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顾炎武祠堂
顾祠会祭是指在北京顾炎武祠堂举行的会祭活动。
顾炎武是清初继往开来的一代宗师，被誉为清学“开山始祖”。他的《日知录》被学术界尊为精品，成为有清一代文史大家一再疏正论辩的“显学”。基于他在学术界、思想界的巨大影响，鸦片战争后，湖南何绍基和山西张穆这两位著名学者，为弘扬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倡首在北京广安门内的报国寺旁，修建顾炎武祠堂，供奉顾炎武为学界的精神领袖，并定期举行会祭。
顾祠会祭自1843年至1922年，持续80年，每年有春祭、秋祭与顾氏生日3次会祭。“自道光甲辰以来，京朝仕宦之号称名士者，几无一不与此祭”，前后参与会祭的官宦、学者共500多人。其中以顾炎武的老乡江苏人居多，其次是浙、闽等省人士。
据不完全统计，80年的顾祠会祭活动，参加会祭并签了名的湖南人共有18位，按现在的行政区划分，分别是长沙孙鼎臣、凌玉垣、郑敦谨、周寿昌、李寿蓉、徐树铭等6人，株洲黄国瑾，湘潭黎吉云、袁芳瑛等2人，邵阳魏源，岳阳左宗植，常德杨彝珍，益阳汤鹏，怀化严正基，永州何绍基及其子何庆涵、其孙何维朴、张荣祖等4人。这18位中，何绍基还为顾祠捐银20两，汤鹏为顾祠捐银16两。
在参加活动并题了名者之外，还有两位参加了活动没有题名。一位是湘乡双峰（今属娄底）的曾国藩，这是研究者段志强先生的看法；另一位是湘阴的郭嵩焘，在他本人光绪二年四月初四的日记有“赴顾祠”的记载。
除了参加会祭活动者，还有5位没有参加会祭，却为顾祠捐资者，他们分别是长沙的贺长龄、劳崇光，湘阴的李星沅，分别捐银50两；益阳的罗绕典捐银30两，怀化的王继贤捐银12两。这5位中的前四位都官至总督，王继贤的官只做到山西永宁知州。
以上3类共25人，分布于湖南省今14个市州中的10个市，其他如衡阳、郴州、张家界3市和湘西州未有人参加。
湖南25人参加的顾祠会祭活动，集中在1843年至1887年这前45年里。其中最后一位参加活动的湖南人是醴陵的黄国瑾。此人是湖北布政使黄彭年的儿子，后迁居贵州贵筑。黄国瑾同时是湖南人中参加顾祠会祭次数最多者，他从1879年的春祭开始，至1887年的春祭结束，前后参加了12次会祭。
在湖南人中，除了顾祠会祭发起人何绍基，祖孙3代均有代表参加会祭，魏源也堪称早期顾祠会祭的活跃分子。道光二十四年（1844），魏源入京会试，名列十九，却因答卷草率，被取消当年的殿试资格。五月二十八日，他参加了顾祠的第一次生日祭，随后返回苏州。次年，魏源进京补行殿试，中了进士。这一年，他又参加了春祭和生日祭。此后，他去了江苏做官，在杭州西湖边上出家，再未到过京城，自然无缘参与之后的会祭。魏源之所以如此热心顾祠会祭活动，至少有三个方原因。一是出于对顾炎武的崇敬。魏源“师法亭林，具经世之志”，是一枚忠实的“顾粉”。他与顾炎武思想观点一致，主张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反对一味钻故纸堆，提倡关心天下兴亡，为强国安邦而读书。作为著名诗人，魏源对顾炎武的诗也极为服膺。二是因为他与顾祠会祭的两位倡首人都是志同道合的好友，彼此交情深厚。他与张穆时常讨论西北史地之学，一道去国史馆翻阅康乾平定西北的档案，还联名揭露戴震抄袭赵一清的行为，由此演变为持续百年的郦（郦道元）学公案。