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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与忧:近代湖湘精神谱系中的两个关键字】阳信生2020年3期总121
2020-10-15 09:51:33   来源:   评论:0 点击:


 “惟楚有才,于斯为盛”。近代以降,湖湘文化特质及湖南人的精神之阐释颇受重视。且不单单是从一种区域文化和地方精神角度来立言,更多从弘扬国家精神和民族精神方面立论。时至今日,解读湖湘人文密码,挖掘湖湘文化精义和湖湘精神特质,对于传承传统文化,激发精神动能,弘扬民族精神,助力地方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意义重大。湖湘精神表述语中,“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颇为传神;骡子性格和精神,也有几分贴切;“心忧天下,敢为人先”,似乎更切合湖湘精神特质。蔡镇楚先生在《湖南人的精神》一书中用“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经世致用”来概括神农故里、屈贾之乡湖南人的精神气质,并称之为国家精神。笔者深以为然。湖湘精神表述语中,“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颇为传神;骡子性格和精神,也有几分贴切;“心忧天下,敢为人先”,似乎更切合湖湘精神特质。近代湖南人的勇,是大勇大智,不信邪、不怕鬼,敢为人先、奋勇当先,时时处处体现勇于任事、天下己任的情怀和担当,此为湖南人的真性情;近代湖南人的的忧,立志澄清天下的革新精神和忧患意识交织其中,不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的忧乐观和救世情怀,亦可见湖南人的真性情。勇与忧看似矛盾、但相辅相成,可以作为近代湖湘精神谱系中的两个关键字。

勇,即蛮,有大气磅礴、雷霆万钧、意气风发之气势。对于国家的强烈使命感、责任感和现实担当的大勇,可以作为解读湖湘精神基因之源码。换言之,湖湘精神的核心和精髓乃是一种以爱国血性为内核的大爱、大追求、大胸怀、大情怀、大气度。这一道德人格和精神气质,鲜明地体现这一精神特性堪称道南一脉的道统、血统,是湖湘精神之精义。近代中国严重的民族危机,湖南志士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责任担当被彻底唤醒。为救国于危难,湖湘大地民气涌动,士风顽强,可谓英才辈出、意气风发。杨毓麟在《新湖南》中便曾指出:“我湖南人对于同种之责任,其重大有远过于诸省者,诸君亦尝闻之乎?咸同以前,我湖南人碌碌无所轻重于天下,亦几不知有所谓对于天下之责任;知有所谓对于天下之责任者,当自洪杨之难始。”并大声疾呼:“吾四万万之血,尚足以没胡人之顶,请自我湖南始;吾四万万之血,尚足以熏白人之脑,请自我湖南始。”[1]宋教仁在《呜呼湖南与端方》中则称:“湖南之民族,坚强忍耐,富于敢死排外性质之民族也。未开化以前勿论矣,自曾国藩、左宗棠死后,湖南民气盖稍稍动焉。近年以来,盖方动焉。庚子唐才常一役,根据地在汉口,而原动力在湖南。去岁甲辰,反对满族之萌芽矣。”[2]
近代湖南人之勇,试举数端:
其一, 曾左彭胡等为代表的湘军和湘军精神,无疑是以“勇”为核心。历史上 “湘军”、“湘勇”屡败屡战之勇,亦颇时人和后人所称道。
其二,谭嗣同、唐才常等维新志士之敢为人先、勇于任事,独步一时。谭嗣同的勇,最具代表性,每每让人沧然泪下。他怀抱 “我不病,谁当病者”,即“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以“冲决一切罗网之势”,投身维新事业。湖南维新与守旧两党之争中,谭嗣同表示:“今日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方有复兴之望,不然,则真亡种矣。佛语波旬曰:今日但观谁勇猛耳。”[3]戊戌政变发生后,谭嗣同慨然表示“我国两百年来,未有为民变法流血者,流血请自嗣同始”,最后“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成为“为变法流血第一人”。谭嗣同之勇之志为维新志士和革命党人提供了思想和精神指引。维新时期唐才常便鼓吹激进的民权论,豪言“敢犯天下之不韪,负天下之恶名,粉骨齑身”;谭嗣同英勇就义后,他决心沿着故友开辟的救国道路前进,最后发动自立军起义,揭开革命救国之先声。
