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湖南武冈少数民族书院——沅溪书舍考】万里2018年4期总114
2019-01-26 21:05:37   来源：   评论：0 点击：

南宋时期，在湖南武冈军（今湖南邵阳武冈市）有一所由土家族向氏宗族于宋度宗咸淳年间（1265～1274）所修建的书院——沅溪书舍。然而，在宋以后的历代各种地方志文献，包括多种《武冈州志》中，都没有关于这所书院片言只字的记载。但是，这所沅溪书舍不止是已知武冈最早修建的民间书院，比某些书院史论著所述之创建于元皇庆二年（1313），同样位于湖南武冈（元代武冈郡城步砦儒林乡，今属城步县儒林镇），并称为“我国最早的少数民族书院”的“儒林书院”，还要早四十馀年。并且，沅溪书舍更与宋元时期的周敦颐、陈与义、魏了翁、牟巘、刘辰翁、陈杰、王义山等许多著名文士有着深厚的因缘。本文根据部分文献资料对其进行考证，以供研究中国书院史、武冈地方文化史以及宋代少数民族归化史者参考。
 
一
最早记载南宋时期武冈这所少数民族书院的文献，是南宋著名文士刘辰翁（1233～1297）撰写之《武冈军沅溪书舍记》。该记文云：
 
道莫迂于天，小之为生成次第，大之为晦明消长，又大之为升降变化，常五合六。聚积数世百年之久，东海而生一人焉，西海而生一人焉。及其得志当世，如跂而待，跂而遇，不间远近，隔今古，分彼此。吾道犹是已？夫子存不大信于天下，朝出而晨门讥，暮归而荷蒉笑，盖伥然四方之野，莫知所从适。甚或削伐，见异极矣。然易世而门人尊，异代而远孙相，更千万古而南面，与天地并。今为其徒者，曾何足以望游、夏，而俨然为人师用。家国道小不合为进退，荣公论大不幸为贬斥。比死节，辙迹所至，遂为后来所追慕爱惜，附著不衰。而其生也，已若此矣！此则夫子之所未尝遇也。如过江前陈简斋、近年魏鹤山，皆以逐客道沅溪祠，沅溪祠而不自已；又因为书舍教人士，教益广则书舍亦益广。今为书舍，高下相望，奉夫子俎豆终焉。此吾所以闻风而感，为之极晦明升降道盛衰之故。壹不敢以书生之好德者贤于古人，而必以古人之当日者适为书生地。呜呼！不苟然也，吾道之植，于生民以来，其渐如此。
武冈本骚楚之国，有向氏自芷、沅徙居沅溪。沅溪之老人曰“林下翁”，遇濂溪，垂髫学焉，晚犹及见靖康之乱。简斋过之，相与言濂溪旧事，日相得，因爱其山水，卜翁邻，屡赋诗。去去又百年，而鹤山来，翁之孙曰大雅翁者，事之如简斋，而鹤山亦愿留简斋处。乡人为之合二先生姓称其圃，今为祠。若学，古今名谤相长；在宇宙，如丹青，失之彼，得之此。当时以为罪，而后世以为荣。是非之在人心，如天何言？非《春秋》揭焉。褒贬扬抑，则其耸慕或不至若此，而乱贼之惧者亦鲜。山林过客，名字不足以相及，而祸败常相寻，故有破家而同传，亦有以戈逐为知几。况过江盗起，人自救不暇，顾从容流落，主宾啸咏，各不忍舍，代有隐德；又避堂下榻，讲学论道，如大父谈诗时，气象愈佳，政复名节，何与人事？而卷卷如好好色，来者犹喜谈也。楚芳不竞，近年无过客，亦无向氏，卒冺冺至此。上下风流文雅，典刑志操，安得不登临远想、俯吊仰叹？斯文比古先愈降，名士至后来愈高。宋三百年，更三、四党祸，本无严刑峻法，然犹所过在亡，亲友路断，更名他师，因致名位，今其所保安在？乃与子孙氏族弃之，掩鼻而远；方识面托为新交，有耀无穷。不善人者善人之资，未必非昔之君子；不容于世者有以感发，而惩创之也。则客之出于涂者，不犹愈于昔耶然。
向氏之嗣有人，而鹤山之后无客，此固咸淳书舍所为作者。文章已矣，名节无所用矣，独学问私淑，正人心、承先圣，孟子所谓豪杰之士者，尚其在此。王通氏有无不可知，他时闻有赞王业、兴礼乐，又如舂陵见称道统，推论师友，渐摩所自，比于生贤之意、成物之功，由之而不知，利之而不庸。盖小莫能破，而大莫能载矣。向氏敏衡者求余记，岁晏风霜，独行千数百里，归而刻诸石。何向氏之多文物与（欤）？而迂亦未有已也。
 
刘辰翁在所撰之《武冈军沅溪书舍记》（下文引此记文均简称《沅溪书舍记》，并不再出注）中记载了若干史事，逐项列述并考述如下：
据《沅溪书舍记》记述，湖南邵州（今邵阳）的武冈沅溪有自芷（江）、沅（江）徙居来此的向氏家族。
芷江、沅江在古代为五溪（又作“武溪”）腹地，东汉至宋代世代聚居于该地区的若干少数民族，史称“五溪蛮”或“武陵蛮”。向氏则为五溪地区分布广泛之“五溪蛮”的大族，其渊源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据《后汉书》记载：“光武中兴，武陵蛮夷特盛。建武二十三年，精夫相单程等据其险隘大寇郡县，遣武威将军刘尚发南郡、长沙、武陵兵万馀人乘船泝沅水入武谿击之。”这里所记载的“相氏”，谭其骧先生在《近代湖南人之蛮族血统》一文中说：“向氏为湖南蛮姓中之最早见于记载者。后汉建武二十三年，武陵蛮精夫相单程作‘乱’。相氏疑即向氏，‘相’、‘向’同音而异译也。”谭其骧先生的观点获得学术界的普遍认同，已经成为定论。
至北宋时期，据史籍记载，包括向氏在内之几大少数民族的氏族在五溪地区的分布情况以及他们各自与朝廷的关系为：
 
山峒蛮旧不与中国通。其地东接潭，南接邵，其西则辰，其北则鼎、澧，而梅山居其中。开宝八年，尝寇邵之武冈、潭之长沙。太平兴国二年，左甲首领苞汉阳、右甲首领顿汉凌寇掠边界，朝廷累遣使招谕，不听令。客省使翟守素调潭州兵讨平之，自是禁不得与汉民交通，其地不得梅耕牧。后有苏方者居之，数侵夺舒、向二族。嘉祐末，知益阳县张颉收捕其桀黠。
 
自辰州达于长沙、邵阳，各有溪峒，曰叙，曰峡，曰中胜，曰元，则舒氏居之；曰奖，曰锦，曰懿，曰晃，则田氏居之；曰富，曰鹤，曰保顺，曰天赐，曰古，则向氏居之。舒氏则德郛、德言、君疆、光银；田氏则处达、汉琼、汉希、汉能、汉权、保金；向氏则通汉、光普、行猛、永丰、永晤，皆受朝命。自治平末，光银入贡。故事：南江诸蛮亦隶辰州，贡进则给以驿劵。光银援以为请，诏以劵九道给之。其后有峡州舒光秀者，以刻剥其众，不附。张翘言：“南江诸蛮虽有十六州之地，惟富、峡、叙仅有千户，馀不满百，土广无兵，加以荐饥。近向永晤与绣、鹤、叙诸州蛮自相仇杀，众苦之，咸思归化，愿先招富、峡二州俾纳土，则馀州自归并，及彭师晏之孱弱，皆可郡县。”诏下，知辰州刘策商度策请如翘言。熙宁五年，乃遣章惇察访，未几策卒，乃以东作坊使石鉴为湖北钤辖兼知辰州，且助惇经制。明年，富州向晤献先朝所赐剑及印来归顺。继而光银、光秀等亦降；独田氏有元猛者，颇桀骜难制，异时数侵夺舒、向二族地。惇遣左侍禁李资将轻兵往招谕，资、辰州流人曩与张翘同献策者也，褊宕无谋，亵慢夷獠，遂为懿、洽州蛮所杀。惇进兵破懿州，南江州峒悉平，遂置沅州，以懿州新城为治所。寻又置诚州。
 
