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湖湘骈文概论】吕双伟2015年4期总102
2015-12-24 21:29:58   来源：   评论：0 点击：

清代中叶以前，湖湘古代文学整体上成就不高；晚晴以来，湖湘诗文走向繁荣。（1）在诗文繁荣的背景之下，清代号称“复兴”的骈文，在湖湘也迎来了它的发展高峰。民初陈康黼《古今文派述略》论道咸以来的骈文，有曰：“阳湖则有董基诚、祐诚兄弟，皆效法其乡先辈洪稚存之所作，而加之以工整。而大兴则有方履篯彦闻，泗州则有傅桐味琴，长沙则有周寿昌荇农，秀水则有赵铭桐孙，会稽则有李慈铭爱伯，湘潭则有王闿运纫秋，长沙又有王先谦益吾，亦能简质清刚，确守玉芝矩矱。斯皆词胜之文之正轨也。”（2）在其所例举的九位骈文家中，湖湘就有周寿昌、王闿运和王先谦三位，可见此时湖湘骈文在全国的重要地位。然而，由于清代诗文，特别是骈文研究的滞后，晚晴湖湘骈文研究成果薄弱。（3）本文拟对晚晴湖湘骈文创作情况及兴起原因加以简要论述。
一
骈文创作需要费尽心思地隶事用典、剪裁辞藻、组织巧对等，对才华与学问要求较高；又这种刻意雕琢、追求丽藻的写作方式不符合古人言志明道的诗教与文教传统，不利于继承与发扬文章经国大业的功能，因此，即使在全国，相对于诗词曲和小说来说，清代以“骈体”或“四六”等命名的骈文别集和总集都不多；有些即使写了骈文，也多将其作为外集附在文集之末，或者干脆和散体文混杂在自己的文集中。这就使得统计清代骈文别集的数量较为不易，从而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难以精确展开。根据笔者所见及他人研究，清代现存的以“四六”、“骈体”、“骈文”或“俪体”等命名的文集总数大约不超过两百种。（4）这和清代诗歌、词、小说，甚至戏曲相比都相形见绌。其中，晚清湖湘骈文别集和总集更少。骈文在湖南的发展十分迟缓，从李商隐以“四六”命名其文集，乾嘉时代，湖南都没有出现以四六或者骈体命名的别集和总集。当然，有些骈文夹杂在散体文集中，但这种情况都少，因为湖南人写骈文的不多。明末清初，江浙地方盛行四六表启，但《王船山诗文集》上下册中，骈文只有一篇，即《六十初度答徐蔚子启》，由此可见一斑。
晚晴湖湘骈文是指晚清出生、成长在湖南的文士，不包括祖籍湖南而实际上出生、成长在外省或者是成年后才寄寓湖南的外籍人士。据此，晚清湖湘骈文的代表有湘阴李星沅（1797-1851）、湘潭王闿运（1833-1916）、长沙王先谦（1842-1917）、石门阎镇珩（1846-1910）、善化（今长沙）皮锡瑞（1850-1908）、龙阳（今汉寿）易顺鼎（1858-1920）、湘潭叶德辉（1864-1924）等。根据对国家图书馆等馆藏书目的检索，剔除重复，晚清湖湘骈文选本有两种：王先谦编《国朝十家四六文钞》，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刻本和其编《骈文类纂》，光绪二十八年（1902）思贤书局刻本。别集有五种，即王闿运《湘绮楼骈体文钞》 一卷，清光绪15年（1889）刻本、周寿昌《思益堂骈体文钞》一卷，清光绪15年（1889）刻本、皮锡瑞《师伏堂骈文二种》六卷，清光绪21年（1895）师伏堂刻本、阎镇珩《北岳山房骈文》二卷，光绪十八年（1892）年刻本、叶德辉《观古堂骈俪文》一卷，民国19年（1930）刻本。此外，还有三种没有以“四六”“骈体”别集出版，但夹在文集中且标明为“骈体文”或“骈文”的，如：李星沅《李文恭公遗集·文集》（清同治五年刻本）卷一、卷二为标明散体文，卷三和卷四标明骈体文，收录骈文22篇、易顺鼎《丁戊之闲行卷》（清光绪五年刻本）卷二标明为“骈文”，收录文章42篇、王先谦《虚受堂文集》（清光緖二十六年刻本）卷十五标目为“骈文”，收录文章11篇。这些骈文具有哪些特点呢？这里略为论述。
