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共中央关于吴溉之一生的结论
吴溉之曾是身兼党政军三界的高级干部（四级；当时十二级以上就算高干），1979年8月27日新华社报道：“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徐冰、张经武、吴溉之、邹大鹏、伍云甫同志追悼会今天下午在首都全国政协礼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中央军委负责人，以及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分别送了花圈。追悼会由李先念同志主持，胡耀邦同志致悼词。”胡耀邦代表中共中央对他的一生作了下述结论：
吴溉之同志一九二四年加入共青团，同年转为中共党员。他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参加了北伐战争和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为党做了许多重要工作。“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他在上海被捕，临危不惧，机智勇敢，保持了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随后，他先后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和平江起义，是平江游击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为建立和壮大红军，创建湘鄂赣游击根据地，立下了重大功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担任过红五军政治部主任、一师政治委员、红三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中央党务委员会秘书、西北局秘书长、军委总政组织部长等许多重要职务，坚决地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党务、政治、军事、保卫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受到干部、群众的信任和尊敬。解放战争时期，他任东北联军后勤部政委、通化分省委书记、东北、华中军政大学副政委并兼任我军第一所航空学校政委，在为党和军队培养干部和争取解放战争的胜利等方面，都作出了重大贡献。全国解放后，他先后担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党组书记和中央监委常委，为建设我国法律工作队伍，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严肃党纪，付出了很大的心血……他忠于党，忠于人民，顾全大局，遵守纪律，坚决执行党的政策路线，兢兢业业，艰苦朴素，工作扎实细致……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他们在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下含冤逝世。现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已经为徐冰、张经武、吴溉之、邹大鹏和伍云甫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多年沉冤，得到了昭雪。
二、吴溉之的革命业绩
吴溉之（1898-1968），字璿（璇）枢，出生于湖南平江县爽口乡郊源村一个小业主家庭。
18岁完成从私塾到新式小学堂毕业的教育，再到基督教会办的培元小学高小复读两年。吴溉之复读时，如饥似渴地看课外书， “从诸子百家到梁启超的《饮冰室全集》。国学名著早已看遍。至今，有些段落我还能背出来。” 1925年7月吴溉之参加革命，任共青团平江县委组织部部长。同年10月被派赴广州，入黄埔军官学校第四期。1926年3月被调入国民党中央政治训练班，结业后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军二师四团当宣传员、连党代表、代理团指导员，参加北伐战争。
