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佚文一篇及辨正】龚笃清2016年2期总104
2016-07-13 20:47:47   来源：   评论：0 点击：

笔者在撰写《清代八股文史》时，搜辑到曾国藩佚文一篇，是他清代道光二十九年编选道光各省历科乡试及会试的优秀墨卷集《墨海探源》时所作序文，其文为：
 
今夫沧溟之水，浃天墟而浮折木，沐日月而浴星辰，浩乎莫窥其涯涘也。而因流溯源，则来自昆仑之山，泄于尾闾之宅，滔滔汩汩，岂非有本者如是乎？时墨亦然。夫文章自六经来，文章其流也，经史其源也，未有不裕其源而能令流之滔滔汩汩者也，即未有不探其源而能识其滔滔汩汩之所自来也。
国朝以制艺取士，清奇浓淡，未尝不博采兼收，乃选家因前数科偶尚清真，见有运用经典者，概置弗录，既不免网漏珊瑚，而乡居之士，得其粉本，专效白描，遂以为经书不可读，不揣其本而齑其末。予窃虑学为清真而不及其流，为薄弱而不知也，爰翻阅近科乡、会墨，得文三百三十四篇，其上者取熔经义，不徒以词旨富丽为工，其次亦藻采纷披，蒸蒸如釜上气，谓非平日之沉酣于经史，餍饫于诸子百家以浚其灵源之府，而能若此滔滔汩汩也乎？因付之剞氏，签曰《墨海探源》。窃愿海内同志，因流溯源学海，而旋至于海，庶几含华佩实，仰答圣天子明经取士之至意耳。
时道光二十九年，岁在己酉仲春月，不湘曾国藩迪生氏识
该书选编成后于道光己酉（1849）年由德粹山房以楷体小字刻印成巾箱本出版，版式精美、字体秀劲，校勘精确，用今天的话说是“精刻本”。
 
曾国藩从道光以来各科乡、会试中选取了符合清代“清真雅正”标准的优秀闱墨三百三十四篇，而不是按取录取名次来决定入选与否，故其中既有状元、会元、解元文，也有大量名次靠后的举人、贡士黑卷，入选与否看文之优劣而不以取中的名次为据，所以许多省的解元文未入选，状元文也未入选。由此可知选编者的学识、胆识非一般选家可比。有文入选者潘德舆、吴钟骏、沈练、钱福昌、魏源、陈起诗、冯桂芬、左宗植、许乃宽、俞樾、庄受祺、杨式谷等皆为道咸年间的八股文名家高手，入选之文皆为名文，直到光绪年间，仍被奉为学习八股文的范文。故该书的刊刻者德粹山房以此作广告语云：“兹集选近科名文，精加校阅，文皆雅妙，思入风云，足以壮天下之名胜，便舟车之取携。爰不惜工资，付诸黎枣。吾愿好学之士共赏，厥心其毋负此壮观也。”
可能有人会对《墨海探源》一书是否为曾国藩选编，序文是否是他所写产生疑问，因为曾国藩给人的印象是不喜八股文，特别是墨卷，如他在家书中曾反复叮嘱其儿子：“八股文、试帖诗皆非今日之急务，尽可不看不作。至要至要！”“纪鸿儿不必读八股文，徒费时日，实无益也。”（《曾国藩全集·家书（一）》）。他还说：“万不可徒看考墨卷，汩没性灵。”（《曾国藩全集·家书一》）正因为如此，他为何又会去选编乡、会试闱墨，并写下为这些八股文唱赞歌的序文呢？
其实，仅凭上述言论即断定曾国藩不喜八股文，进而推断《墨海探源》不是他所选编，序文不是他所写是上了个大洋当而大错特错。因为曾国藩极擅权谋，善于假话真说，以致被人诟病为不诚。上述言论，即有很大假的成份。
曾国藩对八股文是爱恨交加。其知心好友刘蓉说他是一个“锐意功名，意气自豪。”（刘蓉《养晦堂文集》第三卷）之人。在清代，要求功名，便要走科举之路。而科场能否取中，全看八股文写得怎么样。《闱论总论》中说，科举“三场专重首场，首场尤重首篇”（见《摘书摘要》光绪十一年刊本），即考得上考不上，全看第一场的八股文，特别是被称“首艺”的头题八股文写得怎么样。锐意功名的曾国藩不可能对八股文不重视。所以尽管他在科举场中屡受挫折，举人进士都是考了几次，靠屡败屡战的精神才最终考中进士，但毕竟二十八岁便走完了科举全过程。作为一个标榜仁仪道德之人，他不可能不对八股文心存感激，至少口头上会是如此。况且，他对八股文确实下过苦功，从小即在揣摩其作法，八股文也写得不错。