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道光十六年（1836），26岁的湖南湘乡县举人曾国藩会试失利后南归。次年，他听说浏阳县文庙祭孔时用“古乐”，于是来到浏阳，与浏阳举人贺以南（后改名祥麟）等“咨考声音律吕之源流，留两月乃归”（《曾文正公年谱》卷一）。
在古代，每年二月、八月的上丁日，都要在文庙祭祀孔子。浏阳文庙祭孔以前是没有乐舞的，曾国藩之所以能在浏阳文庙观赏到乐舞，是因为七年之前，浏阳知县杜金鉴聘请了一位音律专家当教习。这位创兴浏阳文庙乐舞的人，名为邱之稑。同治《浏阳县志》记载：“浏阳旧无乐舞。道光九年，知县杜聘邑人邱之稑等教习，至今称盛。”（卷十《祀典二•文庙》）
其实，清政府规定了全国文庙祭祀孔子统一用乐章《中和韶乐》，具体有六个篇章：《昭平之章》《宣平之章》《秩平之章》《叙平之章》《懿平之章》《德平之章》。浏阳祭孔乐章也是《中和韶乐》，那曾国藩为什么称其为“古乐”呢？这是因为邱之稑不盲目迷信权威和书本，而是有着可贵的实践精神，用亲身实践求真知的方法，既“博采群书，综贯条密，辨讹正失”（同治《浏阳县志》卷十八《邱之稑传》），订正了历代以来在音律方面的错误，还祭孔乐舞以本来面目，又亲手制作乐器，使祭孔盛典有一整套完备的乐器。因此，相比于“古乐”一词，称浏阳祭孔之乐为“正乐”才更准确。邱之稑去世后，曾国藩赠给其子邱庆籥两方匾额：“雅淡和平”“精探正乐”，以表彰邱之稑创兴乐舞之功。“雅淡和平”是浏阳祭孔“古乐”的特点，“精探正乐”则是对邱之稑一生成就的精准概括。
订律制器
邱之稑，字逢升，号穀士，浏阳西乡水围段人，乾隆四十六年(1781)六月十八日生。父亲邱民坊，字德音，监生，家境殷实。为人性格慷慨，每遇收成不好的年份，“辄减粜以赒邻里”（同治《浏阳县志》卷十八《邱民坊传》）。他又捐出良田百亩建义塾，名为嘏田书舍，以供族中子弟读书。邱民坊生有四子，邱之稑最小。邱之稑“生有异质，喜读书，凡经史百家、先儒语录，皆能殚心研究”（《邱穀士先生崇祀乡贤录》，载浏阳《邱氏族谱》卷首，民国乙丑续修。下文引文未注出处者，皆出于此篇）。他不太喜欢科举功名，花钱捐了监生，参加乡试未中，也并不在意，“泊如也”。他最感兴趣的还是音律，小时候就跟随父亲学习音韵之学。嘏田书舍藏书甚富，邱之稑“寝馈其中，尤肆力于音乐，多所心得”，因此“邃于音律之学，具有神悟”。
道光九年（1829），浏阳知县杜金鉴想兴办文庙乐舞，聘49岁的邱之稑为教习，为他设立乐局，招收青年子弟传习礼乐。邱之稑“率邑中生童朝夕弦诵，届丁则奏诸庙。穀士自是弃举子业，专事音律”（李春煇《律音汇考序》）。
邱之稑研究音律，“实事求是”，充满着科学精神，“并不局于旧说。而于诸经言乐，皆有存疑之处，以经证经，初非臆解”。他发现，自汉、晋以后，世人对《管子》“弦度生声”之说有着误解，“遂指黄钟九寸下生林钟，六寸之管为宫生徵”。《史记》被誉为“史家之绝唱”，但其“律数一节，实贻误后人”，而后代论乐诸家都陈陈相因，不敢质疑。他指出：“三分损益为律吕管体所从生，而史迁以去一益一为得某宫、某声，遗误不少。《前汉志》谓正声无有忽微，及《律吕新书•六十调图》，皆不免讹谬相承，以致律吕淆而阴阳混。”因此得出结论：“正声必先明六律，正五音之旨。”（同治《浏阳县志》卷十八《邱之稑传》）
