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取消中医的风波】彭坚2014年4期总114
2019-01-26 21:36:45   来源：   评论：0 点击：

在2006年之秋，在湖南长沙,爆发了一场妄图取消中医的风波，把中医是“是存还是废”这个争论了一百年的伪命题，尖锐地推到了全国人民面前。有人在网络上公开发出号召，要联名“取消中医”！这种惊世骇俗的行为，是新中国成立50多年以来发生的第一次，因而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注意。潇湘晨报、长沙晚报等平面传媒竞相报道，香港凤凰卫视进行了专访，政法频道忙着给事主提供讲坛，网民们展开了激烈争论，一时间黑云压城城欲摧，全国中医工作者受到巨大的压力，中医事业的命运堪忧！
这场风波的始作俑者，是中南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所的一名教授、研究员,主要讲授自然辩证法课，名叫张功耀。
最初听说有网民频繁地抨击中医，是在这一年的年初，只是听说而已，我没有亲见，因为我当时还不会上网。到了5月份，我的好友熊继柏教授递上一篇文章的复印件给我看，说：“你看看，你看看！怎么能够这样肆无忌惮地攻击中医？”我接过来一看，是刊登在《医学与哲学》2006年第4期上的一篇论文，标题为《告别中医中药》，作者张功耀。作为一个学者，对于中医问题提出质疑，发表自己的观点，进行平等的讨论，完全是正当的。然而，作者在一篇短短的文章中，多处歪曲事实，隐瞒真相，错谬百出，不堪一驳。我们商定要写一系列文章予以回击。一个月后，我的第一篇文章写好了，经熊教授过目之后，送交我们所在的湖南中医药大学尤昭玲校长审核，因为感到兹体事大，尤校长嘱咐何清湖副校长联络《中国中医药报》，争取早日刊登，以正视听。
到了9月份,文章尚未刊登；到了10月初，张功耀在网络上发文，号召全国人民联名,要求政府“取消中医”，掀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风波。因为事出湖南，省政府有关领导在省卫生厅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对策，熊教授当即呈上我们两个多月以前写的尚待发表的文章，省中医管理局局长袁长津马上拨通《中国中医药报》主编的电话，10月20日，文章刊出，题为《中医属于世界文化遗产——驳告别中医中药》。
作者凭什么让中国人民“告别中医中药”呢？文章中打出的旗号是：以文化进步的名义，以科学的名义，以生物多样性的名义,以人道的名义。
在“以文化进步的名义”告别中医一节中，张先生认为中医比西医起源晚,不思进取,是一种落后的文化,应当被淘汰。文章说：“直到公元前6世纪，中国可能还没有‘医’，只有‘巫’。众所周知，中国的‘巫’是纯粹的‘医骗子’。后来才逐步从‘巫’当中分离出了‘医’。由于中国古代的‘医’起源于‘巫’，使得中国的‘医’一开始就与“巫”搅在了一起。事实上，我国今天流行的‘中医’（尤其是民间中医）依然保留着‘巫’的痕迹。中国古代何时才把‘医’和‘巫’分开，至今没有定论。有人以秦越人（扁鹊）为中国最早的“医”。其依据是《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了扁鹊的一个誓言：‘信巫不信医，不治也。’于是，扁鹊成了中医的鼻祖。”还说：“在中国，既没有跟上化学医学革命的步伐，也失去了生理医学革命的机遇。人类文化多次长足的进步，居然没有触动中国传统医学的任何方面。这种不思进取的文化，难道是先进的文化吗？因此，以文化进步的名义，我们有理由告别既不可能复古，也不可能走向现代化的中医中药。”
