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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与近代湖湘文化新特质的注入】杨锡贵2021年3期总125
2021-08-04 15:34:45   来源:   评论:0 点击:

新文化运动以及后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思想文化观念方面对过去的摧毁比对未来的创造更为有效,西方思想的引进和中国传统的摧毁,为创造性采用外国观念和体制以处理中国的局势扫除了障碍。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

新文化运动以及后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思想文化观念方面对过去的摧毁比对未来的创造更为有效,西方思想的引进和中国传统的摧毁,为创造性采用外国观念和体制以处理中国的局势扫除了障碍。“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1],面对救亡比启蒙更为急迫的现实要求和十月革命的实践效果,在寻找指导救亡运动理论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特别是阶级斗争学说,以及共产主义社会理论与中国传统的大同社会理想一定程度的契合,深深打动着中国的一部分知识精英,并渗透到其心灵深处。他们一方面进行着学理上的探究,但更多的是将其与救国救民的现实革命斗争结合起来,在以后的中国革命斗争中日益发挥着巨大的指导作用,从而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过程中,湘籍知识分子群体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这种早期传播又为近代湖湘文化注入了新特质。
一、湘籍知识分子群体成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关键力量
1870年代,中国人开始从传教士的译著中知道有马克思、恩格斯以及马克思主义。20世纪初年,开始有梁启超、马君武、朱执信、孙中山、宋教仁、江亢虎等中国人介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作为社会思潮的马克思主义逐渐扩散开来,流传于中国社会。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才开始有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传播[2]。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主要是依靠文化素质较高的精英阶层知识分子来进行的,大体可分为国内先进知识分子、留日学生、留欧学生和留苏学生四大群体[3]。如同湘籍志士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传播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样,湘籍知识分子在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同样起到了十分独特的作用。
1.留日学生马克思主义传播群体中的湖南代表李达
民国7年(1918),湖南零陵人李达第三次东渡日本后,弃理从文,拜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河上肇为师,专攻马克思主义理论。五四运动后,李达开始向国内传播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6月、9月,李达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先后发表了《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女子解放论》等文章。随后,连续发表了9篇介绍欧洲各国社会主义政党情况的文章。李达通过向国内报刊投稿的方式,参与了当时中国思想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大讨论。这些文章标志李达已完成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在日本的李达还翻译了《马克思经济学说》《社会问题总揽》和《唯物史观解说》三本有代表性的日文著作,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三大组成部分进行了详细介绍,对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较大作用。这些成就毫无疑义地说明李达是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
民国9年(1920)夏,李达回国,先是参与关于社会主义的辩论,以“江春”为笔名写下了 《张东荪现原形》《劳动者与社会主义》《社会革命底商榷》;民国10年(1921)5月,他又写了长达 13000多字的《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的论文,成为批驳假社会主义最有份量的一篇檄文。同时,李达还积极投身与无政府主义思潮的论战,除前面提到的其在日本所写文章外,从民国9年(1920)10月到民国10年(1921)6月,李达又发表了多篇文章,强有力地批判了无政府主义的谬误,其中《无政府主义的解剖》对清除无政府主义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民国9年(1920)7月1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共产党》理论月刊,由李达担任主编一职,刊物受到共产主义者的广泛好评,发行量高达5000份之多。在中国共产党第一大全国代表大会上,因曾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理书记身份负责筹备工作,又因译著过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李达被选为宣传主任。
2.国内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群体中的湖南代表毛泽东、邓中夏
