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戊戌变法”，大概鲜有人不知道湖南的谭嗣同，但对谭嗣同的夫人李闰——中国女学会的倡办者之一却甚少人知。
李闰出身于湖湘一书香门第、诗礼簪缨之家。父亲李寿蓉，字篁仙，是湖南望城的书香世家，才华出众、工古诗文，与湘潭王闿运等人被誉之为“湘中五子”。咸丰元年（1851年），李寿蓉中举人，六年（1856年）中进士，用为户部主事。在户部任上时，他以其才名而受到尚书肃顺、侍郎徐树铭的赏识，颇为器重。九年（1859年）十月，肃顺严治户部银库亏空案，李寿蓉被牵连入狱。同治元年（1862年），肃顺贪赃枉法被诛，李寿蓉昭雪出狱，官复原职。
李闰于同治四年（1865年）四月二十日生于北京，6岁时，生母王氏去世。保姆高氏受王夫人临终之托，抚养李闰诸姐妹如同己出，教娴仪则，令习诗礼，皆以贤闻。
李寿蓉复官户部时，谭嗣同之父谭继洵亦任职户部。两人既为同乡，又为同僚，在京寓所也相距不远，因此交往甚为亲密，很早二家就约为婚姻，即谭继洵聘其长女李闰为子媳。
同治九年（1870年）二月，李寿蓉在户部因升迁无望，请假回籍，李闰亦随父回到长沙。同治十二年（1873年），李寿蓉捐资道员，分发湖北试用，乃携全家迁居武昌。光绪九年（1883年），谭继洵任官甘肃巩秦阶道，经与李寿蓉相商，为谭嗣同与李闰完婚。是年春，谭嗣同专程赴鄂，遂于四月初三在湖北汉阳道署，与李闰举行婚礼，结为夫妻。其时，李寿蓉非常高兴，特亲笔书赠对联一副：“两卷道书三尺剑；半潭秋水一房山。”
浏阳谭嗣同故居李闰卧室
婚后不久，李闰即偕谭嗣同返回甘肃。来到谭家后，李闰成了一位贤惠的媳妇。在兰州时，夫妇俩住布政使署憩园凿申轩，园中牡丹盛开，高者达屋檐。俩人常作诗吟咏，十分亲密。光绪十五年（1889年），李闰在兰州生下一子，名传铎，字兰生，但不到一年即病殇，此后未再生育。谭嗣同心怀大志，常年往来于各地，“察视风土、物色豪杰”，夫妻二人聚少离多，但李闰无甚怨言，且经常惦记着夫君在外的冷暖安危。谭嗣同曾著文反对纳妾，且严以自律，可见其对封建陋习的憎恨以及对李闰的忠贞。李闰独自操持家务，养亲抚侄，颇为辛劳。但夫妻间感情默契，相互体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是他们结婚十五周年，谭嗣同特地作诗赠李闰，诗云：“十五年来同学道，养亲抚侄赖君贤。”
李闰是个才女，能诗，在与丈夫居兰州期间，曾有“秋气悬孤树，河声下万滩”之佳句。她还曾为历朝杰出妇女作评，在评论明朝杨继盛夫人时说，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以及朱棣等都不学无术，以严刑治天下，能对小人有利，因此严嵩、魏忠贤等大奸臣才会相继而起，终致亡国。杨继盛夫人要想昭雪丈夫冤狱,只有把未闻状纸藏在头发里,怀揣匕首,到皇宫门口去自裁,以血鸣 冤,惟其如此,或许可以对皇上有所触动——可见李闰与谭嗣同一样,也具有刚烈性格。
