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宝荪
在曾国藩众多的后裔中，有一位曾经抱着“教育救国”的梦想远渡重洋赴英国求学，归国后又发誓“终身不嫁”，矢志投身“教育救国”的女教育家，她便是清代大臣曾国藩的长重孙女——曾宝荪。
曾宝荪，字浩如，号子芳，1893年2月29日出生于北京。祖父曾纪鸿，为曾国藩次子；父亲曾仲伯，为曾纪鸿长子。曾仲伯23岁中进士，入翰林，是当时翰林院中一位最年轻的供职者。他是梁启超曾经提到的“诗界八贤”之一，在当时有“翰苑才子”之称；他还加入过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新党”，在政治态度上是积极支持“戊戌变法”的维新派，希望通过改革使病入膏肓的中国强大起来。曾仲伯一共有五房妻室，即唐氏，赵氏，帅氏，陈氏，华氏。陈氏是广东白电人，父遭兵乱早死，她孤苦飘零，流落北京，被人收为义女，后嫁给曾仲伯，生一子一女。子曾昭桦，后成为一名实业家，女即曾宝荪。
大家闺秀，追求“教育救国”梦想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曾仲伯因曾参加“新党”恐受株连，便于这一年将全部家眷送回了湖南老家富厚堂。曾宝荪便从这个时候开始，在山青水秀的湖南老家度过了难忘的童年与少年时代。
曾宝荪的祖母郭筠，是近代著名的女诗人。她幼承父训，致力儒学，19岁嫁到曾家后又在公公曾国藩的亲自指点下博览群籍，遂成为当时名噪京华的才女。但这位才女的命运很不幸，在她30岁时，肺痨病便夺去了丈夫曾纪鸿年轻的生命，使她成了一位空房独守的寡妇。丈夫去世后，忧伤痛苦的郭筠携四子一女离京回到了湖南老家，一直住在富厚堂。没了丈夫，她便将一切希望都寄托到儿孙身上，欲将满腹才学传授给他们，使他们成为有用之材。儿女们长大成人离开她以后，她又在男女孙辈中每房留一年长者从小带在身边，亲自督教。曾宝荪这位长孙女，生得格外聪明伶俐，尤惹郭筠喜爱，自然选在她亲自督教之列。曹宝荪5岁时便由祖母郭筠教习《千字文》、《诗经》等典籍。郭老太太凭着良好的学养，深深的“母”爱，给孙女细心的指导，孙女有什么疑问，郭老太太总是深入浅出地给予解答。读经要读哪些经。看史要看哪些史。为文练字要练哪些体。祖母都一一细心指点；学书大到一部经典如何掌握其精髓，小到“涵蕴”二字如何理解，“棰种”二字如何区别，祖母无不细加剖析。祖母的这种指导像朋友那样推心置腹，像教师那样循循善诱。宝荪从小聪慧，祖母所教大多一点就通，一学就会，初使祖母从心的深处疼爱宝荪。
曾宝荪自幼性格便有些倔强。父母按照传统要给她裹足，她便又哭又闹不肯从命。幸好郭筠思想异常开明，极具远见卓识，她将女孙辈视为男儿，希望她们将来有所作为，而不欲她们因“三寸金莲”贻误终生，故尊重了曾宝荪这位小女孩的选择。曾宝荪得以从小没有裹住双足，成为曾家第一位摈弃裹足陋习者。据曾宝荪后来回忆：“我们小时，最爱偷偷爬上后院的芳记书楼。这是我祖父母的藏书楼，走了进去，真是满目宝藏，应接不暇。我们经常由后院子内的大茶花树爬上楼外走廊，再由走廊窗户爬入楼内，阅读各种书籍。等到听见楼梯响，或是吃饭的时候到了，再偷偷的爬下来。这也可说是我小时所以能杂学旁收许多中国文化常识的缘故……”随着年龄的增长，曾宝荪已出落成一位婷婷玉立的少女，才学也与日俱增，儒家经典无不尽览，且能诗善画，成为名闻三湘女中里的“才女”。