毛泽东是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影响和帮助下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并成为国内先进知识分子传播群体中的湖南代表。民国8年(1919)7月,毛泽东在长沙创办并主编湖南省学生联合会理论刊物《湘江评论》,共出5号(但第5号未及发行即被张敬尧的湖南当局没收),从筹划到问世,从写稿、编辑到印刷、发行,基本上是他一手经办,以宣传最新思潮为宗旨,热情歌颂俄国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驳斥对“过激党”人的攻击,指出这些人“只不过是舍命救国的志士,拿出良心来和国家争回权利,从强权者索回自由的志士”[4]。《湘江评论》一出版便供不应求,不但深受读者喜爱,舆论界也给予极高评价,上海《湖南》月刊称其“著论选材,皆极精粹,诚吾湘前所未有之佳报。欲知世界趋势及湘中曙光者,不可不阅”[5],《每周评论》《北京晨报》《成都星期日》等纷纷发文作专门介绍或转载毛泽东在《湘江评论》所发《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发行时间虽然短暂,但有力地推动了湖南的革命运动,并影响全国特别是华南各地。《湘江评论》被封后,毛泽东又于9月应湘雅医学专科学校学生会之邀,主编该会所办《新湖南》周刊第7至12号,提出“批评社会”“改造思想”“介绍学术”“讨论问题”四大宗旨,“其中精彩真是不少,最重要的如‘社会主义是什么,无政府主义是什么’,洋洋数千言,说的很透”[6],该周刊被视为《湘江评论》的化身,“魄力非常充足”[7],“很有实在的价值”[8]。《新湖南》不久又被查封。毛泽东于11月被聘为长沙《大公报》馆外撰述员,此后他利用长沙《大公报》《女界钟》等报刊发表文章,揭露抨击张敬尧的黑暗统治,唤起湖南人民反帝、反封建、反军阀斗争觉悟。民国9年(1920),针对来湘讲学的罗素等人“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的主张及当时许多人迷恋教育救国、实业兴邦的倾向,长沙新民学会会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毛泽东认为罗素的主张是“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共产党人非取政权,且不能安息于其宇下,更安能握得其教育权”?[9]同年7 月上旬,毛泽东和彭璜等人在长沙发起成立文化书社;9月9日正式开始营业后,任特别交涉员的毛泽东公开宣布文化书社的责任就是宣传“北冰洋岸的俄罗斯”“新文化小花”,“使世界发生一种新文化”,首先是使湖南有一种新文化,为新文化提供新材料,进行新研究,产生新思想,“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 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重点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新书报刊。[10]据民国10年( 1921)3月统计,文化书社销书164种,杂志50种,日报4种,其中《劳动界》发行5000本,《新青年》2000本,《马克思资本论入门》200本。在创办文化书社的同时,毛泽东与方维夏等人一起, 联络教育界、新闻界社会名流姜济寰、易培基等,先后发起成立俄罗斯研究会和马克思研究会,分别以俄罗斯问题、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问题为研究主题。
国内先进知识分子传播群体中,还有邓中夏等人。湖南省宜章县人邓中夏是中共早期为数不多的理论家之一,得益于李大钊的引导和十月革命的鼓舞,开始研究马列主义。民国9年(1920)3月,由李大钊秘密组织发起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邓中夏、何孟雄、黄日葵、高尚德、罗章龙等为主要成员,明确提出以研究马克思主义著述为目的,搜集马克思学说的德、英、法、日各种文字的图书资料加以编译,通过举行讨论会、专题分组研究、举行讲演会和辩论会等方式研究马克思主义。邓中夏还负责少年中国学会《少年世界》杂志,发表了很多介绍苏俄情况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文章。
3.留法学生中接受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蔡和森
蔡和森,湖南省双峰县人。在北京组织湖南青年赴法留学事宜期间,蔡和森曾拜读过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等文章,对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有初步接触了解。民国9年(1920)1月,蔡和森抵达法国以后,“日惟手字典一册,报纸两页,以为常”,其目的就是“专把法文弄清,把各国社会党各国工团以及国际共产党,尽先弄个明白”[11]。经过几个月的勤奋钻研,蔡和森不仅自己看了法国共产党和左翼革命团体印发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经典著作和《共产国际》《共产党人》《俄事评论》《布尔什维克月刊》《人道报》等革命书刊,还根据法文翻译了不少这方面的著作与文章。
据其留法同学李维汉回忆:“约在(1920年)八月和九月的时间内,我有机会集中阅读了和森以霸蛮精神从法文翻译过来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若干关于宣传十月革命的小册子。”[12]当时蔡和森还作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现搜集各种重要小册子约百种,拟编一种传播运动的丛书”,包括世界革命运动之大势、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之四种利器、世界革命之联络与方法和俄罗斯革命后之详情四大类,并称这四种东西,现已收集许多资料,猛看猛译,迟至年底,或能成就”[13]。在他的宣传和影响下,李维汉、向警予、蔡畅、李富春、张昆弟、罗学瓒、萧子暲等人也加入了搜集钻研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行列。不仅如此,蔡和森还把自己学习钻研的心得和认识以书信的方式向国内介绍宣传。民国9年(1920)5月至民国10年(1921)2月,先后给毛泽东写过4封长信,给陈独秀也写过一封长信。有时他的意见一时不能写完,甚至写得没有纸了。这些信或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法国最近的劳动运动等,更多的是谈如何建党、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来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问题。蔡和森信中关于马列主义特别是关于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和原则,不仅得到毛泽东、陈独秀的赞同,而且通过他们传播开来。蔡和森回国后,曾主编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 周报中的116 期,并在该刊先后发表156 篇文章。
