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进入湖南》封面
封面上的图片为长沙浩园
编者按：本文节译自1908年出版的《我们进入湖南》，作者为英国传教士阿兰（Wilfrid Alan）。原书由九章组成，主要记述的是传教士如何克服湖南民众的抵抗，开展其布道事业。节选的文字重点记录了英国伦敦会传教士杨格非(Griffith John，183l—1912)、德国人谔尔福进入长沙的事情。文中提到的杨格非精通中文，曾用中文翻译《新约》和部分《旧约》。1891年10月间，正是杨格非得到周汉写给湖北巡抚谭继洵的副本，读懂其中反洋教内容报告上交英国驻武汉总领馆。
时间过去了一年，外国差会仍然没能在湖南省获得立足点。然而中国基督徒的数量在增长，而且很多都是湖南的信徒，他们去到临近的省份热情地呼吁，希望差会派传教士来长沙指导，给予他们帮助。在伦敦差会几名成员的要求下，杨格非终于开始尝试去湖南的第二次旅行。1883年后，他就再也没有去过湖南省。当时，他和同事阿奇巴尔德在湖南受到粗鲁的对待。但是他觉得为了信徒人数不断增长的衡阳教堂，应该尝试再去一次，以此来增强信徒们的信念，同时也顺便考察一下进入长沙城的前景。可惜他的成功到访，却因为一位德国人的苦苦纠缠，映衬得不那么光彩。这位德国人叫谔尔福，他知道湖南人的个性，而且决心即使有种种阻挠也要进入长沙城看一看。毫无疑问，这位绅士勇气非凡，但他不用像传教士那样去考虑自己的行为可能产生的后果。所以挑起湖南人的愤怒及憎恨，对他来说无关紧要。当时谔尔福正去往广州，路过长沙。抵达时，他向巡抚申请进入长沙的许可。这个申请当然被拒绝了。湖南的官员们想尽一切办法试图把他赶走。但谔尔福却毫不退让，告诉官员要不让他进城，要不他就死。湖南官员便传信给武昌的总督，要求他与汉口的德国领事进行沟通，让领事命令谔尔福离开长沙城。这件事闹到了当时正在北京的德国总理那里。总理告诉总督说谔尔福完全有权进入长沙城，还说他不该被召回，如果谔尔福受到任何伤害，中国官员们要为此负责。于是这次沟通产生了谔尔福想要的结果：他进了城。但这并不是一个漂亮的胜仗。因为他是在凌晨3点45分坐在一顶被遮得严严实实的轿子内进入的长沙城。当时漆黑一片，长沙大多数人都在熟睡之中。他被长沙的官员带入总督衙门旁边的一个大厅里，吃了一些糖果，喝了一杯茶。在破晓之际的5点45分，又被同一顶轿子抬出了长沙城。他在长沙城墙内呆了约两个小时。
这个“恐吓”政府官员的行为让谔尔福出行更加不顺。当他到衡州时，气愤的民众对他投以乱石作为欢迎。还有人想要把他拖到水里要淹死他。但他成功逃脱，跑到了一个离衡州40里的地方。在这里，他的三位仆人抛他而去，他也只好放弃自己的事业，独自一人回了汉口。虽然整个事件展示了旅行者的无畏，但是却阻挠了谔尔夫将来可以在中国安全旅行的前景，加深了湖南人民对洋人的仇恨与反抗。他们迟早会对传教士们复仇的。
这些事情就发生在杨格非和施白珩牧师（C.G.Sparham）从汉口来湖南的前2、3周。抵达长沙后，他们发现长沙人由于德国人的到访而躁动不安，这对他们成功进入长沙城不是好兆头。有几位小官员拜访了他们。杨格非向这些小官员提出了想进入长沙城的想法，但是这些官员们要求将这个问题先暂缓一下，等他们从衡州回来再说，因为现在都督不在长沙。于是杨氏与施氏只能默认，在中国炮艇的保护下，呆在长沙城外的船上。
1898年英国内地会传教士杨格非（中）、戴德生（左）、丁韪良在长沙合影
在长沙时，书商邓懋华拜访了杨格非。他是周汉煽动性文字的主要出版与发行人。1891年，他被杨格非发现，上报给了官员。自从那一年的麻烦之后，杨格非屡次与他进行沟通，建立了某种友谊关系。杨格非与他的同事明白在长沙城外等待是徒劳之举后，由炮艇护送着去了衡州。他们期待着在这个城市的问询者能热情地款待他们。但当发现大批民众站在河岸，手拿石头、泥巴等待他们的到来时，杨格非等人感到沮丧不已。他们一靠近，民众便开始朝他们丢石头，他们只得在炮艇的保护下撤退。在这里他们开始还很安全。但第二天，护送炮艇撤离，将传教士完全暴露于民众的暴力之下。他们再度寻求炮艇的庇护，然而舰长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传教士坚持要得到保护，直到当地的地方官出面请求他们离开。