律吕，古代校正乐律的器具。用竹管或金属管制成，共十二管，管径相等，以管的长短来确定音的不同高度。从低音管算起，成奇数的六个管叫做“律”，成偶数的六个管叫做“吕”，合称“律吕”，后亦用以指乐律或音律。乐律有十二，阴阳各六，阳为律（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亡射），阴为吕（大吕、夹钟、中吕、林钟、南吕、应钟）。五音，我国古代五声音阶中的五个音级，即宫、商、角、徵、羽。
他所撰的《史记律数辨》说：
汉承秦火之后，先王制作无一二存，而其假借紊乱者，莫如音律一道。考《史记》所定《律书》......其音律之遗误后人者，莫如律数一节。列九九八十一以为宫；三分去一，五十四以为徵；三分益一，七十二以为商；三分去一，四十八以为羽；三分益一，六十四以为角，且术曰“音始于宫，穷于角”。呜呼！史迁为有汉一代著述，所著律数体用不明如此，无怪以讹承讹，后世之言音律者，皆无所适从，则是六律之不分，五音之不正，诚非无自也。此岂可以不辨哉！夫三分损益者，律吕管体所从生，管体生而后五音出，孟子曰“继之以六律正五音”是也。迁不以去一益一为生某律某吕，而以去一益一为得某宫某声，是六律之生未终，而五音之名先正。宫可以生徵，徵可以生商，商可以生羽，羽可以生角，是五音之名自正，而六律之以徒劳，有是理乎？况有定者律也，无定者音也。何谓有定？如以黄钟正宫，则太簇为商，姑洗为角，蕤宾为变徵，夷则为徵，无射为羽，其不可以他律混者，体之所以立也。何谓无定？如旋太簇为宫，则姑洗转而为商，蕤宾转而为角，夷则转而为变徵，无射转而为徵，黄钟转而为变宫，其未尝以转调穷者，用之所以行也。孰谓宫、商、角、徵、羽可乱为宫、徵、商、羽、角哉？孰谓宫、商、角、徵、羽之旋转不竭者，可任意指为始于宫而穷于角哉？（《律音汇考》卷二）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邱之稑认为，后世之所以有律吕混淆之误，是因为只停留在书本理论上，而“未制器审音”。而制作律管、乐器，先得有量长度的尺子，才能保证音律的精准。邱之稑选中了周尺，“历代古尺，不一其等，惟周尺为万世不易之制。盖周尺起于黄钟，一分适中横黍一粒，累十黍而成一寸，黄钟管长九寸，径三分三厘八毫五丝一忽。统而计之，周尺实中声所自出”（《律音汇考》卷三《尺》）。一粒黍子横着放相当于周尺的一分，十粒的长度就是一寸。邱之稑校定了周尺的尺度，制出周尺，“以定十二律之长短”，用周尺“以制律管，自合中声，各器悉准此”。
各种乐器中，凤箫最重要。“凤箫一名排箫，由来最古，其制不定，则律吕不明，诸器失度，而古乐莫复，故凤箫为诸乐纲领。”（《律音汇考》卷三《凤箫》）唐、宋凤箫之制均是十六管，即六律、六吕外，加半律、半吕各二，共十六管。但邱之稑查阅图籍，发现唐、宋凤箫律管错列，“皆未察雄鸣、雌鸣之别，阳声、阴声之殊”，“自黄钟至半夹钟止，十六管不分左右，每一律间一吕，由长及短，一顺安插，又指半黄钟、半太簇、半大吕、半夹钟为四清声，此因不识变宫之声，原出倍半之管，即误以四半管之声，谓应其本体之管，审音全不凭耳，不应强以为应”，因此律吕混杂。