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遗憾的是，曾属国府外交官的何凤山，至今在台湾都未“平反”。2000年陈水扁上台后，曾给大批受过国民党政府迫害的人平反，其中就包括孙立人的湘籍女秘书黄美之，且给她的十年冤狱作了象征性赔偿（新台币佰万元），但何凤山没有平反。
何凤山的女儿何曼礼2014年3月底对《世界日报》记者说“前几年，马英九亲口跟我哥（美国名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何曼德）说：“你父亲太委屈了。去年我哥过世，我回台北参加追悼会，‘监察院长’王建煊亲笔写悼文，指出我父亲的案子是冤案，但是这篇悼文并没对外公开。”
马政府已执政6年多，第二任期也过了一多半，但何凤山的冤案这么一件“小事”都不能平反，或“特赦”，其权威何在？其领导人、负责人的诚信何在？太费解了？
大陆在美的某访问学者，近年在研究何凤山时发现，何凤山的事迹，即使在大陆，也只有不到1/5的学术界“业内”人士“有所闻”，但语焉不详。他深有感慨地说：“是（两岸）的政党、政见之争，妨碍了凤山公善举的广为流传，才鲜为人知……”
笔者2001年曾参加湖南省益阳市人民政府举办的“何凤山百年诞辰纪念活动”，现以亲历、亲闻者的身份，谈谈自己所知道的一些何凤山“身后事”。
百年之后
何凤山去世时，并没有人注意到他拯救了很多犹太人，他的儿女们虽知道父亲在奥地利曾向犹太人颁发签证，但也不知道具体有多少？何凤山在他的《外交生涯四十年》中（1990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也语焉不详，寥寥数语带过。但他1997年9月在旧金山去世，讣闻见报后，一位犹太裔历史学家主动跟何曼礼联络，之后又找到了越来越多因“生命签证”，而得以逃生幸存的犹太人。经过几年的调查落实，以色列政府才于2001年初，向何凤山（后人）追授了“国际义人奖”。
2001年9月，何凤山家乡益阳市政府为他举办了百年诞辰纪念活动，以色列驻华使馆派出公使衔的官员赴益阳与会。有几十家中外媒体对活动进行了采访报道。笔者当时在湖南图书馆湖南名人资料中心，从事海内外湘籍名人的联络和资料收集工作，也在益阳市府的邀请之列。
此前敝馆曾与省科学技术协会合编《三湘院士风采录》（第一辑），我在赴高校采访时，发现不少院士都毕业于长沙几所重点中学。为了溯本求源，我自觉地将采访深入到原长沙市第1—5中，及师大附中，而获得很多信息及资料。长沙雅礼中学（原5中）出了几位院士和众多学者、名流，但《雅礼简报》的报头题名却是何凤山写的。那是1998年初，离何凤山去世才半年左右，国内对他尚鲜有人知。何凤山那个漂亮得几近完美的字让我致为震撼，便向雅礼校友会总干事马泽京先生等讨教“何凤山何方神圣”？令我惊喜的是“校友会”对其校友的了解，越胜于政府或管理机构，且不分政党，不分“敌我”地兼收并蓄（保存、珍藏）其校友著作。我就是在雅礼校友会的展室中“发现”何凤山著作的。
在去益阳之前，我与人联手创作了电影文学《阿斯玛克的“诺亚”》。且有幸被“雅礼”安排与何曼德及其家小同一辆汽车赴益，途中与他交谈甚欢。抵达宾馆后，我将拙作呈何曼德院士，请他审阅。他很认真地连夜看完。次日，他在向我表示感谢后，又善意地指出拙作中一些模糊不清之处（如时间、地点），并加以说明。因为他当年曾随乃父去土耳其、奥地利任上，是目击和亲历者。当他得知我是借了他姨父钟武雄的（何赠）何著后，回到匹兹堡，便写信给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邮购了两册《外交生涯四十年》，寄给敝馆和我各一册。