其三,湖湘士风民气之勇。1900年八国联军进犯通州,寓居此地的浏阳人刘人熙(谭嗣同、唐才常业师)在自己所穿白夏布衫上书写“中原男子刘蔚庐,有志无时”等字,当面抗斥侵略军,临危不惧、大义凛然、血性十足。[4]1909年10月议定各省咨议局各派三位代表集结上海组织“国会请愿同志会”,罗杰等湖南代表起程前,湖南修业学校教员徐特立血书“请开国会、断指送行”送交代表之手,让众人激奋不已。上海《时报》1909年12月20日还详细报道此事。爱国血性令人动容。
其四,湖南革命党人的勇,体现在黄兴、宋教仁、蔡锷、陈天华、姚宏业、禹之谟、杨毓麟等人身上之勇,更是耀眼。
青少年时代的黄兴、宋教仁、蔡锷等湖湘志士便尽显其豪情壮志和英雄情怀!黄兴在《笔墨铭》中“投笔方为大丈夫!”及《咏鹰诗》中“独立雄无敌,长空万里风。可怜此豪杰,岂肯困樊笼?一去渡沧海,高扬摩碧穹。秋深霜气肃,木落万山空。”之情怀,亦可见大勇。宋教仁在约1904年诗作 “满地腥膻岁月过,百年胡运竟如何?我今欲展回天策,只奈汉儿不肖多。”蔡锷1905年归国在湘编练新军、开办武备学堂期间所作《登岳麓山》一诗:“苍苍云树直参天,万水千山拜眼前。环顾中原谁为主,从容骑马上峰巅。”杨度有“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之句,喊出了近代湖南的最强音。
以 “无我”、“笃实”自况,以实干著称的黄兴其勇更是近世湘人之典范。鲁迅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系其最后一篇文章且为未竟之作)中,忆起1902年春在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同学黄兴始终没有断发,也未大叫革命,“所略显其楚人的反抗的蛮性者,惟因日本学监诫学生不可赤膊,他却偏光着上身,手挟洋瓷脸盆,从浴室经过大院子,摇摇摆摆的走入自修室而已。” [5]黄兴之十足蛮性及冲天革命豪情,可窥见一二。黄兴还题词“大丈夫当不为情死,不为病死,当手杀国仇以死。”亦可见黄兴之豪迈气概。
蔡锷以一介文弱书生,却毅然投笔从戎,于沧海横流中尽显英雄本色,亦可见湘人之勇之胆之识。1915年8月23日筹安会成立,次日蔡锷便从北京赶往天津与梁启超商议对策。他愤然表示:“眼看着不久便是盈千累万的人颂王莽功德,上劝进表,袁世凯便安然登其大宝,叫世界看着中国人是什么东西呢?”“我们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抗他得过,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拚着命去干一回不可。” [6]
黄兴、蔡锷之勇,堪称湖南乡邦之楷模。1920年毛泽东在《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一文中,称:“三湘七泽,惟楚有材”,“呜呼湖南!鬻熊开国,稍启其封。曾、左吾之先民,黄、蔡邦之模范”。1920年,陈独秀在《欢迎湖南人底精神》一文中更是盛赞黄兴、蔡锷的革命勇气和奋斗精神:“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抗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亲率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战。他们是何等坚忍不拔的军人!”并称:“他们桥的生命都还在。我们欢迎湖南底精神,是欢迎他们的奋斗精神,欢迎他们奋斗造桥的精神。”[7]
湖南革命党人之勇更在舍生忘死、敢为国死。禹之谟 “痛祖国沉沦,奋然以革命自任”,有人劝他藏器待时,他慨然答曰:“俟河之清,人寿几何?今何时也,尚可待乎?人人皆待,天下将谁待耶?所贵乎者,贵其能实行也,若读书而不能实行,则与书肆何异,试问千万书肆能救国亡否乎?”最后矢志为革命为改革流血,一片碧血丹心。当被捕时,禹之谟神色自若,毫无畏惧“余之躯壳,久已看空,何惧为?吾辈为国家、为社会死,义也,各国改革,孰不流血?吾当为前驱。”1907年2月6日禹之谟受尽酷刑、被绞杀于靖州东门外。临死前禹之谟手指金蓉镜:“我要流血,为何绞之?辜负我满腔心事矣!”金曰:“尔辈素讲流血,今日偏不把你流血,何如?”禹之谟笑曰:“好!好!免得赤血污坏。”[8]读来令人动容。
