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礼培与湖湘文化】易新农2016年1期总103
2016-04-04 15:22:05   来源：   评论：0 点击：

   一、王礼培家世与生平
   王礼培（1864-1943），字佩初。生于清同治三年，出身世家望族。世居湘乡后峰石磡上。祖父王勋、叔祖王錱都是湘军将领。王勋，字人树。很早就协助王錱征剿郴、桂等地土寇，并长期为曾国藩负责湘军营务处。曾国藩、左宗棠日记及书信多有记载与王勋商讨征伐太平军战事。叔祖王錱更是赫赫有名的湘军创始人之一，对中国近代历史走向产生过重大影响。王錱，字璞山。早在曾国藩奉旨办团练之前三年，王錱即已在湘乡创办团练。他本是个秀才，见到各地盗贼蜂起，即上书知县举办团练保境。后与他的老师罗泽南所率团练共同防太平军攻湘乡。咸丰三年（1853）曾国藩奉清廷令训练团练，王錱所部一起参加训练，是为湘军之始。因与曾国藩意见不合，脱离曾国藩统率，自成系统。王錱所建湘勇称“老湘营”，纪律严明，严令士兵在军中不能积累钱财，不准酗酒、赌博，不准扰民，每月将饷银径寄家属，取得回条交给本人。又严加训练，并教士兵读书。白天征战、训练，晚间宿营时教士兵读书明理，书声琅琅，不知者疑为私塾。“老湘营”作为一支劲旅，先是在湖南境内及两广交界处扫荡各地土寇及太平军徒党，确保湖南境内平安，并为曾国藩征战解除后顾之忧。咸丰七年（1857）曾国藩丁父忧在家终制。王錱受命出兵江西，数月间大捷十二次，乐安一战以五百人击败太平军一万人。太平军称他为“王老虎”，传言“出队莫逢王老虎”。此时王錱已感染热疾，带病连续作战，病殁于军中，时年三十三岁。清廷以二品典恤，谥壮武，在江西、两湖三省建专祠。
       王錱非一般领兵打仗的武夫，实乃治军治国经世之才。湘军将领包括王錱、曾国荃等都是罗泽南的弟子，都是以“宋儒之学治兵，以兵卫民”。曾国藩之所以能战胜太平军，亦是在于湘军是一支有文化、有理想的军队。太平军到处破坏传统文化，凡孔孟诸子之书一概烧毁，湘军则以保卫传统文化、护卫固有风教为号召。国学大师钱基博撰《近百年湖南学风》，详论湘军之事业，除曾国藩、左宗棠、罗泽南等详论外，王錱亦有专章论述。钱基博以“学风”二字说明湘军之成就大事业者，实关乎治心之学，关乎传统文化。另一国学大师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亦有相同论述。当时风行一句话：“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湘乡”。可见湘乡威名之盛。这是我们湘乡人应引以为自豪，也是今天我们湘乡人应继承发扬之文化精神。
         曾国藩在剿灭太平军后，即将湘军解散。但王錱所建“老湘营”仍保留下来，左宗棠收复新疆，所用的就是这支部队。大将刘锦棠就是王錱属下。王礼培的叔祖王开仍、父王诗白、叔父王诗正均随左宗棠征战，在收复迪化（乌鲁木齐）等城中立下战功。左宗棠收复新疆，定新疆为行省，为中国建立不朽功业。清光绪十年（1884）法军侵入台湾，王诗正又奉左宗棠之命，率“老湘营”乘渔船冒险渡台湾海峡，躲过法军截击，在台湾基隆登陆，在督守台湾的刘传铭指挥下，同台湾军民共抗法军，苦战数月，最终取得胜利。次年台湾建省。这是我们湘乡先人为保卫祖国领土统一而建立的又一功勋。今天我们去台湾旅游，所品尝台湾小食“面煎饼”，就是王诗正所率“老湘营”传过去的。
