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陈运溶撰辑《罗含别传》
东晋时代有两个著名文人，一个是陶渊明，另一个是罗含。
说起陶渊明，人们肯定不会陌生，他的田园诗使我国古典诗歌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只要读过几天书的人都会吟诵。罗含今人知道的恐怕不会太多，其实他是陶渊明的前辈，也以嗜菊爱菊出名。唐代大诗人李商隐的诗《菊》，就将他与陶渊明并列：“暗暗淡淡紫，融融冶冶黄。陶令篱边色，罗含宅里香。”
罗含在唐宋时期，名气非常之大，但并非以诗出名。究其身份，应该说是文学家、地理学家，尔后才是思想家、哲学家。
他撰写的《湘中记》（三卷），又称《湘中山水记》，是东晋地记的早期代表作，详细记述了湖南的山川、特产、民俗、古迹等，成为后世修志的范本。作为古代衡阳最早的文学作品，它文辞优美，句式参差，语调抑扬，清丽空灵，艺术表现力强，尤其以山水描写见长，为中国山水散文的形成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他写作的《更生论》，是湖南古代最早的哲学著作，也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哲学著作，体现的思想不仅是魏晋玄学的具体反映，也暗合了那个时代的文学思潮。
罗含（293—369），湖南耒阳人，字君章，号富和，西晋惠帝元康三年(293)六月初八日生于一个累世官宦之家，是湖南最早的名人之一。曾祖罗彦，字俊英，饱学之士，颇具文韬武略，蜀汉建兴三年（225）任临海太守，景耀四年（261）致仕，徙耒阳县（今湖南耒阳市）兴业乡高冲。祖罗仁，字履元，官光禄大夫。父罗绥，字景南，景耀三年（260）官荥阳太守。罗含是罗绥长子，“所著文章刊行于世”，使罗氏门楣大放异彩。
罗含3岁丧母，11岁丧父，依叔母（婶娘）朱氏成人。据说，“含少时昼卧，忽梦一鸟文彩异常，飞来入口，含因惊起，心胸间如吞物，意甚怪之。叔母谓曰：‘鸟有文彩，汝后必有文章，此吉祥也。’含于是才藻日新”（《艺文类聚》卷九十）。“罗含呑鸟”成为历史上一个著名的典故。
罗含年轻时博学能文，不慕荣利。荆州刺史三次召他为官，均辞不就。后杨羡任荆州将，慕其才学，引荐他为新淦主簿，再三推辞不允才就任。不久，调任郡功曹敕史。东晋咸和九年（334），荆州刺史庾亮推荐罗含为江夏从事，江夏太守谢尚夸奖罗含为“湘中之琳琅”。没多久，升任荆州主簿。征西大将军桓温到荆州后，任罗含为征西参军，后转任荆州别驾，再迁宜都太守。为避喧闹，罗含于城西小洲上建茅屋数椽，伐木为床，编苇作席，布衣蔬食，安然自得。有一天，桓温问在座的各位属下：“你们看罗含是个什么样的人？”大家都说是“荆楚奇才”。桓温纠正说：“这个人哪里是‘荆楚’两个字概括得了的，他是‘江左之秀’哩！”
罗含写得一手好文章，被朝廷征召为尚书郎。永和十二年（356），桓温封南郡公，任罗含为郎中令。不久，朝廷又召其入都为正员外郎，升散骑常侍、侍中、廷尉，转调长沙相。罗含年老辞官归里，朝廷加封为中散大夫，特许其门前置行马，钦定“人过低头，马过下鞍，轿过步行”，让他享受到了作为人臣莫大的殊荣。
二
据《晋书·文苑传》载：“初，含在官舍，有一白雀栖集堂宇，及致仕还家，阶庭忽兰菊丛生，以为德行之感焉。”“罗含宅”、“罗含菊”后来也都成为两个专有名词。