二
晚晴湖湘骈文所包含的古代文体多样，内容丰富。其中，庙堂公牍很少，私人应酬性文类较多，因此抒情言志的功能明显，审美性和艺术性突出。所包含的文体类别，多为序、书、启、跋、祭文、诔、颂、铭、碑等，其中最多的为序。如阎镇珩的《北岳山房骈文》25篇，分为碑、赞、吊文、志铭、诔、序、记、跋、书、论十类，其中序文最多。与众不同的是，其骈文多写于浙江，如碑、赞、吊文和记等，这与其浙江行旅经历有关；也有反映湖湘人物或湖湘特色的，如《沅湘四君子诔》、《常德知府刘君诔》和《新刻屈贾合集序》等。其他骈文家的骈文种类也较为多样，多为私人性的交际应酬之文，不像晚唐至晚明的四六别集或选本，收录的绝大部分是表启庙堂公牍。当然，从清初陈维崧、吴绮和章藻功等人开始，骈文的范围就大大超越了晚明四六，抒情性、艺术性和审美性也远超宋元明的四六。此外，李星沅的骈文共有22篇，包括书、启、诗序、寿序、跋、揭和祭等体类，其中序有8篇，书有7篇，启有3篇。王先谦《虚受堂文集》收录11篇骈文，序有3篇，数量最多。序文不仅仅是一种交际性文体，能够对他人的著述和言行加以评论；更是一种最适合抒发作者和被序者情感、感慨各自人生经历、展现丰富的生活内容的自由的文章体类。如阎镇珩的《新刻屈贾合集序》有云：
嗟乎！人主莫不求忠以自辅，人臣莫不扬善以立闻。及其爱憎任私，情实乖反，宗社莫蒙厥福，后嗣持用为戒。若斯之类，良可悲乎？吾观屈氏之作《离骚》也，茹涕郢阙，袭踪姬雅。幽忧沉墨，痛剧而呼。谒帝叫阍，计非得已。若乃贾生所处，异厥时矣。太中之迁一岁，宣室之召三年。吊湘有赋，闵沉骸之过激；止隅不祥，羡德人之忘累。故离谤则一，操心各殊。坠马哭泣之伤，天性一时之慕耳。谓之不善处穷，岂其然哉？（5）
以散行之气，运排偶之文，用饱含感情的散化偶句，对屈原为君而死的悲剧命运加以哀悼。对于贾谊，虽然认同其和屈原一样遭受诽谤中伤，但认为两者“操心各殊”，即贾谊是为自己的成败得失而悲悲戚戚，实为“不善处穷”，境界高低，自然可见。又如对其朋友黄文琛的《铛脚集》，阎镇珩作序同样骈散交融，情感强烈：“嗟乎！猿臂数奇，牙琴赏孤。逐贫之赋，类成于忧愤；幂衣之泣，独向乎长阪。囊剑十年，感豫让国士之知；蛇珠三寸，当淮阴千金之报。后有亿载，获读吾文，安知嚆矢之引，不即传为棠棣之碑乎？”（《铛脚集序》）钱基博对阎镇珩的骈文作了较高评价，认为阎镇珩的骈文崇尚魏晋，具有“优游宽博气象”、“不涂泽，不使事，放言落纸，气韵天成”、“浮藻既湔，古艳自生”、“为魏晋人体”。（6）晚晴湖湘骈文中的代序，同样情感浓郁，摇曳生姿。王先谦为他人所写的《徐骑省集序》（7），首先就将徐铉放在南唐末造之运和个人遭逢之厄的兴亡背景之中；裹挟在历史潮流中的徐铉，个人无法自主，虽然才华横溢，忠于后主，但终究摆脱不了投降命运。接着，王先谦对非议徐铉出使宋朝而没有退敌，南唐国亡后没有捐躯的观点加以反驳；又对认为徐铉告密，导致宋太宗赐牵机药给李煜致死的野史传说作了反驳。全文在议论风发之中，用饱含感情之笔，气势磅礴之力，辨明野史记载之荒诞不经，徐铉忠心之不二。
晚清湖湘骈文多与湖湘自然景物、人文景观等有关，具有一定的地域文学特征。光绪三十年（1904），王先谦为友人庄心庵所绘湘西图而作《边疆行役图记》。记文将出靖州、过辰州至绥宁的沿途风光表现出来，将湘西的自然和人文景观传达出来，与图相得益彰；同时，也不忘对友人治边才能的叙述与歌颂。如写湘西自然风光：
    履自沅郡，既于绥宁。时则秋获野旷，冬暄气清。戴星辰而早行，冲烟瘴而疾过。往往一日之中，旸雨百变；万山之内，寒燠互殊。俯临深溪，联猿臂而赴饮；仰攀天阙，共鸟翼而争高。盖已极登顿之劳，穷纡折之致焉。迨入绥宁，经罗岩，石驿半里，芙蓉四苗，里地形旷夷，山色秀发。塍陌绮绣，交织于飞流之间；楼台金碧，半隐于霞气之表。白云丹树，奇采聚为图画；翠鸟红泉，幽响和于琴筑。如入山阴之道，纷来异观；不意桃源之津，近在尘世。视听为之发皇，襟抱于焉超远矣。（7）
