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平江不肖生，本名向恺然，同盟会员，著名武术小说家，我馆已故馆员。向恺然于1945年抗战胜利后辞去国民政府第二十一集团军少将办公厅主任，出任安徽省政府少将参议、主办《军声报》、任蚌埠中正小学校长等职。并在此时开始构思、撰写《革命野史》。1950年由长沙市麓山铸字印刷厂筹备刊印出版，因种种原因而出版流产。本文为《革命野史》的楔子（序），从未发表过，由其孙向晓光据遗稿原文录入。
一部二十四史，没有一句可信的纪录。因执笔人的思想不同，立场不同，所描写的事实也跟着有了差别。我国一般人最相信的孔子，他所著的春秋，应该是一部可信的历史了，但是那一部二百四十年的历史，所根据的事实是鲁史，鲁史所根据的是各国的赴告，各国的赴告靠得住吗？孔子生在二百四十年后，那时交通不便，邮电不通，除了根据赴告以外，有什么方法得到各国的史实？何况所见異词，所闻異词，所传闻異词，而他著书的体例又有所谓“为贤者讳，为尊者讳，为亲者讳”。有了这多忌讳，写出来的事实，还有什么可靠的？不用说根据传闻的不可靠，就是身历其境的人执笔写他亲身所经历的事实，也和拿照相机照风景片一样，各人距离不同，各人所取的角度不同，所摄取的风景片也全不一致，所以整个历史是全不足信的。古人设官分职，“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所制造出来的历史尚不可靠，难道不肖生著的这部野史倒有些靠得住吗？何况所写的是革命野史，不肖生根本不是革命党人，更没有亲身参加过革命的事实，所得的材料全是道听途说，可说是有百分之百不可靠，但是不肖生有一句话可以说回来，野史是假的，事实是真的。
这话怎么讲呢？前清末年，孙文、黄兴领导革命，对象是满清政府，结果满清政府被推翻了是事实，民国十五年的对象是军阀，结果军阀被推翻了也是事实，革命是对于现状不满的一种反抗行动，无论是种族革命也好，政治革命也好，文化革命也好，社会革命也好，宗教革命也好，以及其他的一切一切革命都好，总是求新的，求进步的。大凡造成的现实使多数人不满，便有招致革命的可能，这是过去铁一般的事实，不肖生就会造谣言，但总不能变更事实。
过去的历史，都是以帝王为中心，所谓“左史记言”记的是帝王之言；“右史记事”，记的是帝王之事；说一部二十四史是二十四个朝代帝王的年谱是不过分的。凡是与帝王无关的事，概不记录，就是野史也是如此。学术界认为有价值的明末野史，也不过叙述的体例稍为变更，其以帝王为中心，所描写皆当时朝廷争权夺利的事实，是与正史一样的，看不出其他的价值。不肖生生长在革命潮流之中，从清末到现在四十年，亲身经历的各种革命都有，所谓种族革命、政治革命、经济革命、文化革命、社会革命、宗教革命，不肖生虽都不曾参加过，但不能置身潮流之外，各种革命的洗礼都是亲身接受过的。同时帝国主义的各种侵略，所谓政治侵略、军事侵略、经济侵略、文化侵略、宗教侵略，也跟着各种的革命高潮汹涌澎湃，不肖生也在各种潮流中打过滚，要写各种革命野史，就不能离开帝国主义各种侵略的事实，可以说各种侵略是因，各种革命是果。