世界上任何一个古老民族的医学都起源于巫，中国的医巫分家，是在公元前5世纪。最早的医生不是扁鹊，是秦国的医缓与医和，他们成名时，希波克拉底还没有出生。据考证：中国先秦的古代只有贵族才有姓氏，一般平民没有，但可以以职业为姓，如《山海经》中记载的巫彭、巫相、巫履等“十大名巫”，都是以巫术为职业。巫字是一个会意字，按照马伯英教授在其名著《中国医学文化史》一书中的解释：上面一横为天，下面一横为地，左为男人，右为女人，中间一竖，表示能够上通天，下通地。这种能够沟通天地的男女为巫师，主要以占卜、祷告为人消灾、祈福，在治病时，有时候也配合用药。医字还有一个异体字，写成医，说明在一定历史阶段，医术是由巫师掌握的。所以《山海经》说：十大名巫，“皆操不死之药以拒之”。 医字也是一个会意字，由三部分象形符号组成：左边上方为“医”形，象形着一个盒子里装着矢状物，即针灸的针，古代最早的针为砭石，像箭头。右边上方为“殳”形，由两部分象形符号组成，上部是一个躺着的人，下部是一只右手，是“又、右、手、寸”字的本字，在这里是表示一只手。把手放在人的旁边，示意在按摩。下面部分为“酉”形，是个陶罐，里面装着水，表示药罐子煎药，即中医的“汤液”、煎剂，如果理解里面装的是酒，则表示用酒治病。这个由三部分象形字组成的会意字，表示医生治病的三种方法，即：针刺、按摩，汤液或药酒。从文字学的角度分析，显而易见，巫术与医术在治疗疾病的方法方面，已经有了本质的差别。至今为止，中医治疗疾病的主要方法，仍然是这三大手段，而不是巫术。
中国的医术与巫术分道扬镳，是以医缓、医和登上历史舞台为标志。他们都是秦国的名医。据《左传》成公十年和昭公元年记载，即公元前481年和公元前441年，他们分别出使晋国，为两代晋国的国君看过病。医缓给晋侯晋景公看病后的结论是：“疾不可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治焉！”说明晋景公病情深重，不能用药物攻治，针刺也达不到效果。医和给晋侯晋平公看病后的诊断结果是：“疾不可为也，是谓近女，生疾如蛊,非鬼非食，惑以丧志。”说明导致疾病的原因是晋平公过分贪恋女色，产生了像蛊病那样的不治之症,既不是鬼神作祟，又不是饮食不调，被女色迷惑,丧失了心志。从这两个医生的诊断、治疗思路可见，他们已经脱离了巫术的束缚，医术正式告别巫术，迈上新的历程。我不想象张先生那样，拿希波克拉底的出生年龄与医缓、医和相比，以此来判断西医与中医谁先谁后，如果真要比较的话，在医缓、医和成名的年代（公元前481年和公元前441年），希波克拉底还没有出世（公元前460－377年）或者刚刚出世。
特别不能理解的是：为了贬低中医学,证明中医的起源比西医要晚,张先生除了引经据典,渲染扁鹊比希波克拉底小53岁之外,又说: “更有甚者，我们至今没有发现扁鹊有任何医学著作流传后世。《汉书·艺文志》所记载的《扁鹊内经》极有可能是伪托扁鹊之名刊刻的，而且已经失传。希波克拉底则无可置疑地留下了10大册之巨的《希波克拉底文集》。要论历史悠久，希腊医学比中华医学的历史更悠久。要论内容丰富，希腊医学比中华医学的内容更丰富。”在这里，张先生向大众隐瞒了一个重要事实：即在与《希波克拉底全集》问世的同一个时代，中医已经诞生了一部杰出的著作《黄帝内经》（大约成书于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3世纪）。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先秦至汉初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医书，共有医经7家，经方11家，房中（性医学著作）8家，神仙（养生保健类著作）10家，列在所有医书第一位的是医经:《黄帝内经》，这部书是中医最早的理论著作，共9卷81篇，内容极其丰富。此书与《希波克拉底全集》差不多同时问世，并没有失传，不仅奠定了整个中医学体系，而且至今还在有效地指导着中医临床，但希波克拉底的理论早就被近代西医否定，《希波克拉底》全集早就变成了一堆废纸。张先生为什么不把《希波克拉底全集》与《黄帝内经》比较，而故意隐瞒《黄帝内经》存在的事实，以此证明希腊医学比中华医学历史更悠久，内容更丰富？这番比较是公平的吗?这个结论是客观的吗？这种手段是一个严肃的学者所应有的吗？