     出身在这样一个显赫家族的王礼培自幼饱读诗书，又随祖父王勋到长沙求学，受业于王先谦、吴大澄等众多名师。光绪十九年（1893）应乡试中举。1894年甲午之战，中国战败，割地赔款，上京应试的士子们群情激昂，疾呼救国，这就是乙未年发生的公车上书事件，王礼培积极参与这一活动。湖南文俊铎为首呈文，王礼培列名第六。1905年王礼培出任湘乡中学堂第一任监督（校长）。1906年王礼培与革命先烈禹之谟发起了湘乡有名的抗捐学潮。当时湘乡实行食盐附加学捐，但学捐并未用于办学，向来由贪官及地方劣绅共同分赃。6月30日，禹、王率领学生至县衙门请愿，要求追回赃款，惩办贪污犯。知县陶福曾恐事态扩大，当众表态所追赃款移作教育经费。待学生散去后，即密报湖南巡抚庞鸿书，要求逮捕禹之谟等人。清廷因禹之谟的革命活动，早已对他严加监视。禹之谟亦早已感到危险气氛，但他并未逃避，只是告诉王礼培速离长沙。王礼培随即逃亡日本，禹之谟则被清廷逮捕，英勇就义。王礼培到日本后入帝国大学学法政。留日期间他加入了同盟会，并得到孙中山先生囎送的八寸大照片，上书“礼培同志存，孙文”。辛亥革命后，王礼培因感政局较乱，决心不入仕途，不担任任何官职，潜心读书、写诗，一心投入藏书事业。只在1933-1936年任职船山学社董事长。在他主政船山学社四年期间，是学社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后因日寇入侵，长沙“文夕大火”（1938.11.8.），船山学社随着一把大火而终结。王礼培晚年还参与协管乡中土桥学校，他始终热心教育事业。
 
     二、王礼培是湖湘文化的优秀传人
     古代湘乡文化是湖湘文化的承传者，又是发扬光大者。南宋著名学者彪居正是湘乡人，曾国藩为代表的一大批湘军将领也都出自湘乡，他们都各有著述传世。湖湘文化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楚国的屈原，北宋理学大家周敦颐（道州人）首开湖湘文化，南宋彪居正出任岳麓书院山长，渐次使岳麓书院成为湖湘文化的大本营。明末清初王夫之，世称船山先生，更是湖湘文化的重要代表人物。王礼培早年求学之地思贤讲舍，即是为张扬王船山之学为己任，后改名船山学社。王礼培对王船山崇敬有加，曾作诗赞颂：“艰贞船山翁，挺立天人希”。后来他任船山学社董事长，以承传船山思想精神自勉：“大道久沦夷，六经谁贯穿，天遣公不死，留与开生面……天不丧斯文，后死豈敢倦”。从王礼培身上可以看到湖湘文化乃至湘乡文化的精神实质。
                             
    （一）忧国忧民精神
       王礼培诗作继承了自屈原、杜甫以来哀民生之多艰，为民请命的传统。。如1924年春夏间，华北由亢旱转至水灾引发永定河等溃堤决口，同时东南五、七省洪水为灾。1931年长江中下游豪雨成灾。他“目击心怵”赋诗极言民间疾苦。“角声随处起，官税近秋忙。灾祲窥人事，烦冤叫大荒。”天灾之后又有重赋，连年战祸，民不聊生。在《劫后》、《武昌战后》等诗中慨叹“连村三月火，吟望肺肝摧”。“鸣鞭落日石壕村，，不见人烟见烧痕”。“旧鬼无家新鬼哭”。王礼培最为反映民生疾苦，为民请命的诗作乃《续舂陵行》。此诗直接继承中唐诗人元结的名诗《舂陵行》。元结此诗叙述了赋税繁杂，官吏严刑催逼的情况。叙述了百姓迭经战乱，困苦不堪的处境。王礼培所作也是中国传统文人忧国忧民思想的延续。他在诗序中说：“昔元漫郎傷天宝兵乱，作《舂陵行》。自丁卯戊辰之间湘粤接壤，兵匪混杂，余甚哀夫民生之日蹙也，依韵继作以实其事”。其诗曰“……我续舂陵行，我病民癃疲。少壮填沟壑，宁计衰与羸。妇孺横刀俎，宁论骨与皮。……奈何扑鞭猛，一一背仁慈。贼去兵如栉，民胡以为生。………                                                                                                                                                    
