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衡哲
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在国内外扬名立万的女作家，祖籍为湖南的占了颇大的比重。按年资排列，其中居前三甲的可能为陈衡哲（1893年生，衡山籍，留美）、白薇（1894年生，资兴籍，留日）、袁昌英（1895年生，醴陵籍，留英）。事实上，在全国她们也居同行中的最前列，如阎纯德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收入52人，依出生年月先后正是这样排序的。至于后来在文坛活动更多因而在普通读者中名声更大的如丁玲（1904年生，临澧籍）、谢冰莹（1906年生，冷水江籍）等，已晚了一轮；而当今网络上广为传诵的林徽因（1904年生，闽侯籍）未被该书收录，另如离开大陆去了海外、在世界华人阅读圈闻名的张爱玲（1920年生，丰润籍）、聂华苓（1925年生，应山籍）等资历更浅，已排到该书第33名以后了。（右上图为陈衡哲中年时的白描造像）
一、陈衡哲打破文理隔阂
五四运动高举“德谟克拉西”和“赛因斯”（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先驱者们最初集合在两个代表性的刊物下，即1915年出刊的《新青年》和《科学》杂志。大多数文人只能在文科杂志《新青年》发表文章。鲁迅虽早年在日本写过地质矿物学等科普论文，这时却没有向《科学》投过稿；胡适能在《科学》上发表文章，却不含自然科学内容。
陈衡哲不但在上列女作家群体中最早进入陈独秀、胡适倡导“文学改良-革命”的《新青年》圈子，而且能在《科学》上发表文章。请看她的《说行星轨道》一文，载于《科学》第3卷第7期（1917年7月）：
全文解释从地球上观察太阳系的其它行星，它们在“天球面”上的“视运动”（即古人曾长期假定地球是宇宙中心，自身不动，因而看起来只是其它天体在天幕上移动）并非总是沿着曲线轨道匀速前进，不仅有时徐、有时疾，尚且有时进、有时退（逆行，或左右拐弯），如左图所示。
作为在国内上海爱国女学只读过三年中学，来美国刚三年的文科学生，陈衡哲没有单纯用普通文字来说明这类怪异的复杂天象，而竟能借助“数学语言”，特别是一般中学生学过的平面几何学。她先区分内行星（比地球距太阳更近，即水星、金星）和外行星（比地球距太阳更远），具体以水星、木星为例。由于各行星绕日运行周期不同，水星有时与地球居于太阳两侧，有时可能同侧（从而水星在地、日之间）；而木星永无在地日之间的情形。但都可能发生退行现象，原理有不同。陈衡哲花了5张图来解释，这里选登2图（右下），限于篇幅，有关学理文字这里均不赘引。
二、陈衡哲与任鸿隽呼吁改革教育
陈衡哲能有此等才力，缘于1914年她考上清华庚款对首批女学生留学的资助，先赴瓦沙学院（Vassar College，美国著名的“七姊妹”学院之一），该校属女子“文理学院”，文科以及艺术类课程极其优秀，文学、经济、艺术史、历史、心理学、政治学、电影与戏剧等享有盛誉；理科的生物、地理、天文学十分出众，知名的Astronomy观星台每周三会对学生开放。学校实施通才教育，限制学生所选的课程最多只能有50%在同一个领域内（例如历史学），最多只能有75%是相关专业课程（例如文科），其余只能选非本专业的（例如理科）课程。学校让教授一对一地带领学生进行科研，一年级学生就得选择一个集体课题，参加讨论并进行批判性写作，培养口头与书面表达能力。陈衡哲这篇文章可能即源于此。1918年陈衡哲毕业后到芝加哥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才主修西洋历史、副修西洋文学。