不肖生一生的嗜好是写小说，一生的生活靠写小说，脑筋既积聚了各种革命的材料和各种侵略的事实，久想把他敦演起来，穿插起来，写成一部社会小说，取名《革命野史》，但是心里总是觉得这部书的范围太广泛，不容易抓住重点，许久不敢下笔。凑巧那年谭延闿死了，宋子文接掌行政院，供职在行政院的湖南人被裁退了许多，尤其是过去参加革命有劳绩的老头，在谭任内当顾问、参议，每月拿几个钱干俸颐养暮年的，都被那宋子文提起无情的笔一律勾销。一般革命元老，到此时都不免有些恐慌起来，那时不肖生在上海卖文，有一天听刘揆一、姜济寰谈到这个问题，都有些愤慨，都很感觉我们湖南人太吃亏。不肖生素来是一个重感情的人，听了更是冒火，遂愤然说道：“革命本来不是为个人权利打算的，至于不做事专拿干俸的办法，就根本不对！”刘揆一笑道：“你这话又道得过火了！在革命政府之下，过去革命有劳绩的老年人，难道不该由国家养活他吗？古时候仕有三等。有行可之仕，有杰可之仕，有公养之仕。”能发展个人学术抱负的，是‘行可之仕’，有志同道合的人在朝，‘杰可之仕’；有学术道德，或有功于国，有德于民的，由国家养活他，谓之‘公养之仕’。革命为国家打算，为人民打算，为什么不能为个人打算？革命者不能置身于国家人民之外，便不能说为个人打算是错误，革命者年老力衰，自身无法生产，当然得受国家的‘公养’。受国家‘公养’，是合情合理的权利。”不肖生道：“我不和你争论这个，据我所知的有多少无名英雄，为革命流了血，送了命，破了家，至今连墓地都找不着，姓名也没人知道，又去向谁诉冤呢？我从来喜管闲事，打抱不平，想破工夫写一部革命野史替那些抱屈含冤的革命英雄出口气，却可惜我不曾参加过革命工作，知道的事实太少，不敢胡乱动笔！”刘揆一喜道：“这是一椿大事，你真准备写这部书，材料是不成问题的，从来写历史文字的人，不是制造历史材料的人，你虽不曾参加革命工作，但你一生跟着革命潮流前进，耳濡目染，所得的已经不少，我不待搜索的可以供你一部分。”承刘揆一的情，将同盟会在东京策动革命的事实，以及他兄弟刘道一在湖南慷慨就义的情形，他哭刘道一的八首七律诗，都说给我听了。
接着不久会见覃理鸣，知道我有写这部野史的准备，也将他所知道的说了些给我听。后来在北京会见了杨皙子，又从他口里得到了可宝贵的材料，我更觉得有握了。但事不凑巧，因为一种关系，变更了我的生活环境，不在上海卖文了，十几年的光阴糊里糊涂混过，总没有机会提笔写这部东西。到如今，我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了，若再不著手写起来，不但辜负覃、刘、杨三位亡友的期望，也可惜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无法流传人间。因为我所搜求的事迹，决非一般史官所能搜求，所能描写的，一则文字的体例不同，我国写历史文字的人，除司马迁、左丘明而外，少有注意个性描写的，多是蹈常袭故，敷衍成书，我所有的材料在他们手里写出来便味同嚼蜡了。一则史官的背景不同，立场不同，我所要描写的人物，在他们眼光看来，或竟认为不值得称道，我所要描写的事实，在他们眼光看来，或竟认为不值得记录，並且有好些材料因为事过境迁，当时没有记录，后人便无法搜求的，因此觉得这部东西，非我自己动笔不可。供给我材料的，都是湖南人，所写的也多偏重湖南人的事实，决非不肖生存有什么地域观念。这部野史的写法，多半是以人出人，因事及事，全不采用过去历史编年的流水账簿式的写法，为要引起读者兴趣，事实虽甚重大，将来正史必有记载的，都不出力描写，或竟不提起，以符野史材料去取之权。在作者的体例，完全采用旧式小说体裁，目的在供人消遣，有时为描写便利，由甲事扯到乙事，时间不能无颠倒；由张三扯到李四，姓名不能无错误。不肖生本来没有学识，书中描写当代学者，也有许多要讨论学术的地方，都是耳食之言，未必合理，只不过是一种记录罢了，见仁见智，在乎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