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改革到革命的英勇过渡——纪念自立军起义120周年】梁小进2020年4期总122
2021-01-10 20:18:05   来源：   评论：0 点击：

从19世纪末的最后几年到20世纪初的几年，具体来说就是从1895年到1903年长沙华兴会的成立，不到十年的时间，晚清中国就发生了从戊戌变法，到自立军起义，再到辛亥革命的兴起，这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其间，风云激荡，电闪雷鸣，几乎令人目不暇接。然而就是这一系列的历史运动，在不到十年之后，直接导致了一个截然不同于几千年来古国的中华民国的诞生。
在这样的三大历史事件中，自立军起义为时最短，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却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它是上承戊戌变法、下启辛亥革命的重要一环，是一次历史性的英勇过渡。
 
一、从戊戌变法到自立军起义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一次自下而上转而自上而下的救亡图存的运动。运动的直接起因，为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及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
光绪二十年（1894）六月，日军突袭驻朝清军，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不到半年，清军先后在朝鲜平壤战役、黄海战役失利，日军进犯我辽东半岛，占领旅顺、威海，我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年底，湘军统帅刘坤一率湘军出关援辽，时经三月，终以牛庄失陷宣告失败。清政府丧师失地，只得谋求停战，后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包括3个附件，共19条款，其最重要内容为割地、赔款、设厂制造。这是一个空前的丧权辱国的条约，给中国造成了极为深重的灾难，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其后，清政府举借外债，各国纷纷在中国攫取修路、开矿权和海关、盐税、厘金抵押权，以至设置租界、划分势力范围，中国面临豆剖瓜分的局面，陷入一个空前的亡国灭种的危机。戊戌变法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发生和发展的。
戊戌变法运动的前一阶段，是自下而上的形式，首先在北京展开。早在清政府谋求议和，以及后来谈判、签约的过程，早已为外界所知。于是一大批爱国知识分子包括相当一部分官员，纷纷上书。1895年5月，康有为、梁启超倡议十八省举人集会上书，为著名的“公车上书”，揭开维新运动的序幕。“公车上书”的核心内容为变法，其主要内容为：（一）政治上仿行西方君主立宪；（二）经济上，推行一系列有利于发展新型经济的政策；（三）文化教育上，举办新式学堂，改革科举制度，准许民间办报，鼓励出国留学。其后，他们在北京创办《中外纪闻》，组织“强学会”。
这一些主张得到光绪帝和部分官僚的支持，更得到全国各地进步知识分子的拥护，运动迅速推向全国，成为一股不可阻遏的潮流。全国各省都兴起创报刊、办学堂，举办新式企业，组织社会团体的热潮，而以上海、广东、广西、湖南、陕西、天津、重庆等地最为活跃。湖南为“最富朝气的省份”，在巡抚陈宝箴、署按察使黄遵宪和两任学政江标、徐仁铸支持下，维新志士创办《湘学报》《湘报》，创建时务学堂，成立南学会，成绩尤为突出。据不完全统计，1895—1898年，全国创办报刊、学堂、学会共三百多起。
维新派大力鼓吹开民智、兴民权、改官制、设议院。有的激进派如长沙谭嗣同、天津严复等将矛头指向两千多年来的封建专制制度，揭露封建专制的黑暗和残忍，甚至痛斥皇帝为“独夫民贼”“窃国大盗”，批判“三纲五常”，号召“冲破封建网罗”。
1897年11月，胶州湾事变发生。次年1月，康有为上《应诏统筹全局折》， 4月，在北京成立保国会，提出“保国、保种、保教”宗旨。一时，封建顽固派群起攻击，说康有为“妄冀非分”“目无君上”。兵部尚书荣禄说：“康有为立保国会，现在许多大臣未死，即使亡国也不劳他保。”御史文悌上书弹劾保国会“保中国不保大清”。西太后后来就借用这句话：说维新派“私立保国会，言保中国不保大清”。
