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致章士钊信：“古人云：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注：见《诗·卫风·木瓜》）。今奉上桃杏各五斤，哂纳为盼！投报相反，尚乞谅解。”（《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01页）
不负重托
毛泽东知晓章士钊，最早可以追溯到1916年。章士钊，字行严，是早期同盟会会员。1903年5月创办《苏报》，任主编，发表大量文章，宣传推翻清王朝，遭到清朝政府的迫害，这就是当时震动中华大地的“苏报案”。“后来他又主编《民立报》、《甲寅》杂志，抨击袁世凯反对共和，复辟帝制的阴谋。《甲寅》杂志在1914年5月在日本东京创刊，1915年10月停刊，共出10期。但1916年的青年学生毛泽东还不知道该刊只有10期，“欲阅甚殷”，连续致信萧子升，“请兄乘暇向徐先生借第11、12期。”他渴望研读章士钊揭露、批判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罪行。
毛泽东最初接触章士钊，约在1918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期间，章士钊当年在那里当教授，毛泽东听过他的讲演。章士钊是杨昌济的好友，来往密切，从而与毛泽东接触也很多。他见毛泽东天庭饱满，地角方园，听课全神贯注，动作十分潇洒，是一位能够主宰纲常，前途无量的青年。有一天，他向杨昌济逗趣道：“杨先生，你有眼力，给霞姑娘选了这样一位前途无量的后生。”
1920年元月，杨昌济逝世，章士钊、毛泽东等都是杨昌济逝世“讣告”的签署者。
杨昌济逝世前，曾给章士钊留下一封遗书：“君不言救国则已。言救国必须重二子。”这“二子”是指毛泽东、蔡和森，当时他们正在组织勤工俭学。毛泽东向章士钊转交杨昌济的信，请求资助。章向上海工商界名流募捐银元两万元，交给了毛泽东。1937年毛泽东曾向斯诺说：1920年春“到了上海，我了解到已经募集了一大批款项，协助把学生送到法国去，还拨出一些帮助我回湖南。”
这里有一个插曲：章士钊募捐的两万银元，被华法教育会秘书萧子升“私吞了一半”。这个谣言，在湘籍留法勤工俭学生中不胫而走。萧子升为之苦恼，又不好明说。他曾致信熊楚雄（即熊瑾玎）：现在我的处境“其艰难真为平生所未有。至于名誉地位种种之牺牲，已经是司空见怪，题中应有之义了”。（《新民学会资料》第101页）蔡和森、李维汉、张昆弟这些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他们知道另一部分钱给毛泽东用在开办长沙文化书社，出版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开展湖南人民自治运动，筹组共产党长沙早期组织等活动经费了。所以，罗学瓒对这类谣言“闻之好笑，但勤工俭学同志头脑这样不明了，亦可为叹。”（《新民学会资料》第119页）
1962年12月26日，毛泽东邀请章士钊、王季范、程潜、叶恭绰（叶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北京中国画院院长）等四位老人到中南海颐年堂作客，并请每人带一位子女同来。章士钊的女儿章含之随而来。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李纳，女婿孔令华和部分身边工作人员参加了这次宴请。
还债
1963年初，毛泽东问章士钊的女儿章含之：“行老有没有告诉你，我还欠了他一笔债没有还呢？”于是，他充满感恩情怀地提起往事，笑道：“行老哪里晓得他募捐来的这笔钱帮了共产党的大忙。当时一部分钱确实供一批同志去欧洲，另一部分我们回湖南用去造反，闹革命去了。”毛泽东让她转告章士钊，“你回去告诉行老，我从现在开始要还他这笔欠了近50年的债，1年还2千，10年还完2万。”
章含之把毛泽东的话通报给父亲。章士钊回话道：“不能收此厚赠。当时的银元是募集来的，他自己也拿不出这笔巨款。”当时一万元寄给了在法留法勤工俭学负责人萧子升、蔡和森，一万元给了毛泽东，完全是按照杨昌济的意思处理的。
毛泽东再次向章含之挑明：我是用我的稿费给行老一点生活补助啊！你们那位老人家一生无钱，又爱管闲事，散钱帮助许多人。他这几年写给我的信，多半是替别人解决问题。我要是明说给他补助，依据他老先生的脾气是不会收的，所以我说还债。你就告诉他，我毛泽东说的，欠的账无论如何是要还的。这个钱是从我的稿费中付出。
几天后，毛泽东派秘书徐业夫送上第一个2千元。以后，每年春节正月初二，送上2千元。十年后，毛泽东又说：“从今年开始还利息，50年的利息，我也算不清应是多少。就这样还下去，只要行老健在，这个利息就要还下去。”
由于章士钊从来不谈自己的革命经历，倒是常说自己走过的曲折道路，因而在他的儿女的头脑里仅有父辈做错的事。为此，毛泽东向章含之提问：“什么是“苏报案”？”章含之无可奉告。毛泽东讲解道：“行老年青时代是一个反对清朝腐败政权的激进派。我们谁都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一生走过弯路，但大部分是好的。你父亲主编《苏报》，高举了反清的旗帜，被查封，他被迫流亡日本。
1945年8月，毛泽东应蒋介石的电邀，置个人安危于度外，毅然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当时章士钊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会谈后期，毛泽东到章士钊家叙谈，问章士钊对时局的看法。章士钊沉思片刻，在一张纸上写了一个“走”字，并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章认为蒋介石对和谈无诚意，正在加紧准备内战，应乘他未准备就绪，迅速离开重庆，防止突变。