1927年3月吴溉之奉命离开部队赶到上海参加工人武装起义，在总工会政治处任宣传干事，得以探望已经考入沪江大学的陈立；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任工人纠察队大队长，国民党背信弃义，封闭上海总工会，一手制造了举世震惊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屠杀事件，吴溉之被逮捕关进了龙华监狱。但因他初到上海，党员身份没有暴露，敌人又找不到证据，因而在押未判，后由一家商铺作保，被保释出来。
吴溉之在入党之后，已经把一切交给了党，成为职业革命家。长征途中吴溉之先后任红三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军事裁判所所长。
毛泽东题词“井冈山的同志们”的历史照片（部分同志1938年在延安合影）：
前排坐者左起：宋裕和，谭冠三，谭政，滕代远，萧克，林彪，毛澤東，高自立，何长工，曾玉（女），欧阳毅。二排立者左起：胡友才，孫開楚，谢翰文，江华，朱良才，吴溉之，李寿轩，刘先胜，张際春，李克如，韩伟，龍開富，谭希林，劉型，陳伯鈞，张令彬。三排左起：徐日文，曹里怀。
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吴溉之调任中共中央党务委员会秘书，1936年春担任中共中央局秘书长，6月改任军委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同年秋起任中共陕北省委军事部副部长，宣传部部长。抗日战争初期，吴溉之任八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长兼军法处处长。1938年3月（一说1937年10月）组织部部长由方强继任，吴溉之改任政治部锄奸部部长。1939年3月，经毛泽东提名，抗大政治部副主任兼第一大队政委胡耀邦出任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因方强担任军委组织的“华北考察团”团长，前往晋西北和冀中敌后根据地考察学习去了，胡耀邦代行部长职务，后来又由毛泽东提议转为部长（方强于1940年7月返回延安后，即调任八路军军政学院教育长）。革命战争年代军事干部多于党政干部，所以军委总政组织部工作繁忙，吴溉之、方强、胡耀邦（任职至1944年）先后三位部长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毛泽东制定的正确的干部路线，坚持任人唯贤，团结和选拔来自五湖四海的干部，尽力做好党员干部的培训、调配和审干、选拔等工作。抗日军政大学从1936年6月开办到1939年秋总校迁往华北止，毕业的学员有2.2万多人（含3个分校），陕北公学、延安大学培养的学员也有上万人。吴溉之及其后继者妥善安排这些学员，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和骨干作用，培养和吸收他们入党。学员们都亲热地称吴为“老大哥”，称组织部为“娘家”。
锄奸部面临的锄奸保卫工作形势复杂而严峻。当时，国民党当局接连发动 “反共”高潮，日伪间谍、特务千方百计钻入我党我军和各抗日根据地。戴笠还设计了在延安谋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共领导人的行动计划，吴溉之率领军委锄奸部与中央社会部相互配合，粉碎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阴谋。
在延安，吴溉之根据这些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认识，写过两篇研究锄奸工作的长文公开发表，一是《敌探汉奸在部队中阴谋活动的检讨》（《八路军军政杂志》1939年第1卷第5期），当年所谓“检讨”一词并非犯了错误进行自我批评，而是“研究探讨”之意。前篇开门见山，“敌探汉奸在我军进行阴谋破坏工作的方针，可概括之为直接破坏（组织叛变、煽动逃跑，以及施放毒药行刺等等）与间接破坏（偷窃机密、收集情报等）二种。”然后归纳几条具体手段，如金钱、美女、暗害、混入、策反等。第二项分析敌人工作的方向，是“组织比较松懈，生活比较散漫，党与政治工作比较薄弱的后方勤务部门，如供给、卫生、兵站部门以及部队中的勤杂人员。”
二是《目前反奸细斗争的严重任务》（八路军军政杂志1939年第1卷第11期），全文分这样几节：反奸细斗争与争取胜利，相持阶段中奸细阴谋破坏的严重与危险，奸细活动的主要方针与目的，奸细破坏团结的恶毒阴谋，奸细在前线活动的种种花样，提高警惕性厉行锄奸运动。“我们要以‘真凭实据为基础，按照具体情况，揭发这些奸细的罪恶’（毛泽东《论新阶段》）以发动群众的公愤，造成全体战士仇恨敌探奸细的情绪；在会议上、墙报上，要讨论反奸细的斗争；要做到每一个战士都有揭发奸细的能力。”
那时军队除锄奸专门业务部门外，部队连队一级都设置“细胞”，形成“工作网”。后由胡耀邦（组织部长）、钱益民（已接替吴溉之为锄奸部长）等动议，经总政治部首长王稼祥、谭政、甘泗淇多次研究，向陈云、任弼时、凯丰等人汇报，1940年3月，经毛泽东、张闻天批准，撤销锄奸部，正名为保卫部。