肄业于清华大学的何曼德，是位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也是位平易近人的儒雅学者。与会期间何曼德家小（约七八人）和外宾（主要是犹太人）乘一辆大巴。他从始至终，每天每次都招呼道“崔先生，请你坐在我这里来好么？”以便于我俩交谈。
国内媒体赴会采访者是乘坐另一辆大巴。其中，有一位省委宣传部的处级干部马女士是我的熟人。她曾问我，为何何氏兄妹对人如此不同？并说，她车上那些记者都对何曼礼“无视”国内记者而困惑或气忿。何氏只在意犹太人。
我在听何曼德给益阳市医务系统讲授“台湾及国外抗生素使用情况”结束后，也曾听到一位益阳市政协的副主席突兀对一位提问者说“何曼礼她不是中国人。她虽然晓得讲些中国话，但中国字她看不懂，认不得，她就是一个中国文盲。”
当时，我立即联想并比较出：何曼礼50年代出生在埃及，之后随其父母在外国漂泊，不像其兄有“国学”和中国文化的根底，所以才成了“香蕉人”。
我将拙作一式两份，分别送呈何氏兄妹二人。但在益阳期间，何曼礼对此未置一词，想来也怪不得：她不识中文，大概看都没看。
散会那天，何曼德与我道别，说他当天要送家小返匹兹堡，还将长沙市侨台办两位官员的名片给了我，请我帮他打电话谢却宴请。但当天晚上，传来美国遭“恐怖袭击”的9·11事件，让我牵挂着他和家人的安否？
过了两天，我去雅礼中学，“不巧”看见何曼礼与该校负责人在交谈。她看见了我，突然向我说道：“你，不能写我的父亲……你要向我保证”。虽然在益阳期间，我也曾听到国内一些人，包括何凤山原配胡氏家的亲戚，也写了何凤山的报道及书稿，但都不见“下文”。但我没料到，何曼礼居然对我如此无礼，如此没有教养。
与之不同的是，何曼德先寄来他父亲的著作，翌年7月又在他自己的大著《我的教育，我的医学之路》出版，暨新闻发布会当天，题签赐寄了两册给我和敝馆。他还写信给我，请我帮他联络“在国内出版”之事，他在书中，表明了他“坚持一个中国，认为台湾从来就是中国的一部份”的鲜明立场。
为何曼德著作在家乡出版事，我首先认真地拜读了其著作，并以自己并不习惯的“政治眼光”顺便对其进行了“判断”，认为或可出版。
然后，我送给湖南人民出版社的一位副社长“审读”。他以专业眼光和负责的态度看了此书，并转给该社其他6位负责人看，那7人都觉得该书政治上没有问题，可以出版，但要作者“自费出版”。
本文作者与何曼德（右）合影
何曼德在给我的来信中称，为他出版繁体字版本的新新闻出版社同意授权给大陆的出版社出简体字版，而不涉及“引进”费用事。这是作者和对方的一种善意。但如果要这位国际名人自费出版，情何以堪？我便改变方式，找到我曾与之接触过的某“省级领导”（常委）的秘书，“请你先读完后，再决定是否给你的首长看？因为我觉得像何曼德这样的‘自己送上门来的高级统战对象’，美籍华人，我们大陆不应错过，不可误解或伤害其善意。’ 既然大陆的娱乐圈可以不惜花钱，一而再、再而三地邀请海外的艺人来湘，相形之下，免费出版一位外籍院士著作，花钱并不多。”
过了一段时间，我再问秘书时，他说，他已看完此书，并一定将此事和何著一道报呈首长。他估计应该可以出版。
但遗憾的是，两个月后，书被退回来了。“首长说，这本书应该可以出版，让你去找出版社。”事情又回到了原起点，我只得写信告诉何曼德。
何曼德回信告之，他回其母校清华访问时，一位分管出版的副校长原来也说，他的书可在清华出版，但后来也变成了要“自费”才可以出版。
何曼德对此非常困惑。他只能认为，是他的台湾版书影上的推荐者名单中，不该有李远哲的名字。因为李远哲是挺“阿扁”的。然而，他自己是公开反台独的人士，怎么大陆方面可以“因噎废食”呢？大陆完全可以在出版简体字版时，在书影上去掉李的名字嘛。
断断续续
