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军医学校
20世纪三十年代，中华民国有两所军医学校。一所是北京陆军军医学校，1932年，日本入侵东北时，直接威胁到华北地区，该校为此迁移到南京，时校长为刘瑞恒。1935年，陆军部所属的“陆军军医学校”改名为“军医学校”。另一所于1935年筹备建校，并招生，校长为张建。1936年蒋介石南巡时，见该校彼具规模，将此校该隶中央，名为“军医学校广州分校”。
1937年，军医学校因战事吃紧，被迫再迁至广州，此时将两校合并，随着日军南侵，学校只能西迁至桂林，后再转贵州安顺止。
军医学校在迁移过程中，也办了几所分校，多为应急式的培训人员，培养出来的学生，多派至各战区陆军医院。虽有这样的军医学校为军队培养医务人员，但远远满足不了战争所造成的伤残救治需要，因此，一个新生的救护总队成立了，由红十字总会总干事林可胜担任总队队长。在各战区组织成立了野战医院，成了战时中坚力量。
二、林可胜与红十字会救护总队
林可胜先生祖籍福建，出生在新加坡，早年在生理学研究领域扬名世界，为报效祖国，到北京协和医院参加组建于教学，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带领协和医院的学生参与救治伤员。1937年“七七”事变，林可胜运用在一战时担任英国军团军医的经验，提出组建一支经常性的救护组织，具有机动性强，可独当一面的团队，以别于以医院为基地的野战医院，以适合战争需要，及时参与伤残人员救治。
早从1930 年代起，林可胜领导的红十字总队，救人是不分国共、颜色、派系，并提供医疗人力物力给共产党的八路军、新四军。
红十字会救护总队1937年12月6日成立于湖北省汉口市，起初，组织尚未健全，仅有四个大队，分派至湖南、江西、湖北、西安，其中第一大队设在湖南邵阳，大队长是董秉奇先生（曾任南京“首都医院”外科主任），1938年5月间迁至湖南省长沙、10月迁至祁阳，1939年2月最后迁至贵州省贵阳市群山环抱的图云关。
抗战期间，救护总队所组建的系统，包括前线600余所的临时医院、后方200余所的伤兵医院，培育上万名卫生救护人员。同时，林可胜先生以其国际声望为中国劝募到 6600万美元的医疗援助、号召中外许多医务、后勤人员投入。
救护队最多曾达142队，吸纳逾千名医护人员，其间，由国际志工组成的国际援华医疗队也纳入救护队的编制。自1937 年 10月到 1945 年底，总计完成了12万台外科手术，骨折复位近4万人次、敷药880万人次，内科住院214万人次、门诊200万人次、预防接种463万多人次，医治军民600余万人。
救护总队下设医务、材料、运输、总务四个股。分管急救防疫，管理、分配材料，运输伤兵、药品与各项事务。其中医务队工作范围最广，分布在31个军队医院中。医务队按军队方式组成，有四个大队，分布于两湖、两广、赣、皖、晋、陕等战区。在战事进行时，他们去前线做救伤工作，战事沉寂时，他们回后方从事防疫注射、井水调查与消毒，处理污水、垃圾，事务检查、卫生知识传授、救护训练与防疫剧演出。
长沙会战后红十字会的护士扶助伤员前往战地医院
三、有关湖南的伤兵救治与防疫情况
按一般常识，野战区与兵站区距离约30—50公里，伤兵只能用担架从野战区运到兵站，再分乘汽车或火车去后方医院。因此番折腾，耗时相当长，造成了不必要的伤亡。
如湘北之役，通城一带（所属湖北，与湖南、江西三省交界处）的重伤战士，用担架运到长沙，要十天功夫，为解决此问题，救护队因此将医务队分半，前后方轮值交换，同时组织运输队加强运送，从1938年，运输队有小型救护车12辆、旧卡车13辆、车辆47辆、新型救护车22辆、新卡车8辆。到1938年底，运送伤兵达21,273名。