南朝刘宋宗室临川王刘义庆组织编撰的《世说新语》，载有两则关于罗含的故事。《方正》第五篇载：罗含曾在别人家做客，主人让他和在座的客人一起交谈，他说：“大家都相识已久，不用再这样麻烦了。”《规箴》第十篇载：罗含做桓温的从事，谢尚做江夏相，罗含奉令前去调查谢尚。他到那儿后，开始并不问郡中事，直接到谢尚那里喝了几天酒后就回来了。桓公问：“有什么事吗？”罗含问：“不知道您认为谢尚是怎样一个人？”桓公说：“谢尚是比我强很多的人。”罗含说：“难道有胜过您而为非作歹的人吗？所以我什么也没有问。”桓公认为他的想法很奇特，也就没有责怪他。这大概就是世所推崇的魏晋风度吧。
今天，我们说起唐代，都为其辉煌灿烂的文学艺术而倾倒。但在唐代，许多著名文学家都为罗含而折服。杜甫《舍弟观赴蓝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之三云：“庾信罗含俱有宅，春来秋去作谁家？短墙若在从残草，乔木如存可假花。”刘禹锡《韩十八侍御见示岳阳楼别窦司直诗……自述故足成六十二韵》，其中一韵：“茅岭潜相应，橘洲傍可指。郭璞验幽经，罗含著前纪。”《寄太原卢司空三十韵》诗：“月色来侵幌，诗成有转棂。罗含黄菊宅，柳恽白苹汀。”徐夤《草木》诗：“草木无情亦可嗟，重开明镜照无涯。菊英空折罗含宅，榆荚不生原宪家。”在这些著名诗人的笔下，把罗含同庾信、郭璞、陶渊明、柳恽及孔子弟子原宪并列，可见罗含在唐人心目中的地位之高。
唐代之后，宋代“一门九进士”罗绋的女婿杨万里，所撰《罗氏万卷楼记》开卷即书：“罗氏皆豫章别也。其在于晋，君章以文鸣降。及五季，则有江东（罗隐）公。今庐陵之罗，其后也。”刘克庄《沁园春·和林卿韵》词曰：“安得奇材，颈系单于，首提子璋。便做些功业，胜穷措大，聚萤武子，吞凤君章。”明代状元罗洪先，承父命，修族谱，历时30余年，考证出“庐陵、秀川（熂下）”罗氏是“罗含之后”，其《念庵文集》中留有相关诗词。清代教谕、耒阳人宋世煦《题罗含》诗云：“淝阳著述仰宏才，气节文章动上台。负异无渐江左秀，怀奇岂独楚南才。庭前兰芷时争羡，湘水琳琅世共抬。儒雅风流今已矣，几人感奋意深哉。”
晋废帝太和四年(369)十一月十三日，罗含逝世于故里，享年77岁，葬县南四十里五雷仙。他有七个儿子，分别名处端、处严、处正、贵衡、贵春、贵传、贵海，相集于西湖塘小洲立相公庙，又名湘公庙，也称罗含庙，庙中塑有罗含木质雕像。庙前有联云：“派衍淝阳，秀钟江左；声蜚东晋，典重西湖。”为历代乡贡首崇，礼文庙外，春秋二祭，“邑侯亲往祭焉”。
三
唐代徐铉《成氏诗集序》称：“若夫嘉言丽句，音韵在成，非徒积学所能，盖有神助者也。罗君章、谢康乐、江文通、邱希范，皆有影响发于梦寐。”这一方面说明罗含对山水自然有着独特的感受力和高超的艺术表现力，另一方面，从把罗含与以山水诗文名家的谢灵运、江淹、邱迟诸人并提来看，罗含正是以其山水文笔为唐人所看重。罗含文学作品今多不传，《湘中记》全书虽佚，但内容广为古籍征引。
湘中，即今湖南地。湖州师范学院鲍远航博士在《罗含＜湘中记＞考――《水经注》征引文献研究之一》文中分析认为：“《湘中记》必罗含居湘时所著，而当桓温封南郡公时，引罗含为郎中令（《晋书·罗含传》），已不居湘。《晋书》卷九十八《桓温传》：桓温‘升平中，改封南郡公’，是升平中（357～361），罗含已在朝辗转任职矣。太和四年（369），罗含为侍中，还尝奉帝命于山阳犒劳桓温（《晋书·卷九十八》列传六十八）。则《湘中记》当是罗含为庾亮、桓温僚属时，或任宜都太守时所作，即晋穆帝永和、升平年间（345～361）。”