辞藻清丽，文气舒缓，景色怡人，襟抱超旷。如果说王先谦的《边疆行役图记》重在以好奇新鲜之心写湘西边疆风光，表现主政者的政治才能，那么，易顺鼎的《游龙冈记》则借景抒情、借物遣兴之作。光绪三年（1877）易顺鼎归自京师，十月六日，与家人及朋友游龙冈，写下《游龙冈记》。有曰：“凉秋二九，已穷于西引；胜朋三五，方眷夫南顾。游气褰晓，垂光宕晴，翠飞不孤，靑献转众。坿郭之岫，多于酒人；过秋之蘤，乃似羁客。上有崇阁，疑松风之三层；中无杂树，异桃雨之十里。累思成嶂，延赏争槛，枣路赪其碎霞，杉亭缋其陈雾。溪弦百奏，奔逸响而敲襟；山画四张，弄疏晖而媵爵。或矜一卉之艳，则誉及恒蕤；或眄孤柯之荣，则珍彼晚节。”（8）接着用了魏晋南朝士人雅集故事来抒情遣兴，表达自己怀才不遇、迟暮思归之感。除了描绘湖湘自然风光外，此时的骈文还对湖湘人文景观多有涉及。湖湘文人对屈原和贾谊最为钟情。前举阎镇珩有《新刻屈贾合集序》，皮锡瑞也有关于屈原和贾谊合祠的《重修屈贾合祠启》。和阎镇珩对屈贾加以轩轾不同，皮锡瑞认为两人虽出身、经历不同，但都爱国忠君，应该合祠祭祀。其文最后感慨两人命运，有曰：“嗟乎！江鱼腹葬，神恨骖虬；鵩鸟愁生，魂随堕马。问天不语，空诉牢愁；吊水何知，难明忼慨。遂使女萝薜荔，九歌悲山鬼之遗；沅芷澧兰，万古称骚人之国。緜世寖远，灵宇就颓。萧条濯锦之坊，寂寞陶公之庙。古柑萎绝，莫留橘颂之香；旧井湮沈，慨想王明之福。念兹芳烈，宜用尊崇。所当祓饰荷堂，涂丹兰橑，崇璇题以纳月，新杰构以偃虹。迁客寓公，并秩丰祀。楚艳汉侈，更薰古香。庶将丹荔黄蕉，披发向大荒而下；寒林秋草，识我昭词客之灵。表风教于兹邦，益深爱国忠君之志；仰芳徽于往哲，非徒撷香拾艳之才云尔。”（9）
    在晚清湖湘骈文家中，叶德辉的骈文与本地关系最为密切。叶德辉《观古堂骈俪文》一卷八篇文章中，只有《重修先族祖姑琼章仙女墓碑铭》一篇与湖湘的人事无关，其他都有联系。南宋名臣赵汝愚暴卒衡州，传说长沙城南妙高峰有其坟墓。叶德辉为此写了两篇骈文。其《募修宋福王赵忠定汝愚殡墓启》有曰：“而乃群小盈廷，赵鼎易折；奸臣秉轴，韩盏难敲。屈平之放汨罗，鸱夷饮恨；贾谊之吊湘水，鵩舍生灾。暴薨之耗，传自衡州；归殡之期，远逾湘浦。迄今一抔荒土，犹傍妙高之峰；百尺残碑，谁寻稚子之缺。本朱张讲学之友，魂魄相依；当洪杨寇乱之余，劫灰未尽。”（10）运用屈原和贾谊的典故，与赵汝愚被韩侂胄构陷而贬谪宁远军节度副使的经历切合。《拟奏请以赵忠定汝愚加封列入祀典公呈》也与此有关。其曰：“赵汝愚殡省治南门外之妙高峰，墓西南隅曰纳湖，今名南湖港，有庙在焉。地望本善化名区，事迹载湖南通志。山邱蓬颗，片石岿然；理社丛祠，瓣香在此。其由来旧矣。”此外，《善化雷优贡故妻钱夫人墓志铭》、《湘潭袁法毓继妻傅德春墓志铭》、《重修长沙开福寺碑》、《长沙开福寺新建藏经阁记》、《长沙开福寺新修放生池碑铭》，或为朋友妻写的墓志铭，或为长沙开福寺写的碑记和碑铭，虽应酬性明显，但也值得一读。李星沅的骈文，则反映了湖湘文士与同乡达官的交往。他有三篇写给陶澍的书信，即《上陶云汀夫子书》都是干谒之作，内容无甚可取，但语言清新，措辞深婉，深得阴柔婉转之妙。其中有曰：“星沅佣书自给，学殖未遑。幸附托于高枝，怅在山之小草。秦关径窄，范釜尘生，养既薄夫庭闱，分弥惭于家督。将过除夕，写终葵嫁妹之图；渐近中年，益高密多儿之累。转瞬长安春早，惊心举子忙时。迨未雨而绸缪，恒不寒而懔栗。深蒙覆帱，重乞滋培。远怜原宪于绳枢，坐致晋师之馆谷。砚不甿而有获，笔非树以能花。虽循名核实，事本虚糜；而挹彼注兹，义同周急。被殊施于格外，珍薄植于笼中。拓淸沼以依蒲，鱼游自乐；增束刍于伏枥，驽马皆雄。庶几六合轮囷，瞻卿霭而无非慈荫；一条衣带，溯江水而不尽恩波。”（11） 当然，地理环境与风土人情对于文学的影响，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交流的方便，其强度和力度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逐渐减弱。同时，因为骈文崇尚用典，需要渊博的知识和精深的学问，较少直接直白地将本地自然景色和风土人情反映出来，因此，骈文与地域文学的关系，比诗歌要远，晚清湖南骈文同样如是。
