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古代湖南工业尚处于自然经济状态，生产方式多为家庭手工业前店后坊的形式。直到近代，长沙工业及其科技发展才有了许多可书可颂的业绩。清代戊戌新政时期，湖南近代工业开始起步，其标志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和机器生产的出现，规模虽不大，却是全国“开风气”的地区之一。善记和丰火柴股份公司和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是湖南最早的近代工业企业。清末长沙在国内第一次采用西法提炼纯锑，“成色在世界著名之英京廓克逊之前”，结束了中国土法炼锑的历史。
近代工矿业的发轫
中国最早的民族工业始于咸丰十一年（1861）曾国藩创设的安庆内军械所，而湖南最早的近代工业当肇端于光绪元年（1875）湖南巡抚王文韶奏建，第二年建成开工的湖南机器局，迟于安庆内军械所15年，也落后于上海发昌机器厂10年。而且，湖南机器局只限于军事领域，存在时间也极为短暂，仅历一年多时间便告夭折，可谓昙花一现。
直到20年后，湖南近代工矿业才发轫于维新运动时期。光绪二十一年（1895），湖南先后开办了履和裕锑矿和湘裕炼锑厂，随后新任巡抚陈宝箴奏办矿务总局，首先对铜、煤、铅、磺等矿“试行开采”。同年 “善记和丰火柴股份公司”成立，厂址设在长沙北门外开福寺和迎恩寺之间，是为湖南最早的近代工厂。几乎与火柴厂创立的同时，陈宝箴又支持湘绅王先谦、黄自元、张祖同等自筹资金，在长沙创办了湖南第一个近代机械工业企业——湖南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初为官督商办性质，由于经营亏损，一年后，转为官办。戊戌前后，长沙除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外，还出现了不少民营机械制造企业，如1898年陈万利开办的生产石印机的机器厂；1900年姜华林开办的裕湘机器厂等。
自清末新政至辛亥革命之前，湖南民族工业的发展以工矿业为重心。由于收回利权运动的影响和湖南矿务总公司的成立，湖南采矿业特别是有色金属采矿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戊戌维新运动中创办的湘裕、大成两个炼锑厂仍在进行生产，两厂每年的生锑产量大约为2700吨左右。光绪三十二年（1906），这两个炼锑厂经呈请清政府农工商分别注册为湘裕湘盛合股有限公司和大成合资有限公司。
当时，这些用土法冶炼的厂家，炼出来的生锑在国际市场上价格不高。因此提炼纯锑，就成为湖南锑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突破口。1902年以后，当时的湖南巡抚俞廉三以及继任者赵尔巽都曾派学生到日本、美国和欧洲学习矿学，以求发展湖南的矿冶业。而对于湖南炼锑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是梁焕奎创办的华昌炼锑公司。
