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湖湘文化 > 正文

【从王闿运看近代湖湘经世之学的躬行实践】周柳燕2012年1期总87
2015-01-02 10:30:50   来源:   评论:0 点击:

经世致用是儒家哲学的基本特征,也是湖湘文化的学术传统。它强调知行合一、学以致用,反映了历代湖湘饱学之士不尚空谈、求真务实、躬行实践的品格。 自屈原被流放沅、湘,以生命之躯在湘楚之地开经世学风之大
    经世致用是儒家哲学的基本特征,也是湖湘文化的学术传统。它强调知行合一、学以致用,反映了历代湖湘饱学之士不尚空谈、求真务实、躬行实践的品格。
    自屈原被流放沅、湘,以生命之躯在湘楚之地开经世学风之大宗起,历代忧国忧民的湘籍文士务实治学、厉行改革、匡时救国,湖湘大地的经世之学蔚然成风。时至 清代,偏重文献与文字考证训诂的汉学风靡一时,但湖南学者仍秉承湖湘经世传统,重振实学精神,可谓领风气之先。嘉、道年间,陶澍、贺长龄在全国首倡以经世 致用为本,研究解决现实问题,对近代经世之学的兴盛和湖湘人才的崛起产生了重要影响。近代百余年,内忧外患纷至沓来,湖南涌现出一大批力主变革的政治家、 军事家和学者。较著者如第一个倡导学习西方文化技术的魏源、近代舆地学的奠基人邹汉勋、开创洋务运动先河的曾国藩、屡建奇功的军政重臣左宗棠、中国第一位 驻外公使郭嵩焘、创建近代第一所大学时务学堂的陈宝箴、第一个为变法抛洒热血的谭嗣同、以武力迫使袁世凯取消帝制的蔡锷、与孙中山共建同盟会的共和元勋黄 兴、人民共和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一个个名字如雷贯耳,一段段经历流光溢彩。这些才识卓荦的湘籍人物以富有成效的建树,使碌碌无所轻重于天下的湖南成为 全国最有朝气而举足轻重的省份,并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杨度曾不无自豪地吟咏道:“中国于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 作普鲁士。诸君诸君慎于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1]梁启超任时务学堂总教习时亦深有感悟地说:“湖南天下之中,而人才 之渊薮也。……其可以强天下而保中国者,莫湘人若也。”[2]
    与上述人物相较,王闿运的经世思想和追求少有人关注。尽管与魏源、曾国
    藩等人的识见有异,但王闿运服膺他们的变革精神,不死守书斋,一生都在积极寻求用世的良方和途径。他一向自视为学者,毫不讳言自己秉持的经世学统。他在 《与杨庄书》中说:“余少长兵间,人皆以文人待之,而独喜经世。”[3]这一定位得到一些学者认可,如支伟成云:“昧者不察,或以为滑稽玩世,或以为高远 不中世情,莫知微妙玄通,薪传之所自来,徒赏其文辞,目为文士;而通经致用,悲天悯人之衷,自弱冠以至旄期无一日而或息者。”[4]指出王闿运的一生形迹 皆以通经致用贯之,确是的评。
    王闿运具有鲜明的经世思想和不懈的经世追求,其荦荦大者,有以下诸端:
    一、饰经术为政论的学术特点
    王闿运是一位积极用世的经学家、今文经学经世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经学研究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和主张,尤其注重经世致用。
    早在道光二十九年,十八岁的王闿运结识了长沙宿儒彭嘉玉,在其影响下不仅确立了致力于经学研究的志向。王代功《湘绮府君年谱》云:“自是始欲通经致用,非仅诂训词章而已。”[5]奠定了以“通经致用”为旨归的治经理念。
    面对急剧动乱的社会现实,他力图从圣人经典中寻找到御侮图存、国富民强的良方,在经学研究中寄托于国于民的忧患意识。其《与杨庄书》云:“余笺注八经,皆 切时用。”[6]申明了其治学的旨趣。针对清末学者多承继乾嘉训诂章句之学,有注疏而无纪述、重考证而略辩论的弊端,他指出:“行与学分,由士君子不能辨 学故也。……汉后治经者初不得经之用,训诂、词章、性理、考据、经义、演说,等级自有高下,其无关经学一也。而取士者以为权衡,求进者以为羔雁,所学虽极 博通,了不关其行事,茫茫昧昧,一任身世之遭逢而已。”[7]批评了溺于考据词章、空谈义理的治经方法。