光绪二十三年(1897)五月,谭嗣同、梁启超等人在上海发起设立“戒缠足会”,李闰带领家中的大足仆妇走上街头宣传不缠足的好处。当年秋天,受谭嗣同影响，她与康广仁之妻黄谨娱倡办了中国女学会，这是近代上海的第一个妇女团体，该会的宗旨是讨论妇女教育问题及其他有关妇女权利问题；次年，又在同仁的支持帮助下创办了第一所中国自办女学堂——中国女学会书塾，出版了中国第一份以妇女为对象的刊物《女学报》。
光绪二十四年(1898)六月十一日，光绪帝下《定国是诏》，戊戌变法由此开始。谭嗣同因侍读学士徐致靖的极力推荐，被朝廷征召为四品章京，在皇宫行走协助变法。
此前的六月三日，谭嗣同已离家北上。据说赴京前夜，夫妇俩灯前夜话，以谭嗣同亲制的“雷残琴”与“崩霆琴”对弹，以琴语互诉心曲。
北上途中及至京后，谭嗣同多次致信李闰，字里行间勉慰备至，隐隐中有咐托后事之语。刚到长沙后，谭嗣同大病一场，病愈后寄书夫人，说：“我此行真出人意外，绝处逢生，皆平日虔修之力，故得我佛慈悲也。夫人益当自勉，视荣华如梦幻，视死辱为常事，无喜无悲，听其自然，惟必须节俭，免得人说嫌话耳。”
抵京后，谭嗣同寄书给李闰说：“朝廷毅然变法，国事大有可为，我当自奋勉，不敢自暇自逸，此厉太忙，万难常写家信。”
世间多风波，前途有不测。谭嗣同北上以后，李闰始终对谭嗣同此行牵肠挂肚，她曾对月焚香，祈求远行的丈夫顺利平安，说：“如有厄运，信女子李闰情愿身代。”
由于戊戌变法遭到慈禧为首的朝廷守旧顽固派的反扑，一场震惊全国的轰轰烈烈的变法大潮很快宣告失败，当年九门二十八日，“戊戌六君子”被害于北京城内的菜市口。临刑前夕，谭嗣同给李闰写了一封诀别信：
闰妻如面：
结婚十五年，原约相守以死，我今背盟矣！手写此信，我尚为世间一人；君看此信，我已成阴曹一鬼，死生契阔，亦复何言。惟念此身虽去，此情不渝，小我虽灭，大我常存。生生世世，同住莲花，如比迎陵毗迦同命乌，比翼双飞，亦可互嘲。愿君视荣华如梦幻，视死辱为常事，无喜无悲，听其自然。我与殇儿，同在西方极乐世界相偕待君，他年重逢，再聚团圆。殇儿与我，灵魂不远，与君魂梦相依，望君遣怀。
面对死刑，胸怀中华崛起的谭嗣同并没有害怕，他曾早就留下了“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的铮铮誓言，早巳将自己的生死首之度外。
谭嗣同被逮捕后，时任湖北巡抚的父亲谭继洵被连坐革职，勒令回籍，交地方官管束。
谭继洵带着家眷回籍，途中接到儿子凶信。谭继洵本想先不告诉李闰，不料船行至湘阴时，消息被李闰得知。这五雷轰顶的消息，让李闰一时无法接受，随即纵身一跃，从舷窗跳入河中。
好在发现及时，被人救起，但人已昏迷不醒，直到长沙才苏醒过来。之后是一番呼天抢地地痛哭，开表示要上北京奔丧，被家人陈以利害，好说歹说方才劝住。
乘轿来到谭继洵好友湖南巡执陈宝箴府署后，李闰伏在大堂上痛哭不止。谭继洵劝慰着，令人将她扶进内堂，她仍是痛哭不已，边哭边伤心地说：“他逮捕后我曾谋虑过如何救他，现在只愿朝廷快快将我逮捕处死，让我和谭君早日在地下相会！”
谭继洵对伤心不已的儿媳说：“儿啊，不必悲伤了，将来青史留名的不是我这当巡抚的老父，而是你那为变法捐躯的丈夫！”
不料，谭继洵的话尚未说完，李闰已从袖小抽出一把匕首向颈上刺去，鲜血立即喷射而出，溅了谭继洵一身，旁边的人见状惊骇大叫，谭继洵慌忙叫来医生为儿媳包扎。
