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状元黎淳的历史贡献】段心惠2019年4期总118
2020-01-20 15:02:06   来源：   评论：0 点击：

黎淳（1423—1492），字朴庵，岳州府华容人，明英宗天顺元年（1457）状元，参与修撰《大明一统志》《续资治通鉴纲目》，官至礼部尚书。谥号文僖。
在封建时代，状元是天下最有才华的人。学子从童生到状元，平均要耗时25年，经历童子试、乡试、会试、殿试四个层次的考试。据记载：明朝每三年一个轮回，每次乡试约有40多万考生，只有一个状元。从隋大业二年（606）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1300年的科举考试中考生数以亿计，只出了684名状元，其中文状元467名。
明朝经营了270余年，会试90次，点状元91人（洪武三十年丁丑科因“春夏榜”事件产生两名状元，春榜陈郊，夏榜韩克忠）。湖南1人，此人即胜峰龙秀山下的黎淳，他填补了明朝时期湖南状元的空白，是1300余年中岳阳地域唯一的状元。
黎淳是湖南历史上对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有重大贡献的人物。
一、教书育人成就斐然
黎淳培养了一批社会栋梁，明孝宗、李东阳（内阁次辅）、刘大夏（兵部尚书）、杨一清、倪岳等均为其弟子，他们君臣同心，励精图治，解决了前朝留下的“紊乱的朝政……千疮百孔的国家”等社会危机，挽救了明朝。
天顺元年（1457）至成化二年（1466），黎淳以“进士及第第一”的荣耀“入拜翰林修撰”，在做好修撰工作的同时，肩负繁重的培育“神童”和带教翰林院“庶吉土”的任务。1466年进东宫左春坊左谕德，1477年进少詹事兼侍读，1478年进皇太子学日侍讲读，担任皇太子的老师。其间，1463年同考礼部会试，1474年考顺天乡试，1478年廷试充读卷官，门生弟子遍天下。
明孝宗是黎淳学生中的最突出者。1476年，在冷宫中生长到6岁的皇子朱佑樘被宪宗立为太子，受教于黎淳。时黎淳为太子府左春坊左庶子（正五品），职掌侍从赞相，驳正启奏。次年黎淳进少詹事（正四品）兼侍读，入侍太子，与坊、局翰林官番直进讲《尚书》《春秋》《资治通鉴》《大学衍义》《贞观政要》诸书；1478年皇太子出阁讲学，开始接受正规教育，黎淳进皇太子学日侍讲读。前后三年，虽时间不长，但皇太子的启蒙教育和正规教育初始阶段的老师都由黎淳担任，这绝非巧合，应该是宪宗的刻意为之。明代自明太祖起即对太子的教育很重视，既不随便付之以重任，又特设一套较前代完备的东宫官以训导太子。詹事府官员对太子的影响最为直接，所以太祖慎择其人，常以勋旧大臣兼领其职。黎淳非“勋旧大臣”，仅为从六品的翰林院修撰，但其贵为状元，学识渊博，宪宗身为储君时即有印象。1465年宪宗登极时，黎淳从六品职位上已滞留了八年，宪宗选其为经筵讲官，为他讲读经史，以备顾问，不乏亲自考察之意。由此宪宗对黎淳高尚的人格和渊深的学养有了切身体会，待其翰林院九载秩满后进太子府左谕德（从五品），1467年进左庶子（正五品），短短三年由从六品升为正五品。此情形在九年后又在黎淳身上重现。1476年黎淳接手太子的启蒙教育时为正五品官，1477年即升正四品的少詹事兼侍读，1478年进皇太子学日侍讲读、殿试读卷官、擢吏部右侍郎（正三品）。又是一个三年，官职由正五品升为正三品，比九年前的升迁还要快，并且进入六部之首的吏部任副职，掌管天下文官的任免、考课、升降、勋封、调动等事务。其中不仅透露出宪宗对黎淳的肯定和信任，联系到此后孝宗即位后四年内三次对黎淳予以的特殊关照（1488年擢南京工部尚书；1491年黎淳因病乞致仕，优诏许之，仍赐诰追赠其先；1492年以建储恩进阶资德大夫正治上卿）。此番升职与太子对授业恩师的敬谢之意亦不无关系。
孝宗朝的內阁次辅李东阳（武宗朝为內阁首辅）、兵部尚书刘大夏、吏部尚书倪岳、督理陕西马政、巡抚陕西的杨一清等都是黎淳得意的弟子。还有和东阳等同年进士的部院大臣傅瀚、闵珪、曾鉴、左戴珊等人也是黎淳的学生。