据上述记载可知，舒氏与向氏是五溪地区较早归附朝廷的溪峒部族。“咸思归化”的原因，包括有朝廷的经理安抚；同时也与该地区各少数民族之间的仇杀，以及舒、向二族在五溪的不同地区分别受到田氏、苏氏等其他氏族的“数侵夺”而导致的“众苦之”不无关系。舒、向二族因此便归顺于朝廷。受到朝廷招抚归化之后的向氏，有些“宣力効忠”，并还在朝廷招抚诸山寨溪峒蛮族的过程中“功居多”而受到“恩赏”。一些向氏的族人便自然而然地既向往“王化”，又可以“避祸”，离开自然与人文生存环境相对较为恶劣的五溪腹地，而迁徙到生活环境较为安定的地区。武冈为北宋邵州驻军之地，相对于地处五溪腹地的芷（江）和沅（江），当然较为安全，且更容易受到汉民族正统思想文化的影响和熏陶。在唐宋时期之前，生活活动于湖南五溪地区的各溪峒“蛮族”虽然已经有着不同的民族特征，但其民族的划分尚不明确。根据晚近时期对少数民族的划分，向氏属于近代以降湖南土家族之先民。
宋元之际著名文士牟巘曾经应这一迁徙到武冈的向氏族人向敏衡之请，为向氏所建庄园、庄园中的一些景观以及所建书舍题写了匾额，又赋诗并附以诗中夹注。这是一份考述向氏迁徙到武冈后之诸多生活情状的重要文献，引述如下：
 
都梁北乡，士多好学。有向君敏衡者一日访予，语甚质，气甚夷，礼甚度。予心异之。间为予言曰：“家故沅徙也。今所居有溪，实自沅来，乃筑室聚书其上，以教子弟，因以‘沅溪书舍’名之。而其亭，则曰‘无加’，盖其地旧号‘无加庄’。以其东止于石，西止于㟁，南止于路，北止于泉也。愿有以发之。”予既为籀右书二颜，而向君复以所谓“廉崖”者谂予。予闻此石杰立千尺，实陗厉峻削，可敬可仰，有类乎廉者。颇思一至其处，摩挲此石，以激衰懦而未能也。乃各为一解以谢焉。
书满精庐芷绕门，门前流水出于沅。夫君自得濂溪意，直向沄沄认本原。（周子寓匡庐号“濂溪”，右沅溪书舍者，本舂陵故居也）无加之义复何如，解尽当年太极图（朱子曰：“太极者，犹曰举天下之至极无以加此云尔”）。八面四方都恰匝，更于止善用工夫。
右无加亭
亷崖千仭孰能乾，一见令人毛发寒。可以人而不如石，我当为石共衣冠。
右亷崖
 
 牟巘（1227～1311），字献甫，一字献之，学者称陵阳先生，井研（今属四川）人，徙居湖州（今属浙江）。他是跨越宋、元两朝的一位著名文士。由于其仕宦经历均在南宋末年，而其享誉于世却是在入元之后，故没有被收入《宋史》；但是，牟巘在元代却仅仅是隐居于家乡湖州的一介平民，故亦未被《元史》收录。因此，其生平事迹在历代文献中的记载均极为简略，哪怕是清代陆心源在所撰之《宋史翼》中专门为牟巘立传，关于他的记载也十分简略，且有甚多的疏漏。根据一些极为简略的零星记载，只知道牟巘以父荫入仕，历任大理司直、浙东提刑，累官大理少卿，以忤南宋末权臣贾似道去官。南宋恭宗德祐二年（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元兵陷临安，牟巘即杜门不出，隐居凡三十六年，享年八十五岁。有《陵阳集》二十四卷。顺便指出，牟巘与其父牟子才、其子牟应龙，均为下文将要述及之与武冈向氏有着交往的南宋著名学者、理学家魏了翁（魏鹤山）的理学学派——鹤山学派中人。在这些简略的记载中，恰恰遗漏了牟巘仕宦时间最长、留下第一手相关文献资料最多的，是他曾经担任过武冈军知军的仕宦经历。即使在清康熙《武冈州志》、嘉庆《武冈州志》与同治《武冈州志》所收录之宋代曾经担任过武冈军知军的二十九人中，也没有牟巘的名字。但是，在今存之牟巘的文集《陵阳集》中，却保留了数卷、数十篇他在担任武冈军知军时撰写之奏札（状）、贺表、书信（启）、祭文、祝文、上梁文、功德疏等文字，以及他与继任武冈军知军的交接信函等，还有数十首诗。包含的内容极为丰富，涉及面也非常广泛，充分地反映出他在武冈军知军任上的经历史事及诸多业绩。限于本文的题旨及篇幅，此处从略。牟巘的文集中没提及他任武冈军知军的时间，但在他撰写于武冈的一些文字中，出现了“丁卯岁”（宋度宗咸淳三年，1267）、“戊辰”（咸淳四年，1268）及“咸淳八年”（1272）等年代。此外，清嘉庆《武冈州志》收录了一通武冈白仓奣巖（其地宋元时期属武冈，今属邵阳县）的石刻题诗，诗末题记云：“咸淳戊辰夏五月，徭叛。六月，舂陵何扬祖偕棘阳芮大椿、侯城庞南翔奉郡将牟侯招捕。九月，师次白仓，游奣巖，次前韵作诗。”嘉庆《武冈州志》又载：“奣巖寺，城东一百八十里，宋张绶、何扬祖留题于壁。”此诗题记中所称之“郡将牟侯”，就是当时的武冈军知军牟巘，“咸淳戊辰（1268）”正是牟巘在任期间。因此，牟巘应该是在宋度宗咸淳三年至八年( 1267～1272 )之间在任，有将近五年多的时间。离任之后，牟巘前往浙江出任浙东提刑，此时距离南宋灭亡只有短短的七年时间。牟巘应向敏衡之请为向氏所居庄园、所建书舍题额赋诗，正是他时任武冈军知军的咸淳三年至八年( 1267～1272 )期间。
据牟巘为武冈向氏所题撰的文字可知，迁徙到武冈（都梁）的这一向氏支系宗族定居于武冈北乡。在其居住处的附近有一条溪水，他们旁溪筑屋聚族而居，岁换星移，形成了一处庄园。由于该宗族是从沅水（江）迁徙而来，而这条溪水也是沅水的支流之一，故将这条溪水命名为“沅溪”，以示宗族渊源之所自。向氏在溪旁筑室聚书以教子弟，名之为“沅溪书舍”。这是最早记载沅溪书舍的文献。
向氏庄园之所以名为“无加庄”，以及庄园中的“无加亭”、“廉崖”等，都是为纪念周敦颐而命名的。牟巘甚至在“夫君自得濂溪意，直向沄沄认本原”诗句的夹注中称：“周子寓匡庐号‘濂溪’，右沅溪书舍者，本舂陵故居也。”似乎认定沅溪书舍为周敦颐（舂陵）曾经居住过的故居。
 