正如张先生所说，中医的确没有如同西医那样，抛弃了古代用草药治病的手段，与自己的传统彻底决裂，在漫长的历史中，“既没有跟上化学医学革命的步伐，也失去了生理医学革命的机遇。人类文化多次长足的进步，居然没有触动中国传统医学的任何方面。”因而张先生发问：“这种不思进取的文化，难道是先进的文化吗？”因此，作者“以文化进步的名义”，对中医发出了最后通牒。
在“以科学的名义”告别中医中药一节中，张先生以一个研究哲学的人，一个完全不懂中医的局外人，一个充其量如他自己所说“当过几年赤脚医生”的人，竟然冒充专家里手，随意解读《黄帝内经》中的“水肿”、《伤寒论》中的“六经辨证”，给人的感受是胡搅蛮缠，逻辑混乱，闻不到一点科学的气味,令人啼笑皆非。文章说：“有人以为，中医虽然不属于科学医学，但应该有资格被称为经验医学。其实不然！中医的绝大部分概念和陈述没有经验基础。诸如太阳、太阴、阳明、厥阴、少阳、少阴之类的概念在经验世界是不存在的。也有一些概念，表面上看似乎存在某些经验基础，但仔细分析后不难发现，它们脱离经验世界很远。药性的“五味”（辛、甘、苦、咸、酸）和“四气”（寒、热、温、凉）表面上看很有些经验的味道，其实它们不能在经验世界中得到任何解析。”
批判中医的人，一般都是从中医理论不符合现代科学原理的角度来否定的，像张先生这样，连中医属于经验医学都认为没有资格，确实少见。中医的“太阳、太阴、阳明、厥阴、少阳、少阴之类的概念”称作六经辨证，是中医临床医生判断疾病位置、性质、疾病发展趋势的重要理论。例如：太阳这个概念，表示疾病在表，属于阳证、热证，患者一定会头痛、身痛、发热、怕冷，无汗的用麻黄汤治疗，有汗的用桂枝汤解肌。以此类推，六经辨证的每一个概念，全部都有证候表现作为基础，都是从临床实践中概括、总结出来的。凭什么说这些概念“在经验世界是不存在的”呢？
药性的“五味四气”理论出自《神农本草经》，完全更是从生活经验中概括出来的。中药来自于大自然，中国自古有“神农尝百草”之说，在寻找食物和药物的过程中，人们发现药物有辛、甘、苦、咸、酸五种味道，继而归纳出辛味的药物入肺，有发散风寒的作用，例如麻黄；甘味的药入脾，有健脾养胃的作用，例如甘草；苦味的药物入心，有清火解毒的作用，例如黄连；咸味的药物入肾，有补肾温阳的作用，例如肉苁蓉；酸味的药入肝，有柔肝收敛的作用，例如山萸肉，等。有些药物口感的味道不完全与入脏腑的实际情况相符,大部分在医生的临床实践中进行了调整。寒、热、温、凉“四气”，直接来自于身体服药后的感受。《黄帝内经》说：“阳盛则热，阴盛则寒”“寒者热之，热者寒之”。阳气太旺的人，则身热，寒气太盛的人，则怕冷。怕冷的人服药后，身体变热，这类药就属于温、热药，例如桂枝、附子；身热的人服药后，身体变凉了，这类药物的就属于寒、凉药。温、热与寒、凉只有程度上的差别。这是非常浅显明白朴素的道理，凭什么说 “表面上看很有些经验的味道，其实它们不能在经验世界中得到任何解析。”作者做过什么样的“仔细分析”和“深入解析”，得出这样武断的结论的呢？
在“以维护生物多样性的名义”告别中医中药一节中，张先生说：“中医的‘药’是否真有药用价值，从来就没有得到过确证。事实上，中医方剂中的‘药’不乏‘食品’‘污物’‘毒品’和‘穿肠而过的异物’。比如，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把自缢的绳子烧成灰兑水服，可以治疗突发性癫狂。如果把这种绳子收藏二年以上，效果会更佳。又记载，将丢弃路边的烂草鞋烧成灰兑酒喝，可以治疗霍乱。诸如此类的配方是不可能具有确切的药用价值的。”“更有甚者，中医通常以‘奇特’来追求‘奇效’。于是，成对的人形首乌、高山顶上的雪莲、悬崖上的灵芝、房顶上的茅草、灵猫的阴户、老虎的阴茎、猴子的脑髓，沙漠腹地的发菜，如此等等，因为其‘奇特’而被视为‘药中珍品’。于是乎，越是稀有的动植物资源，遭到的破坏也越严重。因此，为避免不科学的医药措施继续危害生物的多样性，一切有良知的学者都应该承担起一种文化责任，呼吁国人自觉告别中医中药。”
