，可知其当年踪迹与心情。丰乐镇在全国有多处，但均为内地如安徽、湖北、四川、甘肃、贵州等省份。而郭氏所指，显然为东南沿海战地省份，且系郭氏亲履之处。其在诗前跋语中说：“壁间诗六首，盖悼亡之作。末署牧庄，意其字也，姓氏里居不可详。西夷内犯，略其家，其妻投水以死。诗辞婉咽，恻恻动人。既读哀之，依韵以墨其后，庶来者之有知与。”10。其诗有云：“三年沧海有奔鲸，烽火喧阗彻夜惊。复道金缯归浩劫，枉从狐鼠乞残生。”“烈火烟埃人散乱，空城荆棘雨淋浪。”没有抗敌卫国之志，没有身临其境的经历，是写不出这样的诗句的。
道光二十二年（1842）冬，已回到湖南的郭嵩焘，又应聘入辰州府知府雷成朴（字震初）幕。来到僻处湘西的辰州，郭嵩焘还在思索着几年前的经历。他曾先后给罗文俊、幕友唐治等寄出诗作，回忆在浙江抗英前线的经历：“近觅南湖堪隐几，曾游东海掉行船。浮生出入风尘里，数载惊皇矢石前。”“两载愁西虏，悬军碣石开。”“仓皇兼矢石，次第望归来。”“三年心耿耿，持此欲何求。”11。
更为重要的是，郭嵩焘还在深入思考这一事件发生的原因。道光二十三年（1843），郭嵩焘曾与沅陵县知县张景垣交往，张与“语禁烟事本末，恍然悟自古边患之兴，皆由措理失宜”。张景垣为山东高苑人，字晓峰，其人当于鸦片战争始末有所知晓。郭嵩焘经其介绍，“恍然悟自古边患之兴，皆由措理失宜”，即对于清政府在面临外来侵略时的应对措置产生反思。
年轻的郭嵩焘之所以产生这一思想，当与其幕主罗文俊有关。据罗氏之子追述，罗文俊“抵任后，值夷氛猖獗，攻陷濒海郡邑，省垣戒严。时公按试处州，闻报忠愤填膺，矢志若临难，必以身殉。独夜抚剑危坐，作《祝剑词》……一时斫案几裂，声泪俱下。”12。但罗氏对战争之起始亦有自己的看法。当林则徐“总制两粤，其抚夷禁烟颇严急。公尝以书规之曰：雅片一物流毒已数十年，而欲一朝除之；洋舶入粤，以烟易茶，岁获数千万金，而欲一手扫之，过急则生变，过刚则必裂物之情也。且夷焰日横，肉视中国，方伺吾隙而逞其欲。今戢其桀骜，略就范围，是畏我也。畏我而不稍假之，是与之隙，而成之要挟之伎也，夷患其自此始乎。”13。郭嵩焘当年即在罗氏身边，朝夕相处，必然有所耳闻，受其影响。
此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外交涉日深，郭嵩焘接触“夷务”愈多，眼界日益开阔，思考愈益深刻，继之而来的即为第二次鸦片战争。
郭嵩焘在辰州府幕经历了二年，后仍不懈地奔走科场之路，终于道光二十七年中进士。旋因父母去世，在籍守制。咸丰三年（1853），奉旨“督办捐输团练事宜”，随后即在湘协助曾国藩办理筹饷事务。
咸丰六年（1856）十月，英国联合法国，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史称第二次鸦片战争。次年，郭嵩焘奉诏入京，任翰林院编修。咸丰八年，入值南书房。此时，战争已历经二年，英法侵略军攻陷广州，又沿海北犯，攻陷天津大沽口，清政府被迫与英、法、俄、美四国签订《天津条约》。但战争烟云并未消散，海防仍是迫在眉睫的问题。郭嵩焘在京期间，咸丰帝曾三次召见，命他“常与僧格林沁谈谈军务”14。僧格林沁为蒙古科尔沁亲王，时任钦差大臣督办天津军务，又任御前大臣。当因咸丰帝之命，十二月初六日（1859年1月9日），僧格林沁遂邀请郭嵩焘至御前大臣直庐，“询以练兵、筹饷、制器械三事，属为说以进”。
咸丰九年正月二十四日（1859年2月26日），郭嵩焘向清廷奏上“挽回世运、端本圣心、推陈致理之原”折。他首先指出国家世运日坏、“未有转机”，其因即在“上下之情太格，名实之数太淆，欺罔之风成为积习”。一方面，“皇上一人独任其劳，而诸臣退安于逸……无有倚畀信任之大臣”；另一方面，“吏治隳坏，销磨善气”，“朝廷以名相求……督抚之能以实应者，天下几人？”因此，“皇上”应“通上下之情”、“核名实之数”，“挽回世运，存乎皇上一心之用而已”15。郭嵩焘还在附片中阐述“海防与驭夷之道”，指出“今日海防，当筹数十年守御之计”，建议在天津添设战船，“用我之所长以制敌”；“制御远夷之道……必务疏通其情”，建议访求通夷语者，“资送来京”“使转相传习……以施控制之略”16。这是郭嵩焘最早就国家的内政外交正式向朝廷提出自己的政见。在国家大政方针上，其见解虽仍为传统的政治观念，但一针见血，直陈根本，即“存乎皇上一心之用”，这是需要极大政治勇气的。当时，兵部尚书陈孚恩即“力属勿具折言事，盖恐误触忌讳……而于身则有损”。同值南书房潘祖荫则大为叫绝：“自涤生司马三流弊疏后，仅见此文，亦今之《广陵散》矣。”17将此折比之咸丰元年（1851）曾国藩的《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曾国藩此疏，即是陈述圣德、针砭时弊，并劝诫咸丰帝预防其弊，两者如出一辙。郭嵩焘所陈“海防与驭夷之道”，一是造战船，二是学习西方语言文字，以“通悉夷情”。他建议的“战船”，虽非行驶海洋之轮船，但提出了在水上与敌作战的构想，比后来曾国藩、左宗棠试造轮船建议的提出早了八年。而组织学习西方语言文字的主张，也比后来京师同文馆的设立早了三年。