1938年5月间，林可胜先生主持，在长沙成立了卫生部所属的“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负责培训卫生署医防总队及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下辖各队所需的基层工作人员。林可胜先生任主任，主要干部均由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指导员兼任，柳安昌任教务组长，马家骥任组织组长兼公共卫生组长，周寿恺任内科组长，张先林任外科组长，周美玉任护理组长，过祖源任环境卫生组长，陈韬任总务组长兼大队长，阵容强大（除过祖源、陈韬外，余均为协和师资）。当时招收高中毕业生，施以三个月的短期训练，使具备战地救护、疾病预防、简易治疗等护理常识及技术，担任卫生医护佐理员的工作。
1938年7月，在长沙的红十字总会，要求“凡在战场救护人员，均需接受卫生知识的训练”，身在丽水的红十字交通股全体成员去长沙会合。据其成员郭步洲、梁钧铤夫妇回忆，他们等13人来到长沙，先住在韭菜园中国红十字会运输队，卫训所开办时，移居到丝茅冲广雅中学战时卫生人员训练班所在地，进行学习与生活。
为了快速培养人才，分别在山西汉中、江西弋阳、湖北老河口、四川黔江、湖南的东安举办五个分所。在东安的第五训练分所主任是林竟成先生。外科学组主任是齐鲁大学毕业的王兴国先生：内科学组主任吴国兴；妇产科学组主任是同济医学院毕业的盛梅卿；环境卫生科学组主任是林寿梧工程师。
训练所在长沙成立时间并不长，1939年初移驻贵阳图云关，此时改属内政部与军政部并更名为“战时卫生人员联合训练所”，其工作是除训练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基层人员外，更面向军队中没有正式资历的军医官士兵，为了配合战区需要，相继在五省各成立一个分所，其中之一就设在湖南东安，由林竟成先生担任主任。
四、亲历者回忆
据当时医疗队成员朱伯旭（时一等佐军医）回忆，长沙会战打响后，他们被派往湖南湘北战场前线，而不是留在后方医院。临行前，林可胜先生召集医疗队员发表讲话：“我和大家一起正规划实施一次伟大的实验，各位同仁此次奔赴前线，是中国红十字会有史以来，第一批驻扎到师部的工作队，是中国红十字会第一次直接在前线战区执行任务，这是我们红十字会的首次具有伟大意义的实践。战争时期为阻止敌军进犯，许多道路被破坏，到后方医院又太远，远水救不了近火，因此我们才组织起像你们这样的许多小型流动医疗队，配上担架人员和少量医疗器材，机动地随军移动，就地抢救前线伤兵，我们这样做一定能大大减少负伤官兵的死亡。”
1939年后，据杨文达先生（时军医训练队队长）回忆，当时军队中患病的死亡率高于打仗中的死亡率。因此决定将防疫工作放在首位，在湘北设立了多处灭虱站，最近的离日军只有五公里。他们采用的方法就是医护总队第九大队长林竟成先生发明的“酒灶式蒸汽灭虱器”，即用砖砌个灶，安置一大铁锅装入水，在将一木桶放入水中，木桶内放士兵们的衣服，虱子受到蒸汽加热，纷纷落入水中，此法简单，成效高。
另外，由于士兵们长期打仗，没条件洗澡，身上普遍长满疥疮，医疗队则在战壕沟里进行，在掩体上方放一层油布，油布上放些树枝掩护，然后用空汽油桶装热水，通过一根打穿的竹子当水管，安排士兵轮流淋浴，洗完后，用10%的硫磺加上3%石灰水给患者涂抹全身，这些举措，让士兵们患病率大大减低，像回归热、斑疹伤寒、痢疾患病率下降到15%以下。
当时湘北战地医院，设在平江的大山里，地处湖南湖北交界处的平江县上塔市镇黄桥村，那里有一座二百年的清代建筑名为“黄湾大屋”，当初战地医院就设在此屋中，前后运营了四年。
据曾亲临过战地医院的村民介绍，“大楼的右侧是重症手术室，堂屋的两边是轻伤就诊处另外还有换药处、中药房、熬药房”，当时医院盘尼西林不够用，村民就带医务人员去田埂上挖鱼腥草，用猪脚炖吃，作为消炎的药膳。1941年9月，八名美国飞虎队员坠机受伤，就在此处休养了二个多月。此医院医务人员最高峰达一百多人，收治伤兵最多时达二百多人。