在矿冶方面，除华昌炼锑公司外，清末还有常宁水口山铅锌矿、益阳板溪锑矿、新化锡矿山、平江黄金洞金矿和湖南黑铅炼厂等。从1899年开始，水口山矿在廖树衡的主持下就开始试验自行炼铅，但都因经营不善或技术落后等原因而失败。廖树衡（1839—1923），字荪咳，长沙府宁乡县人，清道光十九年（1839）生。初入湘军提督周达武幕，光绪三年（1877）馆于陈宝箴家，十九年（1893）主讲玉潭书院。二十二年（1896），主持常宁水口山矿务，创开明垅法采矿，颇著成效。二十四（1898）年，任宜章训导。翌年调清泉县，仍主管水口山矿务，在任八年赢利600万两。二十九年（1903），任湖南矿务总局提调，升总办。三十三年（1907），捐主事，分部加四品衔。后以湘抚保奏，得二等商勋三品衔之奖。民国后归家，著有《珠泉草庐文集》《茭源银场录》等。
1908年，时任湖南巡抚岑春蓂以涂懋儒为总办，委留美归国的矿业专业学生江顺德为总工程师，负责筹办黑铅炼厂。江顺德受命筹办黑铅炼厂后，一方面派员赴美购运机械等件，陆续运湘，共费美金44000余元，纹银1500余两；另一方面，他就省城南门外六铺街地基（11386亩）建厂房炉座，共费银32000余两。该厂工场方面分压砂、烘砂、鼓风、提银、净铅、翻砂、提金、机械各部。其动力设备，用蒸汽引擎，共有直立锅炉4座，卧式一次膨胀引擎3部，卧式二次膨胀引擎1部，竖式三次膨胀引擎1部，共约100匹马力。主要机械设备有铗砂机、碾砂机、自动砂戽装置、鼓风炉、烘砂炉、炼铅炉、提银炉、起重机、抽水机和修理用的车床、钻床、钳桌等。该厂不动资本约20万元、流动资本约10万元。宣统二年四月初一日（1910年5月9日），长沙黑铅炼厂正式开工炼铅。然而开工后不久即由于矿砂供应严重不足而处于时停时办的境况。直到1916年才完全恢复生产。
在煤矿方面，早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宁乡县煤炭坝就成立了天一煤矿公司的民营煤矿，该公司每年产烟煤1000多吨。从其产量来看，规模不是很大，机械化程度也不是很高。宣统二年（1910），宁乡人贺锡林又在煤炭坝创办守一煤矿公司，这是清末宁乡县内开办持续时间最久的一个煤矿，直到民国时期还存在。煤矿的开采和城市的发展推动了煤炭贸易的兴盛。光绪三十一年（1905）,陈文玮、程景光、常振复三人集资10万银元，在长沙创设了长沙地区见于记载的首家大型煤炭贸易企业——同人豫煤务公司。
辛亥革命前夕，长沙创办的近代企业中较为突出的还有湖南电灯公司。创办于维新运动中的宝善成公司的发电厂在变法失败后不久就停办了。直到1909年才有以陈文玮为首的绅商共同发起成立“湖南电灯股份有限公司”。
陈文玮（1885—1935），长沙县人。二十多岁时，补博士弟子员，参加科举考试未中，遂绝意科举，弃文经商，曾在长沙城内开颐庆和钱庄及绸缎庄。后捐得湖北试用知府。1896年，王先谦等筹建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时，陈文玮就投资入股，参与其中。陈文玮等创办湖南电灯公司有抵制外人之意。宣统元年（1909）春，在长沙的外国商人集议，拟在湘垣开办电灯，有垄断独呑之意。
另外，又有亚细亚洋行自包大批洋油在西门外设站零卖，大有垄断长沙市民照明用油贸易之势。在这种情况下，长沙绅商认为，若不急图抵制，让利源外溢，损失将遍于湘垣，并且交涉日多，纠葛会蔓延于官署。当年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开办电灯的实践也给他们以很大的启示。于是，陈文玮和李达璋、饶祖荣共同集资发起成立“湖南电灯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电灯股份有限公司的招股章程规定集股20万元，以100元为整股，10元为零股，合并为2000整股。同时规定入股在2000元以上者，方能有资格推举为公司的董事。宣统元年，该公司在长沙和汉口等地设立招股处，开始招股。到宣统三年共招股13万余元，用于建厂及购买设备尚不足，只得向湖南总商会借款8.7万元，后来这笔借款转为了公股。这样共筹得股本20余万元。但立杆架线，发电耗煤，资金信不敷周转，于是决定继续招股本30万元，前后合计招股本50万元。