《博雅》云：“小箫十六管，大箫二十四管。”邱之稑研究发现，唐、宋以来十六管的凤箫是小箫。他反复摸索，研制出了二十四管的大箫，“于十二律吕外，加倍律三、倍吕三、半律三、半吕三，合为二十四管”，“其制分为两翼，排列左右，左自倍蕤宾至半姑洗为一翼，右自倍林钟至半仲吕为一翼。务本探源，制法始定”。即在一个像凤凰展翅的块木上，左右两侧各安插12根长短不一的律管。“凤箫定，诸乐悉受范围，有不与律吕二均全协者，必径之大小、孔之高低有未当处，钟、磬之厚薄亦然。”凤箫是制其他乐器的标准校音器，如其他乐器与凤箫的音韵不合，那就是因为管乐的内径大小、乐孔高低，钟、罄的厚薄有不当的地方。
掌握这个原理，邱之稑制造作出了一整套祭祀用的乐器：洞箫、篪、笛、笙、竽、埙、琴、瑟、编钟、编磬，“一一皆合中声” 。
就在邱之稑研制律管、乐器之时，道光九年，浏阳西乡一位樵夫挖到一件古钟，带回家，雷雨随之而至，樵夫害怕，扔在门外。恰巧被邱之稑二兄邱之程看到而购回。邱之稑查阅宋代《宣和博古图》，辨认出此钟是周代镈钟，样式轻重都与书中图样吻合，而其声调与自己制作律管中的倍应钟管相合。这为邱之稑研制的律管提供了实物佐证，更加坚定了他的信心。此钟后被邱之稑采用编入浏阳祭孔的乐器中。
“乐所由起，实符天地自然之气” （同治《浏阳县志》卷十八《邱之稑传》）。古人烧苇膜成灰，称葭灰，置于律管中，放密室内，以占气候。某一节候到，某律管中葭灰即飞出，示该节候已到。这个过程即为“候气”。节气时间的准确确定，有助于农业生产。“候气”要“防风动，故须密室”（《律音汇考》卷二《候气便法》）。按照《后汉书•律历志》等书记载的方法，要建三重墙壁的密室，紧闭大门，不留缝隙，密布帷幕，做到密不透风，再如法操作。不是富贵之家，根本没有如此条件。邱之稑想到一个相对简便的法子：找一间安静的房子，地上挖一坑，将木板开数孔，安插律管，再将木板放在坑内，律管管口向上，盖上素纱，用胶固定，将葭灰置于素纱上，再用瓦罐盖在坑上，保证密闭性。时刻一到，揭开瓦罐，看葭灰动没动，以验证节气是否到了。但是这个法子还是有缺点：不能全过程观察，还担心揭开瓦罐时葭灰被风吹动。思来想去，邱之稑终于想到了一个完美的办法：制作一个方匣子，四围和顶面都镶嵌玻璃，以代替瓦罐，罩在坑上。这样一来，只需“坐视其旁，时至，众目可睹”。这个办法，别说是在密室，即使是在旷野之中也能操作。
道光十一年（1831）春分节气来临之时，邱之稑照此方法，“安置夹钟四管”。当时室外风雨大作，而室内律管管口上的葭灰都冲走了。邱之稑推断是阴气太盛的缘故，恐有水灾，因此提醒乡民竭力防备。当年夏至前后，果然发大水，“六日三涨，为从前所未有”。邱之稑“因叹古人所谓灰半出为和气吹，全出为猛气吹，理或然也”。邱之稑曾多次实验，律管管径尺寸偏大或偏小，葭灰都不准时而动，“必径合声应，其隆起之时，方与气至适合。此中气之所以难定，而审律之所以非易也”。
辩证律吕源流，制作律管、乐器后，邱之稑对古乐谱和祀孔乐章进行了修订，例如，他订正了朱熹《仪礼经传通解风雅谱》律吕兼收之误，重新撰写了两篇《风雅十二诗律吕谱》（分别是太簇、夹钟和大吕主宫）。