    他采用公羊家以“义例”阐释经文的方法解经,既吸取前人的研究成果,又不尽守成说,敢于抛开前人传注而独标新见,具有今古兼采的风格。这种注经方法虽然简 单,却是对当时经学研究的一种革新,不仅体现了其著述的鲜明特色,而且开晚清解经之新气。张舜徽如此评价道:“过去学术界谈到清代湖南学者,群推‘四王’ 为儒林冠冕,那就是王夫之、王文清、王闿运和王先谦。”[8]将王闿运与王夫之等人并称,是对其学术成就的称赏。
    王闿运主治《春秋》学,尤其注重以《春秋》为经世致用的指南。他在回答学生的《论致用当通〈春秋〉》中说:“治经致用,莫切《春秋》,非谓其政法多也。” [9]他所作的笺注不侈谈“义理”,亦不作繁琐的考证,而是根据自己的体会疏通文义,以便读者有所解悟。钱基博将他列为近代湖南重要的经世之士,云:“胡 林翼、曾国藩、左宗棠、刘蓉、郭嵩焘,一代名臣,声施四海;王闿运、阎镇珩,老儒暗修,独抱遗经。遭际不同,出处攸异。然学不仅占毕,志在于匡俗;通经欲 以致用,文章蕲于经国,则固不同而同。”[10]在与同时代著名经世派人物的比较中肯定了他的影响力。
    二、注重经世致用的教育思想
    王闿运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在他的教育生涯中得到广泛运用,这对近代经学发展、学术转型乃至社会进程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他一生以授徒讲学为业,除于私塾授学外,先后主讲成都尊经书院、长沙思贤讲舍、衡阳船山书院和南昌江西大学堂。他将学术研究与书院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所到 之处,向学生灌输春秋公羊学说和经世致用思想,藉以复兴研究学术之风,使学士竞趋实学。如在尊经书院,他针对“蜀人多务于名”的弊病,制定“必先务于实” 的教学方针,取缔八股文教学,授以经史词章,力纠专求科举仕进的时弊,这种务实的读书方法令自幼研习八股制艺的士子们受益匪浅。他还开设尊经书局,刊刻历 代经史词章的典籍类书籍、本书院师生的著作和优秀文章,极大地坚定了学生潜心钻研的信心,好学之风蔚然兴起,促进了四川汉学的发展。
    他一生培养了不少活跃于当时政治、文化、教育领域的通博致用之才,除宋育仁、杨度、夏寿田、岳森、胡从简、费行简、曾广钧、释敬安、齐白石等人外,还有对 中国近、现代社会发挥过重要作用的风云人物。如力主维新变法的“戊戌六君子”中有三人出其门下:尊经书院的杨锐、刘光第和自称私淑弟子的谭嗣同。又如著名 经学大师廖平,曾任《蜀学报》负责人,在广州广雅书院任教时,康有为从其学;康有为得廖平教诲,作《新学伪经考》以托古改制,传之梁启超。杨度就此说道: “事变谋空返湘渚,专注《春秋》说民主。廖、康诸氏更推波,学界张皇树旗鼓。”[11]对其师的经世与民主教育感受尤深。熊希龄挽王闿运下联亦云:“教育 先政治以革命,张公羊三世,实启西川弟子,南海名人。”[12]称颂他以独特的治学、教育之法培养出“西川弟子”廖平、杨锐诸人和再传弟子、“南海名人” 康有为,可见王闿运与中国近代历史的渊源至深。
    从上述两点看,王闿运提倡经世致用,不完全是为了做学问、谋生计,而是以他独特的方式和路径寻找救世良方,挽回世道人心,修治和谐社会,其学术研究和教育之功实不可小觑。
    三、施展纵横之术的人生追求
    王闿运毕生都在寻找机会施展济世之才,强烈的经世致用之志是这个传统的知识分子心灵深处挥之不去的情结。
    他“喜纵横之术,游说公卿间,欲以巨眼觅英雄”;[13]他以纵横家自居,曾自撰挽联云:“《春秋表》仅传,正有佳儿学《诗》《礼》;纵横志不就,空留高 咏满江山。”[14]自认为一生事业在“纵横志不就”,对其经学造诣、文学地位、教育成就避而不谈,足见其志向所在。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广交天下官绅文士, 奔走蹀躞于显宦之门,甘作幕宾,以“纵横术”游说朝廷重臣或地方官员,以介入社会,影响政局,实现自己匡世济民的理想。而晚清兴盛的揽幕与游幕之风,也为 既富学养又有声望的王闿运提供了施展“纵横术”的广阔舞台。
    王闿运充任过肃顺、曾国藩、文煜、郭嵩焘、夏时、丁宝桢等朝臣与地方官的幕宾,其为幕主谋划,从大小战役的对策到重大战略的规划,从求贤之道的应用到具体人事的安排,从反侵略战争的应对措施到改朝换代的精心谋划……可谓无所不议。他一生重要的佐幕活动有下述三次:
    (一)入肃顺幕