在武汉会战期间，后方医院设在长寿街附近。红字会救护总队派出运输车辆直驶前线，据张式垓（清华机械系学生，时任运输股第四汽车中队队长）先生回忆：“从前线运送重伤员回湖南长寿街只需八小时时间，一般一车可运送重伤员20人，但战事吃紧时，往往要拉50~60人，汽车晚上开赴前线，拂晓返回。”
早在长沙临时大学成立之机，远在湘潭的国民军第200师师长杜聿明就派人来校招收第二期汽车修理人员技术学员队，清华、浙大、湖大学生共有81名参加，学校设在长沙东边的金井镇，校名为“汽车交辎学校”，清华还派教员前去授课，不少学员先后加入了红十字会运输队。
值得一提的是，国际友人、著名记者史沫特莱女士，1938年她从江西新四军驻地由陆地来到长沙，此行目的是为新四军提供前方奇缺的医药，尤其是治疗“打摆子”（疟疾）的奎宁片与针剂。林可胜先生得知后，还适时派出两个医疗队前去新四军战地服务，后来被指“通共”，为此一度离开救护总队。
五、伤兵之友社的工作情况
武汉会战、长沙大火后，受伤将士逾万，退集在衡阳一带，导致所有的野战医院都无法容纳这些伤兵，以致流落街头，此时徐威廉（后为救护总队部指导员、军医监）先生恰好在衡阳，见此情况，组建了“伤兵之友社”，关怀辅助这些流浪官兵，其社不断发展壮大，不少名流、政要参与其中。
该社从1939年至1946年9月止，伤友社总共：灭虱 757524人，沐浴 21221154人，治疥267127人，缝衣 821280件，洗衣 2413067件；提供特別营养，流食302482人，半流食706882人，治脚气64984人，水肿病43542人，营养不良 285964人，因疟疾贫血161855人，因伤贫血122559人，痢疾及肠胃病体弱者169928人，患肺病65201人；供给卫生用品次数 63755次，供开水磅数 88217581磅，普通营养人数3274814人，病室慰问次数 40946次。代写书信封数 65268封，理发29666人。为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伤兵救治提供了极大帮助。
六、外籍医务人员在湘工作情况
抗战之初，不少外籍人士来华参与战地救护工作，但为时不长，一般服务至1938年左右，只有极少数人留了下来。
如果要说能坚持到抗战胜利的外籍医务人士，那就是在红十字救护总队中的外籍医护人员了，他们共32人，年纪大约在20—39岁之间，40—59岁仅3人。这支队伍医学专业素质高，多出自名牌大学，并且参加过西班牙内战（1936—1939）属于国际纵队组织，担任救护工作，有实战工作经验。1938年希特勒封锁西班牙海岸，对国际纵队进行镇压，他们剩余的人，翻过比利牛斯山，进入法国，法国政府因害怕德、意法西斯，将他们关进地中海边的古尔德斯拘留营，在国际友人的帮助下，他们自愿参加中国的反法西斯战争，先后分三批来到中国，并多数人要求去共产党领导的地区抗日，他们在香港、重庆得到宋庆龄、周恩来的接见，但最终还是被周恩来说服，来到贵阳的图云关。
他们虽在图云关救护总队部工作，却经常前往湖南、湖北广西、云南和四川等战区，抢救伤员、消灭鼠疫、应对日本军队的细菌战。其中有四人长期在湖南工作，他们是：
孟乐克 男 28岁 德国籍 贝斯里大学，担任第82队队长，驻衡阳
马绮迪 女 32岁 德国籍 毕欧格德大学 担任第322队医师 驻湘潭
纪瑞德 男 47岁 捷克籍 布拉格大学 总队医生派驻第322队工作，驻湘潭
肯德 男 32岁 奥地利籍 维也纳大学 担任第731队队长，驻安乡
抗战是一部惨烈史，八年中，据不完全统计，光红十字救护总队殉职、因劳病故的达114人之多。他们永远值得铭记。
（作者单位：湖南省电信公司）
参考书籍
林可胜民国医学第一人 何邦立主编
杨文达先生访问记录
周美玉先生访问记录
林可胜博士谈红十字总会 采访者张楚琨（1940.1.15于贵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