罗含生于湖湘，宦游湖湘多年，谙熟湘中山水风物、故实传闻，记而为书，当在情理之中。由于历时久远，《湘中记》已经亡佚，其内容只散见于类书、杂史传记、前人注释等文献著作中。也有误作《湘川记》（《湖广通志》）、《湘水记》（《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当以后魏郦道元《水经注》作《湘中记》为是。宋《崇文总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均作《湘中山水记》，殆其全名。
从宋代《崇文总目》、郑樵《通志·艺文略》、尤袤《遂书堂书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元代《宋史》、《文献通考》的著录情况，及《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太平广记》、《海录碎事》等书的大量征引来看，《湘中记》在南宋甚至到元代仍存于世。但明后诸书都无著录，显然已经亡佚。
陈运溶《麓山精舍丛书第一集·荆湘地记二十九种》、王仁俊《玉函山房辑佚书补编》、《说郛》宛委山堂本、《五朝小说大观·魏晋小说外乘家》、商务印书馆本《说郛》卷四《墨娥漫录》、黄奭《汉学堂知足斋丛书·子史钩沉》均辑有罗含《湘中记》。
清陈运溶辑刊罗含《湘中记》
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十八《湘水注》最早引罗含《湘中记》八条，其中有关衡州石鼓一条，人们最为熟悉。“又东北过重安县东。又东北过酃县西，承水从东南来注之”注：“临承即故酃县也……县有石鼓，高六赤（注：同尺），湘水所迳，鼓鸣则土有兵革之事。罗君章云：扣之，声闻数十里，此鼓今无复声。”
相传大禹治水，“功成刻石衡山”。这块石刻被后人称为禹碑，由于原刻在南岳岣嵝峰，故又称岣嵝碑。岣嵝碑的记载，最早见于罗含的《湘中记》：“岣嵝山有玉牒，禹按其文以治水，上有禹碑。”唐代大文豪韩愈曾为此寻碑赋诗，之后许多人寻遍衡山也未曾见过此碑。直到南宋嘉定五年（1212），四川人何致游岣嵝峰，这块碑才被发现，并摹刻于三峡夔门和长沙岳麓书院。
唐代南岳道士李冲昭著《南岳小录》，后录入清代《四库全书提要》。其书记南岳五峰（祝融、紫盖、石廪、云密、天柱）三涧（灵涧、寿涧、洞真涧）之胜，叙山中历代迄唐道教宫观及道士得道飞升的传闻及遗迹，共记事38条。卷首自序称：“弱年悟道，近岁依师。洎临岳门，频访灵迹。遍阅古碑及《衡山图经》、《湘中记》，仍致诘于师资、长者、岳下耆年。或得一事，旋贮箧笥。撮而直书，总成一卷。”
南岳七十二峰季军雷钵岭，山崖凸出两个长而圆的巨石，似开启的两扇门，从下仰视，两石浑为一体，又好似大门紧闭。《方舆记》说它“形如仓廪，有二户，一开一合”，故名石廪峰。《湘中记》云：“闭则岁丰，开则岁俭。”
四
《湘中记》骈散结合，具有六朝山水游记神韵，亦以野文逸事入书，人物、情节完备，既像寓言，又似小说。
如《湖广通志》卷十一所引一则：“汉武时，有田父牵一赤牛，告渔人求渡。渔人曰：‘舟小，岂能胜牛？’田父曰：‘但相容，不重君船。’于是登舟，及半，牛粪于船。田父曰：‘以此相赠。’既渡，渔人怒其污，以桡拨弃水，欲尽，方觉是金。讶其异，蹑之，见人牛俱入岭，遂掘之，不可得。”