这可以说是无事生非，耸人听闻，以博人眼球！请到国内外任何一家中药店或医院中药房，除了近年来人工培植的雪莲花用于治疗风湿之外，还有上述哪一味奇里古怪药可以买到？张先生点名批判的《本草纲目》，17世纪传到欧洲时，被称之为“博物学著作”，达尔文则称之为“中国的百科全书”，西方人并不认为只是一本药物学著作，因为书中的内容十分庞杂、丰富，记载了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寻找、使用各种治病药物所走过的历史轨迹，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有精华和糟粕,书中不少药物是当代人认为的糟粕，但当时古人确实用过。作为一本医学文化典籍兼药物学著作，《本草纲目》还是如实地留下了先人的脚印。即使是李时珍时代，这些药物也根本没有进入药店，更没有临床医生使用。不能把医学文化与医学等同，这是一个科学工作者的常识。我们应该高度重视保护野生动植物资源，但把古代曾经使用过却早已被淘汰的某些毒物、污物、异物，渲染成现代中医还在使用的药物，则近乎栽赃陷害，居心叵测了。这不是一个诚实的学者应有的行为。
在“以人道的名义”告别中医中药一节中，张先生说：“医学同其它科学一样，本是个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知识体系。事实上，人类的疾病本身也是变化多端的。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除了医学尚未认识到和解决的疾病外，还会出现一些新型的疾病，2002年底到2003年上半年在世界许多地方流行的SARS就是典型的例子。因此，无论医学怎么发达，人类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都不可能战胜所有的疾病，尤其不能很快战胜哪些新型的疾病。中医则一直漠视这个事实。对于中药医生所接触的疾病，不管是已经认识的，还是尚未认识的，他总可以用一些莫名其妙的概念术语来装腔作势地作些‘辨证’，就连SARS和AIDS那样的新型疾病，中药医生都要煞有介事是‘辨证’一番。不仅如此，它甚至能够针对所有的疾病开出药方。‘包医百病’这个成语出自中国，恐怕不是偶然的。”
被作者讥讽的“辨证”，恰恰是中医与西医在方法论上最大的区别。西医是“辨病”的，故从形态学入手，通过解剖、化验、仪器检测等，从患病的生物个体上寻找病灶，弄清楚致病的各种原因和病理学改变，予以治疗。中医是“辨证”的，即不管发生了什么原因和病理学改变，患病后，一定会有证候表现出来，这是体内发出的信息，中医通过动态考察，捕捉到这些患病的消息，予以分析判断，确定治疗方法，这就是辨证论治。例如:流感是一种至少有几千年历史的古老疾病，曾经大规模死人，至今为止，西方仍然为每年发生的流感头痛不已，因为注射疫苗虽然可以预防流感，但流感病毒会不断通过遗传、变异，逃脱药物的攻击。然而，无论哪种流感病毒，使人体感染后发病后，所表现出来的症状，初期无非是发烧、头痛、身痛、怕冷；中期无非是高烧，谵语，并发肺炎、肠炎、脑炎；晚期无非是手足逆冷、体温下降、神情淡漠、呼吸急迫、极度疲乏等心衰、肺衰、肾衰的症状。早在1800年之前，在《伤寒论》中，对患流感之后的以上各种症状表现，就有了系统的记载，张仲景所创造的辨证论治方法，所使用的213首经方，能够从流感的各个环节，进行有效的治疗。所以，我在文章中称张仲景为古今中外历史上，“抗击流感第一人”。中医防治流感的辨证思路和论治方药，很值得当代西医学习、借鉴。