4.留学苏俄湖南青年代表彭述之、刘少奇、任弼时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到十月革命故乡去”成了知识青年的心愿,从国内或从法国去苏俄留学的彭述之、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高风、萧三、萧石月、蔡畅等,成为最早留俄的湖南青年代表。
由上可知,和全国许多先进志士一样,在五四运动后的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以李达、毛泽东、蔡和森为突出代表的湘籍知识分子群体,通过译介撰著、创办报刊、建立社团、参与论战等方式,进行了卓有成效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工作,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成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关键力量,并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二、湘籍知识分子群体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方式与内容
湘籍知识分子群体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主要是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向群众解释清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主张,批判各种非马克思主义错误思潮。兹择李达、毛泽东、蔡和森等人进行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情况。
1.李达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要内容
李达在日本留学期间寄回国内的一系列文章,阐明了什么是社会主义,解释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之间的区别,初步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简要说明了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为了改变社会的不平等状况,是消灭私有制剥削制度的根本途径,萌发了建党思想,表达了用社会主义新思想改造旧制度、建设新国家的强烈愿望。所译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三本日文著作,一是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二是告诉人们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解决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各种问题,实现社会主义必须依靠阶级斗争,进行阶级斗争必须以唯物史观作思想指导;三是希望劳动者通过唯物史观的学习,实现思想意识上的觉醒,掌握观察世界的方法。
回国后,针对有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怀疑,李达采取列举的方式,简要概述了马克思所述社会革命的原理、手段、方法及其理想中的社会后,指出:“马克思社会主义是科学的,其重要原则有五:一、唯物史观;二、资本集中说;三、资本主义崩坏说;四、剩余价值说;五、阶级斗争说。”[14]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论战中,李达驳斥了所谓中国“无地主资本家”、“无劳动阶级”的观点;指出资本主义“在今日的中国并不是拯救失业贫民的方策”,“世界的趋势是必须要实现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是必须要灭亡的”[15];论述了劳农主义暴力革命的必要性,并指出因中国的无产阶级受国内外资本家的双重压迫剥削,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在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中,李达在对国外无政府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逐一进行批判后指出,无政府主义的世界观是个人主义,不能简单地否认一切国家、一切强制,“监狱也要的,警察也要的,因为要对付反对共产主义的人。军队也要的,因为要对抗那资本主义的敌国”[16]。在《共产党》月刊每期一篇的《短言》中,李达大力宣传社会主义理论,指出:因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不可调和,“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里抢夺来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政治革命和代议政治成功的结果仍然是资本家阶级剥削和压迫劳动阶级,所以“若决心用革命的手段打倒资本阶级,非采用权力集中的战术从事阶级争斗不可”[17];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即“共产党的根本主义,是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改造经济制度,换句话说就是用共产主义的生产制度来代替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18];宣称“我们共产党在中国有两大使命,一是经济的使命,一是政治的使命”[19],亦即改造中国旧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李达还在《共产党》月刊中发表了《社会革命的商榷》等文,指明中国共产党建党方向,论证了中国共产党建立的阶级基础等。
2.青年毛泽东的改造世界与中国的彻底革命思想
青年毛泽东在寻找救国救民道路的过程中,也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指导。在思想认识上,毛泽东先是提出了“民众的大联合”主张,认为这是“根本的一个方法”,俄国十月革命以民众的大联合,“收了社会改革的胜利”,“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是以大联合成功进行社会革命的典范,各国均应步俄国的后尘,中国也应该如俄罗斯一样来一个民众大联合的社会革命,并满怀信心地预言,“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20]