二
武冈向氏宗族为何能够与周敦颐有所交往牵涉，据《沅溪书舍记》记述，武冈向氏有一位尊长名“林下翁”，他在童年时曾经见到过并受教于北宋著名文士、理学宗师周敦颐，此即《沅溪书舍记》所述的：“沅溪之老人曰‘林下翁’，遇濂溪，垂髫学焉，晚犹及见靖康之乱。”
考诸史事，《沅溪书舍记》所载当并非空穴来风。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秋天，周敦颐“摄邵州事”，直至次年（治平五年，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中他出任广南东路转运判官为止。周敦颐在邵州（今邵阳）将州学迁址重修，此即朱熹所说的周敦颐“迁尚书虞部员外郎通判永州，权发遣邵州事，新学校以教其人”。这是周敦颐在邵州的主要业绩。在北宋时期，武冈的建制为中等州（县），隶属于邵州。周敦颐在担任过邵州代理知州（“摄邵州事”）期间，应该到过邵州下辖的武冈巡视督察。邵州州城（今邵阳）距离武冈一百馀公里，在古代的交通条件下，当天无法返回，必须在武冈居停；有事需要处理时，居停的时间更长。因此，牟巘所述或许事出有本。牟巘在另外一份撰写于其任职武冈军知军期间的《七先生祠上梁文》也可以支持这一说法：“承流郡国，当知风化之端；取则儒先，爰考渊源之自。相与社祠而尸祝，庶几目击而道存。惟七先生，实万世祀，衣被虽遍于天下，脉络尤系于湘中。盖关、洛之传实自舂陵，而倡蜀、闽之老，其惠岳麓者深。都梁固已在过化之馀，郡乘乃独无揭䖍之所。”此文中的“舂陵”指周敦颐；“关”即“关学”，指北宋张载创立的理学学派，因张载为关中（函谷关以西、大散关以东，古代称关中）人而得名；“洛”即“洛学”，为曾经受业于周敦颐并长期在洛阳讲学的北宋以程颢、程颐兄弟为首的学派；“蜀”指南宋著名理学家、教育家张栻，他虽然长期生活并讲学于湖南长沙，但籍贯为汉州绵竹(今四川绵竹市)人，故以“蜀”代指；“闽”指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他因在福建讲学时间最长，弟子又多为福建人，形成的学派世称“闽学”。所谓“其惠岳麓者深”，指的是张栻于南宋孝宗乾道元年(1165)主管岳麓书院教事，从学者达数千人，初步奠定了湖湘学派的规模，成为一代学宗；朱熹于宋光宗绍熙五年（1194）出任荆湖南路安抚使兼知潭州（治所为长沙），改扩建了岳麓书院，并经常到此讲学。张栻与朱熹又曾经会讲于岳麓书院，致使岳麓书院成为南宋全国四大书院之一。“七先生祠”中祭祀的有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张栻与朱熹六人，因古代在全国各地还有一些“七先生祠”，祭祀的人物各有不同，除了几位宋代理学大家当然入选外，还各自包括与当地学术文化建设曾经有所贡献之人。故牟巘任职武冈军知军期间所主持修建之“七先生祠”中祭祀的另外一人为谁，《七先生祠上梁文》中没有言明，但既应该是一位既对武冈（或邵州）乃至湖湘学术有所惠泽之人，也应该与周敦颐有一定关系。此人或许就是下文将要考述之曾经“过化”于武冈并对向氏宗族的儒化以及沅溪书舍的创建有着重要影响的南宋著名理学家魏了翁（鹤山先生）。牟巘认为，莲花原为佛教崇尚之花，但周敦颐在《爱莲说》中通过对莲花“中通外直”的形状品质予以认定并加以推崇，致使其成为中国古代士大夫传统精神品质的喻指之花，而魏了翁更在此基础上以《诗经·陈风·彼泽之陂》将莲花“硕大且俨”誉为“君子”（美人），实乃推崇周敦颐崇誉莲花之本意。此即魏了翁咏莲（荷）花诗题记所云：“荷花辱于淫邪陷于老佛几千载，自托根濓溪而后始得以其中通外直者侪于道。而近世魏鹤山又推本周子之意，取《泽陂》之诗所谓‘硕大且俨’者归之君子焉。明伦堂后新池骤著花，教授遂见之诗且有取于周子香远之句，寄兴远矣。”其诗云：“道中何物不生焉，顷刻能开碧玉莲。根脚好时花发越，源头活处水漪涟。唤醒佛土从前梦，细绎陈诗最后篇。霁月光风真洒落，千年此意后谁传。”基于此，牟巘在武冈军创建“七先生祠”，将魏了翁列入祭祀崇拜的对象，是十分自然的。正是如此，牟巘认为“惟七先生，实万世祀，衣被虽遍于天下，脉络尤系于湘中”。值得注意的是，牟巘称“都梁（武冈）固已在过化之馀”，指的是武冈为“七先生”、尤其是周敦颐的“过化” 之地，可以与牟巘在为武冈向氏庄园题诗及夹注中所称“夫君自得濂溪意，直向沄沄认本原”、“沅溪书舍者，本舂陵故居也”相互印证。
《沅溪书舍记》中所述武冈向氏的这位“林下翁”，应该就是在周敦颐于治平四年（1067）秋天至治平五年（熙宁元年，1068）年中之前“摄邵州事”并“新学校以教其人”期间，见到并受教于周敦颐的。“林下翁”与周敦颐的这一“忘年交”经历，被武冈向氏家族引以为傲并世代相传，甚至向氏还将其家族在武冈所建之庄园以及庄园中的一些景观建筑的命名与周敦颐相联系。
 