作者讽刺古老落后的中医，居然对SARS这种新型疾病都要煞有介事地“辨证”一番，事实如何呢？我们只好再来看看国医大师邓铁涛先生曾经说的一段话:“2003年的SARS之战，广州中医药大学附一院治疗60例，无一例死亡，无一例转院，医护人员无一例感染，达到了三个零的要求。广州呼吸病研究所治疗80多例，其中中医介入治疗者71例。但这71例中，死亡者仅一例。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纯中医治疗16例，亦无一例死亡。且至今观察凡中医介入治疗者激素用量少者，未见股骨头坏死、肺纤维化等后遗症。香港医管局请湖南中医大学第二附院两位不满40岁的年轻女专家林琳和杨志敏去香港会诊，得到香港西医专家的好评，获得香港特首董建华先生颁发的金质奖章。
在香港出版的《我们在香港做中医》一书中，收录了杨志敏教授写的一篇文章，讲述她们在派往香港治疗SARS的那段时间，几乎每天晚上都要与颜德馨、朱良春、邓铁涛等国医大师通电话，讨论患者的病情，请中医老前辈提供辨证论治的思路和方法。事实说明，中医的辨证论治，具有永不过时的强大生命力。
在作者看来,用人参治病，都要“以人道的名义”告别。文章说：“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消耗人参最多的国家，其基本消耗目的是用它来改善人的活力，消除疲劳。19世纪，欧洲人依据中国人的这个习惯开始研究人参真实的药用价值。其结果，居然是否定性的。20世纪，美国人也开始了对人参的研究。但是，所有的研究都没有发现人参有任何确切的药用价值和营养价值。于是，经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 ）严格审查确认，人参属于‘一般认为安全’（Generally Recognized As Safe，GRAS）的食品，而不是药品。1970年代以来，医学界陆续发现了人参的许多副作用。由之，这个被列入‘一般认为安全’的食品陆续有了一些安全防线，它告诫人们，重感冒，咯血，过敏，失眠，便秘，高血压患者不宜进食人参。”
且不说人参是古代中医方剂中一味十分重要的药物，如参附汤、理中汤、生脉散等有强心救命、提升血压、恢复肠胃功能等作用，即使在现代，以古方生脉散制成的生脉注射液，在中国的中西医院广泛使用，效果极佳；每年出口的韩国人参，营销全世界，为这个国家创收了大量外汇。作者怎么能够对这些最普通的事实视而不见呢？近现代对人参的研究相当深入，发现其具有多方面的药用价值，有关人参研究的国内外论文成千上万，读者随时上网即可查到，作者怎么能够说“所有的研究都没有发现人参有任何确切的药用价值和营养价值”呢？至于人参的有害作用，是因为不懂得中药的药性而滥用所导致的。中医认为：人参是大补之药，只有虚证才能够用，实证不能用。人参又分西洋参与高丽参两大类，西洋参主产于美国与加拿大，药性偏凉，可益气养阴，高丽参主产于韩国和我国东北，药性偏温，可益气温阳。两者的作用不能混淆，必须分辨清楚证候属寒属热才能够正确使用。高血压、便秘、咯血之人属于阴虚火旺者居多，不能服用高丽参，服用西洋参也要慎重。失眠之人没有气虚的证候，也不宜服人参，因为两类参都有兴奋提神的作用。重感冒当然不能服人参，因为外邪没有祛除，人参会有留邪的作用，使得感冒久而不去。服用人参过敏的人是有，但不普遍，这没有什么奇怪，许多西药不是同样有致敏的作用吗？总之，任何好东西，不能正确使用，必然变利为害，这是人所共知的道理。