维新派的主张得到光绪帝的支持。1898年6月11日，他发布《明定国是诏》，宣告变法。从此维新运动转变为自上而下，到9月21日西太后发动政变，共103天，史称“百日维新”。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发布诏令共一百多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各个方面，并改革一些旧制度，撤销闲散衙门。此外，他还采取一些措施，将礼部尚书、侍郎六人革职，任命谭嗣同等四人为军机章京，参预新政。变法进入实质阶段，顽固派的反抗更为激烈，而掌握清朝最高权力的西太后为其总代表。她采取一系列措施，控制朝廷的人事权和直隶与京师的防务。她于9月19日突然赶回京城，21日宣布重新训政，幽禁光绪帝，下令逮捕康广仁、谭嗣同等10人。9月28日，将康广仁、杨深秀、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六人杀害，其他拥护新政的官员被革职、放逐、监禁。废除“百日维新”期间的上谕，撤销改革措施，裁撤的旧衙门全部恢复，新设机构除京师大学堂外，全部废止。戊戌变法运动至此宣告失败。
戊戌政变给湖南的打击十分沉重，巡抚陈宝箴和其他支持新政的官员与举人、进士被革，各项新政废除。
戊戌变法失败的惨痛结果，极大地刺激了热血沸腾的爱国者。他们满心希望并为之努力奋斗的维新事业，顷刻间化为灰烬。但他们没有消沉和畏缩，而是义无反顾地继续为救亡图存而赴汤蹈火。谭嗣同殉难，其密友、时务学堂教习唐才常失声痛哭，赋诗云“千古非常奇变起，拔刀誓斩佞臣头”，决心报仇雪恨。时务学堂学生林圭亦大哭曰：“中国流血，自谭公始。我承其后，当以死报。”此后，唐才常出走香港、日本等地，与康有为、梁启超取得联系，又接触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寻找新的救国道路。林圭、李炳寰等十余名原时务学堂学生也东渡日本，继续追随老师。次年，唐才常回国，于1900年7月在上海设立中国国会，其宗旨有：（一）保全中国自立之权，创造新自立国；（二）不承认满清政府有统治中国之权；（三）请光绪帝复辟。
其后，唐才常在上海成立自立会，组建自立军，筹划发动武装起义，即本次会议纪念的自立军起义。在此前后，林圭、李炳寰等应唐才常之召回国，到上海、武汉，参加自立会和自立军的活动，并成为重要的组织者和骨干力量。自立军分为七军，分别为前、后、左、右、中，另有总部亲军和先锋军。全军由唐才常任督办，林圭为中军统领，驻汉口总机关。自立军原计划分别在汉口、大通、安庆、新堤、常德五路同时发动，但由于康有为筹寄经费误期，只得推延。但安徽大通方面没有接到通知，8月9日，秦力山按原计划在大通起义，与清军激战七日而败，牺牲惨重。后沈荩率部起兵湖北新堤，进击湖南临湘，因寡不敌众而败。其他三路则未及发动。8月21日，清政府破获汉口总机关，唐才常、林圭等三十余人被捕。次日夜，张之洞将其中二十余名重要成员杀害。安徽、湖南、江西各地清朝当局也出动兵勇，捕杀自立军将士。据不完全统计，仅鄂、皖两省即有自立军成员三百余人被捕。自立军宣告起义失败。
从戊戌变法到自立军起义，时间只有六年，我们可以看到两者之间密切的历史联系和内在发展。
第一，自立军起义是戊戌维新运动合乎逻辑的发展。戊戌变法和自立军起义采取的方式截然不同。戊戌变法采取的是“伏阙上书”，依靠光绪帝而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实现救亡图存的目的。其主要的活动方式，是公开的办报刊，创学会，兴学校。谭嗣同思想特别激进，有“发大难”“流血遍地”的主张，认为，中国“风气之所溺，非守文因旧所能挽回者，不恤首发大难，画此尽变西法之策”，甚至断言“今日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方有复兴之希望”，但并没有付诸行动。自立军起义是秘密的地下活动，联络会党，组建军队，实行暴动。
从自立军起义的成员来看，其最高首领为唐才常，而主要组织者和骨干多为原时务学堂学生，有名可考的就有20多人，其中7人充当领导者和骨干。所以，毛泽东曾说：“唐才常汉口一役，时务学生之死难者颇不乏人。”
