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希龄与芷江】周秋光2016年1期总103
2016-04-04 15:24:33   来源：   评论：0 点击：

怀化市《边城晚报》常务副总编、高级记者、资深作家杨顺东先生寄来了他和其女杨颜菲女士近期编著的《从芷江走出的民国总理熊希龄》（《人物.芷江》丛书之一）一书，约我为该书写篇序言。我和顺东先生相识已有20余年，都是因为研究熊希龄而结缘。
顺东先生的这部书篇幅虽然不大，但份量却十分沉重。这份沉重出自顺东先生对于芷江历史人文的乡土情怀和挚爱之心，经过长达20余年的不懈努力，勤奋不辍、孜孜以求，查阅各种相关的历史文献书籍；又广泛地访求当地知情人士，发掘民间口述传闻；再又四处奔波，作田野调查，特别是实地查勘和搜集熊氏家族墓碑文字，最后综合所得，写成了这部凝聚着他汗水和劳绩的感人之作。并且为了完成这部书稿，他还一度累成重病。他寄给我的7月10日的《写书历程》中有这样一段话：
“2012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病让我无法再顺利进行研究，但我从来没想过要放弃，这是我二十多年的心血，是让世人真正了解熊希龄的绝佳机会。经过半年的休养，我又开始了研究之路，但是这条路走的很艰辛，我开始力不从心，大脑和手都不那么听指挥了，每天我坐在书桌前，翻看之前收集、写的材料，一点一点地回忆之前研究的内容。每天我都会在书桌前坐上七、八个小时，我在看，我在写，我在听，但是我能总结出来的也许只有几个字，几十个字。不管别人怎么看，不管事情多么困难，不管道路怎么艰难，我所能够承受的、能够克服的远远超过了你的想象，也许这就是所谓的信念。我会把研究熊希龄之路走完，我想还原历史真相，我想让大家知道熊希龄是地地道道的芷江人。”
顺东先生这段话语所透露的信息显示：他写这部熊希龄书是有目标和追求的，为了这种目标和追求，他迎难而上，顽强拼博，所体现出来的精神与毅力、意志和信念，令我对他充满了敬意和感佩！
顺东先生写这部熊希龄书的目标追求就是“想让大家知道熊希龄是地地道道的芷江人”，这样的立意有其特定的价值和意义。
首先是对于芷江的价值和意义。对于芷江的价值和意义，体现在顺东先生根据自己的研究所得，要改变过去人们普遍认为的熊希龄是凤凰人的说法。顺东先生认为凤凰只是熊希龄的祖籍，而熊希龄本人则是生在芷江长在芷江，是和芷江连在一起的地地道道的芷江人，是从芷江走出去的民囯总理。顺东先生的说法能否成立，取决于他的立论依据是否确凿。然就目前而言，他的说法要想得到广泛的认同和支持，恐怕还有困难。首先是凤凰方面是否认同和支持？其次是芷江自身是重视抑或冷漠？因为在熊希龄故居的问题上，凤凰和芷江曾经表现出迥然不同的两种态度。我曾经在接受媒体采访谈到熊希龄故居时有感而发地说过两句话：“凤凰是没有熊希龄故居造了一个熊希龄故居；芷江是有熊希龄故居却把故居给折除了。”凤凰造熊希龄故居的过程我是知情的。那是在1990年年初，其时凤凰县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决定打地方文化名人的牌。凤凰的文化名人最突出的有熊希龄、沈从文、黄永玉3个。沈、黄都有现成的故居存在，可熊希龄故居却没有，但有传说熊希龄是出生在沱江镇文星街熊家巷（即当时的文星街一条巷）。于是凤凰县便决定在1990年8月熊希龄诞辰120周年时办成两件事：一是开一个纪念熊希龄诞辰12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这个会由政协出面举办。1990年上半年凤凰县政协的主席（曾担任过县长）和文史委的主仼周少连来长沙找我联系，委我担仼筹办该次学术会议顾问，负责联络省内外学者以及海内外香山慈幼院校友撰写论文与回忆文字参会（这次会议于8月15日至17日开了三天），并帮助出版了会议成果《维新.济世.救亡—纪念熊希龄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文集》；二是造一个熊希龄故居。即由县里做工作，说服住在文星街一条巷的一个住户搬出，给其以3万元的补尝，于是这里便成了现今供游人参观的熊希龄故居。故居里陈列的内容主要是拫据我当时所撰《熊希龄简传》和《熊希龄与慈善教育事业》。故居里所陈列的物品、书籍和照片，也多由北京香山慈幼院校友会和熊夫人毛彦文以及我所提供。应当说，凤凰县熊希龄故居的打造，对于该县地方经济即旅游业的发展，起到了极好的推动效应，也表明了凤凰县委、县政府决策的成功。可是芷江县与凤凰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芷江县本来是有熊希龄故居的。沈从文曾经写了《芷江县的熊公馆》一文。但是不幸的是，这个或许有可能成为国家或省级重要文物保护遗址的“芷江县的熊公馆”，就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芷江县的城市改造中被折除了。