湖南电灯公司修改章程合影
公司办公处开始设在长沙皇仓坪，后来相继搬迁到苏家巷和六铺街，而发电厂一直设在长沙南门外中六铺街（原长沙发电厂所在地）。发电厂向法国瑞记洋行购得160千瓦三相交流发电机组3台，容量共400千瓦；水管式锅炉3台。1911年4月，发电厂装机竣工，同年5月28日正式发电。
六铺街湖南电灯公司厂房旧址（今无）
机械工业方面，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长沙有两家私营的机器厂，即发昌机器厂和德昌机器厂。但两家机器厂的生产情况无资料记载。光绪三十一年（1905），在长沙贡院西街的善竞公司试制出木质纺纱机和毛巾织机。其中纺纱机“每日以一人之运动，可出纱12斤”。宣统元年（1909），梁啸岚和郭石岑合伙在长沙设立和丰翻砂厂，铸造矿山机器零件和轮船用螺旋推进器，这是湖南专业铸造厂的起源。
在轻工业方面，20世纪初年，长沙出现了一些以生产日用化学品和玻璃制品为业的近代企业。据宣统二年出版的湖南出口协会说明书载，光绪三十一年（1905）长沙出现了制造油墨的华光公司。光绪三十二年（1906），长沙有民立实业社创办，生产油墨、酒精、花露水、樟脑、香油等化工产品。在此前后，长沙出现了肥皂制造业。光绪三十年（1904），王先礼兄弟在营盘街创办手工习艺学堂，向学生教习制皂技艺。同时，设在长沙的省城官立艺徒学堂也向艺徒教习肥皂制作技艺。到宣统三年（1911），在长沙创立了湖南丽记升茂肥皂公司，生产含水皂，日可出货40余箱。
长沙的玻璃制造业也产生于这一时期。光绪三十二年（1906），由文经纬、萧仲祁、萧利生等集资20多万元，在六铺街创办了麓山玻璃公司。该公司以倒焰炉生产煤油灯灯罩和灯座，颇获利润。据光绪三十二年(1906)的《东方杂志》载：“湘省本有一种土造玻璃因不能清爽遂致辍业，兹闻省城西门外新设一玻璃厂，所出之货颇称明亮，且能将碎玻璃重作，已拟集资大办矣。”
善记和丰火柴公司和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
长沙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工业产生于维新运动中，而长沙的第一个近代工厂就是陈宝箴委派绅士张祖同、刘国泰、杨巩等筹办的善记和丰火柴公司。光绪二十一年（1895），长沙地区遭受严重旱灾，清政府特拨救灾赈济银1万两。长沙士绅刘国泰等提出以工代赈的想法，建议：“以此赈款创立洋火局，藉以收纳贫民，以从事工作，庶民有常业，不致流离；制造若能讲求，更可挽回利权。”这一建议得到了陈宝箴的肯首，他委任长沙士绅张祖同（字雨珊，长沙人，同治壬戌举人）为总办，刘国泰和杨巩为帮办，筹办火柴厂。张祖同等募集商股，但因绅商对此存有疑虑，不敢入股。因此，历时一年仅筹募散股8000两。张祖同、刘国泰、杨巩只得以“立本堂”的名义自己出资12000两，与工赈银合并共30000两作为创办资本。1896年，“善记和丰火柴股份公司”正式开工，公司设长沙北门外开福寺和迎恩寺之间，所在地的街道，居民名之“洋火局”（今长沙市工农街）。公司初创时机器设备很简陋，除少量人力手动的排梗机、齐梗机外，大部分工序都是手工操作，是“属于半手工业的企业”。制作火柴所需的梗枝和盒片，国内各处火柴厂“均购自东洋，而该公司均以湘树为之”，并“附设柴梗盒片公司”。制作火柴头的药料一部分从美国和日本进口，但也“多有自制者”。
