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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野史》楔子】平江不肖生2014年3期总97
2015-01-03 10:37:46   来源:   评论:0 点击:

编者按:平江不肖生,本名向恺然,同盟会员,著名武术小说家,我馆已故馆员。向恺然于1945年抗战胜利后辞去国民政府第二十一集团军少将办公厅主任,出任安徽省政府少将参议、主办《军声报》、任蚌埠中正小学校长

编者按:平江不肖生,本名向恺然,同盟会员,著名武术小说家,我馆已故馆员。向恺然于1945年抗战胜利后辞去国民政府第二十一集团军少将办公厅主任,出任安徽省政府少将参议、主办《军声报》、任蚌埠中正小学校长等职。并在此时开始构思、撰写《革命野史》。1950年由长沙市麓山铸字印刷厂筹备刊印出版,因种种原因而出版流产。本文为《革命野史》的楔子(序),从未发表过,由其孙向晓光据遗稿原文录入。



一部二十四史,没有一句可信的纪录。因执笔人的思想不同,立场不同,所描写的事实也跟着有了差别。我国一般人最相信的孔子,他所著的春秋,应该是一部可信的历史了,但是那一部二百四十年的历史,所根据的事实是鲁史,鲁史所根据的是各国的赴告,各国的赴告靠得住吗?孔子生在二百四十年后,那时交通不便,邮电不通,除了根据赴告以外,有什么方法得到各国的史实?何况所见異词,所闻異词,所传闻異词,而他著书的体例又有所谓“为贤者讳,为尊者讳,为亲者讳”。有了这多忌讳,写出来的事实,还有什么可靠的?不用说根据传闻的不可靠,就是身历其境的人执笔写他亲身所经历的事实,也和拿照相机照风景片一样,各人距离不同,各人所取的角度不同,所摄取的风景片也全不一致,所以整个历史是全不足信的。古人设官分职,“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所制造出来的历史尚不可靠,难道不肖生著的这部野史倒有些靠得住吗?何况所写的是革命野史,不肖生根本不是革命党人,更没有亲身参加过革命的事实,所得的材料全是道听途说,可说是有百分之百不可靠,但是不肖生有一句话可以说回来,野史是假的,事实是真的。

这话怎么讲呢?前清末年,孙文、黄兴领导革命,对象是满清政府,结果满清政府被推翻了是事实,民国十五年的对象是军阀,结果军阀被推翻了也是事实,革命是对于现状不满的一种反抗行动,无论是种族革命也好,政治革命也好,文化革命也好,社会革命也好,宗教革命也好,以及其他的一切一切革命都好,总是求新的,求进步的。大凡造成的现实使多数人不满,便有招致革命的可能,这是过去铁一般的事实,不肖生就会造谣言,但总不能变更事实。

过去的历史,都是以帝王为中心,所谓“左史记言”记的是帝王之言;“右史记事”,记的是帝王之事;说一部二十四史是二十四个朝代帝王的年谱是不过分的。凡是与帝王无关的事,概不记录,就是野史也是如此。学术界认为有价值的明末野史,也不过叙述的体例稍为变更,其以帝王为中心,所描写皆当时朝廷争权夺利的事实,是与正史一样的,看不出其他的价值。不肖生生长在革命潮流之中,从清末到现在四十年,亲身经历的各种革命都有,所谓种族革命、政治革命、经济革命、文化革命、社会革命、宗教革命,不肖生虽都不曾参加过,但不能置身潮流之外,各种革命的洗礼都是亲身接受过的。同时帝国主义的各种侵略,所谓政治侵略、军事侵略、经济侵略、文化侵略、宗教侵略,也跟着各种的革命高潮汹涌澎湃,不肖生也在各种潮流中打过滚,要写各种革命野史,就不能离开帝国主义各种侵略的事实,可以说各种侵略是因,各种革命是果。