郭筠的教育思想并不囿于传统，可以说其进步性已超出了她所处的时代。她主张曾家子弟无论男女“皆应有独自出远门之才识”，应走出家门，到社会上去锻炼成长。因此，曾宝荪14岁那年，遵祖母之训，远离家乡赴上海求学。先入晏摩女校，后入务本女校，不久又考入浙江公立杭州师范学校。曾宝荪报考师范院校并非一时心血来潮，此时她已立下奇志，要走“教育救国”的道路。她从小目睹祖国备受列强欺凌，领土瓜分，山河破碎，民生凋敝，当亡国奴的危机感使她从屈辱中奋起，发誓要拯救祖国。她认为中国落后挨打的根源在于科学枝术赶不上列强，要挽救中国危亡，便首先要去掉国人的愚昧，要放眼看世界，学习外国先进的科枝和文化，而要达此目的，其途径又首推教育。“教育救国”思想在曾宝荪心目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在以后数十年的岁月里，她以几乎狂热的激情和惊人的毅力去实践它，即使付出巨大牺牲也在所不惜。
然而，正当曾宝荪踌躇满志于“教育救国”梦想的时候，父亲曾仲伯却接连给她去了几封信泼冷水。父亲似乎一点也不理解女儿的心思，他固执地认为女儿在国内学师范没有什么用处，而要女儿穷研经史之后，再去攻读西学。由于这个缘故，曾宝荪在浙江冯氏高等女校毕业后，并未能立即去实现她“教育救国”的计划，而是不情愿地回到了湖南老家富厚堂再习经史。
远渡重洋，探求“教育救国”真知
乡下穷经读史的日子很寂寞，且枯燥无味。曾宝荪对以往在祖母的督教下曾认真研习过的儒学已再也没有了兴趣，觉得那些东西与现实社会生活不过是一些不着边际的大道理，大而无当，于救国无补。她早巳读过严复翻译过来的《天演论》、《群学》等书，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启蒙教育，对西方文化很是神往。既然父亲要她穷研经史后再去攻读西学，她便热切地盼望早日出洋留学。
正当曾宝荪为不能马上出洋留学而焦躁不安的时候，她接到了曾经就读过的杭州冯氏高等女校校长巴路易女士的来信，得知巴路易女士就要返回英国，且邀她去英国留学。这简直是喜从天降！曾宝荪接信后立即收拾行装，带上与她朝夕相处、感情甚密的堂弟曾约农，匆匆离开湖南老家富厚堂赶往杭州。然后会同巴路易女士到了上海。1911年7月，他们在上海搭上一艘去伦敦的货船，经过一段时间的海上飘泊，终于抵达伦敦，实现了她梦寐以求的留洋愿望。曾宝荪是曾国藩家族中第一个出洋留学的女予，也是中国近代第一位留英女生。
来到英国以后，曾宝荪首先进了伦敦大学攻读理科。还是在家读书时，她便由曾家专门雇请的外籍教师教习英语，故能说一口流畅的英语。曾宝荪是抱着求知报国的愿望来到英国的，因此读书异常发奋，一点没有纨绔子弟的那种惰性，也没有“贵族”后裔的那种骄矜，学业成绩更是出类拔萃。这令那些蓝眼睛的教授们对这位东方少女刮目相看。曾宝荪在伦敦大学整整呆了5年，1916年她终于完成学业，获得该校理科学士学位。接着，她又进了剑桥大学学习，打算攻读硕士课程。但曾宝荪的志向始终在“教育救国”上，于是她在剑桥呆了一年以后，又进了伦敦的一所师范学校，进修教育学和心理学。
1917年底，曾宝荪带着满腹西学和浓烈的思乡之情，满怀着教育救国的希望，从伦敦启航离开英国，回到了她魂牵梦萦的祖国。从此，开始实行她“教育救国”计划，并为此付出了她几乎毕生精力。
“终身不嫁”，致力“教育救国”梦想
曾宝荪在英国留学归来，刚踏上祖国的土地，便匆匆赶往湖南老家富厚堂，看望她昼思夜想的祖母郭筠。但当她刚踏进家门时，便闻知慈详的老祖母已于1916年3月在家中与世长辞了。曾宝荪睹物思人，深为没能在祖母弥留之际见上最后一面而遗憾。回想起祖母的养育教导之恩，她悲痛欲绝。祖母的开明和远见卓识，足以影响她的一生。她特别感谢祖母为她做的三件事：一是未坚持让她裹足，故以后能行走天下，能成为社会女性；二是未在童年便将她许配人家，因而不受家庭拖累；三是准她进学堂念书并准她出国留学，使她学到了为理想奋斗的本领。曾宝荪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这三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使我能为所欲为，不受任何牵绊。”为了深深怀念这位敬重慈爱的老祖母，她作出了一项惊人的决定：终身不嫁，全心奉献给教育救国的伟大事业。