三
到了北宋晚期，向氏“林下翁”又曾经与在靖康之乱后流寓来此的著名文士陈与义（号简斋）结识。陈与义与“林下翁”谈论起周敦颐的旧事，以致两人一见如故，陈与义便短暂地与“林下翁”卜邻而寓居。此即《沅溪书舍记》记载的：“沅溪之老人曰‘林下翁’，遇濂溪，垂髫学焉。晚犹及见靖康之乱。简斋过之，相与言濂溪旧事，日相得，因爱其山水，卜翁邻，屡赋诗。”
陈与义（1090～1138），字去非，号简斋，洛阳人。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甲科进士，授开德府教授。宣和四年（1122），擢太学博士、著作佐郎。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金兵攻入汴京，北宋灭亡。宋室南渡后，陈与义自陈留避难南奔，经襄阳，转湖南，绕广东、福建。四年的流寓期间，他在湖南停留的时间较长。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身在湖南武冈的陈与义奉诏出任兵部员外郎，于绍兴元年（1131）抵达当时的南宋首都绍兴（今浙江绍兴），改任中书舍人，兼掌内制，旋拜吏部侍郎。绍兴五年（1135），召为给事中。绍兴六年（1136），拜翰林学士、知制诰。绍兴七年（1137年），授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绍兴八年（1138），以资政殿学士知湖州。因病，被召回临安改任洞霄宫提举。同年十一月去世，享年四十九岁。陈与义既是南宋的朝廷重臣，又是一位爱国诗人，是自北宋苏、黄等大家卒后，一直到南宋四大家崛起，近半世纪期间，南、北宋诗坛最杰出的诗人。《四库全书》馆臣评价陈与义的诗云：“与义之生视元祐诸人稍晩，故吕本中江西宗派图中不列其名。然靖康以后北宋诗人凋零殆尽，惟与义文章宿老岿然独存其诗，虽源出豫章，而天分绝高，工于变化，风格遒上，思力沈挚，能卓然自辟蹊径。《瀛奎律髓》以杜甫为一祖，以黄庭坚、陈师道及与义为三宗，是固一家门戸之论，然就江西派中言之，则庭坚之下，师道之上，实高置一席无愧也。……至于湖南流落之馀，汴京板荡以后，感时抚事，慷慨激越，寄迹遥深，乃往往突过古人，故刘克庄《后邨诗话》谓其造次不忘忧爱，以简严扫繁缛，以雄浑代尖巧，第其品格当在诸家之上。” 对于陈与义在“湖南流落之馀，汴京板荡以后”期间所撰诗评价最高。
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金兵大举过江，攻下建康（今江苏南京），十二月，入临安（今浙江杭州）。次年又攻破明州，迫使宋高宗乘船逃入海上。陈与义当时正流落到湖南境内的邵阳，寓居于武冈的紫阳山。清《（雍正）湖广通志》记载：“谏议书院在武冈州紫阳山，宋谏议周仪读书处。今石室尚存。”周仪（生卒年不详），邵阳县塘田人。宋太宗雍熙二年(985)进士。累官至谏议大夫。严峻刚直，遇事敢言，能力突出，史称“嘉祐直臣”。晚年回籍创办书院。该书院位于武冈紫阳山，人称“谏议书院”。陈与义寓居之武冈的紫阳山，既是邵阳乡贤周仪曾经读书教学过的地方，又与“林下翁”的“无加庄”相距不远，陈与义伤时感事，写下了许多忧国忧民的诗词，此即《沅溪书舍记》记载之“卜翁邻，屡赋诗”。在来到邵阳武冈之前，陈与义路经道州的甘泉书院，有《题道州甘泉书院》诗：“甘泉坊里林影黑，吴氏舍前书板鲜。床座略容摩诘借，桂枝应待小山传。兵横海内犹纷若，风到湖南还穆然。勉效周生述孔业，赋诗吾独愧先贤。”面对“兵横海内犹纷若”的社会动荡，深感国势危急的陈与义写下了最为著名的《伤春》诗：“庙堂无计可平戎，坐使甘泉照夕峰。初怪上都闻战马，岂知穷海看飞龙。孤臣霜发三千丈，每岁烟花一万重。稍喜长沙向延阁，疲兵敢犯犬羊锋。”诗中的“长沙向延阁”，即两宋之际著名文士、时任湖南安抚使兼潭州知州的向子諲；他是陈与义的至交挚友。陈与义在这次避难南奔途经长沙时，曾经与向子諲见面。陈与义在长沙停居十天，离别时，陈与义写下了两首诗。其一为《别伯恭》：“尊酒相逢地，江枫欲尽时。犹能十日客，共岀数年诗。供世无筋力，惊心有别离。好为南极柱，深慰旅人悲。”其二为《再别》：“多难还分手，江边白发新。公为九州督，我是半途人。政尔倾全节，终然却要身。平生第温峤，未必下张巡。”第一首诗中之“南极柱”云云，“南极”的字面含义为“南方极远之地”，但在此处却是特指潇湘（湖南），典出汉代刘向《九叹·逢纷》：“櫂舟杭以横濿兮，济湘流而南极。”汉王逸注云：“济亦渡也，言已乃櫂舩横行，南渡相（湘）水，极其源流也。”又三国·魏曹植《盘石篇》云：“南极苍梧野，游盼穷九江。”据此可知，陈与义将向子諲比喻为在金兵南侵之际坚守湖湘之地的中流砥柱。第二首诗中提及了温峤与张巡两位著名文士兼名将，他们都是在国家危难之际显示出其卓越的军事能力与崇高气节。陈与义称向子諲“平生第温峤，未必下张巡”，推崇之际并寄予厚望。
陈与义寓居于武冈紫阳山后，又写下了许多诗词。如《点绛唇·紫阳寒食》词云：“寒食今年，紫阳山下蛮江左。竹离烟锁，何处求新火。   不解乡音，只怕人嫌我。愁无那，短歌谁和，风动梨花朶。”在紫阳山，陈与义接到了宋高宗召其为兵部员外郎的诏书，有《拜诏》诗：“紫阳山下闻皇牒，地藏阶前拜诏书。乍脱绿袍山色翠，新披紫绶佩金鱼。”此后，陈与义便绕道广东、福建，前往当时的南宋首都绍兴出任兵部员外郎。
毫无疑问，作为此前一直生活在五溪腹地而与外界文化接触较少的向氏族人，能够与陈与义这样的著名文士接触，所获得的教益肯定是直接的、巨大的。与陈与义的交往，成为向氏家族史上一件非常荣幸、值得记录并引以为傲的大事。
 
四
一百年之后，又一位著名学者又来到武冈，他就是南宋著名文士魏了翁。《沅溪书舍记》又云：“去去又百年，而鹤山来，翁之孙曰‘大雅翁’者，事之如简斋，而鹤山亦愿留简斋处。乡人为之合二先生姓称其圃，今为祠。”
魏了翁（1178～1237），字华父，号鹤山，邛州蒲江（今属四川）人。南宋著名理学家、思想家。庆元五年（1199）进士，授签书剑南西川节度判官。历任国子正、武学博士、试学士院，以阻开边之议忤韩侂胄，改秘书省正字，出知嘉定府。史弥远当国，力辞召命。起知汉州、眉州。嘉定四年（1211），擢潼川路提点刑狱，历知遂宁、泸州、潼川府。嘉定十五年（1222），召为兵部郎中，累迁秘书监、起居舍人。宝庆元年（1225），遭诬陷后，黜至靖州居住。绍定五年（1232），起为潼川路安抚使、知泸州。端平元年（1234），召权礼部尚书兼直学士院，以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之职督视江淮京湖军马。嘉熙元年（1237）去世，年六十，赠太师、秦国公，谥“文靖”。著有《鹤山集》、《九经要义》、《古今考》、《经史杂钞》、《师友雅言》等，还有《鹤山长短句》词。
魏了翁于宝庆元年（1225）贬黜到湖南的靖州，至绍定五年（1232）起为潼川路安抚使、知泸州时为止，他在靖州有近八年的时间。在此期间，魏了翁与武冈的官吏、人士有着密切的交往，其文集《鹤山集》中保留了许多他在这一段时间内的文字。
例如，魏了翁与时任武冈军通判的文士李刘过从甚密。《鹤山集》中除了有《答武冈李通判》等信函外，魏了翁还应请为李刘的祖父李彦华（字仲实。号藏修）和李刘的父亲李琥（字次琮）撰写了墓志铭。这两通墓志铭前者撰写于宝庆元年（1225），后者撰写于绍定元年（1228），均为魏了翁黜居靖州期间。此外，魏了翁还为当时寓居于武冈的临川人裴梦得（字及卿）所撰写《欧阳（修）公诗集注》、《史汉四纪》、《汉注拾遗》撰写了序言；又为裴梦得在武冈的书斋“毖斋”题写了斋铭。
在魏了翁黜居靖州期间，南宋理学家、真德秀的学生江埙（叔文）从知永平县迁任武冈军司法参军，复迁任靖州通判，后知南平军。江埙担任靖州通判期间，专门为魏了翁修建了一所书院，以魏了翁的“号鹤山”名之为“鹤山书院”，魏了翁寓居并讲学于此。江埙除了自己与魏了翁在此“青灯浊酒，旦夕谈论”外，还让儿子江鉌从魏了翁学。江鉌由此被列名为“鹤山学派”学者。江埙担任武冈军司法参军起，魏了翁就与他过从甚密。江埙于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去世后，魏了翁为其撰写了墓志铭，其中追述了江埙在武冈等地的政绩。
 靖州与武冈相距不远。魏了翁黜居靖州有近八年之久，又与武冈的官吏、人士多有交往，因此，魏了翁曾经来到过武冈，并与武冈向氏有所交往，亦为理所当然之事。陈与义寓居武冈的时间为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前后，魏了翁来到武冈的时间为宝庆元年（1225）至绍定五年（1232）之间，此即《沅溪书舍记》所云“去去又百年，而鹤山来”。此时，武冈向氏的宗族尊长为“林下翁”之孙曰“大雅翁”。“大雅翁”师事魏了翁（鹤山），如同“林下翁”师事陈与义（简斋）。据《沅溪书舍记》所云“而鹤山亦愿留简斋处”，魏了翁在武冈期间，寓居之地为陈与义曾经居住过的武冈紫阳山。
 