次日早晨，回到谭府的李闰躺在床上喃喃不已，侍奉一旁的家人们细辨，原来，她在一遍遍追问“刑场杀夫之临斩者是准”?当有人告诉她是大学士刚毅时，李闰突然圆睁双眼，挣扎着昂起头，双手紧紧攀住床沿，用尽全身力气，咬牙切齿地大呼：“刚毅！刚毅！”以致颈上的创口崩裂，血射出几尺远。
回到老家后的一段时间，每当夜深人静，思念袭来之际，李闰忍受不了痛苦，免不了啜泣、痛哭不已。其时，谭继洵已罢官在家，也在伤心苦恼中，夜不成眠，乃踱至窗外说：“七嫂，你不要过份伤心了，使我及全家都很难过……”李闰停止了哭泣，移步窗前说：“爹爹，听你话，我不敢再越礼了。”她所谓“礼”是指古代《礼记》上的“寡妇不夜哭”的礼。嗣同英年捐躯，膝下无子，谭继洵乃让次子嗣襄之子传炜兼祧为嗣，又将其两女归其教育婚配。至此，李闰顿悟未亡人的责任尚为重大，徒有悲伤，于事无补，乃克制情性，力图振作，并因亡夫谭嗣同狱中诗“忍死须臾待杜恨”之句，自号“臾生”，表示自己含悲忍辱暂且苟活之意，并写诗道：“前尘往事不可追，一层相思一层灰。来世化作采莲人，与君相逢横塘水。”
李闰一生坎坷，3岁良母，青年丧子，中年丧夫，尽管谭继洵让谭嗣同的一个侄儿兼祧，可侄儿早亡，她不得不担负起对子女之教育婚配，亦严亦慈；对兄嫂如同姊妹，治家井井有条，从未松懈。
在谭嗣同遇难及谭继洵罢官不久去世后，谭家的境况日渐衰落，李闰为了贴补家用，将老宅临街的几间房子改为客栈。
1912年，为继承丈夫的遗志，李闰捐出一部分家产，并为募集公私资财奔走呼号，与刘淞芙先生等有识之士创办了浏阳第一所女校，并任名誉校长。学校开办后，她与县城热心教育的人士商量校务，聘请饱学之士担任教师，在对学生灌输自强自立的新观念新思想的同时，教授实用的谋生技能，给穷苦的女孩子以求生的本领，求生的机会。她把大部分精力集中在办学上，穿的是布衣布履，吃的是粗茶淡饭，每天到校指导校务，经常找老师谈话，讨论教学问题；对学生关怀备至，常常夜深人静之时，还在学生寝室巡视。
李闰除办学校培植后进外，还是一位促进社会福利的慈善家。她看到当时社会上发生严重的弃婴溺婴现象，又大声疾呼：救救无辜的小生命！她除由自己捐出一部分钱财外，还激发了很多人的恻隐之心，纷纷捐出置闲的祀产，设立了一个育婴局，并订有规章。赤贫的婴儿送育婴局代养；次贫的婴儿或部份代养，或予补助；较贫的略予补助。
谭嗣同死后，对丈夫的思念陪伴李闰度过了几十年孤独的时光。在她卧室的墙上，悬挂着一张谭嗣同的画像，每逢月之朔望，她会将怀念谭嗣同的诗句写在纸钱上，然后解下插发的竹簪，用纸钱裹住，就着烛火慢慢焚化，送给九泉之下的谭嗣同。每逢谭嗣同忌日，她也赋诗悼亡，表达哀思与伤痛，如：“盱衡禹贡尽荆榛，国难家仇鬼哭新。饮恨长号哀贱妾，高歌短叹谱忠臣。已无壮志酬明主，剩有臾生泣后尘。惨澹深闺悲夜永，灯前愁煞未亡人！”
1925年，李闰60岁生日时，康有为与梁启超还合送了一幅横匾，上书“巾帼完人”四大字，悬挂于“大夫第”故居大厅。 可惜原匾在“文革”中被焚毁。
浏阳小水村李闰墓
生日后不久，李闰病逝。生前她自作挽联云：“今世已如斯，受人间百倍牢骚，一死怎能抛恨去；他生须记着，任地下许多磨折，万难切莫带愁来。
（作者单位：长沙市民族联谊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