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自传入佛教之日起，便有弘法讲学的传统。268年（西晋武帝秦始四年，亦即三国吴宝鼎三年，时晋已称帝，但吴未灭，长沙属吴），著有《法华义疏》4卷的剡县（今浙江嵊县附近）僧人竺法崇来到湘州，创建了“湖湘第一道场”——麓山寺。竺法崇“敏而好学，笃志经记，尤长《法华》一教”。他年少时就“化洽湘土”，“茅庵涧饮，取欣禅悦”。“禅悦”之时正与鲁国隐士孔淳之相遇，二人“每盘桓极日，辄信宿忘归”。后来，竺法崇名声远扬，以致“东瓯学者，竞往凑焉”。与孔淳之别游时，法崇作诗咏曰：“浩然之气，犹在心目，山林之士，往而不返。”
自法崇之后，麓山寺的讲学之风一直沿袭不绝。281年（晋太康二年），又有法导弹师来到麓山“大启前功”，对寺庙进行了修缮扩建。法崇和法导两位高僧都终老麓山，“永讫兹岭”。隋代著名的天台宗创始人智者大师（智顗）最初出家长沙杲愿寺，后以传授《法华经》为己任，开讲于麓山寺的鹿苑，讲授“不依于有，亦不附无”，“最上无过”的“第一义谛”，宣扬“心是诸法之本”。鹿苑后来改建成讲经堂，成为麓山寺的讲学重地，历代相传。唐代摩诃衍掸师曾住持麓山寺，开讲南宗禅法，并将其传入西藏，还在拉萨与印度高僧论战，把长沙佛门学风远播到了西藏和印度。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由于政治分裂，战争频繁，南朝时期，出家为僧的人越来越多。在僧侣中，涌现了不少有学识的知识分子，他们开筵讲学，从事某一经、某一论的宏扬和注疏。他们各抒己见，问难论辩，学术空气相当浓厚，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师派（师，相当于学派），如涅槃师、地论师、成实师、毗昙师、俱舍师、摄论师、律师等。时称“山林之士，往而不返”的长沙丛林，各师派也涌现了一批德高望重的大师。涅槃师有慧生、道盛。慧生是湘州人，系道生涅槃学说的继承者，道盛也长住湘州。地论师有昙迁，湘州刺史王僧虔曾邀他来长沙弘法讲学。成实师有慧球，他在麓山寺专事禅道的传授，后赴彭城习学《成实论》，返回荆州成为一方领袖。
六朝时，长沙又建起了一座较大的佛寺道林寺。道林寺为律宗寺院，具体建寺时期无考。律宗法师志道，曾随王奂同游道林寺。该寺建于岳麓山下，到唐时已成为士子习业的山林。大约在唐肃宗（756－760）时唐将马燧在此造藏修精舍，取名“道林精舍”，当时就有“道林三百众”之说。768年（大历三年），杜甫流寓长沙时，曾游该寺，作有《岳麓山道林二寺行》，留下“玉泉之南麓山殊，道林林壑争盘纡”之名句。道林寺藏经书十分丰富，但在845年（唐武宗会昌五年）的毁佛事件中被毁。经书虽毁，但佛事未泯，仍吸引不少名士前往参拜。847年（唐宣宗大中元年），沙门禅师疏言获准往太原求取佛经，河东节度使司空卢钧、副使韦宙慷慨施之，共得佛经5048卷，于次年运回潭州（长沙），道林寺再度成为讲经重地。唐僖宗乾符（874－879）年间，袁浩建四绝堂于寺中，后经五代马殷重建，借以保存沈传师、裴休、宋之问、杜甫4人为该寺留下的笔札和诗篇。除上述4人外，骆宾王、韩愈、刘长卿、杜荀鹤、裴说、李建勋、齐己等唐五代诗人都曾流连道林，留下了许多传世佳作。唐代长沙籍大书法家欧阳询还题写了“道林之寺”之匾。唐末五代初，长沙诗僧齐己曾往寺中，他读了宋之问和杜甫的诗后，拍案叫绝，即兴题写《四绝亭观宋杜诗版》五律一首：
宋杜题诗在，风骚到此真。
独来终日看，一为拂秋尘。
古石先寒泐，青松脱老鳞。
高僧眼根净，应见客吟频。
到隋唐五代时期，长沙教育最具特色的还是寺院学风的兴旺。唐五代可以说是长沙佛寺教育的鼎盛时期。尽管一度式微的儒学在唐代又开始振兴，科举制度已经创立，与科举制度相配套的各级学校蓬勃发展，书院教育也开始发轫，但是这种局面还不足以冲销佛学的兴旺。唐统治者尊道、礼佛、崇儒，鼓励三教自由辩论。儒、佛并行不悖，不仅促使了儒佛相渗，相互吸取，而且造成了一种开放的文化心态。在这种文化环境之中，士人心胸畅达，各派思想相互激荡，儒学也可被嘲讽。李白狂歌“我本楚狂人，风歌笑孔丘”，杜甫亦言“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相反，李杜却对长沙的山林情有独钟，李白曾作诗道“山川如剡县，风日似长沙”，把法崇和尚的故乡剡县和法崇和尚的第二故乡长沙相提并论。杜甫咏长沙寺院的诗就更多了。这一时期长沙的佛寺得到了大规模发展。唐兴寺、密印寺、道吾寺、石霜寺、上封寺、宝宁寺、华林寺、桐溪寺、云盖寺、开福寺等十大佛教丛林均创建于唐五代时期。