其文恪守理学正宗，说理深入透彻，能出经入史，有着较强的经学色彩。其次，他的八股文讲究义法，条理明晰，气势雄浑。这得力于他有着深湛的古文功底。他曾深研过唐宋古文，推崇韩愈文风，又是桐城派古文后劲，讲究义理、词章、考据。他是以作古文的方法来作时文的，故其八股文具有古文的文学色彩，自有其吸引人之处。他写八股文还讲究有补于世，反对发空论。这与他为文不仅强调“义理、词章、考据”，还主张要讲究“经济”有很大关系。所以他的八股文往往借题以言世事，有一定的现实针对性。正是由于具有以上三方面的特点，故他能在二十八岁时即考中进士，走完其科举历程。这在当时是被视为大幸运者，很了不得的，因为“七十犹称老童生”者比比皆是。
那么，曾国藩为何又会对其儿子说出以上那番话呢？其一，这是家书中的私房话，当时他并未料到会公开刊行，对家人讲几句对八股文不恭的话也不会让世人知道他是个不诚之人。其二，他说此话时已是朝廷高官，其子孙受其荫庇，不走科举之路亦可取富贵，无须耗尽心血去苦攻八股文，受到屡挫屡考之苦。况且，当时办洋务、吃洋饭才是最时髦最经济之途，他有能力让他们走这条路。其三，曾国藩也的确看到了八股文的弊端所在。
他在家书中叮嘱“万不可徒看考墨卷，汩没性灵”（《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就是看出了八股文的一宗大弊病。因为闱墨考卷皆是严守功令规矩之作，不比平常练习尚有自由度，可依性情而作一定程度的发挥。他对八股文的小题，特别是截搭题的弊端更有精准的认识，在家中对其六弟曾国华说：“年过二十，不为少矣。若再扶墙摩壁，役役于考卷截搭小题之中，将来时过而业仍不精，必有悔恨于计者，不可不早图也。”他还结合自己所历所为作现身说法：“余当日实见不到此，幸而早得科名，未受其害。向使至今未入泮，则数十年从事于吊渡映带之间，仍然一无所得，岂不腼颜也哉！此中误人终身多矣！”（《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因为小题，尤其是截搭题将经文撩头去尾，随意截搭，使得成为题目的经文句不成句，文不成文，结构改变，意义全变，脱离了程朱传注对原文所作的思想规范框架，使八股文的载道功能大减。且这种题极难作，规定太多，限制过严，对思想束缚极大，一动笔就要提防触犯规则，只能用“钓、渡、挽”即曾国藩所说的“吊渡映带”的方法来成文。
既然曾国藩对八股文特别是墨卷的弊端有如此到位的认识，那他为什么又要去选编《墨海探源》这本道光历科乡、会试闱墨，并写序为之叫好呢？这正反映了曾国藩的双重人格，也即其不诚或者矛盾的一面。
曾国藩要选编《墨海探源》，首先是他认识到“国朝以制义取士”，即以八股文取士，是清朝的一项基本国策，是其培养、选拔具有儒家正统思想人才的最重要手段。
八股文因为题目必取自《四书》《五经》，这就将八股文与儒家最重要的思想库紧密地链接在一起。写作者要想写好八股文，就非把《四书》、《五经》读得滚瓜烂熟不可。在这个读背及琢磨书中每个字、句的过程中，儒家的正统思想自然就渗入了写作者的头离脑之中。
八股文写作又规定发挥必须依据程朱传注，不得超出，更不能违背，所以写作者必须熟背并深入体会传注中蕴含的义理，依传注所规定的思想框架来思考、分析、阐发题理。而程朱传注是程朱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一来，通过八股文写作，被清朝统治者视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程朱理学便深入写作者的头脑。