    《告别中医中药》行文霸道，口气狂妄，罔顾事实，掩盖真相，明显要罗织“莫须有”的罪名，以陷中医于不义。有人相信了他，盲目地跟帖，才使他有了粉墨登场的舞台。这场“取消中医”的风波，持续了近两个月，在全国人民的反对下，在吴仪副总理等中央领导的干预下，到2006年的年底，开始趋于平息了。据说：最后统计，联名的人只有200余人。张先生也在网上声称：“压力太大，不再谈中医问题。”我也听从一位同乡新华社记者的告诫，不再发表文章与其论争，不给他提供制造舆论的机会。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几个月之后，张先生又出来了，2007年5月18日，张在网络上，借《红楼梦》中林黛玉的扮演者陈晓旭之死来攻击中医：“这是中医作为‘有意或无意的骗子’的又一个案例。就中医生的本意来说，并不想害死任何人。可是，中医是一种典型的问题医学，它的盲目性决定了它对生命安全的威胁。”“借此机会，我要奉劝各位自觉接受西医的理念和方法，自觉告别中医中药，因为西医是科学的，中医是不科学的。”
患有晚期乳腺癌的陈晓旭，得知即使用手术切除、进行放化疗治疗，既痛苦且预后仍然不佳时，决定皈依佛教，兼服中药，直到最后去世。一个曾经倾国倾城的银屏美女，出于宗教信仰，出于保全躯体完整的愿望，放弃手术和放化疗，这是她本人的自由，旁人无权置喙，而张先生却借此事攻击中医，亵渎一个宁愿忍受肉体的痛苦，而想保持人格尊严、求得心灵宁静的出家人，这不是有违做人的基本道德吗？再且试问：张先生见过经过手术、放化疗后的晚期癌症患者，知道他们所承受的痛苦吗？了解这类患者的存活率以及最后阶段的生活质量吗？哲学家也许可以空谈玄学，假装不食人间烟火，不必直面惨淡的人生，不必正视淋漓的鲜血，而医生不能。我亲手治疗过不少晚期癌症患者，也目睹许多晚期癌症患者，被医院过度治疗,当作送去修补的机器，切割喷刷，要走完全部工艺流程，结果痛苦已极，人财两空。国外医学界对于大部分已经转移的晚期癌症患者，主张慎用手术、化疗，而国内某些人却依然故我。现代社会至今没有攻克晚期癌症，中西医都无法成功挽救大多数晚期患者的生命，只能做到尽量减少患者的痛苦，尽可能延缓患者的生命，这是人类共同的悲哀和遗憾，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局限性所致，怎么能够如此不分青红皂白，借题发挥，执意要把罪名强加在中医头上呢？
这场风波，使我深深感到：只有从根本上把围绕在中医问题上的是非向全国人民讲清楚，才能把否定中医的这股“唯科学主义”思潮彻底打下去。
面对祖先留下的这份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宝贵的遗产，是简单、粗暴地“告别”“取消”？还是找到其衰落的根源，彻底纠正几十年来人为造成的失误，努力改革振兴，促使其向现代化迈进？这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大局。我把对上述重大问题的思考写在《我是铁杆中医》一书中，目的就是向所有热爱中医、关注中医、批评中医、反对中医的人们敞开胸怀，更深入地了解中医。紧接着，我又在著名的《科学》杂志2008年第一期、第三期、第四期，接连发表了三篇长篇论文，阐述了中医与西医的差别，论证了中医的科学方法，特别是对当代中医在教育、科研、临床方面的长期失误，进行了深刻、全面的分析，在全国人民面前，表达了我们沉痛的反思。
这场由我省个别人发难，席卷全国，造成不良国际影响的风波，终于暂时平息了，但盲目崇拜西方科学、借“取消中医”之名妄图阻挠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人还在，这股“唯科学主义”思潮、“西方文化至上主义”思潮在中国还有市场，中医事业的发展要完全走出误区，迈入现代化的坦途，还有很艰难的一段路要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的这句名言，应当永远作为我们中医工作者的座右铭。
(作者为我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