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湖南货币变迁小史】任理2023年3期总133
2023-08-05 08:53:35   来源：   评论：0 点击：

湖南的货币在清代，只有银与钱两种在市面流通。银以“两”为单位，钱以“串”为单位。一千文钱为一串。 
银两的价值计算很复杂，以平色（注：成色，即含银量）决定。当时各地衡法不统一，有库平、省平、漕平、关平、苏市平等等，这里的“平”，是既定的重量标准，也就是天平某一砝码的重量。
库平：为部库及北方各省通用之平，是官方征收赋税和出纳银两时所用的重要标准。
漕平：是漕粮折色征银所用之平，其平砝比其他平小。
关平：是海关所用的标准平，为咸丰八年制定，关平平砝较大。
这三种平，又称“官平”，其标准都是政府制定的。每库平一两，约合关平九钱八分七厘六毫。
省平：则是省内官方发行的银饼（元），亦称湘平，较库平略小。
苏市平：主要通行于湘潭等县，略小于省平（湘平）。（注：市平，是民间市场使用银两的重量标准，各地不同，称谓也不同，如广东的司马平、上海的公砝平、钱业通用的钱平等等。雍正十一年规定：“各处杂项银，均以市平交纳，每千两较库平银少三十六两，应照依库平折算兑收”。
银色又分足纹（纹银）、九一元银、毛银等。
足纹：为十足纹银，大小官锭，皆为足纹。
九一元银：则是其中含有0.9%的铅制银饼，通行于湘潭县等县。
毛银：成分不定，不能作货币用。其分为两种，一种称制钱，为官方所制，外圆内方，重量成色都有规定；另一种是私钱，民间私铸之钱。
湘俗称为“平头饷”的，就是全串皆为制钱；而私钱，掺砂多者称“砂壳”，以灰模浇铸而成的称“灰板”；过薄的私钱称“广片”；
还有一种为莊钱，是紫铜所铸，比较厚，但比制钱小，其价值在制钱与私钱之间。
这些钱的使用，也是根据各地商场与行业使用习惯分别使用。通常典当出入皆制钱，茶馆业多用莊钱及私钱。
湖南使用银元，始于清光绪初年（1875年）。然而在光绪二十年以后（1894年），始逐渐流行。当时分两种银元，一种是墨洋，一种是鹰洋。而日本银元此时也趁机而入。
1904年前后，广东、湖北与清廷户部先后开办银元局，其银元亦开始在湘流通。此时北洋（注：辽宁、河北和山东沿海省份。北洋银元，是在直隶省即今之河北省铸造）所铸银元也流入湖南市场。
在清末民初时期，圜法（注：币制）变易，始用银元与铜元，此时，银两与制钱仍可通用。
民初（1912年）后，由北洋政府所铸袁像银元（注：俗称袁大头）逐渐流行于湖南市场。
北伐时期，革命军入湘，国民政府所铸孙中山遗像银币也进入市场。
1921年后，铜元价格日逐低落，制钱价格则走高，达铜元的数倍之多。于是为了平稳过渡，将制钱销毁日多，直至消失。而银两自从政府规定以银元为标准后，结算方便，银两也就在市面退出。除非少数特种贸易外，也可用银两结算。
当银元开始在湘流通时，商民因初见，怕银元非银制，多锥之以辨真伪，以致在湘流通的银元无不锥迹斑斑，粤币入湘，锥之如故。湖北户部之造银币到湘后，商民已习惯银币，才不疑其伪，不再锥之。
在湘，被锥过的银元，称之“常洋”，未锥过的称“光洋”，锥过数次的称之为“烂板”。谭延闿在《乙卯元日感旧怀人成徘体七十韵》中有一句“花边疑烂板，彩票想签捐”。花边钱指的是境外输入的银币（如墨西哥的鹰洋、香港的银元、安南的银元等），烂板在使用时则要折价使用。
当时还有奸商私铸的“宝纹”银币，日本所铸的“日洋”，因对日经济绝交，人们拒用日洋。一时烂板、私铸宝纹、日洋等被收毁，直到绝迹。
铜元的处境，十分尴尬，积弊过多，如同儿戏。
清末的庚子之役，我国担负巨额赔款。又屡借外债，入不敷出。清廷则根据各省贫富程度，加以征收。