1945年10月，延安速调大批干部到达东北。1945年12月东北局决定在沈阳成立总后勤部，吴溉之任政治委员。1946年2月，组建东北军事政治大学。林彪兼任校长，彭真兼任政治委员，吴溉之任副政治委员兼中共通化分省委书记。（日伪时期将东北分为十六省以便统治，通化省在南满，靠鸭绿江和长白山；二战末期关东军拟作为退守的最后据点、伪“满州国”的行都）那时城内的国民党势力有限，认为通化有数万名日本人，特别是其中有六千名已缴械的日本关东军可以利用，便互相勾结，准备趁春节发动暴乱，消灭我军、占领通化，建立“中日联合政府”，在外围策应的敌人达六七千人之多。幸亏事前（2月2日，除夕）掌握情报，由吴溉之突击主审国民党特务孙耕尧等首犯，紧张的攻心交锋持续七八个小时，敌特终于被迫交待了暴乱的行动计划。我方紧急部署，2月3日凌晨，敌人主攻专员公署、司令部、市政府等处，驻市区的党政机关干部和战士只有500余人，吴溉之镇定自若，指挥平息了这场反革命暴乱。
三、新中国成立后的贡献和“文革”蒙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天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任命沈钧儒为最高人民法院
院长，10月19日任命吴溉之、张志让为副院长，及陈绍禹（王明）、朱良材、冯文彬、许之桢、李培之、费青、贾潜、王怀安、陈瑾昆、闵刚候、沙彦楷等17名委员，吴溉之为中共党组书记。他顾不上安家，就在办公室架了张行军床，不分昼夜连轴转，同院长沈钧儒及委员们一道，研究起草《最高人民法院试行组织条例》（1949年12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通过）和《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1951年9月3日通过），使人民法院机构设置有章可循。从各地分院院址的选定到人员的配备、经费的筹集，他都亲自运筹，一一落实。
1952年2月1日，北京开公审贪污犯大会，宋德贵等7人被判死刑。最高法院院长沈钧儒（左二）亲任审判长，左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员吴溉之。
沈钧儒、张志让和最高法的多数委员，都是法学家、法律专家，理论深厚实践丰富，吴溉之的革命政法工作经验，优势互补。1950年初，吴溉之参加起草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立即督促法院系统对于贩毒、售毒、制毒、运毒的人犯、惯犯及开烟馆的大业主、大窝主等，依法坚决予以打击，到1952年底，中国彻底清除了百余年来危害人民深重的烟毒灾害，群众盛赞：“这是人民政府的又一大德政！”
1955年5月成立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董必武，副书记刘澜涛、谭政、王从吾、钱英、刘锡五（以上为常委），候补常委吴溉之（以后递补为常委）、帅孟奇，委员李士英、徐立清、张鼎丞，候补委员王维刚等六人。吴溉之还是中共八大代表，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吴溉之积劳成疾，血压很高，组织上安排他去疗养。他和在北戴河疗养的黄炎培、陈叔通等年高德劭的代表人物密切互访，做团结民主人士的工作。1959年突发脑血栓，半身不遂。为了早日养好病，恢复四肢功能，吴溉之练书法、绘画、还买了手风琴学拉歌曲；为锻炼大脑学围棋，并向叶剑英、陈毅等请教做诗。陈毅曾手书一首旧作赠给吴溉之：“西行路漫漫，景物仔细看。不知霜雾重，应悔着衣单。”陈毅过去因疏于防范，挨了饶漱石的整，有感而写。吴溉之也作了一首诗回赠陈毅：“家住小桥北河沿，苦甜二井在两边。西临南海一墙隔，东望故宫百步连。音乐堂中夜已寂，勤政殿内人未眠。祖国安危由谁导，领袖英明万众贤。” 陈毅很欣赏，抄成条幅又馈赠予吴溉之。原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共党组书记、副检察长李六如撰著《六十年的变迁》，自然也请他这同乡老战友阅看出主意。这样，健康状况好转，夫人徐依群逝世后，不免觉得孤单，与延安时期就工作联系较多的萧劲光、安子文等在公余常搓搓麻将，也是调剂身心。这时，老战友唐天际（中将，同为黄埔四期）关心他丧偶独居，介绍一位女“闯将”交往。始料未及的是，彻底扰乱了他晚年平静的生活。她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曾在哈尔滨市委宣传部任处长，与丈夫离异。其兄聂真（曾任华北局组织部长兼纪检会书记，时任中国人民大学第一副书记、副校长）找北大党委第一书记兼校长陆平（一二九运动起的老战友）请求将聂元梓接受调进京。聂元梓先是当北大经济系副主任，接着成了哲学系总支书记。哲学是“聪明学”，一流名校人才一流。她16岁（1937年）参加革命，初中文化底子，虽也进过党校，“刘项从来不读书”，未免浅薄。其时批判苏修，她把萧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说成赫鲁晓夫所著（两人名字改变词序可成“霍洛萧夫”或“晓鲁赫夫”，你得佩服她耳朵的高度警觉性），闹些诸如此类的笑话，难以御众，顿感失落。