退休前，我在省图书馆工作了几十年；退休后，我只是位终生读者，但也写了几本书出版，并且经常应约写点东西。迄今为止，我很少见到国内有关介绍何凤山的“作品”。只有由陈先枢先生编纂、2000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沙万象》画册辟了一个“长沙的辛德勒”专版（何凤山出生时的益阳属长沙府）。但十几年来，我一直在想，既有“中国辛德勒”这样典型的人和事，为何中国出不了像《辛德勒》那样的影视文艺作品？
余虽不材，但对何凤山这位先贤，对他的性格、人际关系和晚年生活，都怀着极大兴趣，且有一些想法与联想，总想以文字表达出来，但何曼礼当年“棒喝”留下的阴影和心障，让我又不想动笔。
2010年7月某天中午，一位朋友忽然打电话给我，告知何曼德回到了益阳，问我想不想去益阳见他？我当即随车同往，在益阳某宾馆的大堂见到了坐在一侧候车的曼德伉俪。何曼德苍老了许多，算来已有86岁了。我自2004年退休后，就未与之联系过，刚见面时他也没认出我来，但我拿出拙著《我与名人没有约》（2005年1月湘人社出版）中，翻到他的篇目《儒雅学者：何曼德》给他看时，他顿时想起了“9·11”前那些往事，并给我留下他在匹兹堡的地址、电话和邮箱。他问我们愿不愿随他一道去参观和接受采访？那次是益阳市政府邀请他回乡的，由益阳市文化旅游局一位（女）局长陪同，在该市某展览馆中，安排他接受CCTV·4的电视采访。在采访现场，何曼德才进入“状态”，娓娓谈起那些历历在目的往事，恢复他昔日的学者风采，但也显得有些精力不济。出展馆后，我才知道，何曼礼也来了，但后者的接待方是该市外侨办，让我觉得费解。我将自己带去的一册拙著，题签后赠予何曼德先生，以示回馈他当年赐赠。当然，也送了一册给何曼礼，她却显出一副莫名其妙的神态。
2012年底，我应约写了一篇《何曼德院士的中国心》刊登在2013年春天的《老年人》杂志上，遗憾的是，我没想到要发给何曼德看。我是个没有功利目的的人，只管“耕耘”，写些与过去的工作，现在尚有兴趣的人和事。近年来，有人告知，拙著可在“百度”、“谷歌”上点击搜索到。《我与名人没有约》9年后，仍在常销，记得当年有人问我“你只讲个价，写一篇要多少钱？”但我没有因此书得过一分钱，就连出版社，也没给过我稿费。反倒是我自费买了不少送人。
会前会后
我没料到，自己会在退休10年后的2014年，应邀参加“何凤山义人精神国际研讨会”，地点在旧金山，邀请函是由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发出的。我匆匆赶写了一篇文章《何凤山的“中国梦”》，发表在2014年第二期《文史拾遗》杂志上。但到达旧金山后，我才得知，何凤山之子何曼德已于2013年逝世。
2001年曾任益阳市副市长的伍晓芹，由加拿大返湘，途经旧金山时，去拜访钟武雄先生。伍女士的堂妹是钟先生的儿媳，原籍石门的伍氏，系湘省名门，其祖辈曾与杨尚昆同学，生前为国府大员，其父亦为美国大学教授。任晓芹去钟宅时，我亦在场。她告诉钟先生，她刚去过何曼礼家，何氏向她“告状”。钟先生诧异地问：“什么事？”原来，益阳市旅游文化局某负责人写了一本何凤山的书，和以色列驻华使馆一起，在北京召开了新书发布会。何曼礼说益阳方面未经她许可，擅自使用了其父的资料出书，是违法侵权行为。她已向益阳市和以色列驻华使馆照会，该书不得在中国发行。
任晓芹说她“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而回避了“表态”。但却两次问我：“你对此事有何看法？”
我当然也不会说什么，反问她是否也参加研讨会？她说她未受到邀请，几年前，她已上调省机关事务管理局了。
据参与会议组织工作的全美湖南同乡总会某负责人说，鉴于（中美两国）国内近期反恐防暴形势，湘省统战部一位原副部长，想让他的“代表”参加会议，却遭到了婉拒。