曾宝荪的这项出格的决定，令亲友和世人大为不解，有人甚至苦口婆心地劝她放弃这种有悖常理的决定。曾宝荪解释道：“我如果结婚，顶多能教养十个子女，但致力于教育，我可以培养出几千个孩子。”从曾宝荪的这种解释中，可以看出此时她的心中，已只装着“教育救国”的志向了，为了这个梦寐已久的理想，她甘愿付出自己的一切。她这种“唯其独身，才有事业”的独身主义思想，后来竟影响了许多人。她的学生中有许多人终身不嫁，从事教育事业；她的堂弟曾约农、妹妹曾宝菡，堂妹曾昭孀等都终身未婚。
为实现理想，曾宝荪决计在长沙创办一所女子学校。经过一番苦心经营，变卖家产换来一大笔资金，又得到了其父曾仲伯及诸亲友的资助，一所新型的女校终于创办起来了。该校于1918年7月获得了当时国民政府批准的办学资格，于同年9月12日在长沙西园龙伯坚的住宅正式开学。为表达对已故老祖母的深切怀念，曾宝荪将自己亲手创办的女校命名为“艺芳女校”。因为她的祖母晚年自号艺芳老人，并著有《艺芳诗存》行世。“艺芳”一词，也正是老祖母孜孜不倦培育后人的写照，用作校名，一语双关。
艺芳女校校址初设龙伯坚的住宅，不久迁往曾文正公祠内的浩园，曾宝荪自任校长，曾约农为教务长。女校按新式学校的教学规程授课，教学内容以“西学”为主，女校以女性为生源，使中国几千年以来被禁锢的女性终于有了上学的机会。女校的政治空气在当时也是进步的。“五四”运动爆发时，该校28人成立了三个提倡“国货”的“爱国十人团”，大家立志不用日货，不坐日本轮船，在当时的反帝爱国斗争中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曾宝荪为“教育救国”付出的巨大牺牲以及她在教育事业上取得的斐然成果，使她在当时中国各界特别是在教育界中颇有声望。曾宝荪在担任艺芳女校校长的同时，还先后被聘为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湖南省立第二中学校长，湖南省立高等鉴定考试委员会委员，并被推选为太平洋国际讨论会第二和第三届大会中国代表、湖南省临时参议会第一和第二届参议员、国民政府参议会第二届参议员。
梦想破灭，一腔激情化为皈依基督
长期以来，曾宝荪对政治并不热心，她一心致力于她的教育救国计划，并相信唯有教育才是救国之良方。但自她“毁家兴教”以来，中国大地上却是接踵而至的社会动荡，使她渐觉岁月艰难，美梦难圆。本来，“五四”运动的爆发，使她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北伐战争胜利进军的号角，更使她心中充满喜悦。她以为军阀被打倒，中国从此便要走上和平民主的道路，“教育救国”的道路已经铺平。但是，她很快发现蒋介石又将中国推入了内战的深渊；十年内战，硝烟弥漫，生灵涂炭。接着又是日寇入侵，祖国河山血流成河，一片焦土……战争，战争，无休止的战争！虽然曾宝荪热切盼望着和平的来到，但和平却是那样遥遥无期。即使是在艰难的岁月中，曾宝荪仍然为教育事业而奔走呼号，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但回答她的却只有政客们冷漠的面孔和残酷战争的隆隆炮声，她有时甚至要为保住性命而不得不加入逃难者的行列，岁月是如此地使曾宝荪痛苦，她渐渐懂得在中国要办成一件事是多么的困难，也渐渐明白她“教育救国”的雄心壮志只不过是一种梦想，终难实现。万般痛苦的人生，使曾宝荪在无奈中寻求精神安慰，最后成了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