当时伟大领袖正在下一盘很大的棋：为发动“文革”做准备。从北大到北京市委制造突破口是棋局的一部分。1964年高教部派工作组到北大搞“四清”，聂元梓回顾来校两、三年，陆平只给她虚位，没有真正纳入其权力圈子，心生不满要提意见。“四清”作为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工作组进驻就发动群众“揭阶级斗争盖子”，给领导“洗（热水）澡”，最后干部们才得以“下楼”。“提意见”要上纲上线，她把陆平在各种会议上的讲话，断章取义一番，上报工作组，揭发陆平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当彭真见到主席，问主席对北大工作的看法，回答是：陆平是个好同志。这话传下来，于是，支持聂元梓的工作组撤走了，改派北京市委工作组，在国际饭店进行党员干部整风（这也是“四清”的一部分），反过来对她这一派人进行批判教育。她给两位主席写信（经田家英转）求救也如泥牛入海，这时想到了嫁人：嫁给一个能保护她，能帮助她的人。1965年夏天跟67岁的吴溉之见面，聂元梓献出百般殷勤，讨得好感，便把调离北大给吴当秘书作为结婚的条件。
聂元梓
尽管吴溉之的儿女甚至身边的工作人员全都反对，老人失之于宽厚，深秋就宴请亲朋宣布结婚（未及办法律手续）。带着她回湖南老家度婚假(是安子文在吴家当着聂元梓的面给陆平打电话要的)，回北京时，已是1966年的春节后了。聂想找安子文将她调出北大这个是非之地，又认为常在安家走动的邓觉先看不起她，故意不去进言，于是对邓的怨恨越来越深。这时 “曹轶欧带张恩慈等人于1966年3、4月间（具体时间不详）到北大蹲点。找校系领导干部谈话（可能也有社教运动的积极分子）。曹找我谈话，谈学校的情况，让我继续对学校工作上的问题提意见。当时我表示，不再对学校工作提什么意见，准备下去四清。这些问题我不想过问了。这时我已决定到怀柔县搞四清，并去看过一次，准备搬家，下社队。回校后，于5月19日晚，校党委传达党中央《五•一六通知》，随即在党内继续传达。” 赶紧带笔杆子杨克明通过曹轶欧的秘书张恩慈找曹请示，“向曹讲了我们听了党中央《五•一六通知》的内容后，想对学校陆平校长的工作写一张大字报是不是可以。曹轶欧表示‘可以’。‘怎么不可以写呢？’‘有意见可以写大字报。’”这本《聂元梓回忆录》辩称，大字报并非康生事先授意，她也只不过给稿子加了一段话：“一切革命的知识份子，是战斗的时候了！让我们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周围，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乾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雪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以及几句口号：“保卫党中央！保卫毛泽东思想！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可以推想，她大概就这个文字水平（如文中“团结”一词就用了两次），不过“赫鲁雪夫式的”一句耐人寻味；还有正文中“……北大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广大师生的强烈革命要求被压制下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原因在哪里？这里有鬼。”