1909年和丰火柴公司发行的钱票
制盒的工作全部外包至厂外。因此公司附近贫民赖此为生者达数千人。半成品梗枝进厂后，经过齐梗、装盘、排板、上油、点药、烘干、拆板、装盒等工序，即成成品。这些工序大部分由女工担任，因此公司工人中女工为多。工厂刚开工时有工人七八百人，其中女工约有六七百人。工厂年产火柴1万箱左右，每箱售价银12两8钱，并且“本省厘金已请免纳”。公司为产品设计了“金钱”商标，寓“财（柴）源广进”之意，旗下红头火柴为“双狮”牌，黑头火柴为“龙”牌。红头火柴一般销省内，黑头火柴为安全火柴，除销省内外，还行销滇、黔诸省，声誉和销路颇佳，工人最多时达1000余人。皮锡瑞曾到该厂参观，他在日记中记载：“归过火柴局，入视，局面甚大，略似上海、湖北。” 1906年，长沙发大水灾，公司被水淹没，损失惨重，扩股复业，浙商应募入股，公司成为湘浙两省商人合办企业。1914年停业。1922年恢复生产。1929年因股东发生纠纷，宣布倒闭。
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是维新运动中首先由长沙绅士集股创办,后来改为官营的一家影响较大的近代民用企业。1896年，陈宝箴与长沙、善化诸绅议创机器制造公司。陈宝箴“面属先谦等出而任事，复使熊希龄要约，期以必成”。经王先谦与黄自元（1837—1918，字敬舆，号澹叟，湖南安化县龙塘乡人，同治戊辰进士）、张祖同等商议，创办湖南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初时拟官商合办，经当时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批准，在行销湖南的淮盐原有东征筹饷的盐斤加价项下，每百斤再加价两分，作为开办公司和筹办时务学堂的费用。
但此项费用后来专归时务学堂开办之用，王先谦等只得将公司改为官督商办，他本人自己出资1万两，由长沙商人陈文玮集资5000两，计15000两，先行筹办。王先谦担任公司经理，聘请曾在山东机器局、四川机器局担任过技术工作的湖南桂阳人曾昭吉作工程师，下设总稽察和总核账各一员，分别负责厂务和财务管理。王先谦等开始时对该公司的前景雄心勃勃，想把它办成一个综合性的实业公司，包括开采煤矿，制造火药，同时还要建立发电厂、纺织厂、铸币厂、舂米厂、榨油厂、洋烛厂、东洋车厂等，设想的规模相当庞大。开始时到上海购置了小马力锅炉一具、刨床、车床各一台。但在办理过程中，困难重重，开办年余，亏损太大，无以为继，只得转归官办。陈宝箴委派裕庆总理其事。裕庆经办两年余，企业整体并无多大起色，仅在制辫机和发电厂两个项目有所成效。在制辫机方面，公司生产圆辫机和扁辫机两种，但圆辫机销路不畅，一年后即停止生产，而扁辫机则由王先谦独自开办大经丝辫公司，先后生产扁辫机30余台。
在发电方面，曾昭吉于1897年去上海购买了一套小型发电设备，在湖南抚署衙门附近（今长沙市又一村）设立发电厂。最先安装电灯的是抚署衙门和其他政府机关，以及附近的学堂、报馆和沿街商店，共开灯400余盏。随后，宝善成公司又在长沙南门开设南厂（以原厂为北厂），又开灯400余盏。同时还拟购得碾米机器二具，即在其地拓宽地面，准备以南厂之电开办机器碾米厂。南北两厂共装灯800余盏，由是长沙一城，自学堂、报馆以及沿街大商铺，“咸入夕炳炳然矣”。尽管如此，申请装灯者多达一千六七百盏，南北两厂发电量有限，无法满足市场需要。