有了中西教育的切身体验，1925年陈衡哲与夫君任鸿隽（1886-1961，留日同盟会员，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府秘书，1912年稽勋公费留美，与杨杏佛、赵元任等共创中国科学社和《科学》杂志，回国以后任至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在《现代评论》上联名发表《一个改良大学的提议》，先历数中西大学的优劣，然后建议“参合中国书院的精神和西方导师的制度”，建立新型的小规模试验学校，导师应品端学范，讲授其擅长的专深知识，指导学生研究，直至学成毕业，发文凭而不授学位。这种办学方案比以往胡适等人鼓吹，青年毛泽东等人实践过的自修大学，又有所发展。
三、太平洋学会国际学术会议的女元老
陈衡哲自述：“我曾代表中国，到过四次太平洋学会（民国十六年在檀香山，十八年在日本西京，二十年在上海，廿二年在加拿大之班府）。”所谓太平洋学会，最初由美国政府资助成立“泛美（即南北美洲之意）学会”，1924年扩展为泛太平洋学会，把整个太平洋沿岸国家地区都包括在内，中国学者因而获邀参会。议题主要是太平洋周围（美、亚、澳洲）各地自然资源环境以及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问题。1929年在日本开会时，已有11个国家和地区（含殖民地如日属韩国、法属印支、荷属印尼、英属马来亚等）的代表组成评议会，会上又吸收了苏俄，偏偏将亚太最大的国家中国排除在外，理由是中国没有科学院这类全国性的科研机构。陈衡哲等中国代表据理力争，举出中国科学社即相当于科学院，终于跻身于这个国际性学术组织的政务机构。
陈衡哲在日本京都（西京）的会议上看到，尽管日本作为东道主，号称参会代表有400余人（实际到会的不足200人），中国只有10几人，然而日本没有一位太太（即已婚女学者）能参会，她于是深感日本的夫权极大，妇女的社会地位还不如中国。那时距明治维新已半个多世纪，日本的产业现代化以及环境保护都作的不错；从民族性来分析，日本人小气、多疑，没有中国人的大国风度。在军国主义统治下，百姓没有自由，只有绝对服从。代表中有的军国主义分子还出言不逊，公然挑衅，说“中国人命不值钱”。陈衡哲写下：“当时我听了这句话，我的泪流出来，气愤填胸，我几乎要起来去打他。” （据《对太平洋国际讨论会的感想》，载《新纪元》第1卷39期，1929年12月20日）
陈衡哲还发现，有一位韩国女代表，在美国檀香山开会时，惟陈衡哲的马首是瞻，十分亲热；这次到了日本西京，冷若冰霜，形同陌路，避陈衡哲犹恐不及，后来才偷偷塞了一张字条给陈，上写“我愿意和你相见……”又没有了下文，仍令陈衡哲十分困惑，这位韩国人哪副面孔才是真实的呢？所以她觉得“我们对朝鲜人应该小心”，因为日本要控制和利用韩国，常常会暗中给中国下套。
陈衡哲作为亚洲国家最早参会的女代表，可谓几朝元老，被选入会议主席团，这也是为国争了光。但她谦虚地说：“然亦不过尸位陪议罢了，那能有什么成绩呢？”
四、舅舅和姑母对陈衡哲的影响
文史界只知陈衡哲的祖父叫陈梅生，湖南衡山人，有12个子女。陈衡哲的父亲是幼子。陈衡哲的祖母和母亲都是江苏武进（今常州市南区）人，我们从陈衡哲的《自传》和《纪念一位老姑母》等文可知，其姑母和舅舅庄思缄（字蕴宽）都鼓励她自信自强，对人生满怀希望，认识自己“尚是一块值得雕刻的材料，”不“安命、怨命”，要敢于“造命”。舅舅由文官转行到广西廉州当新军统领，她回忆曾经的心灵交战：“（舅舅问她能）‘胜过舅舅吗？’天下哪有此事？我就在梦中也不敢存此妄想啊！但舅舅却说‘胜过我们算什么？一个人必须能胜过他的父母尊长，方是有出息。没有出息的人，才要跟着他的父母尊长的脚步走。’这类的说话，在当时真可说是思想革命，它在我心灵上的影响该是怎样的深刻！” 姑妈和舅舅都鼓励和关注她报考清华公费资送留美女生资格，并不约而同地将报上发的录取消息迅速通报于她。他们培养了陈衡哲敢作敢为勇猛果决的气质。