由于当时制钱较少，因此征得清廷同意，广东首设立铜元局。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湖北、江宁（南京）各省也设立了铜元局，于是各省所铸铜元纷纷在湘流通。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巡抚俞廉三，奏请设立了湖南铜元局，地点选在长沙南门外，建筑厂房。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全国已有十六个省制造铜元，仅江苏一省，设厂都有三处之多。
所铸之额，没有限度，数量也十分庞大，一时毫无章法可言。在这种情况下，户部奏请清廷定下：各省已有之铜元局，不得添加机器。未设铜元局的省，不准设局。
次年，户部检查各省铜元局，发现各地仍我行我素，造成铜元价大跌。这样铸币的结果，导致铜铅价大涨。
圜法紊乱，市面动摇。户部不得不规定各省所铸铜元的限额，按规定，湖南每月所造，不得超过三十万串。此时已无利可图，不久就停止铸币。
进入民国后（1912年），断断续续进行铸币。到民国十一、二两年（1922-1923年），又开始铸造，日厂量为六万串。铜元多为双铜元（即每枚当二十文），造币的余利仅供各公署日常开支。恶性循环，铜元价格直线下降，人们怨声载道。湘绅请愿求北洋政府出面，严禁铸造铜元的器材与铜入湖南境内。然而省政府不愿失去此利，不惜收买废铜铸之，造出的铜元是黄色的。后原料不足，就减轻铜元的重量，造轻质铜面，而邻近的赣粤等省拒收，害苦市民，省政府才决定停止铸币。
除了银元、铜币外，同时还有纸币流行于市。近代最先具有“国”字号的银行就是户部银行（1908年后改为大清银行），于光绪三十年正月（1904年）成立，1905年7月开始在北京、天津、上海开办，9月由北京钞票率先发行，发行有银两票与银元票两种。
然而，湖南巡抚陈宝箴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经奏准设立“阜南官钱局”，后因戊戌变法而停办。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二月，湖南当局为整理私币充斥市面混乱局面，设立了“湖南官钱局”，发行银元劵、银两票、钱票，信誉较好。
到民国二年（1913年），谭延闿为筹集军饷，滥发纸币，导致币信大跌。
至民国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北洋军阀攻克湖南，从湖南银行抢走50万元，湖南银行宣告倒闭。同年，当局又开设“裕湘银行”与“通商银行”，希望能整理旧币，同时推行新币。然而民众对此嗤之以鼻，无法延续，于民国九年（1920年）停业。
民国十七年（1928年）1月1日，当局为了发展经济，成立“湖南省银行”，发行了银元票，用来代理湖南省库，首先发行的纸币，是用长沙银行纸币改用，可见纸币上涂改的痕迹。后几年陆续发行，只在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发行了铜元票。此票一直通行到1949年前后。
1928年，国民政府召开了全国经济会议和全国财政会议，通过了《废两用元》，即废除银两，改用银元。直到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三月八日，公布《银本位币铸造条例》，规定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家联合组织“上海银元银两兑换委员会”负责兑换事宜。是年4月6日起全国废银改元。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五月二十二日，《中央银行法》出台，十一月废止银本位，实行管理通货和纸币制度的币制改革方案，是年十一月四日，发行纸币，称之法币。原市面流通的仍可继续流通，但陆续收回，以换取法币。