五
包括向氏族人在内的武冈“乡人”，对先后来武冈寓居之陈与义和魏了翁两位著名学者非常崇敬，专门为他们建立了祭祀的祠堂，此即《沅溪书舍记》所云“乡人为之合二先生姓称其圃，今为祠”。这所合祀陈与义和魏了翁的祠堂名为“陈魏祠堂”。南宋文士陈杰在为武冈向氏的“陈魏祠堂”赋诗所撰题记中云：“武冈向权叔家有陈魏祠堂，合祀简斋、鹤山。惟两公世异事殊，实难牵合，诸公既极推引，复征予言。”陈杰在题记说，陈与义与魏了翁两人“世异事殊，实难牵合”，但是“诸公既极推引”，表明当时有许多文士对武冈向氏建“陈魏祠堂”合祀陈与义和魏了翁两人之事极为推许，并请陈杰也予以评述。其诗并诗中夹注云：“简斋以诗冠两都，鹤山以文擅江东。兹溪僻在万山底，辽绝安能来两公。或撞天关忤九虎，或走穷海随六龙。畏途迂车一笑粲，远谪信杖双音跫。谁其主者林下叟（句指陈简斋），又谁嗣之大雅翁（句指魏鹤翁）。诗题田家足浑朴（见陈诗），帖送石刻何舂容（魏《送学记》）。百年向氏两奇遇，千载江山真发蒙。到今窗户有佳色，尚想林壑生清风。恭惟人物一代几，伊洛既竭岷峨空。艰虞各行天下半，名数况复参枢崇。高吟大册照寰宇，如此过化良亦匆。泥上指爪东西鸿，精神如水行地中。偶然流落亦安计，牵合推引惊盲聋。二公德业吾岂敢，浅陋最识诗文工。平生此两大家数，秤较力量能无同。创闻合祀适有契，一瓣聊借歌词通。”诗文叙述了陈与义和魏了翁在两宋文坛的地位，以及他们与武冈向氏家族的百年交往。从诗句及夹注“诗题田家足浑朴（见陈诗）”看，似乎陈与义撰写了一首诗题之中含有“田家”语词的诗，但在现存陈与义十六卷的《简斋集》和三十卷的《增广笺注简斋诗集》中却并无诗题之中含有这样语词的诗，故可能此诗乃专为武冈向氏题写。从诗句及夹注“帖送石刻何舂容（魏《送学记》）”看，似乎魏了翁撰写了一篇题为“送学记”的文章，同样，在今存魏了翁一百零九卷的《鹤山集》中也没有这样题名的文章，故可能此文乃专为武冈向氏题写；从文章题目“送学记”看，此文或与学校（学舍）有关，而且武冈向氏还将此文镌刻于石，向氏在向陈杰求诗时，曾经将此文的拓片和陈与义的赋诗稿面呈陈杰过目。正如陈杰所云，地处“兹溪僻在万山底”的武冈向氏与陈、魏两位文士的交往，真可谓“百年向氏两奇遇，千载江山真发蒙”。“发蒙”者，启发蒙昧，旧时指识字的儿童读书。对于从儒家正统文化相对贫乏之地的五溪腹地迁徙而来的身为少数民族的武冈向氏族人来说，在陈、魏二位这样著名学者的指点教化下，得以接触到正统儒学的启蒙教育，何尝不是类似儿童之初始发蒙读书；虽然对于陈、魏二人来说，这仅仅只是“高吟大册照寰宇，如此过化良亦匆”下“偶然流落”的鸿爪雪泥，但他们的崇高“精神如水行地中”，深深地渗透并滋润着武冈的“千载江山”。
以上所述，便是武冈向氏与北宋陈与义和南宋魏了翁的交往因缘。此即《沅溪书舍记》所云：“如过江前陈简斋，近年魏鹤山，皆以逐客道沅溪祠。”武冈向氏便以此因缘为基础，在合祀陈、魏二人的祠堂创办书舍“奉夫子俎豆”以“教人士”，希求“教益广则书舍亦益广”。
 
六
刘辰翁在《沅溪书舍记》的前、后文中抒发了大通议论和感慨，最后说：“向氏之嗣有人，而鹤山之后无客，此固咸淳书舍所为作者。”此处所称“咸淳书舍”，实乃指沅溪书舍创建的时间。据此可知，武冈向氏在“陈魏祠堂”的基础上设置“沅溪书舍”的时间，应该在宋度宗咸淳年间（1265～1274），更为准确的时间是牟巘于咸淳三年至八年( 1267～1272 )任职于武冈军知军期间，此时上距魏了翁离开武冈已经有三十馀年，下距元朝纪年开始只有短短数年。
为武冈向氏家族撰写《沅溪书舍记》的刘辰翁（1233～1297），字会孟，别号须溪，庐陵灌溪（今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县梅塘乡小灌村）人。为南宋末年著名的爱国词人。他幼年丧父，家贫力学。宋理宗景定元年（1260），至临安，补太学生。景定三年（1262），廷试对策，因触忤权贵贾似道，被置进士丙等，由是得鲠直之名。后因亲老，请为赣州濂溪书院山长。宋度宗咸淳元年（1265），任临安府学教授。咸淳四年（1268），在太平州江东转运使江万里处任幕僚。宋恭宗德祐元年（1275）五月，丞相陈宜中荐居史馆，刘辰翁辞而不赴。十月又授太学博士，其时元兵已进逼临安，江西至临安的通道被截断，未能成行。当年文天祥起兵抗元，刘辰翁曾短期参与其江西幕府。宋亡后回乡隐居，著述终老。于元成宗大德元年（1297）去世。遗著由子刘将孙编为《须溪先生全集》一百卷（见《宋史·艺文志》著录），久佚。清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时，采辑《永乐大典》、《天下同文集》所录记、序、杂考、诗、词等作，厘为十卷，仍以《须溪集》为名。另有《须溪先生四景诗集》传世。
据刘辰翁生平行迹看，他似乎没有来到过武冈，那么，为何武冈向氏宗族的沅溪书舍要请刘辰翁来撰写记文呢？可能有两个原因：其一，刘辰翁曾经担任过赣州濂溪书院的山长，而武冈向氏宗族初始与汉族儒家思想文化接触，导源于向氏宗族的尊长“林下翁”在童年时曾经遇到并受教于周敦颐；这位“林下翁”在靖康之乱后又与南奔避难于湖南武冈的陈与义（简斋）有所交往。这就导致了其二，刘辰翁曾经为南宋时期的传世本《简斋集》撰写序言，也是间接与陈与义有所牵涉之人。因此，武冈向氏当然认为刘辰翁是撰写沅溪书舍记文的不二人选。