其五,毛泽东等新民主民主革命时期革命家之勇。青年毛泽东的勇便颇受推崇。1917年湖南第一师范开展“人物互选”活动,选举范围包括德、智、体三方面,毛泽东得票全校之冠。具体当选的项目包括“敦品”“自治”“胆识”“文学”“才具”“言语”六项。其中“言语”和“敦品”两项票数第一,“胆识”项得票为他所独有。毛泽东在《沁园春·长沙》中放言“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其意气风发、豪情万丈,尽显近世湖南人的志勇双全、一往无前之本色和气度。

忧,人们对湖南人的忧、大忧,着墨甚少。勇与忧充满辩证法,相辅相成,一体两面一体多面。湖南志士之忧实为忧国忧民、忧时愤世、大爱大悲,是为天下苍生哭,为国家前途命运哭。
甲午中国战败,让湖湘志士忧愤不已,谭嗣同愤然写下了“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并大声喊出:“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1898年唐才常《登天心阁》诗云:“湘江一碧水如油,万里云山古翠浮。未必儒生逢世难,悲凉不是杞人忧。”不乏愤世悲凉之心。1900年自立军起义失败、唐才常等人被杀后,有同学曾见到黄兴为之痛哭!受自立军起义失败的刺激,蔡锷写下《杂诗十首》,其中有云:“前后谭唐殉公义,国民终古哭浏阳。湖湘人杰销沈(沉)未?敢谕吾华尚足匡。”“卌年旧剧今重演,依样星河拱星辰。千载湘波长此逝,秋风愁杀屈灵均。”[9]亦是满腔义愤,忧心如焚。
陈天华、姚宏业之忧,无疑是近代史册中最动人之一笔。宋教仁在《陈星台先生<绝命书>跋》称陈天华为“爱国根于天性之人”;在《烈士陈星台小传》中亦称陈“性敦笃”,“每读中西史志,于兴亡盛衰之感,则涕泗横流,其爱国之忱,发于天性如此。”[10]
自号湖南之湖南人、“蹈海生”的杨毓麟之忧亦源自内心深处的忧世忧国情怀。以 “三户之愤民”为笔名所撰《新湖南》无疑是其忧愤发奋之作。杨昌济在《蹈海历史杨君守仁事略》中言“尤留心经世之学,欢迎人所著关于时事之书,独居深念,辄感愤不能自已。”每每慷慨淋漓,声泪俱下。感愤时事,脑疾时发。在英国期间,“读英文报纸,见其主张强权,愤甚;尤痛心疾首于日本人之强横。顾见时事日非,政府卖国,而国民无力能排除之也,益愤闷不能自已,而病乃日深矣。”[11]杨毓麟患上脑疾及最后在利物浦蹈海自杀,实为深忧大忧所致。
对此,1912年9月16日,应袁世凯之邀北上的黄兴在北京湖南同乡会举办的欢迎会上致辞中说道:
中国革命湖南最先。戊戌之役有谭嗣同,庚子之役有唐才常,其后有马福益、禹之谟诸君子。萍醴之役,广州之役,我湖南死事者,不知凡几。又如陈天华、杨笃生、姚鸿(宏)业诸君子,忧时愤世,蹈海而死,所死之情形虽异,所死之目的则无不同。兄弟继诸先烈后奔走革命,心实无他,破坏黑暗专制,跻我五族同胞于平等之地位而已。 [12] 
陈天华、姚宏业、杨毓麟三位蹈海自杀的革命志士外,禹之谟之忧也有代表性,且少有人注意。禹之谟慷慨激越,笃实无文,对现实之不满面对国事之深忧,愤而不平,由愤而生义无反顾、勇往直前之浩然正气。陈姚感愤国事蹈海身亡后,众人讨论公葬事,禹之谟极力主张公葬两烈士于岳麓山。曹孟其在《禹之谟传》中写道:禹之谟约诸同志者议曰:“今国家孱弱,两烈士之所愤而死也,非葬岳麓山不足以惊国人。”“则皆曰:诚然!然如巡抚何?”之谟拍案骂曰:求一抔土葬两烈士,于巡抚何与?是不可得,天下事尚可耶?[13]公葬陈姚这场惊天动地的大示威,让民气沸腾到了极点。禹之谟在《遗在世同胞书》中正告同胞曰:”身虽禁于囹圄,而志自若;躯壳死耳,我志长存。同胞!同胞!其善为死所,宁可牛马身而死,甚毋努力其心而生!前途莽莽,死者已矣,存者诚可哀也,我同胞其图之。困心衡虑,终必底于成。”[14]凡此种种忧国忧民之沉痛之语,今天读来仍掷地有声,让人振奋,发人深思。
值得一提的是,宁调元在刧灰一夕话中谈及禹之谟就义时说:
禹之谟未被逮之前日,或劝其他往,少避毒锋。禹之谟乃大恸曰:“死耳!夫复何言?吾湖南人,不住湖南,将焉往?倘他日异族下一令曰:屠杀喊人。吾汉人又将焉往?前途莽莽,其各勉旃,无以我为念!、闻者莫不叹息,因忆宋忠臣汪立信曰:今江南无一寸乾净土,某去寻一片赵家地死,死要死得分明耳。”噫!陆无水而亦沉,鹊有巢以徒怅。大好江山,胡骑充斥。一二志士,目睹秽状,愤不欲生。如陈天华、姚洪业辈,皆近于厌世一派,其志可哀,其行则非也。岂可法欤?[15]