寅年征卯粮，杂税无休时”。此外，他还写有《和东坡吴中田妇叹用贾收韵》，揭露“以丰年为苦的社会现实”。“耕夫无钱换粒米，官饥要钱民更饥”。并自注：“昔司马温公云：百姓有米官不要，百姓无钱官必要钱。东坡云：诛取多则丰凶皆病。民因以丰年为苦者。”在另一首诗题中他愤怒谴责官府借口救国横征暴敛：“日本既夺吾辽东三省之地，遂进取热河，旧京震动，听客所为，卒为城下之盟，而借口救国征敛日急，沿户苛派，莫之敢诘，小雅怨诽之作所由此也”。诗曰：“大官星火催符令，小官鞭笞驱坑阱。……自来亡国术亦多，南宋金元事若何。”
 
    （二）爱国情怀
        王礼培生活于晚清民国时期，先是外強入侵，清廷崩溃。民国继起，日寇步步入侵，又是内战纷扰，民不聊生。作为传统知识分子其爱国情怀深植内心。1894年的甲午之战一直是国人心中之痛。1924年他北上搜书路过天津，他在一诗中题记：“甲午辽东之役，余客天津，甲子重来，则壮而衰，衰而老矣，得诗四首”。其二曰：“三十余年重到此，梦魂犹是说防倭”。1928年日本在山东制造济南惨案，1931年“九一八”事变，他都有诗作，声讨日寇之猖狂入侵，谴责中国政府之无能抵抗，鼓励军人英勇杀敌。1933年他的两个儿子回湘乡过年，他在一诗序中说：“外犯凴陵，侵入腹地，吾家两世握绾兵符，徒读父书，穷簷聚首，嫠纬之恤其谓之何！”“嫠纬之恤”语出《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嫠不恤其纬而忧宗周之陨为将及焉。”谓寡妇不忧其织事，而忧国家之危亡。王家两世带兵作战，而今外犯凴陵，家国俱危，他写此诗表达忧国情怀并对子孙后代寄予期冀。
        王礼培藏书中有《日本环海险要图誌》一部，清王肇鋐著，此书手稿厚达1408页，未曾刊印。王礼培从其家人手中购得此书。对这部书的重要性，王礼培在此书题跋中阐述得非常清楚：“日本为环海之国，凡四国，九州本土，均有连属之处。得其门则攻守之势易，失其门则攻守之势难，是在后之读者用心焉耳。”他把此书一直带在身边，并欲予以刊印。他在所写跋中说：“有效力日本者，欲得之，啖以重利，予笑置之”。在另一跋中又说：“是书携行箧中，为骨董商嘉滕所见，欲以重金取之，未许也”。嘉滕应为日人，可见日本人对此书的重视。王礼培的友人徐崇立、黎承福在他们所写之跋中亦极为重视此书。因此书对日本环海全岸形势、风信、潮流、经纬度表、岛屿之大小位置、航路等都有详尽记载。中日甲午战争、“九一八”事变、“一二八”抗战，及大规模中日战争爆发之前，著书者王肇鋐、藏书者王礼培均卓识远见，预见中日之间必将有一场生死决战，并希望为国家尽一位书生的绵薄贡献。不幸的是他们的努力并没有受到当局者足够的重视。此书稿幸存于世，现藏台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近年在中日钓鱼岛主权之争中，有学者据此书说明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此书所列日本主权岛屿很详细，但没有钓鱼岛、黄尾岛、赤尾屿各岛。此书日本各岛之经纬度是据日本政府水路局测绘的，并送交清廷总理衙门。其中岛屿经纬度还有英国官方测绘的。日本和其他国家当时都承认琉球群岛不包括钓鱼岛，同时也说明钓鱼岛等岛屿主权属于中国。这在当时是中日两国政府共同确认的。王礼培珍藏此书深深表达了他的爱国情怀。
 
     （三）维护保存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在“五四”时期曾一度受到冲击，但在民国时期像王礼培辈的传统文人，乃至“五四”时期推动新文化运动的胡适等学者文人仍在努力维护这一文化传统，他们以自己的诗文著述极力维护和丰富这一文化传统。王礼培在主政船山学社时遵循船山学社“倡明国学，扶翊风教”的宗旨，“提倡正学，以道义相磨”。所作诗文、讲演也无一不与维护这一文化的传承相关。在他和学社同人的共同努力下，此一时期船山学社所出学报期刊大增，并举办演讲、季课等学术活动，成绩斐然，是为船山学社最为鼎盛时期。