《沅溪书舍记》文末云：“向氏敏衡者求余记，岁晏风霜，独行千数百里，归而刻诸石。何向氏之多文物与（欤），而迂亦未有已也。”据此可知，向刘辰翁求撰记文的人是武冈向氏的向敏衡，时间在某一年的岁末，他冒着风霜，一个人“独行千数百里”携带家藏之如陈与义的题诗、魏了翁所撰文章的刻石拓片等诸多相关文物前去拜谒刘辰翁；求得的记文拟镌刻于石置于沅溪书舍。从刘辰翁的生平系年行迹看，此时应该是刘辰翁于宋亡（1279）之后回乡隐居之后至其去世之前（1297）期间，在此之前，元兵南下，兵荒马乱，社会动荡，刘辰翁居处不定，向敏衡很难找到他。刘辰翁的家乡在江西吉安，从百度检索，湖南武冈距江西吉安的相对垂直距离有五百多公里，自驾车经行不同的道路为五百多至六百多公里，换算成华里，则正是一千数百里。
宋元之际，给武冈向氏沅溪书舍以及所居庄园题写诗文的人还有一些。例如，宋末元初文士王义山有《题武冈向敏衡无加庄》诗，诗云：“恭惟陈简斋，与鹤山魏公，堂堂二先生，后学之所宗。遗迹所到处，百世犹高风。武冈有向氏，乃祖家诗礼。简斋曾来访，鹤山亦踵至。二先生来时，草木亦光贲。主人局蹐迎，出门见大宾。大带束深衣，整容而肃襟。揖客坐上座，樽酒与细论。向氏家本儒，苦无黄金籯。惟有无加庄，留以遗子孙。此庄不在田，非谓三百囷。庄者敬之谓，为学之入门。乃祖燕后人，有书便不贫。能令二先生，肯来共斯文。向来吾南昌，隐者苏云卿。魏公令地主，而来访一民。匹夫道义重，王侯失其尊。古人不傲士，此风今犹存。”
王义山（1214～1287），字元高，号稼村，丰城（今属江西）人。宋初著名文士王禹偁的后裔。宋理宗景定三年（1262）进士。调永州司户，迁南安军司理，辟浙西盐场，赘漕府幕，权京学教授。主管刑工部架阁文字，权主管官告院，除国子正。添差通判瑞安军，奉使台州，兼提举浙东市舶，以论罢。宋端宗景炎元年（1276），归故乡以读书著文为事。元至元十六年（1279），以路学礼聘教授诸生。次年，提举江西学事。至元十八年（1281），退老豫章（今江西南昌）东湖，扁读书室曰‘稼村’。至元二十四年（1287）卒，享年七十四岁。著《稼村类稿》三十卷。事迹见《稼村类稿》卷二十九自作墓志铭。
王义山在为武冈向氏“无加庄”所题诗中，主要也是述及向氏族人与陈与义、魏了翁的交往，其史事已于前述，不再赘述。只是，诗中所云“武冈有向氏，乃祖家诗礼”、“向氏家本儒”等语，应该指的是向氏至来求取题诗的向敏衡为止，历经百数十年，该家族已经儒化而成为“诗礼”之家；该家族世代相传的庄园也不是以规模庞大、田亩众多、收获甚巨而著称，而是以“为学之入门”、“有书便不贫”为家族传统。正是向氏深谙并严守儒家礼仪，“主人局蹐迎，出门见大宾。大带束深衣，整容而肃襟。揖客坐上座，樽酒与细论”，才先后“能令（陈、魏）二先生，肯来共斯文”。王义山还将陈、魏二人与向氏族人的交往譬喻为南宋抗金名将兼著名文士张浚与当时隐居于南昌东湖的隐士苏云卿的交往：“向来吾南昌，隐者苏云卿。魏公令地主，而来访一民。匹夫道义重，王侯失其尊。古人不傲士，此风今犹存。”诗中的“魏公”即张浚，他在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被封为魏国公。张浚对苏云卿尝“作箴以识之曰：云卿风节，高于传霖。予期与之，共济当今。山潜水杳，邈不可寻。弗力弗早，予罪曷针”。
结合王义山的生平行迹看，他为武冈向氏宗族“无加庄”的题诗时间，应该是至元十八年（1281）其退老于南昌东湖后到至元二十四年（1287）他去世之前，故他在为武冈向氏的题诗中，述及了在他之前亦隐居于南昌东湖苏云卿，此即所谓触景生情而有所联想。前述为向敏衡撰写《沅溪书舍记》的刘辰翁是于宋亡（1279）之后归隐于江西吉安家乡，故向敏衡应该是先到江西吉安请刘辰翁撰写《沅溪书舍记》，而后转赴南昌东湖请王义山为“无加庄”题诗。后者之行或许是刘辰翁的推介。顺便提及，王义山的弟弟王义端曾经以“成忠郎知武冈军绥宁县”，武冈向氏族人或许也与其有所交往，故王义端推荐向敏衡向其兄王义山求取题诗。值得指出的是，前文所述应武冈向氏族人向权叔之请为武冈向氏“陈魏祠堂”赋诗并撰题记的南宋文士陈杰，也是在宋亡之后隐居于南昌东湖。故向权叔请其为“陈魏祠堂”题写诗文的时间，也应该与向敏衡请王义山为武冈向氏宗族“无加庄”题诗的时间相近，都是陈、王二人隐居于南昌东湖期间。
以上史事，叙述了自武冈向氏宗族尊长“林下翁”于周敦颐在治平四年至五年（1067～1068）“摄邵州事”并“新学校以教其人”期间曾经受教于周敦颐开始，他复又师事在靖康之乱后于在建炎三年至四年（1129～1130）避难寓居于武冈的陈与义，历经“林下翁”之孙“大雅翁”师事于宝庆元年至绍定五年（1225～1287）黜至靖州居住并曾经游历至武冈的魏了翁，直至向权叔、向敏衡这一代向氏族人在自南宋度宗咸淳年间至王义山于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去世之前先后向牟巘、刘辰翁、陈杰与王义山求撰记文、题诗等，先后绵延二百馀年，将自五溪腹地沅江迁徙至武冈北乡定居的土家族向氏族人向慕儒学、自觉归化的情境历历展现。这既值得研究古代书院教育史者重视，也是研究湖南少数民族发展史的重要史事，故表彰于上，使其不至埋没。
 
