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务学堂的历史定位】刘泱泱2018年1期总111
2018-05-07 10:17:45   来源：   评论：0 点击：

    时务学堂创办至今已整整120周年了。历史充分证明，时务学堂在湖南以至全中国近代改革史、革命史、教育史上都作出了不可磨没的贡献，确是值得纪念和进一步研讨的。在此，我想就时务学堂的历史定位简单谈几点看法，供学者讨论参考。
一、 时务学堂是湖南维新运动的核心机构和维新志士的大本营。
120年前的戊戌维新运动，是一次以变法救亡为主旨的民族解放运动，也是一次反对封建专制、宣传民主与变革的思想解放运动。湖南是当时全国维新运动中“最富朝气的一省”（史学家范文澜语）。其时湖南新政，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开厂矿、办报刊、兴学校、立学会，以及设保卫局和课吏馆等。开厂矿着眼于发展近代经济，并为推行新政筹集资金；办报刊主要是变法救亡和提倡民权的宣传鼓动；立学会旨在广泛团聚爱国、革新力量；保卫局和课吏馆涉及稳定改革环境和整顿培育官员；而兴学校则关系到人才的培养，既有现实的迫切性，更带有改革持续发展的长期性。蒋德钧在所拟《请设时务学堂公呈》中鲜明指出：“世变日深，需才孔亟；求才之用，立学为先。”谭嗣同亦强调：“变学校尤为正人心之始基，根本之根本”。。时务学堂不仅是培养改革和建设人才的基地，她的管理和教学人员便聚集了大量维新志士。试看时务学堂的职员和教习配置——董事会董事：熊希龄、王先谦、蒋德钧、李维翰、谭嗣同、黄自元、张祖同、陈海鹏、邹代钧。总理：熊希龄。管堂：陈奂奎、杨自超；副管堂：狄仲翰。中文总教习：梁启超；分教习：韩文举、叶觉迈、欧渠甲、唐才常、周大烈。西文总教习：李维格；分教习：王史。算学教习：许奎垣。这个班子显然汇聚了当时湖南社会各界的文化精英，而以维新志士为主干；虽也其中也包含少数后来明显属守旧绅士的王先谦、张祖同等，但他们当时在设厂矿、兴学校方面还是表现比较开明和积极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总、分教习中，梁启超、韩文举、叶觉迈、欧渠甲为广东人，李维格为江苏人；再加上主持省政主的巡抚陈宝箴为江西人，署按察使黄遵宪为广东人，学政江标、徐仁铸为均江苏人。这样，在湖南维新运动中，实际上汇聚了湘、粤、苏、赣4省的维新精英，他们在全国来说都是顶尖的人才，活动能量大，而时务学堂则成为他们在湘活动的大本营。湖南之所以能在短短三四年间，从原来“以守旧闭化名天下”（谭嗣同语）的省区，迅速转变为全国维新运动中“最富朝气的一省”，不是偶然的。
二、 时务学堂卓著成效，创造了湖南和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奇迹。
时务学堂从1897年11月29日正式开学，由于戊戌政变，维新运动失败，延到1898年11月17日改为求实书院，实际只存在了约1年的时间，先后录取的学生（含初选）也仅200余人。但是她的以新知新学培育人才的教学活动，她的师生在湖南其它各项新政以及往后历史发展中的作为，却卓著成效，不仅在当时推动了湖南维新运动的蓬勃发展，而且对往后湖南和中国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在维新运动时期，时务学堂摒弃旧官学、书院、私塾的专习时文，严重脱离实，而强调中西兼学，大力宣传变法救亡、兴民权和求实学，如雷贯耳，振聋发聩，“为四方观听所系”，对开通全省风气起了极大的作用，促进了省城和各地新式学堂的纷纷建立和书院改革。仅据《湘报》报道，戊戌政变前，全省共有11所新式学堂建立，11所书院改章。时务学堂师生在湖南其它新政的推行中也起了组织和骨干的作用，如校董邹代钧任湖南矿务总局提调；熊希龄、蒋德钧、王先谦、张祖同、黄自元等发起创立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熊、蒋、王又呈请兴办省内内河行轮和争取粤汉铁路改道湖南，张还参与创立和丰火柴公司；谭嗣同、熊希龄等提议创立南学会，谭嗣同、邹代钧、李维格登坛讲学，他们还发起成立了湖南不缠足会、延年会等；教习唐才常先任《湘学报》和《湘报》主笔，时务学堂不少师生则成为这些报学刊的热心作者；蒋德钧、梁启超、李维格、谭嗣同、邹代钧、唐才常、熊希龄等兼任《湘报》董事，《湘报馆章程》并明确宣称：“本报与学堂、学会联为一气。”