邱之稑研究、教习礼乐，卓有成就，“铿锵缀兆，均度疾徐，乃一一咸轨于正，而乐甲于南楚”（沈道宽《浏阳县乐局记》，载《话山草堂文钞》，清光绪刻本）。每逢丁祭，乐生奏乐，舞生起舞，场面盛大隆重，蔚为壮观，县中绅民不由得啧啧称叹，争相让子弟学习乐舞，且倾囊资助经费。与邱之稑共事的李春煇说：“穀士性严正，教诸生一以淑心性、敦孝弟为务，邑人士重之，命子弟争就其范，有捐建广厦以为藏习者，有捐金数百以兴佾舞者，有捐金千余以资薪水者。噫！此可想其人之行与其事之盛也已。”（李春煇《律音汇考序》）东乡富绅王才桢捐银千余两在文庙旁建肄习乐舞所，募集资金购置田产，用田租作为二丁祭祀的费用。
每逢春、秋丁祭，邱之稑以身作则，“身先斋戒，穆然如有思”，“丁祭前预习颁定礼仪、乐舞”。又制定了整肃精密的《规条》，“凡入局肄习诸生，必由正人保荐，详核人品，历稽技艺，随时奖抑，使相奋勉，因而气质变化，胶庠向风”，将乐舞生管理得井井有条。
邱之稑主持浏阳文庙乐局21年，直至去世。浏阳祭孔乐舞逐渐兴盛。
著书传世
邱之稑将研究音律的心得记录下来，荟萃为理论著作《律音汇考》八卷，“使人有所据依”。他于道光十五年（1835）十月初一日作《自叙》云：念自古乐失传，先儒之论乐者迄无成书，声音之道，盖难言矣。宋蔡西山先生著《律吕新书》二卷，法度精详，言乐者皆得据以为说，然于旁搜远引之意详，审音协律之事略，后更欲均调节族，被之管弦，别为乐书，而不克竟其志，以故六律五音之义，终无由著见。此律音之不容已于考也。
稑十岁受《毛诗》，先君子淮川公教以韵学，凡宫商角徵羽之字母，见溪（郡）[群]疑之标射，开口撮口之分，喉舌唇齿牙之辨，一一指示。稍长，学审笛，又晓之曰：“声字之谱，殆即五声二变之源流，如时曲北调出凡一，无异五声之兼二变，安知今乐不犹古乐也？”稑识之不敢忘。已得朱子《仪礼经传通解》读之，见所存诗乐皆注律吕，窃欲按字谱之，恒苦龃龉不合。此固数十年所常耿耿于心者。
嘉庆戊寅，与修邑乘，获读颁定《文庙乐章》，载春丁夹钟主宫，倍应钟起调，秋丁南吕主宫，仲吕起调，二祭皆清音为之还转，而未尝收一浊音，乃恍然于清浊之判若两途，而律吕之不可混杂有如是者。道光九年，明府杜晓平先生因邑素无乐舞，征稑教习，爰遵奉颁图册，恭制乐器，率俊秀子弟讲明肄习，每当二仲，敬谨陈奏。七载于兹，未敢稍懈，肄习日久，会悟渐深，乃以余力兼谱《风雅》，取精既广，有得辄书，积久成帙，分列八卷，颜曰《律音汇考》。首律吕，溯源也；次乐器，审音也；次仪礼，遵经也；次诗乐，存古也。
此书道光十八年（1838）刻版，版片存嘏田书舍。卷首有龚绶、唐鉴、沈道宽、吴士俊、李春煇序及邱之稑自序，接着是凡例、目录。正文共八卷：卷一为《原律吕说》《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说》等篇；卷二为《十二律吕配月卦表》《管体积分容黍表》《史记律数辨》《黄钟不复与他律为役辨》等篇；卷三为《尺》《凤箫》等篇；卷四为《尺式》《凤箫图》等；卷五为《乡饮酒礼摘略》《乡射礼摘略》等；卷六为《六笙诗谱说（存疑）》《六笙诗补亡说（存疑）》等；卷七为《风雅十二诗律吕谱》等；卷八为《风雅十二诗琴谱》等。末有邱庆善、邱庆颐二《跋》。