1916年暑假陈衡哲从瓦沙学院所在的哈德逊河畔的Poughkeepsie（波基普西城），到达康奈尔大学所在的伊萨卡（Ithaca，留学生译为曼妙的名字旖色佳），恰逢胡适说的：“（七、八月间）我同梅（光迪）任（鸿隽）诸君讨论文学问题最多，又最激烈。莎菲（陈衡哲）那时在绮色佳过夏，故知道我们的辩论文字……她不曾积极参加这个笔战；但她对于我的主张的同情，给了我不少的安慰与鼓舞。她是我的一个最早的同志。”（《小雨点·胡序》）更应指出，当主将胡适还只能拿出“白话诗”的时候，陈衡哲的白话小说《一日》、《小雨点》、《波儿》，白话诗《人家说我发了痴》、《鸟》，白话剧本《老夫妻》等等已经源源不断地推出了，岂止是一名“安慰与鼓舞”的同情者，简直成了一支主力军。
舅舅去世时，陈衡哲写了一幅挽联寄托哀思：
知我、爱我、教我、诲我，如海深恩未得报；
病离、生离、远离、死离，可怜一诀竟无缘。
（见陈斯馨《女作家陈衡哲》，载《永安》杂志第96期）
五、笔名莎菲女士的由来及未发表作品
陈衡哲最初（或有时）用过“莎菲女士”的笔名，来自外文Sophia（索菲娅），读如“莎菲”也可。因美国师生不惯外国文字读音，留学生得在自己姓名中夹个英文常用名字好称呼，如宋庆龄就有“罗莎蒙”之名。丁玲后来写了《莎菲女士的日记》，那是误打误撞，不是刻意针对陈衡哲而发，因那时社会上确有些女子赶时髦取这类外国名字。
现今读者可能认为陈衡哲的作品只有《西洋史》（上下二册）、《文艺复兴小史》、《小雨点》（短篇小说集）及《衡哲散文集》（二册）等几种，不免有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之感。实际上陈衡哲出版的并不只此，还有一般人没读到的英文著作三四册，及其它小册子，统共约150万字；另有100万字的诗文小说，大多写于抗战时期，颠沛流离，没有发表。（见《自传》）又据抗战胜利后陈斯馨报道：“她几年来，是埋头埋脑地在写一部长篇小说，预计有六十多万字，把五十年来中国政治，社会、农村等做背景。预计完成之后，再译英文，中英文同时出版。这一种伟大的工作，在中国的女作家中可算是破天荒的著述了。” （见《女作家陈衡哲》，载《永安》杂志第96期）
可惜，由于社会的大变动，以及眼疾日益沉重（也因看书写作用眼太多），这部巨著终于没有拿出来。文革时她有海外关系及复杂社会关系（先夫当过国民政府“高官”，本人是胡适派“自由知识分子”，比“文艺黑线”还黑线，亲友中此类人物很多。两个儿子在美国当教授，女儿是上海外语学院教授，属重灾区），遭到迫害，多次抄家。她病逝于1976年1月7日，文稿早成劫灰或烬余残片，没法寻求了。
六、陈衡哲（陈[雁+鸟]）和陈己同（陈[受+鸟]）
陈衡哲的族名叫陈[雁+鸟]，20世纪中国女数学家中有一位叫陈[受+鸟]，也是湖南衡山人。[雁+鸟]和[受+鸟]这两个以“鸟”为偏旁的字在普通字典不易找到，电脑也打不出来，但却透露了两人的同族同辈姐妹关系。的确，两人的祖父是兄弟，陈[受+鸟]的来头也不小，其祖母是赵烈文（1832—1894，江苏常州人）的妹妹。熟悉湘军志或者看过《忠王李自成供状》的读者，都知道赵烈文是曾国藩最亲信的幕宾之一。陈[受+鸟] （1909—2007）字己同，出生在四川奉节（今属重庆），比陈衡哲小了16岁。1920年当陈衡哲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时，陈己同刚从南京到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附属小学读高小。