我1987年3月到芷江县城考察，发现熊公馆的原址已经变成了道路。1990年9月，《民国春秋》想刊沈从文《芷江县的熊公馆》一文，要我提供一张熊公馆的照片，我竟无法提供，后悔没有在熊公馆折除之前到这里或托人拍下一张照片；而拜托熊氏亲族后裔张成霞、熊焕文去找一张折除前的照片，亦不可得。本来折除了的有重要保护价值的名人故居也是可以恢复或另选一址重建的，我曾经就此多次向怀化和芷江提出过建议。但是20多年过去了，熊公馆仍未恢复重建。如今顺东先生提出熊希龄就是地地道道的芷江人，不知道芷江县委、县政府获悉此情之后，是像凤凰县那样，建一座熊希龄故居？还是无动于衷，继续维持熊公馆被折除后的现状？可见顺东先生提出熊希龄是芷江人的说法，其对于芷江的价值和意义，如何实现，最终还要取决于芷江县委、县政府对于此事的认识和态度。
其次是对于学界研究熊希龄的价值和意义。对于学界研究熊希龄的价值和意义，体现在如何将熊希龄的研究推向深入，即面对和解决熊希龄研究中所出现的一些新问题。在熊希龄研究中，熊希龄是哪里人，原本就不成其为问题。熟悉熊希龄的人都知道，熊希龄是凤凰人。熊希龄担仼民国初年的国务总理时，国内的大小报刊上，都称他为“熊凤凰”。熊希龄本人也自称是镇筸（即凤凰）人。可是，顺东先生提出熊希龄其祖籍是凤凰，其本人则生长在芷江，故熊希龄也可以说是芷江人。这种说法是符合事实的。既然符合事实也就不无道理。以往我们判断和确定一个人是哪里人，传统的标准和依据就是看其籍贯（祖籍）在哪里。现在审视这种只看籍贯的标准和依据，会觉得有欠准确和完整、存在某种缺失。因为有的人籍贯地、出生地、成长地乃至后来长期工作与生活的地方都不一定会是一个地方。如果仅以籍贯来确定其为哪里人，就难免存在片面性。倘若加以区分，那么哪里人的答案或许就不只一个而是多个。即就熊希龄而言，他的祖籍（籍贯）是凤凰，那么他是凤凰人；但是他的生长地是芷江，那么他也可以说是芷江人。所以熊希龄是那里人的答案至少就有了凤凰和芷江两个。准此，我们今后对于像熊希龄这种类似的哪里人问题，恐怕就得改变过去只有一个答案的传统观念。这也就是顺东先生这种看法在我认为对于学界研究熊希龄的价值和意义。
其实熊希龄关于自己是哪里人的问题，他自己早已就表述得很清楚。如1898年7月15日他为时务学堂事上书湘抚陈宝箴云：“龄本筸人，生性最戆，不能口舌与争，惟有以性命从事，杀身成仁，何不可为？”这里所称筸即凤凰镇筸（见周秋光编《熊希龄集》（一）103页）。又1893年熊希龄为沅州（今芷江）建书院事致汪康年函中云：“龄籍凤凰，久居沅州，习沅州利病。”“以言畛域，则龄凤凰人也”（见周秋光编：《熊希龄集》（一）22、24页）。再1908年熊希龄在所作杨母张老孺人七十寿序中有云：“余家自先王父以来，寓居沅州者近百年矣。故希龄虽镇筸籍，然实生长于沅，其与往来游处者，皆沅人也。”（见周秋光编《熊希龄集》（一）443页）。综上所述，概括熊希龄对于自己是哪里人的定论便是：籍隶镇筸，生长于沅。至于这里的生长于沅可否理解为成长于沅？还是把生长二字折开，如顺东先生所解释的，是“生于沅、长于沅”？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长于沅即指在沅州成长当然没有问题。但生于沅即指出生于沅，我以为还需要进一步取证，现有的证据尚有不足。
最后还要指出的是，倘若比较凤凰与芷江两地在熊希龄心目中的地位和眷顾程度，应当首推芷江。这就是因为芷江是熊希龄的生长地，是他从小接受教育和求学成才的地方。特别是这里有由他恩师沅州太守朱其懿创办的沅水校经堂，倡导书院改革，推行实学教育，让青少年时期的熊希龄获益匪浅，在此求学起步而终致科举功成。故他对芷江十分眷恋，一往情深。当1893年沅水校经堂一度发展受挫，他便千里奔波，“为沅请命”，“爇面求人，勤勤未已”，说是“亦以今日之所志所学，一知一解，皆受益于书院，而受恩于朱太守也。”（见周秋光编：《熊希龄集》（一）24页）。特别到了后来，即1932年，他将自己的家产全部捐出，创办“熊朱义助儿童幸福基金社”，在北京、天津、湖南三地共办12项公益事业。其中北京4项（即北平昭慧第一幼稚园、北平昭慧托儿场、北平昭慧民众学校、香山昭慧第三幼稚园）；天津1项（即天津昭慧第二幼稚园）；长沙1项（即长沙南郊彝公小学校）；凤凰1项（即凤凰双陵第五小学校），而芷江竟有5项（即芷江彝公图书馆、芷江双陵第一小学、芷江双陵第二小学、芷江双陵第三小学、芷江双陵第四小学）。由此即可见芷江在熊希龄心目中的地位和份量有多么的重要。
熊希龄是从芷江走出的民国总理，他在世的时候始终都没有忘记家乡芷江，今天的芷江人，有顺东先生把他的名字与芷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也表明芷江人们没有忘记从这块土地上走出去的杰出人物熊希龄。（作者为省政府参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