最后，受到道咸以来汉宋兼容、骈散兼行的学风和文风影响，晚清湖湘骈文多崇尚魏晋骈散融合的文风，有意摆脱华丽的齐梁骈体、富赡工整的唐骈体和化用经史成语，喜用长联对的宋四六体。汉魏（包括晋宋）和齐梁（包括陈隋）的骈文文风，曹王的骈文和徐庾的骈文，确实差异较大，属于文章发展的不同阶段。晚清以来，骈文和古文，在走向交融的过程中，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多以四言行文，少用六言，句式整齐但不求工整对偶，基本不用四六隔句对，语言精炼，风格雅洁的魏晋文作为典范。直到民初，这种文风都较为流行。如皮锡瑞的《游空灵峡记》基本由四言句式组成，对偶不工整，只是上下字数相等。更具有散体文特征的是，大部分上下字数相等的四言句之间，文意不是彼此补充或者重复，而是前后连贯，直线推进，这即是以散行之意，运排偶之文。其实这是融会了骈体文的形式美和散体文叙述简洁的长处，形成的一种骈散交融的文章。如前篇中间一段曰：
中乃佛殿，内为禅堂。灯光长明，像设庄丽。有僧三四，终年穴居。游人时来，礼佛而去。月逾仲秋，膜拜衡岳。过谒尽敬，数尤伙够。宝座之后，乃有小池。澄泓渊漛，下通大江。广不数尺，深至无际。岩罅生泥，是挺绿竹。根怒裂石，枝脩拂云。青碧森捎，下映江表。循堂而左，有亭翼然。中祀杜陵，榜以诗圣。以彼老作宾客，没犹江湖，晚过空灵，眷此霞石，欲托长啸，以荣吾居。可谓计划无俚，生民至阨。乃绵历千祀，光焰万丈，表斯遗迹，于焉荐馨。是知陵石有迁，声华不没，沄沄素浪，感慨系之矣。（8）
同卷《海中观日出记》句式运用和上文相似，多用四言句式，用古文的行文方法，直线推进，而不是骈文的化纵为横。内容上写海上观日出，写景和用典交融，抒情共议论生辉，婉转流丽，感慨深沉，确为一篇意味隽永的美文。
三
晚清湖湘骈文的兴起，其原因多样。从骈文本身的发展来说，清代前中期，特别是乾嘉时期，骈文中兴是晚清湖湘骈文崛起的历时性背景。乾嘉时期骈文创作兴盛，袁枚、洪亮吉、汪中、孔广森、孙星衍等骈文家兴起；不管是庙堂奏进之篇，指事述意之作，还是缘情托兴之文都取得了杰出成就。特别是骈体序跋、书说、杂记、表奏和哀祭等成就突出；各类骈体在写景、抒情、说理、议论甚至叙事等方面都能意到笔随；抒情性和应用性功能得到全面发展，大大拓展了唐宋以来的骈文领域。（12）此外，从地域来说，清初，特别道咸以来湖湘文学的逐渐兴盛为晚清湖湘骈文的兴起提供了良好的氛围和文学素养较好的创作主体。蒋寅先生有曰：“文学史发展到明清时代，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地域性特别显豁起来，对地域文学传统的意识也清晰地凸显出来。理论上表现为对乡贤代表的地域文学传统的理解和尊崇，创作上体现为对乡里先辈作家的接受和模仿，在批评上则呈现为对地域文学特征的自觉意识和强调。以地域文学为对象的文学选本，也许是明清总集类数量最丰富、最引人注目的种群。”（13）对于诗词曲来说，这种地域性特征确实十分明显，对于骈文来说，虽然没有诗词明显，但也有所表现。晚清《国朝常州骈体文录》、《客人骈体文选》、《滇骈体文钞》、《吴郡骈体文钞》等少量地域性骈文选本的出现，就是对这一个判断的有力补充。同时，晚清湖湘骈文的兴起，受到地域性文学，主要是诗歌古文兴盛的影响则是毫无疑问的。