八股文还要入口气代圣贤立言。即是说，八股文写作要化写作者为题中人物，以第一人称的方式代他将题中内蕴阐发出来，而且其口吻，其反映的心理与题中人物的思想感情越贴合、越逼真越好。这项规定，迫使写作者非细细揣摩题 中所包蕴的孔孟真实思想和情感，进行换位思考，用他们的思维方式去思，去说才能做到，用晚明著名文人张岱的话说，非要“全于心灵精脉，声口骨节中揣摩刻画”（张岱《石匮书·文苑列传总论》）才能做到。这样一来，就将写作者与程朱理学的距离大大拉近，儒家伦理道德观就逐渐深入他们的心中，从而达到宋明理学家所鼓吹的一种高层次的道德精神境界。
有了这三项基本原则，八股文就成为明清两代士人学习《四书》《五经》的心得体会，成为改造其思想的工具。
由于明清科举考试考中与否主要是依据八股文的好坏，这就形成了要想当官就必须写好八股文，要写好八股文，就要先熟读弄通《四书》《五经》的这样一种环环相扣的链接关系，于是，儒家正统思想便在广大士人中牢固地树立起来，对巩固专制统治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巨大效应。
曾氏笃信程朱理学，并深受其益。他道光十八年（1838）才考中进士，二十六年（1846）便升礼部右侍郎兼署兵部右侍郎，短短八年便当上了副部长，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能出现这种奇迹，其重要原因便是他在八年中从理学家唐鉴、倭仁读《朱子全书》，以理学家著称于朝故能坐火箭飞升。所以，他在家人私房话中可诟病八股文，在公开场所必定要全力维护八股文，况且，小题文并不是八股文的全部。而道光时八股文出了背离程朱理学的倾向，这就是他在序言中所说的“因前数科偶尚清真，见有运用经典者，概置弗录”。也就是说，这几科违背了自顺治起便规定八股文要“清真雅正”四字俱备才是好文章的标准，只尚“清真”，不管“雅正”，即只注重文采形式，不顾思想内容是不对的，后患无穷。科举是八股文写作的指挥棒，这种错误的导向，使得选家大量选录置思想内容是否雅正于脑后的文章作范文，以致谬种流传，“乡居之士，得其粉本，专效白描，遂以为经书不可读”，从而阉割了八股文的灵魂，削弱了八股文的理学性，使其失去了传输圣道的功能，从而瓦角了八股文。
曾国藩是一个有担当精神的卫道士，他敏锐地看到这种趋向对传输程朱理学的危害，对朝廷基本国策的破坏，便挺身而出，从道光历科乡、会试中选取文理兼具，理字优先，即以思想内容正确与否为首选的三百多篇文章并加尾评刊刻出版。因为他认为“文章自六经来，文章其流也，经史其源也”，他的这番举动就是要纠正所出现的错误导向，让士人们重新回到遵经守注的道路上来。这种见识，这种担当，与其在出兵征伐太平天国时所写的《讨粤匪檄》如出一辙。
应当指出，此书所选的文章中，有许多体现了曾国藩的经世派思想。作者们崇实黜虚，不作空论，将八股文写成了政论文、经济文、策论文，或对当务之急提建议，或对外国入侵献对策，或对整肃吏治腐败出主意，都是在借题以言世事，有很强的现实性。曾国藩这样选编，意在贯彻其经世思想以改造八股文，去其弊端。这也是曾国藩担当精神的一种体现。正因为如此，故该书广受好评，不胫而走。
或许有人或问，此书的选编与序文的写作是否是有人作假？回答是不可能。
曾国藩选编此书、写作序文是道光二十九，此时归当上侍郎的第二年，时人不敢冒充朝廷高官来选编此书。何况此书是在京都刊刻的，并广为流传，至光绪年间还在流行，以后曾国藩官越做越大，名望越来越高，如有人假冒，他不会不知，即便他不知，他手下的官吏、门生也不会不知，一旦发现，那是要治罪的，量世上也无人有作假的胆量。还应看到，这书是曾国藩当京官时所选。当时京官穷，从曾国藩在京时的家书中屡屡告穷便可证明。选编一本畅销书，刊刻发行商会致一笔可观的劳务费，这对一个穷京官，即便是当上了副部长的京官来说也是重要的。从这个角度上说，曾国藩也乐意选编这本书并为之撰序鼓吹。（作者为本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