时务学堂在湖南维新运动中的核心地位是显而易见的。维新运动失败后，时务学堂宣传的变法救亡和民权平等思想历久弥新，其所培育的学生在相当长时间内活跃于近现代历史舞台，时务学堂师生在中国近代改革史、革命史和教育史上继续着发挥着重大作用。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义，核心成员多为时务学堂师生，失败后死难烈士，除唐外，尚有林圭、李炳寰、田邦璇、蔡钟浩等。梁启超、熊希龄此后积极投身立宪运动，或从事舆论宣传，或从事教育事业；民国成立后，熊曾任内阁总理，梁先后任司法部长和财政部长；袁世凯复辟帝制时，梁率先著文反对，支持蔡锷发动反袁护国起义。蔡锷原名艮寅，自立军起义失败后更名锷，改习军事，成为清末民初著名的爱国民主将领：辛亥革命时，他在昆明发运动“重九”起义，光复云南，任都督；袁世凯复辟帝制时，他又在云南发动护国起义，维护民主共和，成为“护国英雄”。范源濓清末民初主要献身教育事业，民国初年三任教育总长，又为北京师范大学的创始人和首任校长。蔡钟沅亦投身教育事业，在长沙创办甲种工业学校和乙种工业学校，培养工业人才甚众，被称为“湖南工学系鼻祖”。杨树达历任北大、清华、湖南大学和湖南师范学院等校教授，并是著名古汉语语言文字学家，新中国建立后，被聘为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首任馆长，并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还有杨树谷，他曾任任清末湖南公立法政学堂讲席。如此众多的时务学堂师生闪烁在湖南和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星空，而时务学堂存在不过1年时间，师生总数仅200余，不能不说一个罕见的奇迹。
三、 时务学堂是湖南近代第一所学校，为湖南近代高等学学校的兴起作了早期的准备,也是现代湖南大学的前身之一
中国近代教育始于19世纪60年代初期（外国人办的教会学校除外），讲授外语和近代科技知识与政治理念的新式学校，初称为同文馆或方言馆，如1862年创立的京师同文馆，1863年创立的上海广方言馆；稍后则大都称为学堂，如1866年成立的福州船政学堂（初名“求是堂艺局”，下设前、后两学堂，前学堂学造船，后堂学驾驶），以及此后陆续成立的天津水师学堂、武备学堂，广东陆师学堂、水师学堂，天津、上海电报学堂，湖北化学堂、矿学堂，天津军医学堂，湖北武备学堂等。福州船政学堂可能是中国近代新式学校称为“学堂”之始，这一通称一直延续了近半个世纪，至民国成立后的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宣告“以前各项学堂，均改称学校。”由于种种原因，湖南近代化的发端启动于甲午战争失败后的维新运动时期，较之沿海沿江先进省分晚了约30年。1897年成立的时务学堂，就是近代湖南第一所新式学堂。关于时务学堂的重要历史地位，梁启超曾有这样的评价：“国中学校之嚆矢，此其一也。”鉴于上述中国近代新式学校兴起的历程，此话不完全精确。但时务学堂作为湖南近代第一所新式学堂，则是确凿无疑的。
时务学堂不仅是近代湖南第一所学堂，她后来演化为湖南高等学堂，并成为现代湖南大学在近代的源头和前身之一。湖南大学就象一条宽长的大河，除主干源头外,在流经地域又不断汇入众多支流水源，水流充沛，川流不息。具有千年历史的岳麓书院无疑是她最早的源头和前身；而历史进入近代，首先汇入这条大河的，则是时务学堂及其演化的湖南高等学堂。其后还有由湖南高等实业学堂更名的公立工业专门学校，由湖南公立法政学堂演成的公立法政专门学校，由湖南商业教员讲习所更名为商业专科学校。1926年成立的湖南大学，就是在这些学校的基础上合并组建而成的。关于湖南大学的这些发展源流，我在30年前纪念岳麓书院成立1010周年时，曾写过一篇论文《岳麓书院与时务学堂》，后收入“岳麓书院一千零一十周年纪念文集”中，这里就不多重复了。
四、 时务学堂的办学宗旨、校风学风和教学方法至今仍值得各级各类学校特别是高等学校借鉴。