康熙至道咸间，湖南政治人物兼善文章为乡人树立了典范，如陈鹏年、陶澍、李星沅等。他们政治、学术和文章兼容并包的趋向自然会影响后来同乡才俊。在这种风气的潜移默化之下，道咸以来的湖湘诗歌取得了显赫成就，产生了重要影响。道光二十三年和二十四年，邓显鹤曾刊刻其编选的《沅湘耆旧集》两百卷和《沅湘耆旧集前编》四十卷，湖湘诗人荟萃，一时蔚为大观。周寿昌《悔全堂诗集序》有曰：“时道光中叶，海波甫靖，中外淸晏，湖湘称诗者数十家。以湘皋邓先生（邓显鹤）为职志，若吴橒台、凌荻洲、瞿石芸、李楳生、郭筠仙、意城昆弟及予与弟两人，皆修布衣兄弟之好，过从频数，赠答靡间。年少气盛，视天下事无一足当吾意。至意所不得逞，则各寄之于诗已。”（14）张翰仪《湘雅摭残·弁言》也说：“默念吾湘自道咸以来．洪杨之役，曾左崛起，不独事功彪炳于史册，即论诗文，亦复旗帜各张，有问鼎中原之概。”（15）这种声势和影响，使得晚清湖南出现了几个诗歌流派。如宋诗派、汉魏六朝诗派、中晚唐诗派等，它们深刻影响了晚清文坛。汪辟疆《近代诗人述评》论同光以来之诗，将近代诗人按地域分为六派，而将湖湘派列居首位，并说：“此六派者，在近代诗中皆确能卓然自立蔚成风气者也。湖湘夙重保守，有旧派之称；然领袖诗坛，庶几无愧。”（16）在影响晚清湖湘文学，特别是诗文的人物中，曾国藩的影响无疑最大。当然，曾国藩本人就是晚清人物，他的骈文观念既是晚清湖湘骈文研究的对象，同时又因为其地位重要，留心诗文，因而深刻地影响了晚清湖湘文士，因此，其通达的骈散思想又是晚清湖湘骈文兴起的原因之一。
对于骈文，曾国藩十分理性、公允，是嘉道间桐城派认可骈文的延续。曾国藩有意泯灭骈散差别，超越语言形式对文体的限制，认可古文与骈体相通。曾国藩认为学韩愈古文与由徐庾骈文上溯到司马相如、扬雄文章一样，都能管窥六经，达于圣道。其《答许仙屏书》说古文与骈文：“名号虽殊，而其积字而为句，积句而为段，而为篇，则天下之凡名为文者一也。”（2）具体到作文之法，曾国藩也认为两者相通，同于一道。姚鼐以阴阳刚柔论古文，曾国藩此基础上，以阴阳、奇偶论骈文与古文。在略述文家原委，明奇偶互用之道之时，曾国藩《送周荇农南归序》（17）特别强调古文-骈文-古文的发展演变为自然规律作用于文的结果，没有任何优劣高卑之分。天地之数，以奇而生，以偶而成；万物奇、偶互用，独、对相成，这样才生生不息。文章领域，由司马迁之奇，到班固之偶，再到韩愈及宋代古文家之奇，都是阴阳、奇偶规律演变的自然结果，因而不存白黑对立、尊丹非素的问题。其实韩愈也师法班固以来的骈文艺术，耳食者不察，抹杀一切，导致古文之名独尊，而骈偶之文被屏弃，不能与古文并驾齐驱。对此，曾国藩并不赞同。在《鸣原堂论文》中借陆贽《奉天请罢琼林大盈二库状》来说明骈文“义理”与“气势”可以兼得，以反拨“芜累而伤气”之评：“骈体文为大雅所羞称，以其不能发挥精义，并恐以芜累而伤气也。陆公则无一句不对，无一字不谐平仄，无一联不调马蹄；而义理之精，足以比隆濂洛；气势之盛，亦堪方驾韩苏。”（2）他还思考乾嘉骈文兴盛的原因，大胆肯定骈文的“闳丽”、“藻丽”特征。1845年，送别同乡骈文家周寿昌时，曾国藩还指出乾嘉时天下尚博学，重考核，薄空言，从而为文务闳丽，骈文名家辈出。（17）1868年，曾国藩为好友，酷爱李商隐骈文的钱振伦骈文作序，肯定其“藻丽”特征，有云：“君文不尽效李氏，冲夷清越，藻丽自生，吾知后世必有读而好之，如君之于李氏者。”（18）同时，曾国藩还将骈文创作与诗歌联系起来加以思考，肯定骈文对仗工整、用典贴切的特点有助于诗歌创作，主张诗人必须学习创作骈文：“诗人必学为四六，故唐世诗家无不工为骈文者。姚惜抱最服杜工部五言长排，以其对仗工，使典切，而气势复纵横如意也。鼎臣精心为诗，须于古人之骈文，观其对仗使典，讨论一番。乾嘉以前，翰林作赋，类多富赡工整。道光中叶后，词苑后进腹俭，而为之亦苟。骈文久不讲矣。不独骈文宜求工切，即古文亦然。班扬韩柳之文，其组织何尝不工，匠心何尝不密？特未易以卤莽求之耳。”（17）将骈文创作与诗歌联系起来，探讨两者的共同点，是曾国藩对桐城派骈文观点的发展，也是其对清代骈文理论的贡献。