陈宝箴对发展湖南近代工矿业的贡献
陈宝箴（1831—1900），字右铭，江西义宁（今修水）人，以举人出仕，先后任浙江、湖北按察使、直隶布政使。《马关条约》签订后，他为国家的危难痛心疾首，曾上疏陈说时局利弊得失。光绪二十一年（1895）升任湖南巡抚，慨然以开发湖南为己任，锐意整顿，刚到长沙任职就察劾县以下昏吏20余人，因得亢直美名。在经济上，陈宝箴认为“凡有可以稍裨国计民生者，分应殚竭愚忱，尽其力所能及”，“尤可次第推广”。主张大力开发湖南矿业，“以救国民”。陈宝箴推行新政的功绩，首先在于他打破了湖南自洋务运动时期以来被守旧势力控制的沉闷局面，开创了湖南近代工矿业的先河，对当时湖南特别是长沙的社会经济起了开风气的作用。正如《湘学报》所赞扬：“我湘陈右铭中丞，亟力图维，联属绅耆，藉匡不达。兴矿务、铸银元、设机器、建学堂、竖电线、造电灯、引轮船、开河道、制火柴，凡此数端，以开利源，以塞漏卮，以益民生，以裨国势，善于变法，而不为法所变。”
陈宝箴就任湖南巡抚后，在发展工矿业中的第一项措施就是奏准开设官矿领导机构—— 湖南矿务总局。他为什么首先注意到矿业的开发呢？一是认为，“开矿之举，行之歉岁，尤为急务”，此举既有利于国计民生，亦是自强之路。二是从湖南地理、经济等特殊情况出发，认为应优先发展矿业，他奏称：“湖南山多田少，物产不丰，而山势层迭奥衍，多矿石之质类，不宜于树艺；唯五金之矿，多出其中，煤铁所在多有，小民之无田可耕者，每赖以此谋生。”陈宝箴的奏请很快得到了清政府的批准。1895年2月，湖南矿务总局在省城长沙正式成立。与此同时，陈宝箴又拟奏了《湖南矿务简明章程》，对办矿的方法、经费、股份、矿质等问题作了若干具体规定。随后开始了大张旗鼓的招股建矿工作。1896－1897两年之内即建起了常宁水口山铅锌矿、新化锡矿山锑矿、益阳板溪锑矿、平江黄金洞金矿等大型官办企业。
其中以水口山铅锌矿为第一，铅锌产量呈逐年上升趋势。陈宝箴委宁乡秀才廖树蘅办水口山矿。廖独创“明坑法”，顺利排去积水，使采矿效率大大提高。日本人曾派人来参观，对此法大加赞赏。新化、益阳锑矿的大量开采，使长沙省城的炼锑业开始产生。1896年起陆续有民族资本家在灵官渡开设大成公司、湘裕炼锑厂。灵官渡则成为湖南省最大的矿产品转运码头。
陈宝箴抚湘前曾长期在湖南为官，对湖南矿产资源比较了解。还是在光绪二年六七月（1876年7至9月）间，陈宝箴就给当时的湖南巡抚王文韶呈禀，陈述了他对湖南开矿的看法。他主张对于湖南各地矿山“倡谋开采”，由“官绅为之主办”，“其开矿之工，则募附近居民，厚给廪饩，……或量购机器，以省功力”。他提议“使就一产金、银之地，暂募数十百人，试行如法采办。如果得当，则增工而广取之。其他湖南境内，凡有黄、白金矿之所，皆准此而力行之”。显然，他是主张由官府控制矿山（特别是金银矿）的开采，但主张雇工开矿，并采用近代机器开采。基于这种认识，陈宝箴抚湘后，非常重视矿冶业。他于光绪二十二年正月（1896年3月）上《开办湘省矿务疏》，请求“于省城设立矿务总局，……择湘士之有志气识度、不为利疚者，量才委用，南、北洋及各处熟谙矿务之人，亦即随时商调，以资指臂。先择铜、煤、铅、磺等矿较有把握之处试行开采”。二月二十二日（4月24日），清政府批准了陈宝箴设立湖南矿务总局的奏请，随即该局正式成立。
陈宝箴