他之所以尽毕生精力致力于藏书事业，亦是为维护保存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而作努力。从他所藏珍稀古籍中所写的诸多题跋，就可深深体会到他的这一番苦心。他常感叹“兵火相连，浩劫无穷”，许多古籍“孤本劫余，傥竟不传，吾知后人不知有此书，良用慨然”。他在《小招隐馆谈艺录》中表示 ：“处今日文运百六阳九之会（按：指灾难厄运），吾甚惧乎文献之无征也，又甚惜乎壮盛之精力亦既耗于斯也。延期将丧，及其未坠，穷源究委，开悟来者，其后死者之责乎！”拳拳苦心，昭启后人。
        王礼培虽出身望族，但他家并非巨富，到他这一代家道又已中落，收藏古籍对他来说也是一条艰难的道路。 他只能靠变卖祖上所遗不多田产，用来搜寻古籍，以致有入不敷出之感。叶德辉赠王礼培诗中有“买痴日见田将鬻，负债时常逼岁除”。甚至到了晚年他不得不出卖所藏古籍以供家用。
        为了收藏古籍王礼培耗尽毕生精力。他所藏之书，迭遭兵灾，被供薪火，实在痛彻心肺。但他仍一如既往，尽一己之力，努力保存古籍。每得一书，随即整理，评注补缺，考证版本，题跋批校，还要修补装订，千方百计，使其成为完璧。古籍因刊刻时代不同，有不同版本，有的是手抄本，由此产生缺误异同，一定要校。他在《夷白斋稿》题跋中说：“书经抄写，非校等于无，而源流各别之本，尤应存其异同，又不徒在传写失真之仅见于点画间者矣！”古人曰：校书如扫尘，一面扫，一面生。王礼培的书斋即名“扫尘斋”。校书也就是读书治学，他不辞劳累，不厌其烦，勤奋以赴。光绪十六年（1890）他已经藏有陆拙生校《吴郡志》，当时即欲得一副本照抄以广其传而不得。二十年后的1910年初春他又购得汲古斋《吴郡志》五十卷。三月，又 得袁漱六所藏校本《中吴纪闻》。六月冒暑将三本合校。此时他右臀生毒疮已二十余日，他在校讫题记中说：“疮口未合，不耐多坐，凡九日始录完，然亦已勤矣！敢告后之得此书者，其加意焉。”他为维护保存文化传统而如此艰苦勤奋治学之精神，实在令人钦佩景仰。
      王礼培对自己的收藏颇为自负：“余搜书四十年余，视荛翁三十年精力所聚未许让也。”荛翁乃黄丕烈（1763—1825），号荛圃、荛史，清代著名藏书家。王礼培藏书也许不及黄丕烈，但在民国时期确是作为大藏书家为人所公认。杨钧在《草堂之灵·说版本》中谓叶德辉、王礼培“叶、王藏至富，故版本之考究，为吾湘冠，两君之版本已不让人。”张元济亦称王礼培“与  言版本目录之学，甚深邃。”王礼培一生，不喝酒、不抽烟，惟一的嗜好就是藏书、读书。他曾在一诗中写道：“异书时一获，外物更何求”。很可惜，他的藏书大多已散失。幸运的是在国内各大图书馆，以至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及台湾几大图书馆，还保存有他所藏之书。其中最为珍贵的是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宋版《淮海集》。近年各地典籍拍卖市场亦能偶尔见到王礼培的故物。王礼培当年既已星散的藏书还能有如此规模的存在，应归于文化内在的顽強生命力的支撑。文化是一个民族顽強生命力所在。古代匈奴如此骄横一世，中国、欧洲都深受其害，但他只是马上征战，没有文化承传，至今烟消云散。犹太人有文化支撑，失国二千年，二战后建立以色列国，受到世人敬重。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是因为有延续几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王礼培等传统文人身上所体现的文化精神，值得我们继承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