总之，晚清湖湘骈文虽然在绝对数量上不多，但对于骈文这种独特的文章体类来说，对于之前湖湘骈文的冷寂来说，对于这些骈文所取得的成就来说，它都是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一个环节，值得我们深入探讨。（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
注释：
（1）湖南古代文学发展概况及晚晴以来文学的繁荣，参陈书良《湖南文学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2）王水照编《历代文话》，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181页、第6861页和第5525页。
（3）陈耀南《清代骈文通义》（台湾学生书局1977年版）、杨旭辉《清代骈文史》（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吕双伟《清代骈文理论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只是对曾国藩、周寿昌和王闿运的骈文或理论作了简评；孙海洋《湖南近代文学》（东方出社社2005年版，第62页）和其《湖南近代文学家族研究》（湖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共对李星沅的3篇骈文坐了简评，专门的论著还没有出现。
（4）关于清代骈文别集和总集的现存数量，参昝亮《清代骈文研究》，杭州大学1998年博士学位论文（未刊稿）。
（5）阎镇珩《北岳山房骈文》卷二，陶新华校点《北岳山房诗文集》，岳麓书社2009年版，第317页。
（6）钱基博著，傅道彬点校《近百年湖南学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8页。
（7）王先谦著，梅季校点《王先谦诗文集》，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313页，328-329页。
（8）易顺鼎《丁戊之闲行卷》卷二，清光绪五年（1879）刻本。
（9）皮锡瑞《师伏堂骈文》卷二，卷四，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师伏堂刻本。
（10）叶德辉《观古堂骈俪文》，《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8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545页。
（11）李星沅《李文恭公遗集·文集》卷三骈体文，清同治五年刻本。
（12）吕双伟《乾嘉骈文的复兴》，《文学评论》2014年第2期。
（13）蒋寅《清代诗学与地域文学传统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14）周寿昌《思益堂集·古文》卷一，清光绪十四年（1888）刻本。
（15）张翰仪编，曾卓、丁葆赤校点《湘雅摭残》，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1页。
（16）汪辟疆《近代诗人述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8页。
（17）曾国藩著，王澧华校点《曾国藩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67页、第168页、第50页。
（18）钱振伦著，曾国藩序《示朴斋骈体文序》，清同治六年（1867）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