李东阳于天顺元年（1457）以神童身份受教于黎淳6年，他在《祭朴翁先生黎公文》中回忆“昔奉先君之命，撰杖屦以从公也。”杨一清亦在《李公东阳墓志铭》中说：（东阳）“丁丑，受举业于华容黎文僖之门。”直至“天顺六年（1462），年十六，举顺天乡试。”东阳于弘治八年（1495）以礼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受命入内阁参预机务……1502年加太子太保户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土，弘治十八年（1505）五月，孝宗下诏东阳与刘健、谢迁为顾命大臣。东阳在內阁行走十年，孝宗因朝事“屡召內阁臣面议，多公言是用。自是不数日辄召问。因亊纳忠，每称意旨。”《明史》卷一八一《赞曰》:“刘健、谢迁……包括东阳在内，皆为‘明贤宰辅’。”
在武宗朝，因权奸刘瑾的迫害，內阁大臣刘健、谢迁去官，东阳为內阁首辅。面对刘瑾恶性膨胀的权势，东阳勉力支撑、调节，保护一批被治罪的官员。“象刘大夏、杨一清，以至刘健、谢迁等，也因为东阳的从中斡旋，才避免了更大的灾难。特别是杨一清，后来清除刘瑾，他立有大功……这也是东阳无意中促成的一件大事。”
刘大夏先后两次受业于黎淳。他在《黎文僖公集·后序》中说：“因忆予少十五六时即从先生游……而先生以状元及第，入官翰林。予亦继窃科第，随诸英俊奉命入读中秘书，朝夕复得请益于左右。及予领职出官子部，虽分曹限署，亦无月日不相见，以亲教言。”大夏于弘治十四年（1501）67岁时接任兵部尚书，即成为孝宗最信任的心腹大臣。据记载：“上无日不视朝，或三五日朝罢鞭响，上起、立宝座上，高声‘兵部来！’……上退立宝座后，大夏径造上前……群臣侍班观望，人人钦戴。”孝宗还“经常有私下召见，而大夏的直言应对，又往往甚中皇帝的心思。当时人称……从容讲论，天颜和悦，真如家人父子。”孝宗与大夏交谈的除兵部事务外，对内阁大臣的看法、对官员的任用等无所不包。有时阁臣们“不得不向大夏打听孝宗的意向。‘意不无怏怏’”。
杨一清亦于11岁时以神童为宪宗所喜爱，令内阁为其选择名师，內阁又将一清交给黎淳带教3年。他在《黎文僖公集·序》中说：“一清少游先生门实踵西涯公后，与民表昆季同笔研。”一清历侍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官至兵部、吏部尚书，两次入内阁预机务、后为首辅。弘治十五年（1502），杨一清以都察院副都御史职衔督理陕西马政，力矫积弊，确保军需民用。弘治十七年巡抚陕西，选卒练兵，加强边防。武宗正德元年（1506）一清总制三镇军务，正德五年，安化王反叛，平乱中一清用计策动宦官、监军张永剪除大权奸刘瑾，朝野额手称庆。世宗嘉靖三年（1524），一清为兵部尚书、左都御史，总制陕西三边军务。一清曾三次总制军务，主管三边防务，保边境安定。
倪岳与东阳、大夏于天顺七年(1463)八月参加礼部会试，黎淳为同考官，专治《书经》，大夏、倪岳、东阳均以《书经》登第，黎淳又成了他们的房师。天顺八年(1464)三月殿试后，他们均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再次师从黎淳。倪岳在《黎文僖公传》中说：“念自天顺癸未之秋，公方在场屋司考校，岳幸以《书经》登第，忝门生之列，及入翰林复获从公后，辱教爱者久。”东阳在《祭朴翁先生黎公文》中回忆“……厕宫翰林，复为公徒。”倪岳于“弘治六年（1493）为礼部尚书，晚年为吏部尚书，严绝请托，不徇名誉，也是名声甚好的官吏。”
数载师生谊，一生父子情。大夏与黎淳为同乡、姻亲（大夏的姐姐为黎淳的嫂嫂），东阳、一清、倪岳等视黎淳为父。此情在他们的作品中数次涉及，如东阳《祭黎夫人文》“朴翁我师，与父同恩……二十余年，我子翁孙…”：《忆昔行  赠黎参议本端》“文僖先生子视我，我视诸郎（指民表弟兄）犹弟昆。”－清在《黎文僖公集·序》中说：“一清少游先生门……先生恒子视之。”在他们的书信中，互通老师信息，倾诉对老师的挂念之情屡见不鲜。以东阳为例，在1491或1492年间，东阳三次致信老师。在《奉朴庵先生书》中言“窃伏自念以儿童出门下，不自揣度，欲有以报答万一，今年四十有四……今岁凡两贡书，未审到否……馑此再布。”东阳生于1447年，他44岁时即为1491年，此时黎淳“以未疾（四肢的病）”致仕在家。信中“两贡书”、“再布”，显示东阳此岁至少给老师呈上了三封书信。也就在同时期內，东阳与一清的八封信中三次言及老师。《与杨邃庵书八首》其二：“惟朴翁老师病候未康，殊切悬念。”其六：“朴庵老先生四月内弃诸生千里之外，同一哀恸，恨不得与一二知已会哭于几筵之下耳。”其七：“始得关中书甚悉。朴翁已许谥。足慰舆情，门下之私不足论也。”此外，东阳在老师仙逝后，为其写行状，为其及黎夫人写祭文，痛惜“恨汤药之不亲，怅车尘之莫追。”由上可见他们与老师情真意切的父子之情超乎世人，无以言表。