其时，汉民族聚居地区的佛教正式建立了大乘八宗，即天台宗、三论宗、唯识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律宗、密宗。而长沙可以说是禅宗的重镇，高僧辈出。他们或建寺度僧，或开宗讲学。如智俨禅师就开讲于褚遂良题写寺名的“大唐兴寺”。
褚遂良书大唐兴寺石额
隋唐五代时期在长沙活动的禅师，有青原系僧人宗智、庆诸，南岳系僧人灵祐、慧寂、懒安、志勤、智闲、如会、景岑和禅宗中云门宗僧人用清等。在中国佛教诸宗派中影响最大的是禅宗，有人说它是佛教中国化的标志。禅宗学者以“心性本净”“心性本觉”来阐明伦理自觉的基础，强调宗教实践、道德修养是主体的内在本性开发，是自我意识的自觉活动，因而其教化作用与儒家伦理殊途同归。这是儒佛能够相容、相渗的根本原因。
到唐代晚期，长沙寺院学风达到颠峰。这与笃信佛教的宰相裴休贬职潭州有很大关系。裴休，字公美，河内济源（今属河南）人，能文善书，长庆（821－824）中参加乡试登第，官至宰相。在位5年，参与改革漕运积弊，制止方镇横赋，声名显赫。因直言进谏，于大中（847－858）初贬为湖南观察使。他初到潭州，就十分重视兴办教育和弘扬佛法。一方面，亲筑草堂于县西六里之金牛冈授徒传业，还到益阳白鹿寺讲过禅学，并引来李群玉等著名湘籍诗人追随其后；一方面开始了他大行修缮和兴建佛寺的事业。与裴休关系最为密切的佛寺当数宁乡密印寺和浏阳石霜寺。
密印寺为禅宗弟子灵祐于元和（806－820）初所建，坐落在宁乡沩山的毗卢峰下。845年（唐武宗会昌五年）在唐武宗下令毁佛的浪潮中被毁。裴休抵潭州后，立即上奏重建密印寺，请灵祐复出，并得到皇帝御赐“密印禅寺”门额。849年密印寺重建，裴休捐田千余亩，亲往讲学，召名僧汇聚沩山，盛极一时。灵祐和其弟子慧寂合创了禅宗五家之一的沩仰宗，故密印寺被佛门中人尊为沩仰宗的祖庭。
石霜寺由青原系僧人庆诸创建于唐僖宗（873－888）年间，坐落在浏阳县金刚乡石庄村霜华山上。裴休曾执笏来石霜寺与庆诸交游。庆诸着笏笑问：“在天子手中为，在官人手中为笏，在老僧手中且道唤什么?”一时问倒裴休，裴休乃将笏留镇山门。庆诸住持石霜寺30年，佛学之风大开，追随众僧达1000人，其中近800人一心参禅，长坐不卧，屹若株杌，人称“枯木禅”，名声远播日本，以致今天不少日本僧人仍认石霜寺为其祖庭，组团前来朝拜者络绎不绝。
五代马楚王朝又把长沙的山林学风再次推向高峰。楚王马殷及其儿子马希范大力倡导佛学，在长沙城北建会春园，将园中的部分建筑施与沙门保宁。这就是建于927年的开福寺。开福寺是唐五代时期最后兴建的一座大型寺院，寺僧众多，相传有1000人，法席之盛，胜过前代。与开福寺交相辉映的会春园则成为马希范与其所置天策府十八学士的游宴吟赋之地。马楚王都的士林学风与寺院学风完全融汇到一块了。
唐五代末的长沙寺院教育仍体现着儒佛相渗的特点。很可能就在开福寺香火旺盛、会春园诗人雅集之时，智璿等两位僧人来到麓山寺下，割地建屋，购书办学，使士人“得屋以居，得书以读”，形成了士林学校的雏形。智璿和尚办学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唤回人们已疏远多时的儒学。他“念唐末五季湖南偏僻，风化陵夷，习俗暴恶，思见儒者之道”，乃发教化之想。从“念唐末五季”一词推测，智璿办学显然是在“五季”末，即马楚时代。据宋人追述，宋代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就渊源于这五代士子习业的山林。智璿办学的史实出自南宋理宗时岳麓书院副山长欧阳守道的《赠了敬序》，据称是他从岳麓山上的一块石碑上发现的。800多年后，我们得感谢欧阳先生为长沙教育史留下了这一可贵的史料。
（作者系本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