    咸丰九年王闿运初次会试不第,逗留京城,经龙汝霖、李寿蓉介绍,成为调任户部尚书不久、权势正炽的肃顺幕府的重要成员。虽然这次入幕时间不长(大约自咸丰 九年四月至次年八月,期间还于咸丰九年十月至次年二月入文煜幕),但他深得肃顺赏识,发挥过三方面的作用:第一,对一些机要之事提供重要的参考意见。王闿 运的学生费行简说:“顺奉之若师保,军事多以谘之。”[15]其言有一定的可信度。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赵尔巽《清史稿》、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评 传》均有类似记载。第二,推动清廷重用汉臣,尤其是湘籍地方官。盛传曾国藩、胡林翼等汉人得到清廷重用,是他向肃顺推荐,肃顺向咸丰帝保荐的结果。刘禺生 云:“曾、左能成功于外,肃顺实左右之。居间为肃邸置驿以通曾国藩诸人者,王壬秋之力也。”[16]所言应不虚。第三,成功化解左宗棠被弹劾一案。咸丰九 年,湖南永州总兵樊燮弹劾左宗棠身为幕宾而把持湖南军政要务,咸丰帝令湖广总督官文密查;经王闿运等人斡旋,左宗棠不仅逃过此劫,还擢升四品京堂,受命襄 办军务。此事多有史料佐证,如《清史稿》云:“左宗棠之狱,闿运实解之。”[17]薛福成则详载了事件始末。[18]
    (二)入曾国藩幕
    咸丰三年至同治三年十余年间,王闿运数游曾幕,间或致书献策。咸丰三年,“(曾国藩)初简屏仪从,延纳士人,重法以绳吏胥,严刑以殛奸宄。皆纳闿运议。” [19]王闿运上书所提建议多被采纳。次年,太平军围攻岳州,复陷湘潭,他建议解救湘潭,未被采纳,结果湘军大败,曾险些身亡;他又在曾军攻占武昌、汉阳 后提议不急攻九江,但曾锐意东下,图谋金陵,结果湘军战败,武昌失陷,又一次证明了他的先见之明。咸丰六年,他劝曾撤团防、废捐输、清理田赋,以便肃清盗 源、解救百姓,未被采纳。咸丰八年,他到建昌大营与曾密谈,所谈内容未留下文字记载,而此后不久曾被任命为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与他在肃顺幕的活动有一定 联系。咸丰十年,曾由空头侍郎一跃而为集军权和地方行政权于一身的权臣,他逗留湘军总指挥部所在地安徽祁门数月,建议曾改变攻打安庆的计划,从淮阳进军常 镇或固守徽州宁国,曾不听,皖、浙两省战事终成败局;又游说曾脱离清廷独立,提出联合太平军、推翻满清王朝、建立汉人政权的战略规划,未被采纳。咸丰十一 年,他致书劝曾自请入京,与八大臣共辅幼主,阻止那拉氏掌权,仍未被采纳,从此与曾逐渐疏远。
    (三)入丁宝桢幕
    王闿运光绪四年底应时任四川巡抚的丁宝桢邀到成都,光绪十二年初离蜀返湘,入丁幕前后八年余。其佐幕事迹皆确切可考:第一,为丁治蜀献计。丁以实干著称, 于治蜀多有远略。王闿运不仅敦促其痛下决心革除弊政,而且在尊经书院实施教育改革,以务实之学根治蜀地“务名”痼疾,扭转学风,以助丁治蜀整体方略的实 施。第二,为丁宝桢为官谋划。丁在川任职并不顺利,因数年整肃吏治、打击贪污得罪不少士绅,他劝其审时度势,暂掩锋芒,以免人妒,丁听从此意,以病告退。 第三,提出经营西藏,联合印度、缅甸的反帝斗争计划。中法战争爆发前一年,英、俄窥视西藏,危及西南边疆,他敏锐地意识到英国觊觎与印度、缅甸毗邻的西 藏,是想将之从中国分割出去,纳入其殖民统治,于是向丁提出三国联手抗英的经世谋略,并自请出使游说。丁十分赞赏,嘱其代写奏稿上呈朝廷,以便实施。但丁 身体状况极差,力不从心,这一与受压迫民族共谋抵御帝国主义侵略的宏伟规划流产了。
    王闿运到晚年仍不忘经世之志,以八十三岁高龄应袁世凯之邀就任国史馆馆长,未失纵横家本色。这次赴任,除王代功《湘绮府君年谱》所言“遭世乱离,无地可 避”[20]等因素外,还因他那沉积多年的用世之志被再度激活。他怀着一线希望,欲借机献上纵横计。到京后他作诗云:“时难信逼促,政散乃骄盈。奇计实所 好,横流良未宁。聊从庶人谤,知余日暮情。”[21]遗憾的是,他此行所抱“奇计”的具体内容在其诗文、日记及王代功的《湘绮府君年谱》中均未正面提及, 今已不确知。从少量的资料推测,他似乎有劝袁世凯复辟清朝之意。据王代功《湘绮府君年谱》记载,王闿运以为“如用吾言,或能救世”,[22]没想到袁世凯 自己做了皇帝。
    除上述所言外,王闿运唯喜纵横的事例尚多,散见于《湘绮府君年谱》等资料中,包括他代黄锡彤、李鸿章、刘长佑等大臣拟写奏折,向曾国藩、李鸿章、岑春蓂、 赵尔巽提出应对天津教案、中东战事、长沙抢米风潮、学制改革的方略,游说刘坤一、吴大澂、张之洞等湘、淮军将领力战外敌以雪国耻等。