陈宝箴原来想官商合办，但“虽经招股，奈风气未开，人无识矿，言及办矿，群有戒心”。矿务总局只得改为官办，向各钱庄借贷。“而长沙各殷实钱号，亦因矿务经营伊始，成败未定，不肯借贷，故与矿务局银钱往来者，只阜南官钱局一处”。创办时由阜南官钱局总办朱昌琳在自己开办的乾益号钱庄借贷一万两以官钱局名义借给矿务总局作为开办经费。矿务总局还向厘金、善后、房捐等局借款，才得以开办。总局创立之初，陈宝箴委派候补道刘镇为矿务总局总办，广东补用道朱彝（朱昌琳之子）为会办，邹代钧和张通典为提调；到该年冬，又重新委派：刘镇和候补道蔡乃煌为总办；朱彝仍为会办；邹代钧和黄笃恭为提调，俞兆蕃会同办理；梁焕奎充文案，黄鸿飞充收支。
根据湖南矿务章程的规定，全省各地矿务统归矿务总局管理，各地开矿有三种经营方式：“由官督办，不招商股者曰官办；招商入股者曰官商合办；由商请办，官不入股者曰官督商办。”矿务总局在湘阴县城设立转运局，凡官办、官收的各种矿砂需要运出销售的，概交转运局收存，由总局统一销售，对私人运销矿砂则一律严禁。同时在长沙南门外灵官渡设厂以土法炼铜，以供宝南钱局铸币之用，后因“亏折停办，改厂为栈，经理各路收发矿砂”。陈宝箴还与湖广总督和湖北巡抚商议，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在湖北汉口大王庙街设立湘矿转运局，后移汉口邱家垱。湖南各地煤炭和各种矿砂“均须运往发售”。因此，湖南矿务总局成立后，全省的矿务实际上都由总局统辖起来了。
湖南矿务总局成立后，“延矿师派员绅分途履勘”，勘察矿点“计百有余处，择优开采者二十余处”。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常宁水口山和龙王山的铅矿，桂阳、常宁、永顺、桑植、石门等地的铜矿，澧州、辰州的硝矿和磺矿，平江黄金洞金矿，辰溪、泸溪、芷江、沅陵等地以及新化锡矿山的锑矿。在当时长沙府境内的有宁乡和尚桥、青溪、苦竹寺和湘潭小花石的煤矿，益阳板溪、安化滑板溪和木李坪、醴陵圆坑的锑矿。特别是锑矿在湖南的发现与开采是湖南矿产开采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湖南矿务总局的一项重要贡献。锑矿在湖南颁布广，储量多，明末时在湖南就已经发现，但当时被误认为是锡的一种，而没有认识到是一种新的矿种，所以当时最著名的新化锑矿分布区被称为锡矿山，并一起沿用至今。
1895年，唐才常和刘善涵等在谭嗣同的支持下也在浏阳筹办矿务。浏阳盛产白煤，唐才常等想通过汉口各洋行推销浏阳南乡的白煤，“以便打开各处销路，实为浏邑无穷之利”，同时筹备在浏阳西乡跃龙市开采新煤井。当时浏阳东乡也发现了锑矿，“历经西人化验，均云佳质，且用处甚多，为五洲不可多得之矿”。欧阳中鹄、唐才常、刘善涵等为筹办锑矿事上下奔走，希望能够“于浏城设立矿务分局”，以欧阳中鹄“主其事”。“浏阳分局既立，则与省垣总局呼吸相通，一切矿事皆归分局控制，以上隶总局”。欧阳中鹄还提出以“官四商六”的比例由官商合办。但湖南矿务总局决定接收浏阳的锑矿，并改为官办。
湖南矿务总局虽是借款创办经营,但创办后经营状况较好。据皮锡瑞记载，“矿务甚佳”，“安的摩尼尤好”。陈宝箴任巡抚时，向湖南矿务总局共投入资金“50余万金（元）”，其中机器到1898年仍可抵价10万余元，而1898年一年的利润为11万余元。《矿务杂志》第一期也载文介绍：“（湖南）矿务成效既著，出砂售价，收入颇丰，始克自为周转，并将各银钱商号往来借用之款归还。”