张穆从永乐大典中誊出《元朝秘史》汉文总译，将元经世大典西北地图送给魏源，刻入《海国图志》一书。当时的学界 “南魏源，北张穆”之称。与何绍基，除了友情，还有乡谊。魏源曾在扬州自己的别墅絜园请何绍基喝酒，何绍基有《扬州魏默深留饮絜园》的绝句两首为记，其中“著述匑匑吾老默，今日絜园真请客”之句，尽显真挚友情。另有一首绝句《柬魏默深》：“惠抱兰怀只自怜，美人遥在碧云边。东风不救红颜老，恐误青春又一年。”若非情深谊厚，能诉如此衷肠？两位老朋友发起的活动，重情重义的魏源，焉能不出来捧场呢？魏源热心顾祠会祭的第三个原因，是因为受祭者顾炎武和参加会祭的学者，大多是西北史地学的研究者和传播者，而西北史地和元蒙历史正是魏源关注的领域。魏源曾与徐松“商论天下形势、西北地理”，所著《元史新编》吸纳了徐松不少意见。顾祠会祭，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西北史地学者的学术沙龙，这个社交平台，助推了魏源著作及思想的传播。与魏源一块参与顾祠会祭的王茂荫，于咸丰八年奏请朝廷刊发《海国图志》，要“亲王大臣，家置一编”，以普及主政者的洋务知识。
曾国藩和郭嵩焘与祭却不签名，对内中的原因，笔者作了一番揣测。曾国藩做事老成持重，在他羽翼未丰之时，希望参加一些活动，广结人脉，但他知道搞团团伙伙不好，尤其是在大清王朝，参与会祭反清遗老的非组织活动，一经传扬出去，对仕途肯定不利。所以，他参与会祭，据说还在祭后会了餐，但就是不在题名卷上签名。至于郭嵩焘日记中写到“赴顾祠”，却不见签到，想想当时正是郭氏受到千夫所指之时，他能不夹尾做人吗？光绪元年初，云南发生“马嘉理案”，清廷按英国要求，拟派郭嵩焘赴英“通好谢罪”。一时间，郭嵩焘备受指摘、讥讽，有人编了一副对联讽刺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由于中英谈判未妥，出使延期。这年11 月4日，郭嵩焘上疏弹劾对马嘉理案负有直接责任的云南巡抚岑毓英，同时抨击了那些盲目自大的官僚士大夫，自然又遭到毁谤，“汉奸”、“贰臣”之类的指责咒骂，汹汹而至。在这个政治背景下，郭氏低调行事自在情理之中。
谈到顾祠会祭中的湖南人，不能不提到车持谦。车氏祖籍本是江苏镇江，但明景泰初年（1450），车济已移民湖南邵阳，并发展成为当地首屈一指的书香门第。1778年出生的车持谦，是车济后裔车大敬的第7代孙，而曾任岳麓书院山长、《声律启蒙》的著者车万育，则是大敬的孙子。车持谦何时返回了祖居地，暂时不得而知。在南京，他写了《秦淮画舫录》、《画舫余谭》、《三十六春小谱》、《莫愁湖志》、《钟山志》等多部著作。他能写诗、懂谱曲、好收藏，是一个唐伯虎式的风流文人。
然而，车持谦到底是车氏子弟，秉承了车氏家风。他崇敬顾炎武，研究顾炎武，从顾氏身上看到了曾祖父车鼎贲兄弟的影子。雍正五年（1727），湖南永兴人曾静受车鼎丰《吕子评语》感化，立志反清复明，游说川陕总督岳钟琪起兵反清。岳钟琪却向朝廷告密，把曾静及车鼎丰、车鼎贲兄弟捉拿入狱。车氏兄弟在狱中五年，备受迫害，但始终不屈不挠，最后被清廷杀害。出于对反清志士的景仰，车持谦殚精竭虑，编撰了《顾先生年谱》。就是这部被称为“纸上顾祠”的《顾谱》，为顾炎武入祀乡贤，及后来的“顾祠会祭”奠定了基础。
（作者单位：邵阳市政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