《艺文类聚》卷八十一所引一则：“永和初，有采药衡山者，道迷粮尽，过息岩下，见一老公、四五年少，对执书。告之以饥，与其食物，如薯蓣，指教所去，六日至家，而不复饥。”
“《湘中记》继承了辛氏《三秦记》的创作手法，在晋宋地记中较早地加强文学成分的比重。尤其是山水描写内容的增加，是袁山松《宜都记》、盛弘之《荆州记》等的榜样和先导，在晋宋山水文学的发展历史上功不可没”（鲍远航《罗含＜湘中记＞考――《水经注》征引文献研究之一》）”。
《湘中记》有时通过释名来揭示山水的特点或位置，加强描写的情趣内容，如：“九疑山在营道县，九山相似，行者疑惑，故名九疑。”“宿当轸翼，度应机衡，故曰衡山。”“五美水，在长沙县东二十五里，光武时，有五美女居于此溪之侧，后因为名。”
有时用生动的比喻，突出山水的主要特征，有引人人胜之致，如：“衡山、九嶷皆有舜庙，遥望衡山如阵云，沿湘千里，九向九背。”“湘水至清，虽深五六丈，见底了然，石子如樗蒲矣，五色鲜明。白沙如霜雪，赤岸如朝霞，绿竹生焉，上叶甚密，下疏寥，常如有风气。”
有时利用色彩和声响加强描绘的力度，如： “（衡山）山有锦石，斐然成文，衡山有悬泉滴沥，声泠泠如弦；有鹤回翔其上，如舞。”“涉湘千里，但闻《渔父吟》，中流相和，其声绵邈也。”
有时还化静为动或动静结合来写景，凸现景物的动感，如：“石燕在零陵县，雷风则群飞翩翩然。”“文斤山上有石床，方高一丈，四面绿竹扶疏，随风委拂。”“湘水之出于阳朔，则觞为之舟；至洞庭，日月若出入于其中也。”
从所引诸例可见，《湘中记》描绘的山水景物，以清丽空灵为特征，很能体现乡土风物的幽美特点，这也说明罗含是带着欣赏、热爱的心理来进行创作的。
此前的地记作品，大多记述地理形势、郡县沿革、水道分布、山川物产等内容，文学色彩一般不很浓重。而《湘中记》不但模山范水时，注意从视觉、听觉等方面加强表现效果，艺术表现力较此前地记作品有所提高，而且有时并不拘泥于写实，而是利用富于文学性的笔调引人入胜。如《水经注·湘水注》引罗含语：“（芙蓉峰）望若阵云，非清霁素朝，不见其峰。丹水涌其左，澧泉流其右。”这已不是具体的写实，而是一种意境化的描绘，构造了一幅山水相得的优美画面。
五
罗含以出色才华撰写的哲学名篇《更生论》，为湖南哲学史的开山之作。据考证，到目前为止，湖南还未发现早于此篇的文献资科。针对当时关于“神灭”和“神不灭”的争论，提出了朴素的唯物论，它阐述了万物更生的原则、规律及其性质，反映了特定时期的思想交锋。
据清代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中华书局2000年出版）及今人陈书良主编《湖南文学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出版），余将《更生论》全文校订如下：
善哉！向生之言，曰：“天者何？万物之总和。人者何？天中之一物。”因此以谈，今万物有数，而天地无穷。然则无穷之变，未始出于万物，万物不更生，则天地有终矣。天地不为有终，则更生可知矣。寻诸旧论，亦云：“万兆悬定，群生代谢。”圣人作《易》，已备其极。穷神知化，穷理尽性。苟神可穷，有形者不得无数。是则，人物有定数，彼我有成分，有不可灭而为，无彼不得化而为我。聚散隐显，环转于无穷之途；贤愚寿夭，还复其物，自然贯次，毫分不差。与运泯复，不识不知遐哉，邈乎其道矣。天地虽大，浑而不乱，万物虽众，区已别矣。