七
武冈向氏宗族所建之“沅溪书舍”，是在“乡人为之合二先生姓称其圃，今为祠”之合祀陈与义和魏了翁的“陈魏祠堂”的基础上，于沅溪旁边“筑室聚书其上以教子弟”的。那么，这所“书舍”与古代名为“书院”教育设施是否等同呢？这里对两者之异同简略考述。
无论是“学舍”，或者是“书院”，其名称虽然不一，其性质则完全相同，均为古代聚众讲学之处所。其语词导源于《周礼》的“学宫”、“学舍”：“春入学舍采合舞。注：春始以学士入学宫而学之，合舞等其进退，使应节奏。”“大胥掌学士之版以待致诸子，春入学舍采合舞。”“以待致诸子者，至则以待之，不至则以致之。春入学舍采，则以始入学礼。”“书院”一词的语意众所周知，无须细论；关于“学舍”，《后汉书·儒林列传》云：“朋徒相视怠散，学舍颓敝，鞠为园蔬，牧儿荛竖至于薪刈其下。顺帝感翟酺之言，乃更修黉宇，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又《唐书·刘禹锡传》云：“贞观时，学舍千二百区，生徒三千馀。外夷遣子弟入附者五国。今室庐圯废，生徒衰少，非学官不振，病无赀以给也。”“书舍”、“书院”便是后来衍化发展出来的语词。也有称之为“书堂”、“书屋”、“书室”、“书塾”者。“书堂”如宋代周敦颐创建于江西庐山的“濂溪书堂”；“书屋”如鲁迅先生笔下他启蒙就学的“三味书屋”；“书室”如明代的“梅溪书室”：“梅溪罗宗智甫惇德博学，藏书甚富。……其书多具，既以为自脩之资，又推以教其子孙及其乡人之俊秀，而名其藏书施教之居曰‘梅溪书室’。”“书塾”更是古代遍布城乡的民间私学之一种，为因为年龄及多种其他原因不能进入或未能进入正规公、私学校的城乡青少年真正读书受教育的场所，尤其是知识启蒙教育的场所。如元代文士陈高撰《赵氏书塾记》云：“古之为教也，立学于国，序于术，庠于党，而家则有塾，师儒之职，官之所选，置田以井，授又无甚富甚贫之民。人生于其世者，无贵贱皆得以学，而其敎人之法，自洒扫应对进退，以至于修己治人，本末精粗，复无不备。是故贤才盛，礼让兴，而风俗美。降及后世，先王之治晦而不明，学校之政堕，师儒之官废，井田之制坏，于是乎惟富有力者，其子弟乃得从师学业；而力或不赡，虽有俊秀之质，亦终于无成而已矣。乐清赵君士正，世居莆岐，至正甲午始迁于壼山之下而居焉。乃谋诸从子，辟塾于家，延致名师，尽聚其族之子姪而教之，币帛饔膳之费咸出于已。赵氏故名族，支庶蕃衍，来就学者凡五十馀人，而赵君新实主之。弦诵之声，揖逊之容，问辨之习，济济如也。君子谓兹塾之设，一举而三善备焉。收其宗族而不遗疎远，非尊祖敬宗之义乎！训以德义而使之兴行，非敦睦九族之要乎！矜其匮乏而教之知学，非作养人才之道乎！”由此可见，城乡书塾之设，真正体现了中国古代“无贵贱皆得以学”之“有教无类”的传统。
前文所述被某些著作称之为“我国最早的少数民族书院”之元代武冈郡城步砦儒林乡的“儒林书院”，本来就是一所“书室”，仅仅是被撰写《儒林书院记》的元代文士赵长翁以该“书室”地处城步儒林乡而名之为“儒林书院”。赵长翁《儒林书院记》云：“皇元一统区宇，列圣相承，颂玉音，下明诏，崇重学校，教养人材，惠至渥也。武冈郡僻在万山，一郡三邑，庙学皆称儒林乡，地名城步砦。……皇庆二年（1313），县尹延公承直因公委经其地，目击山川秀丽，民俗质朴，叹曰：‘胜概若是，惜未有申孝弟明教化以淑人心者。’言未既，绥宁真良赤水图杨再成者，自陈愿捐己财，创建书室，招集团峝子弟，立师帅之，助化民成俗之万一。……因摭儒林乡名扁曰‘儒林书院’。”故古代民间所设之聚徒讲授、研究学问的场所，无论称之为“书舍”、“书院”、“书室”、“书塾”或“书屋”，其作为古代教育场所的性质完全相同，只是称呼不一而已。此即明代文士陆深撰《蒲山书屋记》所云：“蒲山书屋者，歙士郑子晦之所建也，建以教其子若弟。……先王设教俾人复性焉尔矣，故有小学，有大学，有庠，有序，有校，有辟雍，有頖宫，皆为教也。……是故有一代之教，有一国之教，有一乡之教，有一身之教，其义一也。自古官教外别有书院之制，若白鹿、岳麓之类，所谓四大书院以义起者也。今制：自两京国子监之外，府卫州县皆有学，而书院之设尤多。若兹书屋者，又书院之义起欤，虽广狭不同，其为教一也，准之于古，盖在党塾之间，其教于一家者乎。”据此可知，如果一定要区别“书院”与“书堂”、“书舍”、“书室”及“书屋”的细微差异，则前者的生员来源比较广泛，而后面几种“学舍”的学生大多为某一家族、宗族或地方乡党的子弟。如前述实为“书室”而被命名为“儒林书院”的学舍，其学生来源便是捐资建创建该书室之杨再成乡居所在的“团峝子弟”。据此，南宋武冈“沅溪书舍”与元代城步“儒林书院”的规模性质完全相同，故前者是一所比后者早创建四十馀年的少数民族书院。（作者系本馆馆员）
注释：
 北宋时期，武冈州为邵州（邵阳）的下辖州，当时没有城步县（寨）的建制。见宋·王存等撰《元丰九域志》卷六“荆湖路南路·邵州邵阳郡军事（治邵阳郡）·武冈州”。宋徽宗崇宁年间，陞为武冈军以制溪洞。军治为武冈。领武冈、绥宁、新宁三县。见宋·祝穆撰：《方舆胜览》卷二十六“宝庆府·武冈军”。
 宋·刘辰翁撰：《武冈军沅溪书舍记》，《须溪集》卷四，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六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卷一百十六“南蛮西南夷传第七十六·南蛮”。
 谭其骧著，葛剑雄编：《长水粹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
 元·托克托等修：《宋史》卷四百九十四“列传第二百五十三·蛮夷二·梅山峒蛮”。
 元·托克托等修：《宋史》卷四百九十三“列传第二百五十二·蛮夷一·西南溪峒诸蛮上·南江诸蛮”。
 元·托克托等修《宋史》卷四百九十四“列传第二百五十三·蛮夷二·西南溪峒诸蛮下”记载：“自靖康以来，盗贼盘踞，锺相、杨太山、雷德进等相继叛，澧州所属尤甚，独慈利县向思胜等五人素号溪峒，归明誓，掌防拓，卒能保境息民，使德进贼党无所剽掠。思胜后竟杀德进。会官军招抚刘智等，而彭永健、彭永政、彭永全、彭永胜及思胜共献粮助官军，招复诸山四十余栅，宣力効忠，功居多，宜加恩赏。诏思胜等五人各转两资。”
 宋·王安石撰《临川文集》卷九十四“左班殿直杨君墓志铭”云：“束鹿杨辟状其先人曰：君讳文诩，字巨卿……借职三迁为左班殿直，由睦州亦三迁为邵州武冈寨兵马监押。由武冈归京师，以庆历七年二月二十九日年七十三而卒。”
 按：朱熹此语见其《答陆子静》信函云：“太极犹曰举天下之至极无以加此云尔，初不以其中而命之也。”《晦庵集》卷三十六。
 元·牟巘撰：《陵阳集》卷六。
 清·陆心源撰：《宋史翼》卷三十四“列传·遗献一·牟巘”。
 如清·黄宗羲辑，清·全祖望订补：《宋元学案》卷八十“鹤山学案·提刑牟陵阳先生巘”，《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元·牟巘撰《通湖南王帅漕启》云：“星临一道，载瞻帅节之严；云戌两冈，实隶教条之近。……云开衡岳，划见祝融石廪之余；野阔洞庭，好张咸池钧天之奏。果驰骊驾，来问熊湘；福星出虚，危间一方。幸矣金文聚丁卯岁，多士翕然，况兼帅领之崇，尤系顾忧之重。……”载《陵阳集》卷十八。
 元·牟巘撰《武冈置靖安寨申省状》云：“本军虽为僻垒，然西通融、桂，北控沅、靖，南连全、永，家与溪洞相联，旧来节次于要害去处置立堡寨控扼，防札无虑。……武冈一邑虽地无溪洞，而紫阳乡都分最阔，去军县且二百馀里，其俗顽犷，又与永郡接境，往往恶少之所出没，迺无巡寨以为弹压。戊辰，妖寇相挺啸聚，无所控制，几至猖獗。本军随宜招捕，仰赖圣朝威德，随得弭宁……特置知靖安寨兼巡检一员，专任武冈县紫阳、长溪两乡防札之责。……或从本军选辟一名，庶几此寨既建，可以联接声势，禁伏奸暴，千里均拜安靖之福，实为利便。”载《陵阳集》卷八。
 元·牟巘撰《创大礼例库申省状》云：“本军每遇大礼，例进奉银二千二百十一两一钱四分，随纲别进奉银三百八十四两五钱二分五厘，所有价钱系照指挥截拨及剗刷。……本军三年所积息钱支出添助上件银两价钱。咸淳八年，明堂大礼为始，大约可增钱六千四百余贯者。……所合具申公朝，欲乞札下本军照应，永为无穷之利。”载《陵阳集》卷八
 “白仓”在宋元时期地属武冈，明·宋濂等修《元史》卷一百“志第四十八·兵三·屯田”记载：“湖南道宣慰司衡州等处屯田……世祖至元二十五年，调德安屯田万户府军士一千四百六十七名，分置衡州之清化、永州之乌符、武冈之白仓，置立屯田。”
 清·许绍宗、邓显鹤编纂：《（嘉庆）武冈州志》卷二十一“艺文略·金石文字附·奣巖诗刻”，《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 40)，北京，中国书店影印，1992 年。
 《（嘉庆）武冈州志》卷一六“寺观·奣巖寺”。