此书“甄综众说，辨讹正误，依其所言，弦之歌之，吹之击之，无不从律。视前人论乐诸书徒托空言，不能制器，末由见诸实用，独为精绝”。湖南布政使龚绶在《叙》中称赞道：“今见浏阳邱君穀士《律音汇考》一书……以二十年之心力，屏弃人事，研精微渺，以成绝业，观其推阐经传，驳难汉儒，皆自出新义……综核古今，条其源流，发其义蕴，以归于可用可传。”同治年间罗汝怀编纂的《湖南文征》将《律音汇考》卷一、卷二的十二篇文章全部收录，还收录了邱之稑《律音汇考自序》，共收文十三篇。
邱之稑还编有《丁祭礼乐备考》一书，道光二十年（1840）刊刻。他道光二十年正月元日作序说，他在研究、教习礼乐过程中，查阅了很多资料，“如《御制律吕正义》《圣门礼乐统》，类多寒畯不易觏之书”，因此编成此书，“与同业畴人朝夕肄习”。《丁祭礼乐备考》共三卷，卷上：仪注、礼器图、祭品、陈设图；卷中：乐章律音谱、乐章声韵谱、乐器、舞谱（舞谱为李春煇纂）；卷下：附录（候气转律、琴谱、瑟谱、管乐声字谱、肄习乐舞所图）。《丁祭礼乐备考》涵括了丁祭礼仪和乐舞的全部内容，可谓是简明实用的操作“手册”。
影响深远
邱之稑“品端行卓，任事甚勇”，成为浏阳士绅中的领袖，县中各种公益善举都推他主持，尤其是“县中公举有关文教者”，他任劳任怨，“竭力维持”，“邑人士咸倚之”。其中最为士林称诵的一件事，是重修文庙。浏阳文庙以前在西城。嘉庆二十三年（1818），知县羊拱辰率绅士迁建于东城外东北隅。24年之后的道光二十二年（1842），由于被白蚁啮毁了柱子，文庙大成殿有倒塌的迹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庙位乾亥方，凹风射入殿内，故迁建不久，而朽坏若此”（赵光裕《重修学宫记》）。当年夏天，邱之稑等倡议将大成殿改建近北三丈地，“以避坳风”（同治《浏阳县志》卷八《学校•学宫规制》），同时将崇圣祠迁建于殿左（旧祠基用于建大成殿）。知县沈履正根据邱之稑等人的建议，向上申报，“援议叙例劝捐为经费，始兴役”。道光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三日兴工，二十五年正月十二日建成，共用捐银四万一千四百余两。
重修之后，文庙中长四十六丈，宽十丈，规制完备，“壮丽坚实”（赵光裕《重修学宫记》）。大成殿坐北朝南，高大宏敞，殿高五丈五尺，东西宽七丈二尺八寸，南北长六丈二尺四寸，单殿顶盖的黄瓷瓦就达七万二千一百多片。重修过程中，邱之稑“昕夕督工”，数年如一日。知县赵光裕在《重修学宫记》中评价邱之稑为“司其事而劳最多者”。按照规定，倡捐、劝捐董事（董事，主持其事者）和出力、捐钱之人，朝廷都会给予加级、记录等奖励，即所谓“议叙”。邱之稑和邱庆善、黎定攀三位倡捐董事及捐银一千两的李洪襄，“均愿不邀议叙”，即放弃奖励。如此劳苦功高，而自愿放弃朝廷议叙，更见高风亮节，使人敬服。
道光二十九年（1849）九月十五日，邱之稑逝世，享年六十九岁。他的学行“为前后贤县令所推服，一时名流皆重之”。知县赵光裕为他写传。名士沈道宽为他作墓志铭说：“古所谓乡先生没而可祀于社，非公孰当之。”
邱之稑身后，他的音律理论和著作影响深远。