他解释道，人民的态度是因为最近来访的谔尔福。他们已经决定不能让外国人再踏足衡州一步。杨格非说服了地方官，说只需要见见信徒。但杨格外非一上岸，民众丢的石头就变得越来越多，让杨格非等人处在十分危险的境地。很显然，上岸将造成惨剧，因为本来应该保护外国人的部队会让民众采用更加暴力的手段。最后在两艘炮艇的护送下，传教士们离开了衡州。把船停在了下游两英里的地方。那天夜里，一些认同耶稣基督的问询者和信徒们拜访了他们。知道杨格非和施白珩不可能登陆衡州，询问者当场请求受洗。那天晚上，13名男士成为基督教徒。杨格非与他的同事在停船处又呆了几天，希望能转变衡州的民众和官员的态度。但他们的需求并未得到满足，同时他们还得回到汉口去。
谔尔福博士（Dr. Wolfe）的到访以及相关事件再次激起了湖南人民的排外精神，提供了更多展示他们憎恨、散发煽动性传单的机会。在这一年余下的时间里（1898年），任何人想在长沙辖区里尝试布道都是不安全的，更别说在长沙城内了。排外的团体又站了出来。同时原本应该在政府监控下臭名昭著的周汉又一次散发了煽动性的传单。这些传单贴满了湖南省的各个城市及周边小镇。这次散发活动以“关于联合及警觉的行动”为题，号召毁掉所欲差会的建筑、书籍等等，杀死一切转信异教者和情报刺探者。它给出了如何反抗外来敌人，如何成功地反抗蛮族入侵湖南省的指令。传单上很多内容会让欧洲的读者发笑。可悲的是，虽然做了种种努力，以基督信仰与科学书籍以及传教士的信件交流等来启发周汉那具有偏见的心智，他还是再次制造了种种指控与中伤。
湖南当时流传的反洋教漫画
然而对周汉来说很不幸的是，这次传单的散发是欧洲的列强正在威胁中国，而中国政府也陷入了邪恶的案件之中（即：教案）。德国的传教士在山东被杀，于是德国占领了胶州，意图在那里建立自己的势力。在这个时刻，中国政府可无心容忍自己的子民犯这类愚蠢的错误，于是相应地颁布圣旨保护传教士和差会的财产，逮捕了所有的反抗者。湖南巡抚陈宝箴立即逮捕了周汉，将他关进了长沙的看押所。在那里，他就无法再做任何捣蛋之事了。当时正好有一帮生员在周汉的故乡宁乡参加会试，这些所谓爱国者的追随者们通过宁乡县政府请愿要求释放周汉。但湖南巡抚因上呈请愿书严厉地训斥了宁乡县令，暗示如果他的领地不能保持和平，那么对生员扰乱秩序的惩罚会随之而来。之后关于周汉的消息就少之又少了。现在湖南已经开放了，可以设想周汉不会再给他的国家添乱了。
对于周汉的逮捕与关押正是湖南也是那个时候经历变革的标志之一。这个省份的人不可能再长久的保持他们的孤傲，西方的影响肯定会遍及到他们的社会和政治生活，就如西方已经影响在中国其他的部分所做的那样。基督教和科学的书籍已经在全省流传，外国人已经在此传教，受了一些苦。思想开阔、受启蒙的官员们不时掌控着政府，可能改革的第一个显著的特征可以追溯到1895年。那年学政江标在北京得到了任命，主持全省的科举考试。当时他就奉劝长沙的绅士阶层阅读外国书籍，熟悉外部世界的时事。这位官员有在国外的经历，同时决心与本国人的无知与顽固做斗争。他不但将外国文学推荐给湖南人，同时在长沙举行的乡试中设题还要求候选人对于国际时务、国际关系有相当的了解。许多学生离开考场时都惊讶不已、灰心丧气，觉得完全不知所措。然而，他们通过这次考试受益颇多，立刻开始购买书籍和从《圣经》贩卖者手中购买《新约》，希望获得新知。结果是在湖南生活的翰林们开始不断的寻找增加他们对外部世界知识的手段。随着这些人的影响增加，虽然周汉和他的排洋分子在不断运动，但这些人获得了成功，以至于在1897年长沙的一次大学改革中，要求上海的广学会给校长提名。这件事发生在周汉逮捕的同一年。
虽然杨格非和沃尔夫博士被赶了出去，但还有其它的重要现象表明湖南的变化。我们已经提到了在长沙和武昌之间已经连通了电报线，钱伯内斯（Champness）在路上看到这项工作受到了迫害。在有的地方人民强烈地反对这项工作，但是政府官员却支持。另外一个特征是长沙本地的官绅已经开始经营汽船公司，在湘潭、长沙和汉口间开辟航路。很多当地的学者和士绅都支持这项计划，但湖南都督本人把这项计划阻拦下来。他认为这样会让湖南很快就会向外国贸易开放。很明显，即使是在这个时候，在这些及其他的创新引入之后，湖南省在中华帝国的版块内已经不是一个封闭地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