时务学堂作为新生事务，不可避免地带有其初始性的种种历史局限，如基础设施简略，规模相对较小，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不尽完善，新旧斗争激烈、经历曲折，存在时间短等。梁启超后来曾回忆：“当时亦不知学堂当作何办法。”但是在当时国家面临严重民族危急的紧迫形势下，而且是在短暂时间内，却办得风生水起，朝气蓬勃，为举世注目。这是难能可贵的。剖析时务学堂的管理与教学，具有如下几个鲜明特点：
一是强烈的爱国情怀。时务学堂发起人蒋德钧等在《请设湖南时务学堂公呈》中说：“开民厂以造机器，设学堂以造人才，兴国保邦，莫急如此。”梁启超所拟《湖南时务学堂学约》10条，首一条即是“立志”。其中写道：“（来学者）当思国何以蹙，种何以弱，教何以微”，人人负担起保国、保种、保教的责任。并且训诫说：“学者若志在科第，则请从学究游；若志在衣食，则请由市侩之道。有一于此，不可教诲，愿共戒之！”教习课堂讲授，学生作课堂笔记、写读书札记，教习批卷答问，师生共同讨论，都紧紧围绕变法救亡这个宗旨，全学堂爱国、政治气氛甚浓。梁启超后来回忆说：“启超等之运动，益带政治的色彩……聘启超主讲席，唐才常等为助教。启超至，以《公羊》《孟子》教，课以札记……启超每日在讲堂四小时，夜则批答诸生札记，每条或至千言，往往辄夜不寐。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盛倡革命……堂内空气日日激变。”（《清代学术概论》）
二是良好的校风学风。《湖南时务学堂学约》10条，除首条“立志”外，依次还有“养心”“治身”“读书”“穷理”“学文”“乐群”“摄生”“经世”“传教”各条。“养心”讲读书、任事都要专心致志，有定力。“治身”言“扫除积习，专务笃实，乃成大事”。“读书”强调中西兼学，“使学者于中国经史大义悉已通彻，根柢既植，然后以其余日肆力于西籍，夫如是而乃可谓之学”; 还提出：“今时局变异，外侮交迫，非读万国之书，则不能通一国之书。”“穷理”主要讲要学用结合，刻苦钻研。“学文”讲文字功夫，“学者以觉天下为任，则文未能舍弃也”。“乐群”，主要讲合群，“他日合天下而讲之，是谓大群；今日合一堂而讲之，是谓小群……但相爱，毋相妒；但相敬，毋相慢；集众思，广众益”。“摄生”讲劳逸结合、生活有规律，注意养生和体操。“经世”强调将读书与治国理政结合起来,要“求治天下之理”、“求古人治天下之法”、“求治今日之天下所当有事”。并言：“今中学以经义掌故为主，西学以宪法官制为归，远法安定（指北宋学者、教育家胡瑗，因其世居陕西路安定堡，人称安定先生）经义治事之规，近采西人政治学院之意，与二三字共勉之。”“传教”则讲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由于规章明确，而又管理严格，学堂内读书风气浓厚，师生感情融洽，学生亲密团结，一意追求实学，讲求经世致用、实事求是，校风、学风都臻于优良，这是十分可贵的。
三是可资借鉴的教学方法。由于是初创的新生事物，时务学堂的教学尚没有现成的教材和规章制度可资遵循，只能在摸索中行进。后来梁启超回忆当时的情况是：“学科视今日殊简陋，除堂上讲授外，最主要者为令诸生作札记，师长则批答而指导之，发还札记时师生相与坐论。”（《〈湖南时务学堂遣编〉序》这里包括以下举措：老师讲课不照本宣科，主要讲自己的研究心得和时事政治；学生于课堂听讲和作笔记外，还得按老师的布置选读课外读物并写札记；学生每人备札记册两本，每5日上交一次，交此册取回彼册；老师及时在学生札记册上作批答，并在发还札记时组织课堂讨论，师生共同交流；课堂设“待问匦”，学生在听课和读书中遇有问题，可写在待问格纸上投入匦内，待课堂讨论时老师一并作答；建立月考、季考制度，按成绩分列等第，优良者给奖，并将季考成绩刊布于《湘报》。这样，就保证了老师的教学质量，提高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积极性和独立思考能力，还增进了师生间的互动与交流。这些都具有启示意义，可资当代办教育者特别高校教学的借鉴和参考。
（作者系本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