因为湖南各地锑矿大量开采，锑矿砂外销“滞销”，因有“设炉提炼”之议。1896年和1897年，先后有从事锑矿提炼的湘裕炼矿公司和大成炼矿公司成立。湘裕炼矿公司是湖南绅士张祖同、朱恩绂、汪诒书、杨巩于1896年合资创办的长沙最早的炼锑厂，厂址在长沙南门外灵官渡，此地为湖南矿务总局设置的各地矿砂的堆栈，作为炼锑厂的选址是比较合适的。该公司的创办资本约为3万两，“使用着旧式的制炼炉，制炼方法也极不完整”。该公司共“有四组炼炉，每组由6个炼壶构成，从事制炼。每一炉使用职工5人，昼夜不停地工作，一昼夜分两班。……炼壶每12小时装换两次，每炉每天制炼度数，相当于16次，每天出产锑大约有2300余斤”。从1899年至1905年，湘裕公司共炼生锑8994吨。其“售于各国之锑，均称佳妙”，故而“向来获利甚丰”。
大成公司是湖南矿务总局与广东商人胡贞甫以官商合办的形式创办的。湖南矿务总局成立后，即有“设炉提炼”的想法。主持矿务公司的提调邹代钧一方面委托汪康年利用在上海的关系帮助推销锑矿砂，另一方面请汪康年介绍能够与湖南矿务总局合作炼锑之人。汪康年遂向邹代钧推荐了广东商人胡贞甫。经过一年多的商谈，胡贞甫于1897年与同是广东商人的刘学海、戴芴轩一起到长沙创办大成公司，与湖南矿务局订立合同，官商合炼湘矿。大成公司的生产设备和生产工艺优于湘裕公司。该公司实际使用炼炉8个，每个炉由4个炼壶构成，故有32个炼壶在制炼。每炉使用职工6人，昼夜制炼，分4班，第6小时一交班。其制炼时间，每炉大约需要两小时半，一昼夜装换炼壶9次，每日产额（锑）有5800余斤。从1898年至1905年共炼生锑11693吨。其产品在国外“销场甚广”，“价亦渐增”。
湘裕炼矿公司和大成炼矿公司开启了湖南自炼锑矿的历史，也促进了湖南锑矿开采业乃至整个湖南近代工业的发展；同时，也由于这两个公司都是设厂于长沙南门外灵官渡，从而使长沙的灵官渡成为近代湖南最大的矿产品转运码头。直到民国时期，长沙著名的矿产品冶炼工厂大都集中于灵官渡附近。
陈宝箴的矿务政策对后任的经济决策影响甚深。光绪二十八年（1902）创办了阜湘、沅丰两个矿务公司。1903年巡抚赵尔巽奏准将两矿务公司合并为“湖南全省矿务总公司”，旨在垄断全省的采矿、炼矿之权，抵制外国侵略者攫取矿权的活动。
陈宝箴还与长沙绅士王先谦、张祖同、杨巩、黄自元等商议，创办了和丰火柴公司和宝善成机器公司，陈宝箴倡议创办的这几个企业，实际上是长沙也是湖南最早的近代企业。
陈宝箴还是湖南近代电信业的开拓者。他上任的第一年就与湖广总督张之洞商议，接设湘鄂两省间的电线，湖南一段自长沙省城起，沿湘阴、岳州、临湘一带驿路安设，至湖北蒲圻县境，计程225公里。全线竣工后，在长沙设立电报局，收发官、商电报，是为湘省设立电报局之始。
长沙及湖南近代工矿业的发轫，与外省民族工矿业的产生有很大区别。这就是“长官导之于先，士亦各抒忠义以奉其上，官绅一体，上下一气”，所以“湘省风气之开，较他省犹神且速，为中国一大转机”。确实，“官导于先”，“上下一气”，是湖南维新运动期间工矿业得以蓬勃发展一大关键。
变法失败后，陈宝箴受到“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陈罢官后，回到江西，在南昌西山（今新建县境内）下筑“靖庐”栖身，生活惨淡凄凉。光绪二十六年（1900）卒然去世，终年69岁。其死因《清史稿》不书，其子陈三立《先府君行状》亦讳而不言。但有记载说：“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先严千总公（戴闳炯）率兵从江西巡抚松寿驰往西山靖庐，宣太后密旨，赐陈宝箴自尽。宝箴北面匍伏受诏，即自缢。巡抚令取其喉骨，奏报太后。”至此，这位被光绪帝称为“新政重臣”的改革者，最终也未能逃脱那拉氏的魔掌。
（作者为本馆馆员）