他们四人情同兄弟，惺惺相惜，肝胆相照，互为援手。弘治十五年（1502），大夏任兵部尚书后，即推荐一清以都察院副都御史职衔督理陕西马政，两年后升陕西巡抚。正德三年（1508），刘瑾借口一清贪污军饷，把他关进了监狱，东阳将其救出。同年，大夏遭刘瑾诬陷入狱，充军肃州。两年后，刘瑾以罪被诛，东阳出面斡旋，大夏赦还，复原官致仕。同时，东阳在《倪文僖公集序》中亦言及“东阳辱青溪倪先生舜咨为同年交最深。”
他们四人同为黎淳的学生，老师渊博的学识和正直的人品让他们折服，给予他们很大的影响。黎淳传授的孟氏“知言养气之旨”“正心读书之说”等让他们受用终生；黎淳追求清明政治，锲而不舍地救言官以广开言路，疾恶如仇地整肃吏治，刚正不阿，廉洁自持等方面的作为，均给他们很大的教益。而让他们最为感佩和传承的是黎淳的“忠”“孝”二义。东阳在《送朴庵先生省墓诗序》中说：“我先生夙昔自处大节，惟忠惟孝。其教我后之人，亦惟忠惟孝。”
除他们四人外，孝宗朝时著名的部院大臣，如礼部尚书傅瀚、刑部尚书闵珪、工部尚书曾鉴、左都御史戴珊等人，都和东阳、大夏、倪岳一样是天顺八年进士（傅瀚亦选为翰林院庶吉士），黎淳是他们参加会试时的同考官，依例他们也都是黎淳的学生。这批人中东阳为內阁次辅，位高权重，但为人较平和，与他们的关系非常密切。
如前所言，孝宗在太子时期在黎淳等人的指点下，熟读经史，养成“仁孝恭俭”的品格，即位后仍然手不释卷，稍有疑问立即请教儒臣法吏。而同为黎淳的学生这根纽带将孝宗与东阳、大夏等人联系在一起。孝宗以东阳“因亊纳忠，每称意旨。”而托孤；因大夏的忠心和能干而视为“最信任的心腹大臣”；在大臣的眼里，他们和孝宗在一起的“从容讲论，天颜和悦，真如家人父子。”孝宗在东阳、大夏及其他同年的支持下，君臣同心，励精图治，铲除奸佞，严管宦官，废除苛法，提倡直言进谏，为人宽厚仁慈，躬行节俭，不近声色，勤于政事，重视司法。孝宗朝吏治清明，与民休息，较好地治理了宪宗留下的“紊乱的朝政……（和）千疮百孔的国家。”是明朝历史上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的和平时期。国家赋税收入增至二千七百万石，成为明中叶赋入高峰。人口稳定增长，人户由弘治元年的9113630户增至弘治十七年的10508935户，人口数由弘治元年的50207934口增至弘治十七年的60105835口。被史家称为"弘治中兴"。
明史和诸多历史学家给孝宗以很高的评价。如：
《明史》评:“明有天下，传世十六，太祖、成祖而外，可称者仁宗、宣宗、孝宗而已。……孝宗独能恭俭有制，勤政爱民，兢兢于保泰持盈之道，用使朝序清宁，民物康阜。《易》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知此道者，其惟孝宗乎！”
明万历首辅大臣、史学家朱国桢言：“三代以下，称贤主者，汉文帝、宋仁宗与我明之孝宗皇帝。”
中国现代历史学家白寿彝说：“在明中后期，如孝宗那样始终‘勤求治理，置亮弼之辅，召敢言之臣，求方正之士，绝嬖幸之门’的皇帝可说是绝无仅有的。无怪乎史家将其与汉文帝、宋仁宗并称。”
孝宗的成就与东阳、大夏等一批忠肝义胆的贤良大臣不可分，正是这个以孝宗与周围僚臣组成的明君贤臣的群体的努力，才出现“弘治中兴”的好局面，而这批人的“忠”“孝”和得民心的治国方略及精明能干的才能与黎淳的教育不可分。从这一意义上说，黎淳在教书育人上的成就可谓功德无量，人难企及。
二、文学上成就骄人