民国9年(1920)春夏之交,从上海回到长沙的毛泽东提出了彻底革命的思想,“社会的腐朽,民族的颓败,非有绝大努力,给他个连根拔起,不足以言摧陷廓清”[21]。后来,毛泽东又喊出了“推翻帝国主义,不许他再来作祟”[22]的口号,并将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总结为“有主义(布尔失委克斯姆),有时机(俄国战败),有预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一呼而起,下令于流水之原,不崇朝而占全国人数十分之八九的劳农阶级,如响斯应。俄国革命的成功,全在这些处所”[23]。针对湖南自治运动中的种种怪现象,鉴于“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涂[途],可谓绝无希望”的严酷现实,毛泽东彻底抛弃了尚存的改良幻想,“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24],再次坚定了他要走彻底革命道路的决心。
对当时所开展的驱张运动、湖南自治运动,毛泽东明确表示那“只是应付目前环境的一种权宜之计,决不是我们的根本主张”,必须“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而且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即共产主义,“不要忘记我们根本的共同的理想和计划”,即蔡和森所讲的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25]。通过反复的研究比较后,毛泽东作出了进一步的判断结论,认为绝对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都只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因为“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所以“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26]。彻底改造中国和世界必须走俄国式的革命道路,“非得政权,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27]
3.蔡和森的社会改造计划与建党理论
在收集和钻研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资料情况的过程中,留学法国的蔡和森颇有斩获,不无欣喜地写信给毛泽东说,“现门路大开,以世界大势律中国,对于改造计划略具规模”[28]。这一略具规模的改造计划的大方向就是“无产阶级获得政权来改造社会”[29],并提出了一系列建党的理论原则。
蔡和森在写给毛泽东、陈独秀的长信中,详尽地介绍了列宁的建党学说,及时地回答了建党理论上急需解决的重大原则问题。蔡和森明确主张建立中国共产党,从事社会改造,“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指出共产党必须以工人阶级作为自己的阶级基础,“乌合之众不行,离开工业界不行,中产阶级文化运动者不行(除非他变)”;强调要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建党,应该“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30]。“我以为非组织与俄一致的(原理方法都一致)共产党,否则民众运动、劳动运动、改造运动皆不会有力,不会彻底”,也就是要有严密的组织、严格的纪律和明确的主义;党的指导思想应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它“由马克思寻找出来,这真是思想史上一桩大喜事”,“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显然为无产阶级的思想”[31]。只有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社会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党的奋斗目标应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并通过“俄式革命”的方法,也就是“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去达成,最终目的是创造共产主义社会;同时要注意“万国一致的阶级色彩”。[32]因为“劳动解放绝不是一个地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问题,乃是一个世界的社会问题,马克思社会主义乃是国际的社会主义,我们绝不要带地域的民族的色彩。中国的阶级战争,就是国际的阶级战争”,也就是必须坚持国际主义原则[33]
对于蔡和森的建党理论,陈独秀、毛泽东均表示赞同,“不仅对中国共产党湖南早期组织,而且对全国其他地区的党的早期组织的创建,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国共产党的一大纲领,是按照列宁建党学说制定的,蔡和森的建党思想也在党的第一个革命纲领中得到了反映”[34]
三、近代湖湘文化因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而注入新特质
五四运动后的中国,救亡仍然是时代主题,社会主流观点依然是通过向西方学习来回应救亡主题。在此过程中,和全国许多先进志士一样,湘籍知识精英的一部分人将目光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李达、毛泽东、蔡和森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杰出代表。
他们在这一时期的思想主张,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如唯物史观、剩余价值说、社会发展学说、阶级斗争学说等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哲学依据,特别是接受了其中的阶级斗争学说和为共产主义社会奋斗的理想;另一方面,基于十月革命的巨大成功,他们尤其醉心于以俄为师,主张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俄国式的无产阶级共产党,在它的领导下,通过民众的大联合,以暴力革命的方式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完成对中国社会的根本改造,以便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与目标。
由此可知,除暴力革命外,所依据的哲学基础,所传输的社会思想,所依靠的革命力量、所采取的策略、所选择的学习对象、所制定的奋斗目标,均是近代湖湘文化不曾有过的内容,近代湖湘文化因此被注入了与以往不同的新特质。当然,所有这一切不仅仅是只有近代湖湘如此,也是五四以后中国思想界的主要潮流,成为此后影响近代中国发展进程的持久精神动力和思想武器,直至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作者单位:长沙市开福区教育局)
 