大字报贴出去后，她立刻把底稿交给了康生。其间她不断向康生求援，说遭受围攻，处境危殆。康生以急件方式把大字报底稿传给远在武汉的主席。6月1日，主席在这份大字报上写了批语：“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6月1日晚8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诵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北京大学第一张大字报在全国引起广泛震动，它直接导致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成为运动中最先被冲垮的党组织，由此开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先例，“文化大革命”急剧升级。（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编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注释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5月版）另据别的文章，吴溉之聂元梓请李六如老人吃饭，共庆主席的批示。
《聂元梓回忆录》还提到她在与“张仲瀚”（实为张振汉，红二方面军俘虏的国民党师长，一路随任弼时、贺龙等走完长征全程；其妻邓觉先原是长沙明宪女中的学生，千里寻夫到延安，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礼遇；在抗战和解放战争中两夫妻对中共均有帮助，包括湖南和平解放。而张仲瀚是新疆陶峙岳部的起义将军，聂元梓张冠李戴）夫妇接触中对邓的怀疑，也想找康生反映。“曹轶欧把我写的纸条交上去，康生约我去面谈……我和康生谈到半夜，在他那里吃过夜宵，喝了一杯牛奶，就出来了……康生告诉我，有什么重要情况，可以随时向他汇报。他说，你要继续保持跟吴溉之的关系，不要闹崩，要注意他们有什么活动，你还照常到邓觉先那里去，该吃饭就吃饭，该打牌就打牌，留心他们的动静，发现可疑情况就直接报告我，写个条子给曹轶欧就行。”“我和康生谈话，时间是在‘五•一六通知’传达以前。后来，关于邓觉先这件事，我给康生还写过两个条子。一个条子就是在6月初写的，主要内容是说，毛主席肯定我们的大字报并向全国公布以后，邓觉先给我和吴溉之打过一个电话，向我们表示祝贺，称赞了我一通，说大字报怎么怎么好。另一件事是她到吴溉之这里来，这一次没有打牌了，就是在一起说说话，聊聊天。我以为这是她的最新动向，我的警惕性很高，害怕其中有什么阴谋诡计，所以就向康生报告了。两张条子都是经过曹轶欧传送的。”
“到了9月份，康生找我去，他说，现在查清楚了，邓觉先是英国特务，她还有电台。更多的情况，康生不讲，我不了解，也不能问。康生通知我，要我和吴溉之分开，中央要审查吴溉之。我替吴溉之分辩，说吴溉之对邓家姐妹是有警惕性的，她们来玩来打牌，吴溉之总是先把文件锁起来。如果要审查吴溉之（我不能说不要审查他，这是党的决定啊！）最好不要隔离，吴溉之年纪大了，一旦隔离起来，恐怕身体承受不了。我和吴溉之分开，不是感情上的原因，不是家庭内部出问题，而是这种特殊年代出现的特殊情况所造成的。因此，我对吴溉之心里既负疚又无奈。我向康生表态说，既然组织上要我跟吴溉之离婚，我就执行吧。”（《聂元梓回忆录》页102-103） “现在看来，安子文和邓觉先的事情，仅仅是生活作风问题，以及有些事情处理不当，违背组织原则”，“把这种事情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推测邓觉先搞特务活动，确实是一种杯弓蛇影的思维方式，应该反思。”（《聂元梓回忆录》页106）
康生与吴溉之同龄，早年革命资历也差不多，上海三次起义时还同在总工会（康生也是干事），以后攀上王明才飞黄腾达。所谓“审查”吴溉之，“安子文特务集团”是新案，撒手锏还有上海遭逮捕旧案。这事又要调查陈立，陈不顾自己正在遭受残酷斗争（因“文革”前姚文元已有专文批判陈立的心理学，陈著文反驳，是自然科学界直接与姚文痞交锋的大案），坚诀为吴溉之辩诬。康生自己也遭逮捕过，所以“文革”中急忙将监禁多年的叛徒卢福坦（知情者）秘密处决，杀人灭口。他迫害邹大鹏（名字见本文第一节），也因邹在社会部知道康追随王明的很多事情。他把做过自己秘书的凌云（后为国家安全部首任部长）投入秦城监狱，同样如此。
聂元梓提供的邓觉先情况，康生视为至宝。1967年10月24日，林彪接见湖南省革筹黎原等人，断言湖南和平解放不和平，有三条黑线（国民党，彭德怀贺龙，刘少奇陶铸）。康生便加以发挥：“国民党方面，湖南军阀是比较多的。湖南军阀还牵涉到安子文。有个张振汉，安子文把他找来，他还有个老婆叫邓觉先，两个人都是特务……安子文在中央开了会，立刻向张振汉报告。邓觉先到中央组织部象到家里一样。你们想一想，特务能钻到中央组织部来，你们组织里有没有钻进特务来？所以林付主席指示打中了要害，打中了敌人。”（《康生接见湖南省革筹在京成员和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核心组的讲话》）张振汉、邓觉先夫妇双双被关入秦城监狱，迫害至死，“文革”后才获得平反。其子张天佑著有《跟随红军长征的国民党将军》，详述他们的一生。