在一定的意义上说，宗教起源于痛苦和无奈。早在就读于杭州冯氏女校期间，17岁的曾宝荪因看见世事崎岖，人生痛苦，并受了校长巴路易女士的影响，便很想受洗。她曾写信与父亲曾仲伯商量此事。曾仲伯给她写了一封长信，劝告女儿不要信仰宗教。他说宗教不过是自欺欺人的麻醉品，于国于身都无益处，只有西洋的学问才是求真务实的。父亲的开导，使曾宝荪暂时放弃了信仰宗教的念头，而选定“教育救国”的道路。但无情的现实粉碎了她的梦想，她终于明白了教育无法救国。政客们对教育毫无兴趣。看重的并不是她全心投入教育的热情和成绩，而是想要利用她的社会影响来实现他们的政治野心。例如，一向崇拜曾国藩的蒋介石就有过欲利用曾宝荪这位颇有社会影响的曾氏后裔，而且一心想把她网罗进国民党中央，并委托张治中前往说服她。但曾宝荪已看清了蒋介石的面孔，她明确表示“无意于傍虎乞食”，以示她对蒋介石这位大政客的鄙夷。
就在曾宝荪因梦幻破灭而痛苦不堪，万念俱灰的日子里，曾氏家族中那位虔诚的基督徒——曾宝荪的七叔曾季融，极力说服曾宝荪信仰基督教，并安慰曾宝荪说，一切理想都会在天国中实现。这样，曾宝荪终于信教了，并出任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总干事。以后，曾宝荪成了一位像曾季融那样的虔诚教徒，曾以中国基督教代表的身份出席了世界基督教协会第二和第三届大会，并按照这个协会有关儿童保健事业条例，在长沙创办了“儿童保健科”。规定凡本市六岁以内的儿童，只要由其父母前往报名登记，并缴纳一元银洋，以后即可免费或优惠享受保健中的一切利益，如定期体检、注射疫苗和请护士上门护理等等。曾宝荪以基督教会名义创办的这种儿童保健科，是湖南专办儿童保健事业的开端，颇受社会欢迎，也是曾宝荪“教育救国”幻梦破灭后继续为社会作出贡献的一项举措。但由于受当时社会条件的限制，其服务面不可能很宽。至抗战时期，曾宝荪避居香港，儿童保健科也就终止了。
忧伤蛰居，残烛泪洒海峡孤岛
1949年，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震撼着蒋家王朝，国民党反动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蒋介石在仓皇逃离大陆之前，在国内大搞政治欺骗，煽动各界知名人士逃往台湾。早巳避居香港的曾宝荪由于对中共的知识分子政策知之甚少，加上蒙受蒋介石反动政治宣传的欺骗，便决意去台湾定居。1950年冬，曾宝荪偕同与她几十年来风雨同舟的堂弟曾约农携带先人墨稿离开香港赴台湾。
被蒋介石骗到台湾后的曾宝荪，并没有施展才华的机会，相反，她受到了政客们的冷落。这时，曾宝荪留在大陆的另一名堂弟曾昭抡已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高教部副部长，其他一些留下来的曾氏后裔也大多有了用武之地。曾宝荪闻知此情后，十分后悔来台湾，整日忧伤度日。在台湾几十年，曾宝荪未作任何实际工作，仅加入“中华妇女祈祷会”，每月开常会一次，每年开年会一次，讨论及安排全年工作，聘请传道人等。
晚年的曾宝荪与曾约农相依为命，姐弟俩住在台北市和平东路一幢日式平房中，过着寂寞冷清的生活。每当白发苍苍的曾宝荪回首往事，那段曾令她激动与兴奋，又使她沮丧与伤感的“烛光人生”仿佛又重现眼前，但已如烟飘散，如梦破灭。曾宝荪仿佛是残烛一支，立在浓暗的黑夜中哭泣。
1978年7月27日，85岁的曾宝荪走完了她的飘摇人生，溘然而逝。曾宝荪去世后的第二年，与之风雨同舟共守人生的堂弟曾约农也驾鹤步姐而去。家乡人们为纪念这对几十年来孜孜不倦于教育事业的姐弟，于1991年在其老家湖南富厚堂附近盖了一所学校，取名为“宝农中学”，以志永远纪念弘扬曾宝荪、曾约农姐弟两一生致力于“教育救国”的崇高精神。（作者单位：湖南省档案局）
艺芳女中校园（今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