基于忧天下而来的湖南人的忧愤、忧郁,可能与湖南所处的温带气候容易带来忧愁之气有关。但湖南作为屈贾之乡,屈原天问般忧愤、贾谊的怀才不遇及世事不堪问之愁绪,对湖湘志士精神风貌的影响更大。冯自由在《猛回头作者陈天华》一文中并及杨毓麟因忧伤过度、愤而自投于伦敦海滨,“陈杨皆湘人,亦忧国伤时之文人,岂同受汨罗江屈大夫之召耶?不然,何三湘爱国文人投水之多也!”[16]虽不可法,但此种所谓厌世,愤不欲生,其实非厌世,而是太过深沉的爱国血性驱使。此种忧多为“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之忧愤,有英雄气短、壮志难酬的激奋。因怀抱大忧,每每悲而勇,忧中奋起,毫不怜惜。湖南志士的忧既是时代和现实使然,又是骨子里的因为勇而不可为或勇而难以有济而来的深深的悲情意识。与诸葛亮的“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一样深沉。“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正是这种深入到骨子里的对国家的爱和责任感,让近代湖南人勇立潮头、奋起改写中国历史。
湖湘这片神奇的热土浸润了深厚的“勇” 和“忧”这两种相辅相成的人文密码,也很大程度上造就了近世湖南人的传奇。忧国忧民之大忧到救国救民之大勇,救国救民之大勇中不乏国事不可为之大忧深忧,可见近世湖湘志士的真性情、真志向和真精神,亦是敢于舍生取义、矢志流血救国救命进而深刻影响乃至改写中国历史的动力源泉。蒋百里在《蔡公行状略》中记述道:蔡锷尝谓“余衡岳之气未衰也。湖湘之士,旋转乾坤,当有三次。曾、左,其首次也。公之言信矣。谭、唐以还迄于公,皆以死勤事,其为一次耶?其为二次耶?呜呼,公之志未遂也!”[17]新时代湖南人如何更有担当更有作为,勇与忧,或许可以某种提供指引现实的答案。
 
注释:
[1]杨毓麟:《新湖南》,饶怀民编:《杨毓麟集》,岳麓书社2009年版。,第34-36页。
[2][10]宋教仁:《呜呼湖南与端方》,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上,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0-11、20—24页。
[3]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文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74页。
[4]周寅宾编:《刘人熙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前言,第1页。
[5]《鲁迅全集》第6卷《且介亭杂文末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76—582页。
[6]梁启超:《护国之役回顾谈》,《忆蔡锷》,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236页。1920年,毛泽东还特别提到“湘人驱张,完全是为人格而战,和蔡松坡云南誓师,说吾为人格而战是一样的。”[《湘人为人格而战》(一九二0年六月九日),《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481页。]
[7]《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80—481页。
[8][13][14]禹坚白等编:《跃起作龙鸣——禹之谟史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2—14、6、65页。
[9]蔡锷:《杂感十首》(1900年10月23日),曾业英编:《蔡锷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4—15页。
[11]王兴国编:《杨昌济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29-31页。
[12]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64页。
[15]杨天石、曾景忠编:《宁调元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67页。
[16]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1页。
[17]蒋百里:《蔡公行状略》,《忆蔡锷》,第76页。
 
(作者单位:湖南工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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