各自其本，祖宗有序。本支百世，不失其旧。又神之与质，自然之偶也。偶有离合死生之变也，质有聚散往复之势也。人物变化，各有其性，性有本分，故复有常。物散虽混淆，聚不可乱，其往弥远，故其复弥近。又，神质会期，符契自合。世皆悲合之必离，而莫慰离之必合；皆知聚之必散，而莫识散之必聚。未之思也，岂远乎若者?凡今生之为即昔生，生之故事即故事。于体无所厝，其意与已会，终不自觉，孰云觉之哉?今谈者徒知向我非今，而不知今我故昔我。尔达观者，所以齐死生，亦云死生为寤寐。诚哉是言。
《更生论》全文391字，主要论述万物转生之观点，以为天地所以运行不止、生生不灭，乃因万物反复再生之故。罗含首先引向秀之言，认为“天”是“万物之总和”，人则是“天中之一物”。这种“天”的概念具有朴素唯物论的因素。“更生”，即事物的发展变化。他认为，万物虽然都受生存时间的限制(有数)，但代谢（更生）则是无穷的。天地之所以运行不止，生生不灭，乃因万物反复再生之故。谓万物各有其不变之本体，神(精神)与质(肉体)亦各别，死生仅系质之聚散而已，视生死如一体之两面。他肯定事物是变化的是其思想闪光之点，“万物有数”、“穷神知化”，则意味着认识的有限。人生有定数，彼我有成分。
罗含的论述“今我故昔我”，没有跳出道家自然观的圈子。认为神明亦可以更生，“凡今生之为即昔生”，以此类推，则“环转于无穷之途”，此说与佛教冥合。
作为哲学文论，《更生论》思辨说理显示出了罗含超人的才华，但他又强调：“各自其本，祖宗有序，本支百世，不失其旧。”意思是说，门阀世族，传自祖先，其地位不会变动，世族永远是世族，而寒门、佃客、奴仆，也永远是寒门、佃客、奴仆，不可能易位。“今我”是“昔我”的翻版，外形虽然变化，但内质是一样的。显然，这是为包括罗含自身在内的魏晋门阀世族服务的哲学。
六
东晋谢尚家族全都信佛，相信因果报应、善恶报应。与谢尚友善的罗含受此影响，撰写了《更生论》。它大约成文于东晋穆帝永和六年至废帝太和四年(350～369)，类似佛教的轮回说，因而被南朝梁僧祐收集在《弘明集》第五卷。凡是研究佛教、哲学著作，都会提到罗含的《更生论》，可见《更生论》之受重视。但也许是《更生论》文章较短之缘故，或被一笔带过，或语焉不详。
《更生论》写成后，流传很广，并引起一场哲学争鸣。长沙太守孙盛撰《与罗君章书》，一方面肯定《更生论》“括囊变化，穷极聚散”的辩证法观点，“是好论也”，同时批评说：“形既分散，知亦知之，纷错混淆，化为异物，他物各失其旧，非复昔日，此有情者所以悲叹。若然，则足下未可孤以自慰也。”
孙盛认为，在形质变为异物之后，人的意识知觉不可能保持下去。他特别强调“化”字，认为高门大族可能变成部曲、佃客，部曲、佃客可能化为高门大族，帝王将相均可起自寒微。他代表当时寒门、寒族的利益，比罗含的观点更具有进步性，更合乎辩证唯物主义。
从罗含给孙盛的回信看（《答孙安国书》），他并没有接受孙盛的意见，也未能跳出形而上学的怪圈。
但无论如何，罗含的《更生论》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哲学著作。《更生论》的基本体系是唯心主义的，却包含着唯物论的因素。特别是在《更生论》的言论中，有不少辩证法的思想光辉。不承认天命，肯定事物的发展变化，期望统一，都具有积极进步的意义。
作者单位：衡阳市湖湘文化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