不肖生一生的嗜好是写小说,一生的生活靠写小说,脑筋既积聚了各种革命的材料和各种侵略的事实,久想把他敦演起来,穿插起来,写成一部社会小说,取名《革命野史》,但是心里总是觉得这部书的范围太广泛,不容易抓住重点,许久不敢下笔。凑巧那年谭延闿死了,宋子文接掌行政院,供职在行政院的湖南人被裁退了许多,尤其是过去参加革命有劳绩的老头,在谭任内当顾问、参议,每月拿几个钱干俸颐养暮年的,都被那宋子文提起无情的笔一律勾销。一般革命元老,到此时都不免有些恐慌起来,那时不肖生在上海卖文,有一天听刘揆一、姜济寰谈到这个问题,都有些愤慨,都很感觉我们湖南人太吃亏。不肖生素来是一个重感情的人,听了更是冒火,遂愤然说道:“革命本来不是为个人权利打算的,至于不做事专拿干俸的办法,就根本不对!”刘揆一笑道:“你这话又道得过火了!在革命政府之下,过去革命有劳绩的老年人,难道不该由国家养活他吗?古时候仕有三等。有行可之仕,有杰可之仕,有公养之仕。”能发展个人学术抱负的,是‘行可之仕’,有志同道合的人在朝,‘杰可之仕’;有学术道德,或有功于国,有德于民的,由国家养活他,谓之‘公养之仕’。革命为国家打算,为人民打算,为什么不能为个人打算?革命者不能置身于国家人民之外,便不能说为个人打算是错误,革命者年老力衰,自身无法生产,当然得受国家的‘公养’。受国家‘公养’,是合情合理的权利。”不肖生道:“我不和你争论这个,据我所知的有多少无名英雄,为革命流了血,送了命,破了家,至今连墓地都找不着,姓名也没人知道,又去向谁诉冤呢?我从来喜管闲事,打抱不平,想破工夫写一部革命野史替那些抱屈含冤的革命英雄出口气,却可惜我不曾参加过革命工作,知道的事实太少,不敢胡乱动笔!”刘揆一喜道:“这是一椿大事,你真准备写这部书,材料是不成问题的,从来写历史文字的人,不是制造历史材料的人,你虽不曾参加革命工作,但你一生跟着革命潮流前进,耳濡目染,所得的已经不少,我不待搜索的可以供你一部分。”承刘揆一的情,将同盟会在东京策动革命的事实,以及他兄弟刘道一在湖南慷慨就义的情形,他哭刘道一的八首七律诗,都说给我听了。

接着不久会见覃理鸣,知道我有写这部野史的准备,也将他所知道的说了些给我听。后来在北京会见了杨皙子,又从他口里得到了可宝贵的材料,我更觉得有握了。但事不凑巧,因为一种关系,变更了我的生活环境,不在上海卖文了,十几年的光阴糊里糊涂混过,总没有机会提笔写这部东西。到如今,我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了,若再不著手写起来,不但辜负覃、刘、杨三位亡友的期望,也可惜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无法流传人间。因为我所搜求的事迹,决非一般史官所能搜求,所能描写的,一则文字的体例不同,我国写历史文字的人,除司马迁、左丘明而外,少有注意个性描写的,多是蹈常袭故,敷衍成书,我所有的材料在他们手里写出来便味同嚼蜡了。一则史官的背景不同,立场不同,我所要描写的人物,在他们眼光看来,或竟认为不值得称道,我所要描写的事实,在他们眼光看来,或竟认为不值得记录,並且有好些材料因为事过境迁,当时没有记录,后人便无法搜求的,因此觉得这部东西,非我自己动笔不可。供给我材料的,都是湖南人,所写的也多偏重湖南人的事实,决非不肖生存有什么地域观念。这部野史的写法,多半是以人出人,因事及事,全不采用过去历史编年的流水账簿式的写法,为要引起读者兴趣,事实虽甚重大,将来正史必有记载的,都不出力描写,或竟不提起,以符野史材料去取之权。在作者的体例,完全采用旧式小说体裁,目的在供人消遣,有时为描写便利,由甲事扯到乙事,时间不能无颠倒;由张三扯到李四,姓名不能无错误。不肖生本来没有学识,书中描写当代学者,也有许多要讨论学术的地方,都是耳食之言,未必合理,只不过是一种记录罢了,见仁见智,在乎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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