《黎文僖公集》入选《续修四库全书》，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为后人留下丰厚的文化遗产。黎淳的著述较多。史载，他除参与《大明一统志》《睿皇帝（英宗朱祁镇）实录》《续〈资治通鉴〉纲目》的修撰外，还著有《龙峰集》若干卷，辑录明朝《诸试录》640卷、《黎文僖公集》17卷、《狷介集》若干卷；他是明代有名的地学家，为官三十余载，地学著作和给皇帝的疏陈亦不少；同时，其著作散失民间者不可胜计。他的学生东阳、一清、大夏对此均有记叙。
李东阳说：“时公方以状元及第，文名满天下，公卿以下，外及藩郡，购者踵相接。公每用短素札，方格正书，不复属草，运思命笔，不废问答，而词整意足，动数千百言，月累岁积，至盈几案。公亦不自爱惜，或为人所持去；及往返故邑，回翔旧都，道途箧笥间逸失过半”
杨一清说：（先生）“惟文字为多卷帙，碑版流播四方”。“其著作多不存稿……则其所散失可胜计哉？”
刘大夏说：“时四方人慕先生之誉望，皆欲得其诗文借以自重，求者无虚日。”
黎淳的诗文如保存到现在，不啻一座书山，遗憾的是，其《龙峰集》《诸试录》《狷介集》和地学著述已不知所踪，应人所求而撰写的诗文和游历山川名胜时遗留下的墨宝，经努力或可收集一二，其他除存入史籍和疏陈中的文字外，仅《黎文僖公集》传世。《黎文僖公集》共17卷，12万余字。其中诗歌8卷280余首，记1卷23篇；序2卷、墓志铭1卷、赋1卷、赞1卷、书1卷、墓表1卷、祭文1卷；另有序2篇、后序1篇、跋1篇。
《黎文僖公集》由黎淳的次子黎民表搜集家中幸存遗稿，交东阳、一清、大夏“参互考订，厘为若干卷，”；东阳、一凊作《序》，大夏写《后序》。东阳在《黎文僖公集·序》中言“民表实锓梓以传”。据考究，民表在生只完成了搜集遗稿和编辑工作，“锓梓以传”是在民表死后四十二年，湖广德安府知府陈甘雨受“守德安藩参、仁和甘泽邵公”之托，“并承分臬中方范公命，出官帑若干翼成”，于明世宗嘉靖丙辰年（1556）才刻成传世。
1994年到200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按国家新闻出版署和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要求，编纂出版《续修四库全书》，共收集中国古代即1911年以前的重要典籍1800册，《黎文僖公集》被收入《续修四库全书·集部》中，为第1330册。
《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书，也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是在清 乾隆皇帝的主持下，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由纪昀等360多位高官、学者编撰，3800多人抄写，耗时十三年编成的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共有3500多册书，7.9万卷，3.6万册，约8亿字。《四库全书》的编纂，对于弘扬民族文化，对于传播古代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是18世纪70到80年代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一项特大型文化工程，在人类文化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续修四库全书》沿袭《四库全书》体例，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共1800册。它与《四库全书》配套，构筑起一座中华基本典籍的大型书库，中国古代即1911年以前的重要典籍，可大致荟萃于此。通过编纂、出版《续修四库全书》，既可为《四库全书》匡谬补缺，又能继往开来，对清代乾隆至辛亥革命以前的学术文化发展进行新的归纳总结。是弘扬民族文化、继承和发扬《四库全书》的优良传统而结出的丰硕之果。