章士钊的衷情热血，毛泽东永记不忘，常向章含之道及。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新中国成立后，章士钊决定定居北京，而殷夫人则执意留在香港，于是章士钊就带奚夫人，大儿子章可，小女儿章含之从上海迁居北京。
章士钊历任全国政协和全国人大第一、二、三届常务委员，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委员。1958年5月，中央文史研究馆第一任馆长符定一逝世，毛泽东推荐章士钊接任馆长。当时，百废待举，中央一下子照顾不到那多民主人士的生活，章士钊体会到政府的困难，没有提出分房要求，恰好老友朱启黔先生在京住房较宽大，盛情邀请他合住，他就拉家带口搬进了朱的后院。章家住后院的北房和东房，北房约20多平方米，是章士钊夫妇的起居室，没有书房，厨房是和朱家共用。一住就是十年。
1959年春天，春风拂煦，周恩来总理来看望章士钊，谈文史馆的工作和馆员们的生活。周总理察看了他的住房，感慨地说：“行老，你解放十年来还住在朋友家里，怎么从来不告诉我们为你找栋房子呢？我太疏忽了，没有想到，对不起朋友啊！”后来，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同志去看望章士钊，提出有两套房子，一在东城，一在西城，任由他挑选。求日常生活方便起见，选择东城区，搬迁到东城灯市口史家胡同新居。
晚年仍笔耕不息
章士钊在他75岁高龄时，还抱着雄心壮志，修改了他在1917年撰写的《逻辑指要》一书。该书曾于1943年在重庆出版。1959年章士钊把《逻辑指要》重庆版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完这书，认为今天还有参考价值，建议稍作修改再版。章士钊听取了这建议。他在谈《逻辑指要》再版的由来：“北京解放后，一日，主席毛公忽见问曰‘闻子于逻辑有著述，得一阅乎？’”于是，章士钊对旧作进行删节、修改，再送毛泽东审读。
毛泽东阅完修改版后，随即（1960年6月7日）致信章士钊：“各书都收，读悉，甚谢！实事求是，用力甚勤……垂老之年，有此心境，敬为公贺。既有颇多删补，宜为几点说明。”在毛泽东的启发下，《逻辑指要》得以修改，又在他的支持下，该书在1961年由三联书店再版了。
《柳文指要》是章士钊历时30多年研究唐代著名文学家柳宗元的著作，全书分上下两册，90余万字。写就后，赠送毛泽东一套。
毛泽东读完上册后，于1965年7月18日致信章士钊：“各信及指要下部，都已收到，已经读过一遍，还想读一读。上部也还想再读一遍。另有友人也想读。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
该信还有意提到南京文史研究馆馆员高二适写的《‘兰亭序’的真伪驳议》，评论郭沫若写的《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认为地下不可能掘出真、行、草墓石。毛泽东赞成“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可以书碑，尚待地下发掘证实。但争论是应该有的”，（《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02页）主张公开发表高二适的文章。可见，毛泽东是主张学术上的百家争鸣，每一个从事学术研究的人，都应有宽宏大量，允许别人提出不同见解。经作者再三修改，《柳文指要》于1971年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
“文化大革命”初期，章士钊受到冲击。1966年8月29日晚上，一群红卫兵来到章世钊家“抄家”。当晚，章士钊向毛主席写信。毛泽东立即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
9月1日，章士钊又收到了毛泽东的亲笔信：“行严先生：来信收到，甚为系念。已请总理予以布置，勿念为盼！顺祝健康。”
第二天，周总理办公室来电：毛主席已将信件批转周恩来总理落实，把所有抄走的物品迅速退回。
同一天，周总理指示三0一医院接收宋庆龄、李宗仁、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住院保护。同时被列入保护的领导，确定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人大常委、国家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各部部长、副部长，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周恩来这一举措，保护了许多老同志，获得了毛泽东的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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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下半年，章士钊要章含之报告周恩来总理，他想为祖国统一大业，去香港做点统战工作。总理说：“行老的爱国赤诚可敬可佩！与台湾方面的对话，行老去是最适合不过的了。上次行老赴港，做了大量的工作，可惜这几年搞运动耽搁了。只是我考虑到，岁月不饶人，行老已是92岁高龄了，长途旅行恐怕吃不消啊！”
1973年初春，毛泽东说：“我们如果准备得好一点，是不是还可以去呢？譬如说派个飞机送去？”毛泽东请周总理考虑过周密的计划，是否可以保证行老健康的条件下送他去香港。那时，大陆与香港还不能直接通航。
1973年5月，经过周总理的周密部署、交涉、安排，章士钊的专机成为了第一架中华人民共和国落降在香港启德机场的飞机。章士钊以92岁高龄，奉毛泽东的旨意，抱病去香港访问亲朋故友，为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事业而辛勤奔走。不幸，7月，病逝于香港。 （作者单位： 湖南省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