1928年秋，陈己同考入南开大学数学系，与陈省身、吴大任等是同学。1934年3月，陈己同与吴大任结婚，并被伦敦大学接收为研究生，1935年夫妇又到汉堡大学访问。1937年8月回国执教，1946年回母校任教。吴大任当到南开大学副校长，两人一起翻译了多部数学著作，曾获国家级优秀教材一等奖。吴大任是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李政道、杨振宁的恩师）的堂弟，而著名数学家陈省身晚年从美国回南开定居，并创办数学研究所，陈己同与之经常过从叙旧，比陈衡哲晚年的孤寂大不相同，故能享寿遐龄。
陈己同喜好昆曲，退休后，组织甲子曲社，为这门高雅艺术的传承发挥余热。
衡山钟灵毓秀，人杰地灵，从这两姐妹一文一理，驰誉海外，再次得以验证。
【请编者注意：此节文中红字[雁+鸟]和[受+鸟]，请要排字社用电脑制作出单独的汉字】
七、陈衡哲与《新青年》各位女作者的比较
正是基于上面第四、五两节的理由，我们尊陈衡哲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第一位女作家。若将《新青年》前7卷（1920年以前）的女作者和其作品（含翻译作品）做一番盘点，按发表时间先后，会发现令今人汗颜的事实:
１、第一位是薛琪瑛的《意中人》（1卷2期，3期，4期，6期；2卷2期），她翻译的是英国作家王尔德（1856—1900）的讽刺喜剧，又名《理想丈夫》）。薛琪瑛，无锡人，家世显赫，她是薛福成的孙女，吴汝纶的外孙女，纺织富商薛南溟的女儿。曾留学法国，通英语、法语、拉丁语。其家翁朱延熙是进士，翰林院编修，曾在湖南为官。其丈夫朱文长（1891-1914）去世后，她还帮助培养了夫弟、著名诗人朱湘（出生于湖南沅陵，清华留学美国）。
2、第二位是张绍南的《哀青年》（2卷6期），《余之病院中经验》（3卷4期），《夏克通探南极记》（3卷6期）。她是林学家李寅恭之妻，当时两人同在英国留学。
3、第三位是吴弱男的《小爱友夫》（4卷6期，5卷3期）。吴弱男的祖父是著名淮军将领吴长庆，吴弱男也在上海爱国女校读过书，1904年留日，后留英，她助章士钊办《甲寅》周刊，已是著名的政论文学作家。《小爱友夫》是她翻译的易卜生戏剧。
4、第四位是陈衡哲的《人家说我发了痴》（5卷3期）、《老夫妻》（5卷4期）、《鸟》（6卷5期）、《散伍归来的“吉普色”》（6卷5期）、《小雨点》（8卷1期）、《波儿》（8卷2期）等。
5、第五位是沈性仁的《遗扇记》（5卷6期，6卷1期，6卷3期）和《新闻记者》（7卷5期）。沈性仁（1895—1943），浙江嘉兴人，曾留日，后入北京女高师，1917年与陶孟和（解放后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结婚。《遗扇记》即《少奶奶的扇子》，与《意中人》同属王尔德的剧作，是外国话剧最早的白话语体翻译剧本之一，曾搬上舞台演出。沈性仁还与徐志摩合译了《玛丽·玛丽》等，1920年与陶孟和合译凯恩斯的经济著作，1925年翻译美国科普作家房龙的《人类的故事》，在中国掀起了雅俗共赏的 “房龙热”。
以上几人都是五四之前已经出道的女作家、民国名媛，按智商、情商、家世、学力、资历，各有千秋，所以必须承认陈衡哲不是样样领先。何况那时的女作家群体不必要也不可能都到政论性的《新青年》杂志投稿，所以从文学史来说，这5人远不能代表总体的形形色色。有些文章将陈衡哲地位任意拔高或将其作品贬低，不是实事求是态度。
五四，那真是一个孕育、产生巨人巨匠的时代，女作家们的辛劳和建树不让须眉，也推动着中国妇女的解放。
（作者系本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