注  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
[2]此处所谓真正意义上的传播,是指传播者对被传播的信息通过学习研究掌握之后,有所了解、肯定和有目的的表达活动。
[3]戈樱淼.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研究(1917-1921)[D].长春:吉林大学,2015.本目还吸收了该文的其他一些论述。
[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1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149.
[5]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五四运动时期湖南人民革命斗争史料选编[G].长沙:湖南出版社,1979:324.
[6]长沙社会面面观[J].新青年,1919.7(1).
[7]长沙特约通讯[N].北京晨报,1919-11-25.
[8]长沙特约通讯[N].北京晨报,1919-11-08.
[9]毛泽东给萧旭东蔡林彬并在法诸会友[G]//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新民学会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0:148.
[10]毛泽东.发起文化书社[M]//中共中央文献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449-450.
[11]蔡和森.给毛泽东信 [M]//蔡和森文集:上册.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18-19.
[12]李维汉.风华正茂挥斥方遒——蔡和森同志与新民学会[M]//中共双峰县委宣传部.怀念蔡和森同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10.
[13]蔡和森.给毛泽东信[M] //蔡和森文集:上册.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23.
[14]李达.马克思还原[M]//李达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31.
[15]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M]//李达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67.
[16]李达﹒无政府主义之解剖[M]//李达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90.
[17]李达﹒共产党第一号短言[M] //李达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742﹒
[18]李达﹒共产党第四号短言[M]//李达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745﹒
[19]李达﹒共产党第五号短言[M] //李达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746﹒
[20]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M]// 中共中央文献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312,313,356,359.
[21]毛泽东﹒湖南人民的自决[M]// 中共中央文献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438.
[22]毛泽东﹒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M]// 中共中央文献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454.
[23]毛泽东﹒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中国从湖南做起[M] //中共中央文献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456﹒
[24]毛泽东﹒致向警予信[M] //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493﹒
[25]毛泽东﹒“驱张”“自治”与我们的根本主张[M] //中共中央文献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514,515﹒
[26]毛泽东﹒复蔡和森等人信[M] //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8-9﹒
[27]毛泽东﹒给蔡和森信[M] //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5﹒
[28]蔡和森﹒给毛泽东信[M] //蔡和森文集:上册.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22﹒
[29]蔡和森﹒给毛泽东信[M] //蔡和森文集:上册.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35﹒
[30]蔡和森﹒给毛泽东信[M] //蔡和森文集:上册.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24,26﹒
[31]蔡和森.给毛泽东信[M] //蔡和森文集:上册.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33,27.
[32]蔡和森.给毛泽东信[M] //蔡和森文集:上册.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22-26.
[33]蔡和森.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M] //蔡和森文集:上册.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55.
[34]李和平.略论蔡和森对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杰出贡献[J].福建师大福清分校学报.2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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