民国时期，湖南的货币，十分混乱，基本上银元是最坚挺的货币，虽货币几经规范，然多以失败告终。
在抗战期间，苗培成（在国民政府任湖南湖北监察使）日记中记载，“沦陷区内敌人将我方法币分为三种，1937年前之法币称为法币，37年后之法币称为货币，五十元以上称为大币。货币及大币在沦陷区拒用。法币二元换伪币一元。”。
在沦陷区购物，必须将1937年后的法币换成37年之前的法币，当然须折价。
1942年6月4日，苗培成在湘潭监察，记载“元丝硬币：湘潭有二十个以上乡行使，乡间买田买米，稍大数目均要元丝。（经询问元丝硬币是何物，答称，就是九一元丝，非银元，形如酒杯，上端有花边，细如丝，故称元丝，九一元丝者，八成银一成铅）。”
在1940~1941两年间，国民政府收买铜元，每元法币买十枚。
从记载来看，即便推行法币，各地政府与民间，仍然我行我素，当地政府印钞票，民间照样使用私铸的银元。
1942年4月，国民政府为了稳定金融市场，要求“中央银行”发行了关金劵，每元关金劵等于法币二十元。
1948年，法币信用已经完全破产，8月19日，国民政府以总统令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即以金圆券为本位劵，金圆券每圆含金为纯金0.22217公分，辅币为角、分，分别用铜、镍、银铸造。
之后，由于大量滥发金圆券，让国民政府的金融经济完全崩溃。这时的民众，开始拒用金圆券，仍然将银元与铜元代替货币流通。
 
附：湖南银行钱局兴衰小辑
湖南自清末以来，出现不少官商钱局与公私银行组织，对全省金融影响很大，因此有必要着重了解几大银行钱局的历史。
一、湖南官钱局
在清光绪二十七八年间，湖南各处钱商纷纷倒闭，公私财力周转不灵。时任巡抚俞廉三决意开办官钱号，并委派知县沈瀛赴汉口抄章程，同时命令善后局司道，筹现金十万两，查出官产多处，一并划归官钱号，作为发行票币的保证金。
是年冬（1902年），委派沈瀛筹备，租定理间街民房一所，为钱号办公之地（上世纪30年代改为省金库）。当时定名为“湖南官钱号”。
钱号设立后，由抚院委任道员陈家球为总办，沈瀛为督办，绅商粟德源为总经理，十二月开张。
1903年，改名为“湖南官钱局”，其发行的票币均在日本印制，无法伪造，且可随时兑现，这是其他商店无法比拟的，信誉大增，民众乐于使用。其发行的制钱票，兑换的制钱（注：即白铜大官板钱，俗名称“平头饷”）为九八七文（有两百只能兑九十七文），所谓九八七，即百文票钱，只能兑九十八文（或九十七文），所扣的两文，是穿钱棕绳的成本价。
因当时各种货币较乱，一些钱商趁机获利，因此，发行的票币后只兑给信誉较好的市票，由于货币之间价值不同，采用“补水”方式通行（注：补水就是等价替换，如现今的人民币与港币互换，港币值低，同面值互换，就要补水）。
进入民国后，湖南的都督谭延闿当政时，将湖南官钱局改名为“湖南银行”。
二、湖南银行
湖南银行继官钱局之后，续发行票币，而印刷出自北京度支部或上海印刷局，印制精美，结实耐用。
然湖南反正之初（辛亥），军费大增，而此时长江水道不通达数月之久，而库款因厘金税款收入急剧下滑，收入锐减。不得已，由银行加印银两、银元、铜元各种票币，以资接济，钱商趁机利用，卖空买空。而此时银行为了降低成本，票币在长沙本地印刷，印刷恶劣，于是伪造者有之，致真假难辨，信誉一落千丈，票币贬值。
后汤芗铭、付良佐执政，虽极力整顿，想维护票币价值，终因发行量过大，回天无力。
民国七年（1918年），张敬尧督湘，对原印制的票币打压，采取以旧换新票币，导致每一元银币，可换铜元票五万多。到1919年春，不到一、二个月的时间，湖南银行票币完全作废。
三、湖南商钱局
1907年5月，湖南商务总会议董王寿昌等人发起。当时考虑湖南商会成立以后，商业难见起色，皆因经济上不宽裕。发起商钱局的目的，就是为了调剂，以弥补资金不足。