第二，自立军起义的宗旨，因处于时局的急剧变化、政治环境犹为复杂，一方面受康有为、梁启超保皇思想影响，又因接触孙中山，受到反清革命思想的影响，两方面思想交相作用，故体现出较为模糊、混杂的特点。其国会宗旨，既宣布“不承认满清政府有统治中国之权”，又有“请光绪帝复辟”的要求。自立军本身，试图以“勤王”号召天下。因此，其起义的计划，原拟占领武汉三镇以后，即出兵西安，营救光绪帝。秦力山发动大通起义，其檄文宣布“讨贼勤王”“清君侧而谢万国”“请皇上复辟”。
但另一方面，自立军的组织者和骨干由于受到维新运动失败的教训，受到孙中山的影响，而其部分组织者和骨干系孙中山所派来的兴中会会员，如秦力山、吴禄贞、毕永年等，因此体现出革命倒清的倾向。他们称孙中山为“中峰”，接受孙中山的指导和赞助。唐才常、林圭等致康有为书中，既有“国事败坏至此，非庶政公开、改造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又有“今上贤明，举国共悉，将来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爱戴，亦可举为总统”。林圭甚至慷慨激昂、声色俱厉地说：“今日救国，非要进行大改革不可，什么排满，什么勤王，我都不管，我们大家一齐起来造反！”
自立军起义的宗旨和指导思想，反映出两种不同的倾向。这也是中国近代思潮由维新到革命过渡时期的正常反映。
 
二、从自立军起义到辛亥革命的兴起
 
自立军起义失败之时，正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日渐兴起之际。其时，在孙中山反清革命思想影响下，一大批留日学生逐渐认为：必须推翻腐败卖国的清朝廷，才能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并在国内外展开了爱国革命活动。1903年，黄兴、宋教仁等回国，即在湖南长沙发起成立华兴会，并联络会党、运动新军，策划长沙起义。华兴会及其策划的长沙起义，并非长沙一地的革命事件，而是涉及两湖、江西、浙江，甚至河南、四川的多个省区，影响极为深远，时人称为“内地革命之先声”。1904年，长沙起义未发而败，黄兴及众多华兴会员流亡日本，次年又与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联合，成立同盟会。从此，中国民主革命走向高潮，直到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推翻清朝封建统治。
从自立军起义到华兴会的成立，只有三四年时间，那么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表现在哪些方面。
第一，自立军起义是辛亥革命的先声。自立军起义的失败，表明依靠拥戴一个皇帝来实现救亡图存的斗争，不论是和平方式的，还是暴动方式的，都已经失去号召力，走到了末路。而自立军内部在宗旨上也不尽统一，既有“讨贼勤王”的要求，也有“革命”“共和”的心声。黄兴等人就是从自立军起义的失败中，“益知专制恶毒，决非革命不可”。更有不少的参加过自立军或其他活动的人，如蔡锷、杨毓麟、刘揆一等，在起义失败以后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自立军起义在湖南的发动之区常德，在后来华兴会长沙起义的计划中，人数众多，同样也是重要的发动地区，其主要领导者即是华兴会副会长宋教仁。
第二，自立军起义与辛亥革命所采取的主要方式，都以暴动为主，但其宗旨和指导思想却有些许之异。自立军起义的宗旨较为模糊，一方面宣示要“讨贼勤王”；另一方面又要建立“共和政体”、选举总统。辛亥革命则是旗帜鲜明的反清革命。1895年孙中山建立的兴中会，其宗旨为“驱除鞑虏，建立合众政府”。1903年黄兴创立华兴会，其口号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1905年同盟会成立，其纲领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1904年10月初，宋教仁为发动常德会党加入华兴会起义，曾在一个会议上说：这次起义是反清革命，建立共和国，与自立军起义反对慈禧太后而保护光绪皇帝不同。
一百多年前的中国，处于闭塞、落后的社会状况，人们对于救国的道路、目标、方式的认识，是不尽相同的，也是逐步深入的。寻找到一个正确的目标和道路，是有一个过程的。自立军的英烈们，以他们的热血和生命，他们英勇的牺牲精神和勇敢战斗，为这个过程的迅速发展，做出了卓绝的贡献，是值得我们永远纪念的。
（作者系本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