总共5300余册的《四库全书》和《续修四库全书》从浩如烟海的有文字记载的中华古代文化典籍脱颖而出，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杰出代表，是中华民族的丰厚的文化遗产，每一册、每一卷都弥足珍贵。《黎文僖公集》入选其中意义非凡。此举肯定了黎淳的历史贡献和《黎文僖公集》的历史、文学价值，给我们研究黎淳和他所处的时代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为我县和岳阳市，乃至湖南省历史上的其他名人所无法比拟的。
三、追求清明政治，为同期人楷模
黎淳是个典型的封建士大夫，兼具“学者”与“官僚”的双重身份。他为救言官仗义执言，刚正不阿；为人正直、清廉，治家严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他一生的梦想。对于社会，他期望“圣贤气象”追求清明政治，要求朝廷广开言路。他说“夫国家之言路，即天地之元气也。元气行，则阴阳序而百物生；言路通，则闻见广而庶政理。期待“圣人在上，言路开，元气行，而明效大验”的政治局面。
黎淳之子倪岳所撰《黎文僖公传》载：“初入翰林，有言官被谪者，即抵书当道请救之。”此事在东阳所撰《文僖黎公朴庵先生行状》和内阁徐溥所撰《文僖黎公神道碑铭》等文献中均有涉及。此事即黎淳为建设“清明政治”，为救言官而冒着得罪內阁首辅、老师李贤的政治风险，而仗义执言的史实
天顺八年（1464）七月，南京六科给事中王徽、王渊、朱宽、李翱、李钧等因宪宗废后之事上书弹劾宦官牛玉干政专权、置立私宅等事，并牵扯到李贤，言“李贤等又坐视成败，不出一言。党恶欺君，莫此为甚！请并罪贤等，为大臣不忠者戒。”后皇帝将几位言官“并谪州判官。徽得贵州普安，渊茂州，宽潼川，翔宁州，钧绥德。”对此，黎淳三次上李贤的相府为言官辩护，希望李贤以广开言路为“第一急务”，原谅王徽等人，向皇帝进言不要将他们贬谪到边远地区。回去后又给李贤上书（《上内阁南阳李先生书》），洋洋洒洒二千余言，但李贤没有出面，王徽等人被贬谪的事件没有挽回。虽然如此，黎淳对建设清明政治的执着追求，他的忠直敢言和才干，轰动朝野，令世人感佩，即使李贤也因此对黎淳更加欣赏。在东阳和徐溥写的《文僖黎公朴庵先生行状》和《文僖黎公神道碑铭》中均言“当道者虽不能用，然心实重之。”
同时，黎淳为人正直、清廉；治家严谨，其后人被称为“清白吏子孙”；教书育人上的“有教无类”和完善科举制度等方面的作为，亦为世人叹服。倪岳的《黎文僖公传》、东阳的《文僖黎公朴庵先生行状》和徐溥的《文僖黎公神道碑铭》等文献中均有记载。
注释：
、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九卷·明时期（下）》之《传记·第十六章明孝宗》139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九卷·明时期（下）》之《传记·第十六章明孝宗》139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九卷·明时期（下）》之《传记·第十七章丘濬 李东阳》1431—143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九卷·明时期（下）》之《传记·第十八章王恕 马文升 刘大夏》1448—145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九卷·明时期（下）》之《传记·第十六章明孝宗》139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李东阳《祭黎夫人文》《忆昔行  赠黎参议本端》  
、《李东阳集》，岳麓书社2008年 
、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九卷·明时期（下）》之《传记·第十六章明孝宗》139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杨黎氏族谱》，黎民表卒于正德甲戌年，即公元1514年，而此书刻成于嘉靖丙辰年，即公元1556年。
、《黎文僖公集·卷十五·书·上内阁南阳李先生书》319页——320页，岳麓书社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