关于1966年12月北京大学红卫兵抄吴溉之的家一事，《聂元梓回忆录》不得不提到，因为是她自己指使的，参与者众多，无法掩盖。接受她指示的现场指挥牛辉林（法律学二年级学生，红卫兵头头；以山西省广电局副局长退休，已故）也写了回忆文章，最后一段：“40年后的2006年，我们看到了聂元梓的回忆录，果然有抄家一段，果然把责任推到我们头上，说是我们逼着她领路去抄吴溉之的家。我们一笑了之。没曾想，过了不久就在北京遇到了八十高龄的聂元梓。老聂已经认不出年届花甲的我们。当我们自我介绍后，老聂的第一句话是:‘牛辉林啊，我的书还在修改，你将来写书可不要骂我啊！’”所以牛文后写后发，还见过听过聂元梓的交待，可信度更高。牛文很生动，这里摘引几段：
抄家的主使者是聂元梓。因为吴溉之前妻的一儿（哈军工学生）一女（北京邮电学院学生）发现聂元梓不断拿走家中的古玩之类物品，把刘亚楼送的女式手表（给吴家媳妇的结婚礼物）也偷偷戴走了。当时刘亚楼已去世，更有纪念意义，吴家儿女到北大聂元梓住宅讨要。聂将表摔坏，起了争执。聂便找红卫兵来解围，告以“因为领头的兄妹俩和我有特殊关系，所以我请示了中央，让北大派人把兄妹俩送到中南海去，交给总理和康老负责教育。”到了中南海北门，不让进，聂元梓自然料到，赶来诡称：“中央今晚有紧急会议，总理和康老都没有时间。我请示过了，让你们把这兄妹俩送回他们自己家，交给他们的父亲管教。”牛问：“他们父亲又是什么人?” 聂答：“彭（德怀）黄（克诚）分子、大黑帮。”牛更纳闷：“让黑帮分子管教？”聂元梓语塞，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不是一般的管教，是要抄家！要严令他不准再唆使子女到北大闹事……你们一定要勒令他低头认罪……他家书房的桌子上有一部红色的电话机，你进去先要掐断它，防止他家的人向外通气！”这话使牛辉林顿生对这次抄家合法性的疑虑，一方面虚张声势应付聂元梓，一方面又不敢伤害吴溉之家人。进门之后，见到了一身睡衣、一脸病容的吴溉之，牛宣布“我们是奉了中央首长的命令来抄家的！”吴告知：“我家里的所有文件都是绝密！你可是动不得呦！”结果只没收了一副麻将牌（“赌具”）、一个木制类似八卦的古董（“迷信”）和红机子（保密电话）；牛辉林猛地想起聂元梓还交代要把公家配的那辆吉姆车开走，老人很爽快地答应了，并在抄家清单上签了字。
这时，聂元梓的秘书陈宝华把牛辉林等人叫到屋外，低声传达：“老聂让你们把吴溉之拉到中组部（中央监委会与之合署办公）门前批斗……”牛辉林火了：“这都后半夜了。街上哪里还有人？批斗给谁看？再说了，这个人年岁这么大，又有病，万一出个事，谁负这个责任？这事我们不干！谁干让谁干去！”陈宝华一看劲头不对，赶紧走了。（牛辉林《深夜抄家记》）笔者引述到这里，回想到正是这年这月，我从湖南到达北京串连，赶主席的第八次接见全国各地革命师生盛会。凌晨起床，天寒地冻，真正领教了北方冬天刺骨之冷（穿的是件旧羊皮袄，保暖性不差）。而聂元梓竟丧心病狂要将病重的吴溉之置于死地，倒是牛辉林们还不失恻隐之心。
北大司机告诉牛辉林，吉姆（莫洛托夫汽车厂）牌是副总理级别的专车，比北大校长的老旧别克牌（原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的专车，缴获品）好多了，难怪北大这位“老佛爷”眼馋，离了婚还要将车带走，享受一番副总理待遇。从这件小事可知，聂元梓这时利欲熏心、权欲膨胀，已经无法自制。联想到不少资料说她还曾去夺高教部的权，没有成功；1967年4月北京市革委会成立，她想做主任的雄心又落空了（给了她副主任的高位），愤怒之下她掀起浪潮，要打倒就任革委会主任的谢富治。周总理、江青对她连番警告，她充耳不闻。终于主席发话了：“聂元梓是坏人。”以致聂元梓暴起暴落。
吴溉之病情日益严重，迫害更加升级，要常到机关接受批判，不能坐车，举步维艰，公交车更没力气挤，好心的邻居是位老三轮车夫，便叫自己的儿子用三轮车将吴溉之推去。康生这个迫害狂，在吴溉之病重垂危之际，还指使中组部的郭玉峰（军队干部，成为康生、“四人帮”的得力干将），要他们抓紧时间从吴溉之口中“搞材料”。于是施加更大压力，逼他揭发朱德、陈毅、贺龙等的“罪行”。吴刚正不阿，横眉冷对，坚定回答：“我不知道他们有什么罪行，我只知道他们是革命几十年的功臣！”（其子吴峰风回忆）1968年7月2日，吴溉之在北京含冤逝世。
1968年8月军宣队、工宣队开进北大，聂元梓失去的不仅是权力，还有自由，她被踢到农场去劳动改造，连参加党的“九大”也是被“押”去的，虽得了个候补委员的虚衔，依然故我。1983年当她再度露面报端时，却是上了刑事审判庭，头衔变作“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成员”，判刑十七年。
（作者为我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