咸丰十一年（1861），曾国藩已是赫赫有名的湘军统帅、两江总督，仍念念不忘24年之前在浏阳欣赏的祭孔“古乐”。十一月二十七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酉初，贺宏勋带浏阳精于古乐者邱庆（籲）[籥]等六人来。邱系穀士先生之子；六人者，皆承穀士之教，讲求古乐。带来乐器，琴一、瑟一、凤箫一、洞箫一、匏一、埙一、篪一、笙一。因令奏乐，以鼓节之，音节清雅，穆然令人想三代之盛。古昔圣王修己治人之术，其精者全存乎乐，而后世之独缺者，乃首在乐。余因古人治兵之道、作诗之法，皆与音乐相通，而懵然不知，深以为耻。思寻访穀士先生之徒党，相与讲求一二，故招集六人者自浏阳来皖。儿子纪泽粗晓音律，明年当令其来营，究心兹事。更初散去。
贺宏勋是贺祥麟的侄子。咸丰十一年八月，湘军克复安庆，曾国藩移驻安庆。仅仅过了三个多月，而且正值军务倥偬之际，曾国藩就急着让贺宏勋带“浏阳精于古乐者”来安庆演奏。当时邱之稑已卒，曾国藩欲创兴礼乐，因此召他的儿子邱庆籥和弟子来安庆教习。曾国藩还想让儿子曾纪泽跟随邱庆籥等人学习，“明年当令其来营”。
26年后的光绪十三年（1887），户部右侍郎、一等毅勇侯曾纪泽领衔的湖南籍京官（还有都察院左副都御使徐树铭，翰林院侍讲学士龙湛霖，宗人府主事龚镇湘，翰林院编修张百熙等人）呈文礼部，请将邱之稑入祀浏阳乡贤祠。（礼部行文湖南巡抚查核事迹。光绪十五年，湖南巡抚题请入祀。光绪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礼部汇奏，奉旨获准。）同年，管理国子监事、户部尚书翁同龢接受国子监南方诸生的请求，将邱之稑著作《律音汇考》进呈光绪皇帝御览。于是，浏阳“古乐”扬名天下，“海内人士由是知有邱氏之学”（刘人熙《邱氏续修族谱序》）。
时人评价：“各直省礼乐，浏阳为最完。”而浏阳也一直恪守邱之稑成法，邱死后数十年后，仍“奉其成规，遵行不懈”（浏阳《邱氏族谱》卷五《世系录•之稑公》）。维新志士谭嗣同曾称赞说：“同县邱穀士先生之稑幽求钟律,钩索元音,从古乐久废之余,独传候气定律之法。殆由天授，非第人力。由是吾乡之乐有声天下。”（《石菊影庐笔识·思篇》二十二）
清末，全国各地很多文庙都学习采用邱之稑订正的祭孔音乐，仿行浏阳的做法，就连山东曲阜的孔府也派人到浏阳观摩古乐，仿制全套古乐器。浏阳古乐广泛流传，民国初年又被拍成电影，传到日本、东南亚等地区，兴一时之盛，于是有“国乐古礼在浏阳”的说法。《律音汇考》被多次刻印，风行海内外，日本音乐家田边尚雄《中国音乐史》称其为音乐界必读之书。
1956年，中央民族音乐研究所杨荫浏教授到浏阳目睹“古乐”风采，称赞说：“它是中国古代乐舞的活化石，堪称稀世之珍宝。”浏阳“古乐”的全套乐器如今被收藏在湖南省博物馆，其中有不少乐器是近两百年前邱之稑制作的。2014年，浏阳文庙祭孔音乐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除了超卓的天分之外，邱之稑具有实事求是、敢于怀疑、勇于实践、锲而不舍的精神，故能“精探正乐”，成为一代宗师。
（作者单位：湖南省烟草专卖局）图片由陈先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