    杨度曾以“平生帝王学”[23]和“更有湘潭王先生,少年击剑学纵横。游说诸侯成割据,东南带甲为连横”[24]概括其师所授心血和毕生追求。然而,王闿 运实施的纵横术不是不受赏识、谏言被拒,就是时运不济、功败垂成,兼之他毕生与仕宦缘薄,由于缺乏适当的途径,他的经世实践无法得到有效发挥,这是他空怀 经世之志而无以行致用之实的憾恨。
    客观地说,王闿运的经世之学仍停留在维护封建道统思想的基础上,其宗旨在于从经典中挖掘解救当世危机的良方,即针对世道浇薄和人心丧失的社会症结,对症下 药,拨乱反正,修治和谐社会,达到天下大同。事实上,他的经世之学是具有双重性的,开放与封闭、进步与落后交织其间。一方面,他力图批判和矫正空谈心性理 学或醉心考据训诂的陋习,具有趋时更新的变通精神,兼之他一意倡导经世致用学风,并身体力行,这些在当时都发挥过积极的、重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他又囿 于传统观念,难于突破,成为了反对变革、阻止“新政”与 “新学”的保守派人物,其消极影响也是明显的。
    总之,王闿运的经世之学与近代历史上那些在政治、军事等领域发挥过积极作用的湘籍经世派、洋务派、维新派的优秀人物,以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家的经世致 用思想相比,有着不同的内涵和意义,其内涵、意义和缺陷可以成为我们认识和反思近代湖湘经世之学的实相和价值的契机,以便从中寻找到可供借鉴的经验和教 训,铸造坚实的经世致用精神,造就时代需要的各类优秀人才,更好地为现代文明建设和经济建设服务。
    注释:
    [1][11][23][24]杨度《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95、94、 612、94页。
    [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66页。
    [3][6]周颂喜整理《王闿运未刊手书册页》,《船山学刊》2001年第2期,第31-34页。
    [4]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265页。
    [5][20][22]王代功《湘绮府君年谱》,文海出版社1970年版,第16,322,323页。
    [7][9][14]王闿运《湘绮楼诗文集》,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527-528,504,2028页。
    [8]张舜徽《清儒学记》,齐鲁书社1991年版,第311页。
    [10]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0页。
    [12]周渊龙、莫道迟《王闿运楹联辑注》,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278页。
    [13]陶菊隐《近代佚闻》,文海出版社1973年版,第110页。
    [15]沃丘仲子《近代名人小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19页。
    [16]刘禺生《世载堂杂忆》,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8页。
    [17]赵尔巽《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300页。
    [18]薛福成《庸盦笔记》,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
    [19]蔡冠洛《近代七百名人传》,中国书店1984年版,第1833页。
    [21]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3325页。

分享到:

0
相关热词搜索:王闿运 近代 湖湘 经世 实践

上一篇:【长沙辛亥革命遗迹的价值、现状及其保护、利用之建议】陈先枢2011年1期总83
下一篇:【“宁乡青铜文化”座谈会纪要】文业2012年4期总90

分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