3月30日上午，经安检和核实身份，经由新门进入中国驻金山总领馆会议厅后（原大门元月初被纵火焚烧，修整后封闭），我看见总领事袁南生大使（衔）在台前与以犹太人为多数的与会代表见面，何曼礼也在其列。我问领事章禾，何曼德的遗孀朱氏或其后人是否来开会？他说没有。我便走向前面，向何曼礼说：你好！我是到旧金山后才听到令兄去世的消息的，很对不起。我去年在湖南发表了一篇写你哥哥的文章，请你先看了后，再转交你嫂嫂或他的家人，并代我问候她们。谢谢！拜托！
何曼礼对此未置一词。在旧金山，即使以未谋面的人在街上擦肩而过，大多人会说“早安”“你好”或“谢谢”，但我十几年来，从未听过何曼礼说这些。我也见多不怪。
在会议发的资料中，我没看见何的家乡益阳市和其“母校”雅礼中学，有被邀赴会的人，而颇感遗憾。
次日，北美最大的华文报纸《世界日报》报道了“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袁南生为湖南益阳老乡“中国辛德勒”何凤山，举办国际研讨会……”我不禁回想起，几年前在《湖南日报》上看到的对袁南生的整版专访。
本文作者和袁南生总领事在“何凤山义人精神国际研讨会”会场
袁南生是“新中国第一位博士外交官”，而何凤山也是益阳走出来的博士外交官。两人相同之处，都是“半路出家”进入外交界。2000年才入选外交官的袁南生，10几年来在亚、非、拉三大洲任职，2013年才由驻苏里南大使任上，调来旧金山，出任驻美国最大最老的华埠的总领事。到旧金山后不久，他就造访了“中华总会馆”，是第一位访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旧金山总领事。有百余年历史的会馆上空，第一次升起五星红旗。
何凤山的人生轨迹也曾由亚（土耳其）入欧（奥地利），从中东（埃及）到拉美（三国；）“1975年退休，服务公职40年的退休金都领不到（3.31《世界日报》）”在旧金山当了22年寓公，其晚景可想而知。而他曾是蒋介石最信任的“通天人物”，国民党的最坚定的“右派”代表人物。但他和袁南生一样，也都是热爱中华民族、最爱中国的践行者。
3月31日中午，我随钟武雄先生祖孙俩（后者钟鹏昨日亦参加了研讨会）一起，为拉斯维加斯湖南同乡会会长言立饯行（钟为全美湖南同乡总会荣誉主席，言立等人为“共同主席”）。进餐馆后，钟鹏去买东西钟、言两人坐在我对面看当地不同华文报纸对会议的报道。我看到言立手中《星岛日报》上两名“老外”的照片，不由得想起，落座后我看见另一张桌上那两人中的男士时，心里还在想，此人怎么长得像基辛格？大概犹太人很多都长得差不多吧？可能他昨天也在会场上。我的眼光在报纸和邻桌间游移，确认这两人就是报上登载的“犹太后裔面谢何凤山”那两人。我告诉言立，言立将信将疑地起身去“确认”后，随机采访了这两人（言立是《赌城天天报》的主笔及特约记者），我还向走进餐馆后坐在我身边的钟鹏说“这两个犹太人对面坐的，背朝我们的两人中，女的应是何曼礼”。
钟鹏也说，不会吧？怎么那么巧？他起身去看，果然是何氏。钟鹏指点着，何氏起身来我们桌上，向钟先生问好（钟先生是她姨父）。我拿出随身带的相机，想为钟先生拍照留存，何曼礼却以手掌遮挡。其实，头天晚上，在袁南生“官邸”晚宴上，我为钟先生与何曼礼合影拍照时，她还一幅高兴的样子（见下图），却一夜就变脸了。我当即离桌，去另一桌。何曼礼回桌时，见状似无奈。
何曼礼与钟武雄（右）
钟先生等餐毕离店里，我向两位犹太人老人道别，也向何曼礼身边，她的高大、英俊、笑容满面的“外子”道谢和道别，却对何氏视而不见。
（作者单位：湖南省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