由商会担保，集商股十万两，每股省平银一百两，股票商盖用商会关防。于是年11月开张，先赁商会公屋，后在万福街建固定房屋。
钱局由商会总理陈文玮、协理李达璋、督办杨寿英按年轮任总理，周缉熙为总账任，华思明、粟保生、彭先俊、钱祖荣、余深浚为查察人。
虽然钱局三位轮值总理集体辞职，股东会及时推选商会总协理法人任总理，没影响发行。初时发行，还有几次分红。但随着湖南银行票币大幅跌落，钱局受其影响，慢慢衰落，最终导致倒闭。
四、湖南实业银行
1914年，在长沙樊西巷设立实业银行。股本为二百万元，政府为鼓励实业发展，入公股五十万元，其余为民间所筹，很快筹齐，股东会推曹训农为总理。
为防不法钱商操纵，实业银行规定：股份银元，每元计银七钱二分，出入一律；所有的股本实为现币二百万元，因此，业务开展非常顺利。
从民三（1914年）秋，到民八（1919年），按期发放了九期利息，多次分派红利。但在经营过程中，由于局势动荡，暗流涌动。在民五（1916年），湖南票币逐渐低落，也对实业银行造成冲击，随着湖南银行倒闭，该行已到了尽头。
时任银行总理的曹训农，见此状况，向政府递交了辞呈，并设立清理处，处理后事，自己一走了之。
到了民二十一年（1932年），总算有了结果，每股本百元只退五元，银票一两兑铜元九十文。银元票一元兑兑铜元一百五十文。这些钱，是通过变卖实业银行产业冲抵。
与之几乎同时成立的“湖南矿业银行”，跟实业银行的情况差不多。矿业银行设在黎家坡，也发行了票币，股东几乎为矿商，内部经营不透明，影响也不大，草草收场。
五、裕湘银行
湖南银行倒闭后，北洋军阀张敬尧占据湖南并执政，设法建立新银行，民八（1919年）8月18日开业，名为“裕湘银行。
湘人因对银行票币多次波折，心有余悸。加之发行量既大，而银行本金不足，刚发行就有钱商暗箱操作，商民排斥。但张敬尧通过武力压迫，商家只得遵从，收到票币后，第二天就设法消耗掉，以免收损。
如此这般，长沙市面金融异常紊乱。长沙总商会屡次到省政府请愿，要求收回票币。经协商，确定官、商各筹十万元，官方负责兑换铜元，商会则在城内，分东南西北四城区，设立米盐零售店，专收裕湘银行发行的票币。
然而张敬尧却放任裕湘银行一面回收，一面继续发行。导致收无尽、兑无穷。同时兑换的铜币缩水，一时挤兑成风，多次因兑换时造成践踏死伤事件。
商民无奈，诉之北洋政府，不得已，张敬尧下令，要求财政厅每月兑换有限的铜币。
民九（1920年）6月，张敬尧被赶走，该票币终于寿终正寝。
六、湖南通商银行
在裕湘银行开办时，湖南的独立政府也开办了永州新银行，发行票币，以济军饷。
驱张（敬尧）成功后，永州新银行搬至长沙，因发行票币过多，本金不足，造成挤兑风潮，只好收场，另起炉灶。
因政局动荡，省长去职，此事悬而未决。直到林支宇继任省长，才决定由长沙总商会发起，定为官商合办，名为“湖南通商银行”。
通商银行的股本，由官方出资四十万元，余下由商民以“派认”、“抽房捐”、“附加田赋”充之。为了回收永州新银行票币，另加入“盐斤口”捐，算是对永州新票币作了一个了结。
民十（1921年）1月14日，通商银行正式营业。官府拨款到位，然商民认购数不及十分之一。15日，政府即向银行借款四十万元，银行无力，只提供了数万元借款。于是，政府不时去借，已超过四十万元之多。
银行虽开张，周转不灵，实际真正对外营业的时间，已是3月间的事了，并且兑换票币数目有限。恰时，援鄂军兴，政府对该行无暇顾及，到6月中旬，关门歇业，历时仅五个月。
    
参考书目：
民国二十二年《湖南年鉴》
《中国货币简史》
《中国货币沿革史》
民国文存（46）《中国货币研究二种》
苗培成两湖监察日记
中部地区《各省银行旧纸币图录》
中央银行《旧纸币图录》
《中国银币图录》
《中国铜币图录》
《中国货币史》
 
（作者单位：湖南省电信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