 宋·度正编《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载宋刻本《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首。
 宋·朱熹撰《濂溪先生行实》，载明·周沈珂编《周元公集》卷四。
 元·牟巘撰：《陵阳集》卷二十三。
 《诗经·陈风》云：“彼泽之陂，有蒲菡蓞，有美一人，硕大且俨，寤寐无为，辗转伏枕。”
 元·牟巘撰：《陵阳集》卷四。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五十六“集部九·别集类九”。
 “紫阳山”在武冈东北夫夷水沿岸的塘田市、金称市一带，原属武冈县，1949年后划归邵阳县。
 清·迈柱等监修：《（雍正）湖广通志》卷二十三“学校志·宝庆府·谏议书院”。
 宋·陈与义撰：《简斋集》卷十二。
 此诗《四库全书》本宋·陈与义撰《简斋集》未载，见宋·陈与义撰、宋·胡稚注《增广笺注简斋诗集》卷二十六，影印北图藏元刻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317 册，集部。
 向子諲（1085～1152），字伯恭，号芗林居士，临江清江县（今江西樟树市）人。哲宗元符三年（1100）以荫补官。徽宗宣和间，累官京畿转运副使兼发运副使。高宗建炎初，任迁江淮发运使。素与李纲善，李纲罢相，向子諲也落职。后起知潭州。建炎四年（1130）正月，金国大将几术率领金军从江西分兵入湘。正月二十四日，金兵围潭州城，向子諲率军民坚守八日。绍兴中，累官户部侍郎，知平江府。后因反对秦桧议和，落职居临江。其诗以南渡为界，前期风格绮丽，南渡后多伤时忧国之作。有《酒边词》二卷。
 宋·陈与义撰：《简斋集》卷九。
 宋·陈与义撰：《简斋集》卷九。
 汉·王逸撰：《楚辞章句》卷十六。
 温峤（288～329），字泰真，一作太真，东晋名将，太原祁县（今山西祁县）人。博学能属文。17岁出仕，由司隶都官从事累迁至潞县县令。后任刘琨的参军，积功至司空府左长史。曾任江州太守，参与平定王敦、苏峻的叛乱。苏峻之乱平定后，温峤拜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散骑常侍，封始安郡公。死后赠侍中、大将军，谥号“忠武”。张巡（708～757），蒲州河东（今山西永济）人（此据《旧唐书》，《新唐书》作“邓州南阳人”）。唐代中期名臣。唐玄宗开元末年，张巡中进士，历任太子通事舍人、清河县令、真源县令。安史之乱时，起兵守雍丘，抵抗叛军。至德二年（757），安庆绪派部将尹子琦率军十三万南侵江淮屏障睢阳，张巡与许远等数千人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情况下死守睢阳，前后交战四百馀次，斩敌将数百名，杀叛军十二万，有效阻遏了叛军南犯之势，遮蔽了江淮地区，保障了唐朝东南的安全。终因粮草耗尽、士卒死伤殆尽而被俘遇害。后获赠扬州大都督、邓国公。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张巡绘像凌烟阁。至明清时，得以从祀历代帝王庙。
 宋·陈与义撰：《简斋集》卷十六。
 宋·陈与义撰：《简斋集》卷十五。
 李刘，字公甫，抚州崇仁（今江西崇仁）人。宋嘉定七年进士。历官礼部郎官兼崇政殿说书、起居舍人、吏部侍郎、宝章阁待制等。宋理宗（穆陵）书“梅亭”以赐之。熟于典坟，以骈俪著称，制词为南渡之冠。撰有《四六标准》四十卷、《梅亭类稿》三十卷、《续类稿》三十卷等，传见清·谢旻等监修《（雍正）江西通志》卷八十“人物十五·抚州府一·李刘”。
 宋·魏了翁撰：《答武冈李通判》，《鹤山集》卷三十四。
 宋·魏了翁撰：《藏修先生李公墓铭》、《李次琮墓志铭》，《鹤山集》卷七十九。
 宋·魏了翁撰：《裴梦得注欧阳公诗集序》，《鹤山集》卷五十四；宋·魏了翁撰：《裴及卿史汉四纪序》、《裴及卿汉注拾遗序》，《鹤山集》卷五十五。宋·魏了翁撰：《裴及卿史汉四纪序》、《裴及卿汉注拾遗序》鹤山集卷五十五。《裴及卿史汉四纪序》云：“予昔放靖，临川裴及卿寓武冈，以所注欧阳子诗属予序篇……”，可知序言撰写于魏了翁黜居靖州期间。
 宋·魏了翁撰：《毖斋铭为裴梦得及卿作》，《鹤山集》卷五十七。
 清·李清馥撰《闽中理学渊源考》卷三十“文忠真西山先生德秀学派·郡守江叔文先生埙”云：“江埙，字叔文，崇安。貌肃气和，学于真西山。嘉定元年（1208）进士。历官武冈军武冈军司法参军（法曹）、靖州通判、知南平军等。绥御有法，四境帖然。尝条奏五事，皆熟察民隐。帅臣上绩，改知开州，未任，卒。公自幼至老惟事问学。在靖州日，魏公了翁以言事谪至，筑鹤山书院居之，茆檐竹几间，青灯浊酒，旦夕谈论。令其子鉌师事焉。魏公称之曰：‘叔文表里如一，当于古人中求之。’……鉌见魏鹤山学派。”
 宋·魏了翁撰：《知南平军朝请江君埙墓志铭》，《鹤山集》卷八十三。
 陈杰，字焘（一作“寿”）父，江西丰城人。南宋末年诗人。生卒年不详，宋亡入元时尚在世。宋理宗淳祐十年（1250）进士。历官赣州簿、工部郎中、江西宪使兼制置司参谋等。宋亡后隐居东湖。所著诗集《自堂存稿》收入其自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至宋恭宗德祐二年（宋端宗景炎元年，1276）所撰诗文，被收入清《四库全书》以及清末民初胡思敬编《豫章丛书》。
 宋·陈杰撰：《自堂存稿》卷一。
 刘辰翁撰《简斋集原序》，载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简斋集》卷首。
 元·王义山撰：《稼村类稿》卷三。
 诗句“此庄不在田，非谓三百囷”，“三百囷”典出《诗经·魏风》：“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囷兮。”“囷”为中国民间传统的储粮圆仓。一囷为三千石（斛），一石为一百二十市斤。
 张浚（1097～1164），字德远，世称紫岩先生。汉州绵竹（今属四川）人。南宋名相、抗金名将、民族英雄、学者，西汉留侯张良之后。宋徽宗政和八年（1118）进士。历任枢密院编修官、侍御史、知枢密院事、川陕宣抚处置使等职。后任同平章事兼知枢密院，都督诸路军马，部署沿江、两淮诸军防御，并谋求北伐。秦桧当权时，获贬十多年。金帝完颜亮南侵时，张浚再获起用，奉命督师北伐。不久又为主和派排去。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封为魏国公。隆兴二年（1164）病逝，累赠太师，谥号“忠献”。著有《紫岩易传》等。近人辑有《张魏公集》。其子著名理学家张栻与吕祖谦、朱熹并称“东南三贤”。
 苏云卿为南宋隐士，四川广汉人，与张浚为同乡兼少年时的布衣之交。南宋绍兴年间结庐隐居于豫章（今江西南昌）东湖。因其高风亮节以及与张浚的交往而名著于世，被当时及后世文士多所推许。如南宋名儒真德秀有《题隐者苏翁事迹》诗，诗题云：“苏翁云卿，广汉人。隐东湖上。魏公为相，使帅漕挽其来。一夕遯去，不知所之。”诗云：“魏公孤忠如孔明，赤手能支天柱倾。苏公高节如子陵，寸胶解使黄河清。等是世间少不得，问津耦耕各其适。后人未可轻雌黄，两翁之心秋月白（卷中有诗讥魏公不足与有为者，故云）。”张浚与苏云卿交往的详细史事首见于宋·张世南撰《游宦纪闻》卷三，后被收入元·托克托等修《宋史》卷四百五十九“列传第二百十八·隐逸下”。清·陈宏绪撰《江城名迹》卷一“考古一”记载：“苏公祠，在百花洲上，祀宋苏云卿，以配徐孺子。正统七年，巡按御史昆明张仲益建。胡俨有记。”
 元·托克托等修《宋史》卷四百五十九“列传第二百十八·隐逸下·苏云卿”。
 元·王义山撰《先君圹记》云：“先君生于淳熙丙午润七月丁丑，终于咸淳丁卯六月庚午，寿八十有二。义山，从政郎南安军司理参军；义端，成忠郎知武冈军绥宁县。”《稼村类稿》卷二十九。
 汉·郑玄注，唐·陆德明音义，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二十三“春官宗伯下”。
 宋·王安石撰：《周官新义》卷十“春官三”。
 六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卷一百九上“儒林列传第六十九上”。
 宋·欧阳修撰：《唐书》卷一百六十八“列传第九十三·刘禹锡”。
 明·杨士奇撰：《东里文集》卷一“梅溪书室记”。
 元·陈高撰：《不系舟渔集》卷十二“赵氏书塾记”。
 清·迈柱等监修：《（雍正）湖广通志》卷一百七“艺文志·元·赵长翁《儒林书院记》”。
 明·陆深撰：《俨山集》卷五十四“蒲山书屋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