九年正月初五日（1859年2月7日），咸丰帝准僧格林沁奏请，命郭嵩焘赴天津僧格林沁军幕，协助办理防务。二十六日（2月28日），郭嵩焘启程离京。抵津后，即随同僧格林沁视察大沽炮台，至北塘视察海口；又偕同检查各要塞工程，观看各炮台演习；为僧格林沁拟订“临敌章程十一条”“六营章程十二条”，可谓劳累奔波、辛勤备至。后僧格林沁上奏清廷：“郭嵩焘自到防以来，随同奴才布置一切，昼夜辛勤，于剿抚各事均为熟悉”18。在此过程中，郭嵩焘对天津海口各要塞的建设、军队的部署等提出了不少建议，但也与僧格林沁以及前来视察的怡亲王载垣等“意见稍有未合”。后其弟郭仑焘曾说，时“王锐意诱击夷人，兄心忧之，屡陈古今御夷之策，推求得失缓急，明其控御之宜，以是忤王意。”19
是年五月中旬，英、法、美三国公使率舰队自上海北上，抵达大沽海口，拟去北京与清政府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清朝廷要求其在北塘登陆，经天津赴京。但英、法公使坚持通过大沽，并要求撤除大沽口外防御工事。五月二十五日（6月25日），英、法舰队在大沽口突然发动攻击。僧格林沁指挥清军奋起抵抗，大败英军。郭嵩焘在激战中驰至，僧氏大为感动，后赞其“见利不趋，见难不避，天下安有此人！”
大沽之战后，英、法撤军而去，美国公使华若翰表示愿自北塘进京。六月初九日（7月8日），郭嵩焘随直隶总督恒福与华若翰在北塘会见。随后郭嵩焘奉命赍僧格林沁《办理抚局当刚柔相济折》赴京递奏，“面陈梗概”。是年九月，又奉僧格林沁命赴山东烟台清查沿海税务。在此后的二个月中，郭嵩焘周历山东沿海烟台、威海、文登、胶州、日照等各口，清查税务，添设厘局，整顿厘章，后因烟台厘局被毁案遭僧格林沁参劾，诏命交部议处。十二月十五日（1860年1月7日），郭嵩焘自济南启程回京，其协助僧格林沁办理海防之差务也至此结束。
综上所述，二次鸦片战争期间，郭嵩焘满怀激情，奔赴反侵略战争前线，“愤然言战守机宜”“屡陈古今御夷之策”，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展示了一位爱国者的形象。
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位思想者，郭嵩焘在亲历反侵略战争的过程中，曾进行认真的研究和思考。如果说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郭嵩焘还只是初次经历，接触的层面也较为有限，其认识和思考还较为粗浅，那么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所接触的也已经到了国家的最高层面，其认识已经更为全面和深入。他指出“今日海防，当筹数十年守御之计，非务防堵一时”，即捍卫国家安全、防御外来侵略，是国家的长久之计，如“先无主见，临时商议，参差反复，愈办愈坏”。他继承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主张“中国之制服海外，在因彼之所长而用之，未有用彼之所长以自困”，因此建议制造战船，扼守海口，抵抗侵略。他还认为抵抗外来侵略，必须知己知彼。他曾为之感叹：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二十年以来，“始终无一人通知夷情，熟悉其语言文字者”，因此主张学习外国语言文字，翻译外国书籍，“以知海外诸国虚实……以济海疆之用”。郭嵩焘还从“理”的角度，提出在对外交往哪怕是在对外战争中，也要有理有节，“兵以义动”。咸丰九年三月，怡亲王载垣奉旨来天津，曾提出“如洋人入口不依规矩，可悄悄击之，只说是乡勇，不是官兵”。郭嵩焘当即指出：“凡事须是名正言顺，须缓缓商之。”僧格林沁幕中两人为僧氏撰拟折稿，提出撤销汲沟营防务，并将之指为已在《天津条约》中定为通商口岸的牛庄。郭嵩焘表示反对，说“指汲沟营为牛庄，又岂足以诳夷人乎……今日即能诳之，他日举以相责，又将何如？”郭嵩焘的这一系列思想和主张，表明他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一位头脑清醒的思想者。他的思想和主张，开启了洋务运动的先声，为我国近代爱国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思想基础。
（作者为本馆馆员）
注 释
1、12、13、《绿萝书屋遗集》附录第2、3—4、6页《萝邨府君行述》
2、10、11、《郭嵩焘全集》十四第18—19、20、28—29页，“诗集卷二”
3、8、《刘蓉集》二第171、60页“文集卷七、三”
4、6、《玉池老人自叙》，《郭嵩焘全集》十五，“文集卷二十六”
5、《曾国藩全集》一四“诗文”第4页
7、《湘乡曾氏文献》第七册第4196、4000、4009页
9、《罪言存略小引》，《郭嵩焘全集》十四第298页，“文集卷三”
14、17、《郭嵩焘全集》八第173、183页，“日记一”
15、16、《郭嵩焘全集》四第3—5、5—7页，“奏稿”
18、《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四十
19、《郭仑焘集》第14页“萝华山馆遗集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